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敏 , 王敏敏：信息特征和调节定向对大学生创业风险决策的影响
本期精彩回顾
特稿 | 吴冠军：后人类状况与中国教育实践:教育终结抑或终身教育？——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哲学思考
信息特征和调节定向对大学生
创业风险决策的影响
1 张敏 , 2 王敏敏
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 杭州 311121;2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 311402
★ 摘要 ★
大学生创业风险决策过程受到个体心理调节定向和外部信息特征的影响。预防定向的大学生有规避风险的选择倾向，促进定向的大学生有面对风险的选择倾向。模糊表征下，大学生有规避风险的选择倾向；精确表征下，大学生有面对风险的选择倾向。外部信息表征与个体调节定向对风险决策存在交互作用。大学生创业教育要关注个体心理差异性和信息特征差异性，提高创业教育成效。
关键词：创业风险决策；调节定向；精确/模糊信息；交互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5年教育学重大项目"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创新创业教育研究"（VIA150002）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1期
一、问题的提出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创业和企业家精神驱动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观点日趋得到社会认同。越来越多的当代大学生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创业意愿。根据全球创业观察(GEM)中国报告(2016)数据，中国创业活动指数(15.53)高于美国(13.81)、英国(10.66)、德国(5.27)、日本(3.83)等发达国家(王鉴忠，等，2017)。中国有70.29%的受访者认为创业是一个好的职业选择，青年是中国创业活动的主体(清华大学二十国集团创业研究中心，2018)。《2017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数据显示，大学生毕业即创业从2011届的1.6%上升到2017届的3.0%，接近翻了一番(麦可思研究院，2017)。以2017年795万名应届毕业生的总量计算，年创业大学生数量超过20万名。但与此同时，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平均只有5%(麦可思研究院，2017)。大学生创业成功或失败有很多原因，除了政策、资金、经验等因素以外，大学生的创业风险识别和风险决策能力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国外相关研究发现，与既有大企业的内创业者和衍生创业者相比，新生创业者的创业失败率更高(Aidis，Estrin, & Mickiewicz，2008)。因为，新生创业者在制定创业决策时更多的是依赖直观推断和主观感知，往往具有较高的错误决策风险，成功率也较低(Arenius, & Minniti，2005)；高于50%以上的具有良好创业教育背景的新创业者，尤其是男性，往往有高估自己的能力和过分自信的认知偏差，从而忽视了对创业风险的客观认知(Brixy, et al., 2013)。
创业风险决策一般是指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情境时的决策。大学生面对创业/就业抉择和创业项目抉择时，同时存在着损失与收益两方面的意义，面临风险和不确定的情境选择。因此，大学生创业/就业和创业项目的抉择过程就是一个风险决策过程。本研究主要考察尚未创业的大学生面对创业/就业和创业项目的抉择时的决策行为，考察大学生创业风险决策偏好，以期为大学生创业教育提供观点和思路。
Tversky & Kahneman(1981)的研究表明，人们的决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风险任务的外部表征以及决策者的内部表征。外部表征主要包括情境决策中风险任务的外部信息特征，个体内部表征主要包括个人特质、个人背景、创业态度等(张敏，王敏敏，2017)。信息特征(精确性/模糊性)是外部表征的一个重要维度，个体调节定向是内部表征中重要而稳定的个人特质。已有许多研究独立考察了信息特征和个体调节定向对决策行为的影响，但针对大学生创业风险决策的研究不多，考察内外因素交互影响的研究更少。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设置就业/创业、熟悉/陌生两种创业风险决策情境，进一步考察外部信息的精确/模糊表征和个体调节定向对大学生创业风险决策的影响，同时考察精确/模糊信息表征与个体调节定向的交互性作用。
研究的理论构思如图 1所示。
调节定向是个体在实现目标的自我调节过程中表现出的特定方式或倾向，分为促进定向(promotion focus)和预防定向(prevention focus)，其目标追求分别关注收益和损失。促进定向的个体对积极结果更敏感，预防定向的个体对消极结果更敏感。调节定向又可以分为情境性的和特质性的。情境性调节定向是指个体表现出来的暂时倾向，可以通过实验条件诱发。特质性调节定向反映个体在自我调节方面稳定的个性特质，主要受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Molden, & Finkel，2010)。在本研究中，将调节定向作为创业风险决策的主要个体变量，采用调节定向问卷测量并区分被试的特质性调节定向，采用“双任务启动法”启动被试的情境性调节定向，考察不同调节定向的大学生在创业风险决策时的倾向性。
研究假设(假设1)：促进定向的大学生比预防定向的大学生有更高的创业风险选择倾向。即在就业/创业情境中，促进定向的被试比预防定向的被试有更高的面对风险的创业选择倾向；在熟悉/陌生情境中，促进定向的被试比预防定向的被试有更高的面对风险的陌生项目选择倾向。
信息表征是实验材料中对风险事件发生概率水平的描述方式，它可以分为模糊表征和精确表征。有研究发现，人们在面临概率明确的风险事件和概率含糊的风险事件时，大多会选择前者，即非模糊选项(Keren, & Gerritsen，1999)。Kramer和Budescu (2005)、张凤华(2009)等的研究还发现，不同模糊程度下的模糊规避行为总体上存在着一个随模糊程度增加而增多的趋势。本研究有两个创业风险决策情境，通过对决策任务的风险概率水平进行模糊/精确两种不同的描述来操纵信息表征，考察精确/模糊信息表征对大学生创业风险决策的影响。
研究假设(假设2):不同信息表征对被试创业风险决策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模糊信息表征下，被试会规避风险，精确信息表征下，被试会寻求风险; 即就业/创业情境中，相对于精确表征而言，模糊表征下的被试更偏好于选择就业；熟悉/陌生情境中，相对于精确表征而言，模糊表征下的被试更偏好于选择熟悉项目创业。
环境信息与个体因素往往存在交互作用。已有研究发现，不同调节定向的个体对情境中信息框架的反应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收益框架下，促进定向被试对收益更敏感，规避风险意识提高，创业偏好降低；在损失框架下，预防定向被试的风险损失意识更强，就业偏好提高, 促进定向被试的冒险意识增强，创业偏好提高(张敏，王敏敏，2017)。据此，不同调节定向的个体对情境中精确/模糊信息特征的反应也可能存在差异。本研究将个体调节定向与精确/模糊表征的情境决策任务相结合，进一步考察大学生创业风险决策中调节定向与信息特征的交互效应。本研究通过交叉调节定向类型及信息特征建构了四种实验条件：精确表征—促进定向，精确表征—预防定向，模糊表征—预防定向，模糊表征—促进定向。
研究假设(假设3)：在创业风险决策情境中，存在调节定向与信息表征之间的交互效应。在精确表征下，促进定向的被试比预防定向的被试更关注收益和稳定，即在就业/创业情境中，促进定向的被试比预防定向的被试有更高的就业选择; 在熟悉/陌生情境中，促进定向的被试比预防定向的被试有更高的熟悉项目选择。在模糊表征下，促进定向的被试比预防定向的被试有更高的风险选择偏好，预防定向的被试则有更高的风险规避偏好; 即在就业/创业情境中，促进定向的被试比预防定向的被试有更高的创业选择，在熟悉/陌生情境中，促进定向的被试比预防定向的被试有更高的陌生项目选择。
二、研究方法
(一) 被试
通过广告招募方式在某高校招募独立的三组实验被试。所有被试没有创业实践经历，也没有参加过类似实验项目。
第一组被试用于考察调节定向对创业风险决策的影响。通过调节定向问卷筛选，获得有效被试58人，分为促进定向组与预防定向组，每组各29人。其中，男生27人，女生31人，平均年龄为20.24岁(SD=1.10)。所有被试完成一份创业风险决策任务，决策情境分为就业/创业情境和熟悉/陌生项目情境(见表 1)。
第二组被试用于考察精确/模糊信息对创业风险决策的影响。参加实验的被试为大学生40人，男生19人，女生21人，平均年龄为20.63岁(SD=0.98)。被试随机分为2组：精确表征组和模糊表征组，每组各20人。精确表征组的决策任务风险水平采用精确概率描述，模糊表征组的决策信息采用模糊概率描述。实验被试在精确或模糊情境下进行创业风险任务的选择(见表 1)。
第三组被试用于考察信息特征与调节定向的交互对创业风险决策偏好的影响。实验被试为大学生72人。其中，男生32人，女生40人，平均年龄为20.89岁(SD=1.12)。将被试随机分为4组：精确表征-促进定向组，精确表征-预防定向组，模糊表征-预防定向组，模糊表征-促进定向组。每组17-19人，接受2(信息特征：精确、模糊)×2(调节定向：促进定向、预防定向)的被试间实验处理。被试的情境性调节定向采用“双任务启动法”启动，创业风险决策情境采用精确/模糊信息描述(同表 1)。
(二) 研究工具
创业风险决策情境材料。参照段锦云(2008，第143-150页)和张凤华、方侠辉、刘书培(2015)等人关于风险概率水平的研究设计设置了精确/模糊的情境任务，包括两个风险决策情境：A就业/创业抉择和B熟悉/陌生项目抉择。决策任务的精确表征为30%的可能年收益20万，模糊表征为20%—40%的可能年收益20万(见表 2)。
调节定向问卷，采用姚琦等修订的调节定向问卷(姚琦，2008)。共10个题目，包括促进定向(6题)和预防定向(4题)两个维度。问卷采用5点量表评分。该问卷促进定向和预防定向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77和0.73。
双任务启动，包括回忆报告任务和纸笔迷宫任务两个部分。回忆报告任务中，通过描述希望和抱负启动促进定向，描述责任和义务启动预防定向(Higgins, et al., 2001)。促进定向组启动被试，被要求回忆并写出现在及过去自己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希望和愿望；预防定向组启动被试，被要求回忆并写出现在及过去自己所拥有的最重要的职责和义务。纸笔迷宫任务中，依据Friedman & Forster (2001)设计的2幅迷宫图分别启动促进定向和预防定向。启动促进定向，被试需要帮助老鼠走出迷宫吃奶酪；启动预防定向，被试需要帮助老鼠走出迷宫逃离老鹰追捕。
创业风险决策的两类情境(就业/创业；熟悉/陌生)的确定和情境材料是在大学生访谈的基础上设置的，反映了大学生创业风险决策时考虑的影响因素(见表 1表 2)。
(三) 统计处理
采用SPSS19.0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三、结果与分析
(一) 调节定向对大学生创业风险决策偏好的影响
表 3显示，在就业/创业决策情境中，促进定向的被试中有55.17%选择就业，44.83%的被试选择创业；预防定向的被试中，79.31%的被试选择就业，20.69%的被试选择创业。研究显示，就业收益确定时，不同调节定向的被试都偏好于就业决策。进一步对数据进行χ2检验后发现，预防定向被试的就业选择显著高于促进定向被试的就业选择(χ2=4.30，P < 0.05)；促进定向被试的创业选择显著高于预防定向被试的创业选择(χ2=8.73，P < 0.01)，促进定向被试在就业和创业选择中不存在显著差异(χ2=1.00，P>0.05)，预防定向被试的就业选择显著高于其创业选择(χ2=33.64，P < 0.001)。
在熟悉/陌生决策情境中，促进定向的被试中有62.07%选择熟悉项目创业，37.93%的被试选择陌生项目创业；在预防定向中，86.21%的被试选择熟悉项目创业，13.79%的被试选择陌生项目创业。数据显示，通常情况下两种调节定向的被试都偏好于熟悉项目创业。进一步对数据进行χ2检验后发现，预防定向被试和促进定向被试的熟悉项目选择均显著高于陌生项目选择(χ2=51.84，P < 0.001；χ2=5.76，P < 0.05)，预防定向被试的熟悉项目选择显著高于促进定向被试的熟悉项目选择(χ2=3.89，P < 0.05)；促进定向被试的陌生项目选择显著高于预防定向被试的陌生项目选择(χ2=11.08，P < 0.001)。
研究表明，个体的心理调节定向影响大学生的创业风险抉择，预防定向的大学生比促进定向的大学生有更高的规避风险的选择倾向，促进定向的大学生比预防定向的大学生有更高的面对风险的选择倾向。假设1获得支持。
(二) 精确/模糊信息表征对创业风险决策偏好的影响
表 4数据显示，在就业/创业情境中，精确表征下，55%的被试偏好于就业决策，45%的被试选择创业；在模糊表征下，75%的被试选择就业，25%的被试选择创业。研究显示，总体上，两种信息表征下被试都更偏好于就业选择。进一步对数据进行χ2检验后发现，模糊概率下被试的就业选择显著高于创业选择(χ2=25.00，P < 0.001)，精确概率下被试的就业选择和创业选择不存在显著差异显著(χ2=1.00，P>0.05)；精确概率下被试的创业选择显著高于模糊概率下被试的创业选择(χ2=5.71，P < 0.05)，精确概率下被试的就业选择与模糊概率下被试的就业选择不存在显著差异(χ2=3.08，P>0.05)。
在熟悉/陌生决策情境中，精确概率下的被试中有50%选择熟悉项目创业，50%的被试选择陌生项目创业；在模糊表征中，85%的被试选择熟悉项目创业，15%的被试选择陌生项目创业。对数据进行χ2检验后发现，模糊概率下被试的熟悉项目选择显著高于陌生项目选择(χ2=49.00，P < 0.001)，模糊概率下被试的熟悉项目选择显著高于精确概率下被试的熟悉项目选择(χ2=9.07，P < 0.01)；精确概率下被试的陌生项目选择高于模糊概率下被试的陌生项目选择(χ2=18.85，P < 0.001)。
研究表明，信息的表征方式影响大学生的创业风险抉择，模糊表征下，大学生有规避风险的选择倾向，精确表征下，大学生有面对风险的倾向选择。假设2获得支持。
(三) 信息特征与调节定向的交互对创业风险决策的影响
不同交互条件下被试的决策偏好结果(表 5)显示，在精确表征的就业/创业情境下，预防定向被试的创业选择显著高于促进定向的创业选择(χ2=5.00，P < 0.05)，促进定向被试的就业选择显著高于其创业选择(χ2=16.00，P < 0.001)；在精确表征的熟悉/陌生情境下，促进定向被试对熟悉项目的选择显著高于对陌生项目的选择(χ2=9.00，P < 0.01)；在模糊表征的就业/创业情境下，预防定向被试的就业选择显著高于创业选择(χ2=25.00，P < 0.001)，预防定向被试的就业选择显著高于促进定向的就业选择(χ2=5.00，P < 0.05)，促进定向被试的创业选择显著高于预防定向的创业选择(χ2=8.33，P < 0.01)；在模糊表征的熟悉/陌生情境下，预防定向和促进定向被试的熟悉项目选择均显著高于陌生项目(χ2=49.00，P < 0.001；χ2=4.00，P < 0.05)，预防定向被试对熟悉项目的选择显著高于促进定向被试对熟悉项目的选择(χ2=4.31，P < 0.05)，促进定向被试对陌生项目的选择显著高于预防定向被试对陌生项目的选择(χ2=11.36，P < 0.01)。
研究显示，外部信息表征与个体调节定向对风险决策有交互作用。在精确表征条件下，促进定向的被试更多地选择就业和熟悉项目，关注收益、稳定，规避风险，而预防定向被试则更多选择创业和陌生项目，表现出一定风险偏好；在模糊表征条件下，促进定向的被试更多地选择创业和陌生项目，寻求风险，而预防定向的被试则更多地选择就业和熟悉项目，规避风险。假设3获得支持。
四、结论与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创业风险决策具有个体心理差异性和信息特征差异性。预防定向的大学生有规避风险的选择倾向，促进定向的大学生有面对风险的选择倾向。模糊表征下，大学生有规避风险的选择倾向，精确表征下，大学生有面对风险的选择倾向。外部信息表征与个体调节定向对风险决策存在交互作用。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如下提高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建议：
(一) 关注自身心理倾向性，提高自我创业意识分辨力
个体的心理调节定向是创业者稳定的人格特质，影响大学生的创业决策与行为，是创业教育有效性的重要心理基础。大学生创业教育需要引导学生了解自己的心理倾向性，了解个体心理倾向对个体决策行为的影响，了解自身对风险预测和承受的特点。学生要有机会体检创业风险抉择情景，在风险选择过程中了解现实，了解自己，积累经验，提高元创业能力。
(二) 关注创业教育信息特征，提高大学生信息觉察力
基于本研究数据，总体上，无论是精确表征还是模糊表征，被试都倾向于规避风险。相比较而言，模糊表征下大学生规避风险的选择倾向显著高于精确表征下的规避风险倾向，精确表征下的风险偏好显著高于模糊表征下的风险偏好。信息特征影响大学生的创业风险决策。因此，大学生创业教育需要关注传递的创业信息特征，引导大学生觉察精确表征和模糊表征可能产生的决策差异，了解外界信息对自己判断决策的影响，提高决策自知力和调节能力。创业教育教师也应该利用信息特征差异，组织创业教育训练材料，帮助大学生正确识别和评估风险，提高风险意识和创业责任。
(三) 关注大学生个体差异，提高创业教育针对性
研究显示，外部信息表征与个体调节定向对风险决策有交互作用。在精确表征条件下，促进定向的被试更多地选择就业和熟悉项目，关注收益、稳定，规避风险，而预防定向被试则更多选择创业和陌生项目，表现出一定风险偏好；在模糊表征条件下，促进定向的被试更多地选择创业和陌生项目，寻求风险，而预防定向的被试则更多地选择就业和熟悉项目，规避风险。促进定向的个体关注收益，对积极结果更敏感，预防定向的个体关注损失，对消极结果更敏感。在精确表征条件下，收益和损失的概率明确，程度可控时，预防定向被试表现出面对风险的偏好。而模糊表征下，促进定向被试的风险意识会降低，风险偏好会提高。因此，创业教育过程中要关注信息特征与个体心理特征的交互性，了解在同一信息表征下，不同个体会有不同的风险选择偏好；在不同的信息表征情境中，同一个体的风险选择偏好也会发生变化。创业教育需要针对不同学生的个性特点，结合信息特征，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教学活动。
参考文献
段锦云.(2008).基于认知惰性的创业风险决策框架效应双维认知机制研究.杭州: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麦可思研究院.(2017).2017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取自: http://baike.sogou.com/v164959457.htm.
清华大学二十国集团创业研究中心.(2018).全球创业观察(GEM)2016/2017中国报告.取自: http://www.sohu.com/a/219753985_696731.
王鉴忠, 等. (2017). 全球创业观察(GEM)项目研究回顾与展望.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5(5), 71-82. DOI:10.3969/j.issn.1002-3291.2017.05.010
姚琦, 乐国安, 伍承聪, 李燕飞, 陈晨. (2008). 调节定向的测量维度及其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应用心理学, 14(4), 318-323. DOI:10.3969/j.issn.1006-6020.2008.04.005
张凤华, 方侠辉, 刘书培. (2015). 决策框架和调节定向对模糊规避的影响.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3(6), 963-967.
张敏, 王敏敏. (2017). 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抉择:基于调节定向与信息框架效应的视角. 高等教育研究, 38(9), 78-83.
Aidis R., Estrin S., Mickiewicz T. (2008). Institutions and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in Russia: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3(6), 656-672. DOI:10.1016/j.jbusvent.2008.01.005
Arenius P., Clercq D. D. (2005). A Network-based approach on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4(3), 249-265. DOI:10.1007/s11187-005-1988-6
Brixy U., Sternberg R., Stüber H. (2013). Why some nascent entrepreneurs do not seek professional assistance.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2), 157-161. DOI:10.1080/13504851.2012.684783
Friedman R. S., Forster J. (2001). The effects of promotion and prevention cues on creativ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6), 1001-1013. DOI:10.1037/0022-3514.81.6.1001
Higgins E. T., Friedman R. S., Harlow R. E., Idson L. C., Ayduk O. N., Taylor A. (2001). Achievement orientations from subjective histories of success:Promotion prideversus prevention prid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1(1), 3-23.
Keren G., Gerritsen L. E. M. (1999). On the robustness and possible accounts of ambiguity aversion. Acta Psychologica, 103, 149-172. DOI:10.1016/S0001-6918(99)00034-7
Kramer, K. M., &Budescu, D.V. (2005). Exploring ellsberg's paradox in vague-vague cases. In Zwick, R., & Rapoport, A. (eds). Experimental business research, vol. 3. Norwell: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31-154.
Molden D.C., Finkel E.J. (2010). Motivations for promotion and prevention and the role of trust and commitment in interpersonal forgivenes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6(2), 255-268. DOI:10.1016/j.jesp.2009.10.014
Tversky A., Kahneman D. (1981).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2114487, 453-458.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微信矩阵
华东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华东师大学报
自然科学版
华东师大学报
教育科学版
点击「阅读原文」访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