语录 | 《新闻记者》202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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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9期
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西祠胡同创始人刘琥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会消失。我们现在看到的西祠，只是互联网上的具象而已。每个人记忆中都有自己的西祠胡同。……所有人在西祠，都有自己的片段。每个碎片加起来，就是西祠”。一方面，西祠在物理形态上已然消逝，另一方面，它存在于 BBS 世代记忆和媒体记忆当中。对当代网民而言，西祠所代表的 BBS被证明无法在这个日益依赖算法、加速技术迭代和庞大资本驱动的移动互联网时代适者生存，但对曾经通过 BBS 获得新鲜接触的媒介世代而言，他们与互联网的遭遇、互动和改变，是时代列车无法磨灭的生命印记。虽然“过往即异邦”，人们不可避免会以有别于昨日的棱镜来展开记忆想象，但对过往媒介家园的记忆和情感也会影响人们对当下媒介家园的体验。可以说，在技术更新迭代的时间长河中，每个用户、社群、世代和社会都在寻找并建立特有的媒介家园。（陈楚洁 张雨龙）
作为一种随着新冠疫情爆发而流行开来的青年亚文化，“梦核”被欧美“Z 世代”实践者赋予了相当浓重的抵抗色彩。他们将那些已被现代社会抛弃的陈旧事物编织进超现实主义的梦境当中，制造出一个虽如梦似幻却又孤立绝缘的拼贴世界，意在揭示现代性下的身份认同困境和潜藏于欣欣向荣资本主义表象下的危机。而有趣的是，梦核在登陆中国后却发生了显著变化：它褪去了欧美情境下自诞生之日起即携带的抵抗色彩，转而呈现出一系列与本土社会历史情境相联系的特征。可以说，除了与欧美梦核一脉相承的创作手法之外，中式梦核几乎完全基于本土实践者的既往生活经验而定制，因此勾勒一幅由本土实践者、技术与社会文化所共同制造的早期摄影经验、互联网技术、城市化进程、商品经济浪潮、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式家庭教育等在地性因素相交织而形塑出来的独特世代记忆，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管窥中国青年怀旧文化与世代记忆的独特窗口。（黄顺铭 刘欣庭）
代际有多重含义，可能指血缘辈分关系（kinship descent）、演替阶段（例如通讯技术3G、4G时代），或是单纯的出生群体（birth cohort）和年龄分层（age stratification）。在曼海姆对代际的定义中，与人口学的年龄因素和出生时期有关，但其关键在于，由于出生时段相似、年龄相仿，人们在同一历史过程中处在相同的位置（generation as locality），经历相同的社会事件，于是在想法和经验上有某种相似的模式。然而，相同的时间位置仍不足以使他们结成同一世代，只有当一种世代意识（generational consciousness）产生，处于相同历史阶段的人们才会构成一个“实存”的世代（generation as actuality），成为一个“自为的世代”（generation for itself，区别于 generation in itself，即“自在的世代”），乃至形成一种社会改变的能动力量。（陈彦宁）
怀旧是对回到过去的地方和时间的向往。当人们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面临不确定性和身份不连续时，这种情绪尤其强烈。怀旧的产生是个人特征和一系列宏观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影响共同塑造的。因此，怀旧可以帮助人们了解特定社会的政治趋势。它涉及各种社会/个人功能，可以提供积极情绪、提高自尊、加强社会联系、增加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当引入思乡（homesickness）作为连接时间比较和怀旧的概念时，不难发现，思乡与适应新环境的困难以及相关的心理和身体健康问题密切相关，在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一种伴随搬迁而经常发生的现象。思乡情绪关乎个体对当下生活的适应程度，对当下生活适应较差的群体更可能产生思乡的情绪。进而，思乡可以被看作一种“迷你悲伤”（mini-grief），即一种主要由于与家庭和依恋对象分离带来的消极情绪状态，导致人们很难适应新环境。（陈婧之 刘于思）
当下反怀旧心态的兴起与媒介化社会中怀旧内容的膨胀息息相关。反怀旧反映了进步话语中逃离过去的面向，是对线性时间观念的再确认。既然历史不断发展、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就不需要拘泥于过去。反怀旧体现出 Koselleck所说的“经验空间”和“期待视域”的割裂。尤其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旧经验越来越难以指导新实践；或者现实地说，过去对于迈向进步的未来而言越来越微不足道，因此无需怀旧。进步主义的线性时间观使得反怀旧往往带有功利色彩。在这个层面上，反怀旧所反对的是“没有用”或者使人停滞不前的过去。反怀旧虽然指向过去，却表达了对当下的关切和诉求。反怀旧既可能通过批判“别处”的过去来肯定“此地”的发展，也可以借“别处”的进步来反思“此地”的不足。（李岸东）
从明智社会科学的取向出发，讨论数字记忆研究“何以明智”，或许就要将“技艺”和“明智”有机结合起来。就“技艺”而言，它既引导我们探讨技术的功用和影响，重新思考身体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也提示我们关注富有创造性的生产过程，描述、记录、发掘其中的实践智慧。就“明智”而言，它意味着凸显社会文化实践中的权力、价值和伦理，从关键处发问，聚焦人们的所作所为，以此揭示其间的实践逻辑和社会文化后果。二者交汇，通往明亮的公共对话，拥抱价值理性的社会和政治实践（praxis），以及良好生活。（李红涛）
水门事件在美国社会中为新闻业开创出一个新的、更核心的角色。但在推动新闻媒体的崛起方面，越南战争的功劳远大于水门事件。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对水门事件的追踪报道固然是新闻业在美国社会中角色地位日益增长之巅峰，不过使新闻界这一新兴文化力量得以启动的却是越南战争，而非水门事件丑闻。倘若我今天重写《美国记忆中的水门事件》这本书，我会更充分地承认，我想要理解的是文化记忆、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而非水门事件本身。水门事件是一个丰富、突出、有争议且复杂的例子，值得费心劳神去研究，但对文化记忆或过去如何影响现在的研究才是真正重要的。水门事件只是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既易于理解又引人入胜的案例。（迈克尔·舒德森）
节选自最新一期《新闻记者》，阅读原文及引用请参看《新闻记者》2024年第9期对应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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