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怡程｜规模扩张对不同类型高校本科生源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

Original 矫怡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4-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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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速递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8期目录

特稿

史秋衡任可欣：我国大学生就业能力内涵及其影响因素探析——基于应用型高校与研究型高校的对比

大学生学情

康敏｜存异或趋同：学科分类视角下大学生学情过程性特征

规模扩张对不同类型高校本科生源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国家大学生学情调查研究数据库（NCSS）的分析

矫怡程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

摘要：生源质量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起点，理解生源质量对于建设一流本科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借助“国家大学生学情调查研究数据库（NCSS）”2011—2020级大一学生的调查数据，考察十年来我国高校本科生源质量的特征，进一步探索规模扩张对不同类型高校生源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结论如下：首先，近十年来规模扩张使得更多学生进入本科院校，因此生源自评的高中成绩位次相对有所下滑，但能力呈波动上升趋势；专业适切性保持高位稳定，学校适切性也呈波动上升趋势；公平性总体较为稳定但多元性不足。其次，应用型高校在规模扩张中承担了更大的责任，与研究型高校相比，面临生源自评高中成绩位次下滑更大、学校和专业适切性不足、生源多元性不足等多重挑战；而研究型高校应当更加关注生源的公平性。建议生源质量研究从比较目的转向认识目的，以帮助高校基于生源质量改善教育教学，实现大学生增值发展；同时建议为应用型高校发展提供一定的政策和资源支持，以覆盖更大范围的本科生，建设更广泛意义上的一流本科教育。

关键词：本科生源质量 ; 普及化 ; 变化趋势 ; 规模扩张效应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8期 #大学生学情栏目

作者简介

矫怡程，教育学博士，青岛大学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成长与发展、高等教育管理。

目录概览

一、问题提出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三、研究设计

四、实证分析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第八期 2023

一、问题提出

从培养过程来看，人才培养质量由生源质量、培养过程质量和毕业生质量共同构成（史秋衡，矫怡程，2014）。其中生源质量具有基础性，这在大学生成长与发展的相关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研究发现，大学生在大学期间的收获与生源特征密切相关：一方面，控制学校层面的影响和学生大学期间的学习经历之后，生源特征仍然对大学生的最终学习收获有显著影响（周廷勇，周作宇，2012）；另一方面，生源特征会通过影响大学生在大学期间的个体学习经历，间接影响最终的学习收获（Kuh et al., 2016）。因此建设一流本科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必须关注生源质量。

生源质量，是指学校或国家层面对于生源需求的满足程度。从学校层面来看，研究者通过对学校内部不同学院或学校间生源质量展开评价，以指导高校在招生中获得“优质”生源为研究目标（郑钰莹，石鸽娅，2016）。本研究探讨的是国家整体层面的生源质量。对这一研究，有两个研究目标：一是理解生源质量是否体现了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根本指向，即是否实现了促进学生健康发展、是否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和维护社会公平的目标；二是以高等教育增值质量观为指导，为高校基于生源特征开展适切性教育，最大程度实现大学生增值发展奠定基础，真正实现高等教育有针对性的、高质量的人才培养。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生源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马丁•特罗指出，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向大众阶段乃至普及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高等教育入学标准的变化（马丁•特罗，2009）。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大学通过考试选拔“优秀”学生；在大众高等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机会应当平等地提供给具有“一定能力”的学生；在普及高等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机会应当开放地提供给愿意接受高等教育的人。20世纪末的新一轮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至今为止经历了两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是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比预期时间提前了8年（阎凤桥，毛丹，2013）；二是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正式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胡建华，2021）。在扩张中，对我国高等教育生源质量的忧虑层出不穷，多元、复杂成为描述生源特征的关键词，有学者对大众化阶段的大学生群体特征进行分析，发现缺乏学习兴趣和学习目标的被动顺应型大学生成为主体（鲍威，2009）；对普及化阶段的大学生学习动机进行分析发现，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使命担当取向都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张华峰等，2021）。已有研究发现规模扩张中的高校生源质量整体不容乐观。

根据以上分析，理解由大众化迈向普及化阶段的我国高校本科生源质量特征就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将尝试利用“国家大学生学情调查研究数据库（NCSS）”的数据，分析当前我国高校本科生源质量的基本特征及变化趋势，探索规模扩张对我国不同类型高校本科生源质量的影响效应。这将有助于深入理解规模扩张中的本科高校生源质量，为不同类型高校针对生源质量特征开展教育教学工作、促进学生增值发展提供依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追求多重价值取向的生源质量

考察已有研究对生源质量的操作化定义，整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将高考成绩作为生源质量的表征。在政策评估研究中，比如研究者分析“985工程”（哈巍，占雯燕，2018）、新高考改革（马莉萍等，2021）、“双一流”政策（王金龙，邬志辉，2021）、高校招生均等化政策（刘瑞明等，2021）等对高校生源质量的影响时，通常采用这种方式。同时，由于我国高考分省划线、分省招生的制度，研究者在使用高考成绩表征生源质量时均需要进行处理。有研究者以高考分数为基础，构建“录取分数线差比例”（王金龙，邬志辉，2021）来衡量生源质量；也有研究者以高考位次为基础，使用平均录取位次（哈巍，占雯燕，2018）来衡量生源质量。在政策研究中使用高考成绩作为生源质量表征具有便利性，同时还考虑到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认为高考成绩能够较好的反映学生整体素质，特别是在中国这种严格和公平的高考环境中（刘瑞明等，2021）；二是认为高考成绩与学生大学期间的学业表现密切相关（Bai, Chi, Qian, 2014）。

然而以高考成绩表征生源质量却难免片面。在我国，高考录取“唯分数论”一直被社会诟病：对我国高考成绩与大学学业表现的相关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关系微弱（丁澍等，2008）；有研究发现当高考成绩大于某一阈值时，大学学业表现不受高考成绩的影响（谢中才，郑惠娟，2009）。事实上，在世界通用高校录取标准中，统一的学业测试成绩往往仅占总权重的25%左右（熊丙奇，2012）。有学者对理工类高校生源质量的研究发现，依据不同标准对生源质量的判断大相径庭：如果以高考录取分数线为标准，生源质量基本稳定或略有下降；如果以学生能力和素质为标准，则生源质量下滑严重（朱红，2017）。由此可见，单纯使用高考成绩作为生源质量的衡量标准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类以学生高考成绩和综合素质表征生源质量。这类研究拓宽了生源质量的内涵，但对于如何界定综合素质尚未达成一致。比如刘莉等人将综合素质划分为基本素养、社会交往、创新能力和领导才能四个维度（刘莉等，2007），朱红认为学生的综合素质应当包括学习主动性、学习兴趣、思维水平、意志力等（朱红，2017）。新高考改革中推广“三位一体”的综合评价招生，也是尝试在高考成绩之外，参考学生高中阶段的学业水平测试和高校组织的综合素质测试（李云星等，2018），对学生进行综合评定。此外，学生素质类数据不易获得也是研究者不得不“忽略”这类数据的重要原因。

需要注意的是，综合考察高考成绩和综合素质的生源质量，与单纯考察学生高考成绩的生源质量，背后均体现的是贤能主义的价值观（朱红，2017），追求的目标是“卓越”。贤能主义的价值观在精英教育阶段无可厚非，但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阶段必须正视适切、公平与多元等价值观的挑战。从适切性来看，以高考成绩和综合素质为表征的生源质量无法体现学生的主观发展意愿，更无从体现其与大学教育定位的一致性程度。研究发现如果将大学生群体按照自身发展意愿与大学教育定位的匹配程度划分为高匹配度型、独立型、被动顺应型和排斥型四种类型的话，高匹配度型仅占28%，而被动顺应型高达47.7%，排斥型达18.5%（鲍威，2009）。高匹配度型学生占比较低将直接影响大学教育影响力的发挥，因此生源质量必须关注到大学生的主观意愿，考量大学生主观意愿与高校教育定位的匹配程度。从公平性来看，以高考成绩和综合素质表征生源质量可能是以一种更隐秘的方式维护了优势阶层的利益，因为优势阶层家庭更有意愿也更有能力为子女教育提供精神和资源支持，从而使其子女获得更高的成绩、体现出更强的能力，甚至是更佳的气质和谈吐（鲍威，2012a）。为此，生源质量必须关注到弱势群体，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平，促进社会流动。从多元性来看，当学生群体的背景差异越大，相应的课堂讨论越灵活生动、越富有启发性和趣味性，最终体现为更高的学生学习效果和高等教育质量（申素平，王俊，2018）。因此生源质量必须关注到学生群体的多元背景。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试图超越贤能主义，基于卓越、适切、公平、多元等多重价值取向考察我国高校本科生源质量的特征和发展变化规律。

（二）规模扩张对不同类型高校本科生源质量的影响效应分析

对我国本科招生增长率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自2000年以来，我国本科高等教育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图1）。第一阶段为2000—2010年，高等教育开启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路径，本科招生平均增长率接近13%。通过连年大规模扩招，高等教育迅速迈入数量意义上的大众化发展阶段。第二阶段为2011—2021年，本科招生规模稳中微扩，平均增长率约为2.3%。高等教育进入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阶段。研究者对2000年以来的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机制进行了理论和经验的多重探究，发现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并不遵循传统的功能主义理论解释，即认为经济发展需求旺盛促成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鲍威，2012b），而体现出教育发展独立于经济发展的特征（阎凤桥，毛丹，2013）。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不同类型高校本科生源质量产生了不同层面的影响效应。从生源质量的卓越性来看，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使得以往无法进入大学的学习者进入高校（张华峰等, 2021），必然会降低生源质量的卓越性：研究者以学生能力和素质为标准衡量近年来理工类高校的生源质量，发现生源质量下滑严重（朱红，2017）。此外，研究发现我国本科高校扩张遵循“低成本扩张”路径（鲍威，2012b）：政府一方面通过控制精英型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增长，保障国家尖端人才和社会精英的供给；另一方面推动办学成本相对较低的院校招生规模增长，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总量。也就是说，承担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责任的主要是一般本科院校，生源质量卓越性的下降主要体现在一般本科院校中。

从生源质量的适切性来看，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同时，高等教育结构也在以分类发展为主线进行相应调整。在政策推动下，高等学校分类发展的定位和思路越来越明晰，本科高校主要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种类型，人才培养目标也分为研究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史秋衡，2020a）。整体来看，这一发展趋势应当对本科高校生源质量的适切性产生正向的影响效应。需要注意的是，三种类型高校发展现状各不相同：其中研究型高校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持续受到专门政策和充足资源的支持，发展状况良好（孙俊华，2017）；应用型高校由于内涵建设时间短、资源投入相对短缺、发展向研究型高校看齐的路径依赖，导致整体表现出“中部塌陷”现象（史秋衡，康敏，2018）；职业技能型本科高校尚属于新生事物，截止到2021年，全国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共32所。因此，可以认为规模扩张过程中研究型高校生源质量的适切性优于应用型高校。

以高等教育扩张过程中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平等为切入点探讨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已形成比较成熟的研究传统。宏观理论视角认为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平等之间的关系遵循最大化维持不平等（MMI）假设以及有效维持不平等（EMI）假设（丁小浩，2006；李春玲，2010）：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的核心观点为，某一层级教育规模扩张并不必然导致教育机会平等，只有当更高阶层的教育需求达到饱和时，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程度才会减小；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则进一步认为，“某一层级教育机会”的概念忽略了教育内部的质量和类型差异，事实上，社会优势阶层无论何时都会保持自身和子女教育机会的优势，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平等的经验性研究表明：始于1998年的高校扩招虽然增加了高等教育机会，但并没有必然产生高等教育机会平等的结果（张行，2019），反而从城乡方面加剧了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吴愈晓，2013）；同时，本科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高于专科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刘精明，2006），本科高等教育中重点高校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高于一般高校（叶晓阳，丁延庆，2015）。需要说明的是，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2010年以前。那么面对201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稳定扩张的新发展特征，高等教育机会的平等程度即本研究所讨论的生源质量的公平性情况究竟如何？已有研究认为，虽然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但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胡建华，2021）：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规模巨大，高等教育机会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机会仍然是稀缺资源。基于此，可以认为2010年以来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并不会带来生源质量公平性的提高，其中优质高等教育生源质量的公平性甚至会下降。

探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于生源质量多元性的影响具有其独特意义。从理念发展来看，多元所强调的背景差异与公平所强调的弱势补偿一脉相承。以美国高等教育为例，早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平等强调补偿，即通过实施差别化的录取政策，以补偿因历史歧视造成的少数族裔能力不足；现阶段则主张高等教育机会关注群体背景多元化，通过多元背景之间的交流产生教育利益（申素平，王俊，2018）。事实上，已有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了背景多元的独特价值（彭谦，刘风丽，黎冠冠，2022）：一方面，生源多样性有助于不同背景的群体互相了解，减少隔膜，这将产生巨大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中存在结构多样性、非正式互动多样性和课堂多样性三种多样性表现。其中，以学生背景多样性为特征的结构多样性是实现非正式互动多样性和课堂多样性的条件。在我国，高校招生政策一直存在明显的“本地偏好”（刘瑞明等，2021），这是由于分摊共建大学、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基础教育发展不平等等多重复杂因素导致的，但也显然不符合学生来源地区的多元性原则（刘海峰，李木洲，2014）。2008年以来，教育部陆续出台了“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省部共建高校跨省招生计划不低于总量的30%、部属高校属地生源计划逐步调整至30%以内等政策安排，在保障高等教育机会区域平等的基础上直接促进了生源质量的多元性。考虑到不同类型高校的宏观调控政策，可以预想规模扩张过程中生源质量的多元性也有所不同：相较而言，部属高校生源质量的多元性要好于地方院校。

（三）研究问题聚焦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2011年以来我国本科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鲜明特征：一方面，本科招生增长率较为稳定，每年不超过5%；另一方面，由于基数较大，较低的增长率也意味着规模的较大增长。这无疑在形塑新时期本科高校生源质量的特征。为此，本研究尝试从国家层面的生源质量出发，分析2011—2020年间我国本科高校的生源质量特征，并进一步探讨规模扩张对本科高校生源质量的影响效应。具体来说，本研究将聚焦以下两个核心问题：

1. 在本科高等教育规模稳定增长的十年间，我国高校本科生源质量在卓越性、适切性、公平性和多元性方面，表现出怎样的变化特征？

2. 结合我国本科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现实要求，高等教育规模稳定扩张对不同类型高校生源质量的影响效应有何不同？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史秋衡教授主持的“国家大学生学情调查研究数据库（NCSS）”。“国家大学生学情调查”自2011年开始，每年对全国高校进行分层整群抽样调查。研究者选择2011—2020级大一新生数据（调查时间为2012年—2021年），构成共计10年的混合截面数据。需要说明的是，在文献分析过程中探讨的不同类型高校，虽有多种说法，但其具体指向与 “双一流”建设政策基本相符，即不同类型高校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双一流”建设高校构成的研究型高校，另一类是由一般本科院校构成的应用型高校。由于本研究使用数据为2011—2020级，因此以2017年“双一流”建设高校作为具体划分标准。考虑到不同类型高校样本的比例与实际相符，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对数据库样本按照年招生规模的0.35%进行二次抽样，同时保持研究型高校样本与应用型高校样本分别占比约15%和85%。最终纳入数据分析的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二）变量选择

如前文所述，本研究尝试从卓越、公平、适切、多元等多重质量观出发，分析我国高校本科生源质量。其中卓越强调“选优”，从成绩和能力两个方面衡量。具体而言，在成绩方面，使用学生自评的高中成绩位次衡量学生成绩。选用该变量主要考虑到以下两点：一是学生自评高中成绩位次一般从高中整体学习情况出发，相比于高考成绩具有稳定性；二是我国分省录取的现实使得高考成绩在各省之间不具有可比性。使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时间管理能力衡量主观层面的学生能力。在能力方面，自主学习能力是指采取主动建构的策略进行学习，从而产生有意义的学习结果（史秋衡，2020b，第87页）；时间管理能力则强调学生制定和实施计划的能力，这种能力被OECD认为是一种重要的核心素养（OECD，2005）。

适切强调学生发展目标与学校、专业定位的一致性。学生能够就读与未来发展相关的专业通常意味着更大的兴趣、更多的创造力和更持久的行为投入（Deci, Ryan,1987），因此使用学生期望的未来工作与大学所学专业的一致性程度衡量学生的专业适切性。学校归属感是指学生把自己看做学校的一员，并对学校表示认同、喜欢和依恋的情感（汪雅霜，王芳，2015），学校归属感的情感体验可以理解为学生与学校的适切程度，因此使用学生的学校归属感衡量学校适切性。公平强调“扶弱”。本研究使用城乡、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性别等指标，衡量生源质量的公平性特征。其中，对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衡量采用家庭收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两因素分析法，使用主成分分析后，将主成分标准化为1-6的方法，从而观察不同类型高校生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特点。多元强调“差异性”，使用本省生源指标表征。具体的变量及指标如表2所示。

（三）分析策略

为了回答近十年来我国本科高校生源质量的特征及变化趋势如何，本研究将对体现生源质量卓越性、适切性、公平性和多元性的相关变量进行分年度描述统计，通过绘制年度变化趋势图分析本科高校生源质量的整体特征和变化趋势。为进一步探讨规模扩张对不同类型高校生源质量的影响情况，本研究尝试构建以不同类型高校为因变量的二元逻辑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该模型能够有效解决因教育规模扩张导致的回归系数不准确问题（李春玲，2010）。本研究的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P_i是指进入研究型高校的概率，X_ki代表生源质量的具体指标，b_k指该指标对进入研究型高校概率的影响程度，C_ci为年份虚拟变量。由于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为混合截面数据，在具体分析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步骤：首先构建总体回归模型，考察生源质量的总体情况，且未考虑年份变化；然后加入年份虚拟变量，进行模型稳健性检验；最后在回归方程中加入生源质量各变量与年份的交互项，分析规模扩张对生源质量各变量的调节效应。

四、实证分析

（一）近十年来我国本科高校生源质量的总体变化趋势

通过对我国本科高校生源质量的卓越性进行分析，存在以下两个主要发现（图2）。一是学生自评的高中成绩位次在2011—2014级和2015—2019级呈现出两段下降趋势线，体现出规模扩张使得更多学生能够获得本科教育。二是学生自评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时间管理能力在2018级及以前均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态势2。由于2019级和2020级学生数据在2020年和2021年获得，因此存在一定的疫情效应，对高校而言，意味着需要做好充分的应对工作。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时间管理能力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自主学习能力均值每年都显著高于时间管理能力（配对样本t检验，显著性均小于0.001），但学生时间管理能力的增长趋势高于自主学习能力。

从城乡、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性别三个方面分析我国本科高校生源质量公平性的变化趋势（图3）。从城乡来源分析，2011—2020年间我国普通高校本科生源中农村学生占比处于优势地位，年度占比约在56%—66%之间。考察学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情况，可以发现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综合指数在1.5—1.6之间，并呈现波动中微弱上升的趋势。以女性占比分析高校生源性别特征及变化趋势，可以发现我国高校本科生源性别比例在波动中保持稳定，并且女性处于优势地位，年度占比约在53%—62%之间。该结果与教育部统计结果一致：2011—2020年教育部教育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本科高校女性比例已经超过男性。同时，考虑到在我国社会总人口当中，男性占比约为51%左右，女性占比约为49%，女性在高等教育机会中的优势地位更加明显。

对生源质量的适切性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图4），学生希望未来工作与大学所学专业一致的比例呈现波动中保持稳定的趋势，整体比例在87%—92%之间；而重新选择所在大学的比例呈现出波动中增长的趋势，整体比例由50%上下浮动增长到60%上下浮动。以非本省生源占比分析高校生源质量的多元性（图4），发现我国高校非本省生源整体呈现波动中保持稳定的发展趋势，占比约为 29%—37%之间。

（二）规模扩张对不同类型高校生源质量的影响效应

为分析规模扩张对不同类型高校生源质量的影响效应，本研究使用2012—2020年的混合截面数据，分别构建总体回归模型（M1）、加入年份虚拟变量的回归模型（M2）、加入各生源质量各变量与年份交互效应的回归模型（表3）。其中M3-M11模型中分别加入了高中成绩与年份交互项、自主学习能力与年份交互项、时间管理能力与年份交互项、专业适切性与年份交互项、学校适切性与年份交互项、性别与年份交互项、城乡与年份交互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年份交互项、本省生源与年份交互项。

模型M1结果显示，在不考虑年份变化的情况下，研究型高校生源自评高中成绩位次比应用型高校高约47.1%，但自主学习能力比应用型高校低2.8%，时间管理能力比应用型高校低19.4%。这表明生源质量卓越性的三个变量结果并不一致，其中研究型高校生源自评高中成绩位次更好，但自主学习能力和时间管理能力应用型高校更好。研究型高校生源的专业适切性比应用型高校高约14.9%，学校适切性比应用型高校高77.3%，表明生源质量适切性的两个变量结果一致，研究型高校均更好。相对于应用型高校，研究型高校的男性比女性概率高26.7%，城市比农村概率高38.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34.1%，表明应用型高校生源质量的公平性相对于研究型高校更好。研究型高校非本省生源比应用型高校高209.6%，表明研究型高校生源质量的多元性更好。

模型M2结果显示，加入年份虚拟变量后，结果仍然稳健。在M2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加入生源质量各变量与年份的交互项后，模型中各变量的效应方向没有变化，优势比有小幅度变化。交互项大于1且显著表明，年份对该变量有正向调节作用；交互项小于1且显著表明，年份对该变量有负向调节作用；最终作用大小为变量本身作用与年份调节作用之和。具体来看，模型M3显示加入交互项后，研究型高校生源自评的高中成绩位次比应用型高校高44.6%，低于M2模型的47.5%；其中2015年对该变量有负向调节作用，总体效应为38.1%；但2019年对高中成绩有正向调节作用，总体效应为56.3%。模型M4显示加入交互项后，研究型高校生源自主学习能力比应用型高校低7.2%，大于M2模型2.6%的差距；其中2020年对自主学习能力有正向调节作用，总体效应变为正，使研究型高校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比应用型高校高18.8%。模型M5显示加入交互作用后，研究型高校生源时间管理能力比应用型高校低24.1%，大于M2模型19.7%的差距；其中经过2013年、2014年、2016年和2020年的正向调节作用后，研究型高校与应用型高校的差距均被减小。该结果表明规模扩张使得研究型高校生源所具有的高中成绩位次优势进一步扩大，而应用型高校生源所具有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时间管理能力优势变小。

对生源质量的适切性（模型M6和M7）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研究型高校生源的专业适切性并没有因为规模扩张而提高，反而在某些年份有所下降；相比较而言，研究型高校生源的学校适切性随着规模扩张而进一步提高。对生源质量的公平性（模型M8、M9和M10）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研究型高校的男性优势随规模扩张而降低；研究型高校的城市优势并没有因为规模扩张而缓解，反而在某些年份（2018年和2020年）有所加剧；研究型高校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优势在2017年以前有缓解趋势，但在2019年和2020年加剧。对生源质量的多元性（模型M11）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研究型高校生源在2020年以前并没有随规模扩张而更加多元。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国家整体层面的生源质量视角出发，基于卓越、公平、适切和多元等多重价值取向考察我国高校本科生源质量的基本特征与变化趋势，并且探讨规模扩张对不同类型高校生源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近十年来由于规模扩张，更多学生能够接受本科教育，使得我国高校本科生源自评高中成绩位次整体呈相对下降趋势，但自主学习能力和时间管理能力均表现出波动中上升趋势。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规模扩张使研究型高校和应用型高校生源质量卓越性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第二，生源的专业适切性保持高位稳定，学校适切性呈现出波动中上升趋势。进一步考察规模扩张的影响效应，可以发现规模扩张进一步加大了研究型高校与应用型高校适切性的差距，同时降低了研究型高校专业适切性的优势。第三，我国高校本科生源的公平性表现较好，其中农村生源、女性学生均已超过总体生源的50%，年度间略有波动，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水平总体保持稳定。需要注意的是，规模扩张对研究型高校的性别公平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在近3年加剧了城乡不平等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不平等。第四，整体来看，我国本科高校非本省生源整体占比较低，不利于生源质量多元性价值的实现。同时，规模扩张在2020年以前并没有进一步提高研究型高校生源的多元性，反而有所降低。

基于以上结论，可以发现过去十年在我国本科招生规模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整体的生源质量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但也需要进一步关注以下方面并加以调整。首先，纵观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变迁，先后经历了资源质量观、结果质量观和增值质量观，其中生源质量的意义和作用也各不相同。资源质量观强调高等教育的资源投入，在这样的质量观下，生源甚至可以直接作为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结果质量观则更加关注学校的人才培养结果，比如学生学习成果评价、毕业生评价等，这样的质量观忽略了生源差异；增值质量观强调大学生在大学期间的成长变化，要求高校基于生源特征开展适切性教育，最大程度实现大学生增值。从增值质量观出发，生源质量应当能够为高等教育开展高质量人才培养奠定基础。基于此，生源质量研究的关注点应当从比较目的转向认识目的，将改善高校教育教学、为学生提供适切性教育以及实现学生增值最大化作为目标。

其次，从多重价值取向出发考察规模扩张对不同类型本科高校生源质量的影响，可以发现影响效应各不相同，因此不同类型高校对于生源质量的关注点也应当有所不同。整体来看，研究型高校应当更加关注生源质量的公平性，特别是近年来生源的城乡来源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呈现不平等趋势加剧的征兆，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平发展产生挑战。在我国高校招生工作中，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一直被重点强调，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该项工作依旧紧迫。应用型高校生源质量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承担了更大的责任，体现在，与研究型高校相比，生源自评高中成绩位次下滑更大、学校和专业适切性不足、生源多元性不足等多方面，这为应用型高校实现生源增值发展、培养高质量人才带来巨大挑战。考虑到应用型高校面临资源投入不足、转型发展内涵建设不足等多重发展困境，未来政策和资源也应当有所倾斜，使应用型高校在承担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责任的同时获得相应支持。此外，基于多元背景互相交流带来更高教育收益的假设，未来应用型高校可以探索省域之间“名额互换”的做法，提高生源质量的多元性以产生更高的教育质量。

（矫怡程工作邮箱：jyc@qd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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