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的“防御性联盟形成时间悖论”

在大国无战争时代，武力扩张领土和霸权战争已经不再是大国权力竞争的可选战略，大国政治的互动逻辑已经完全不同于此前的时代。

由“先动优势”这一概念出发，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并解释大国行为模式在1945年前后的一个显著的不一致，并由此推导出一个有趣而重要的“防御性联盟形成时间悖论”，加深我们对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互动的理解。

一方面，1945年以前的国际体系战争频发，面对崛起国的领土扩张，即使是体系内的大国（如1940年的法国）也有国家覆灭的生存之虞。按照现实主义的均势逻辑，这个时代中的防御性联盟应当生成得更早更快才对。可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从客观的历史经验来看，在战争频发时代，防御性联盟的形成几乎总是滞后于崛起国的军事扩张。无论是拿破仑法国的扩张，还是希特勒德国的扩张，甚至中国战国时代秦国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要等到这些崛起国已经直接入侵到其他主要国家自身的领土之后，真正有意义的防御性联盟才会生成。

而另一方面，1945年以后国际体系进入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相互间的军事征服已经不复可能，在没有其他大国提出领土扩张要求的情况下，基于1945年以前的历史经验，这一时期的防御性联盟应当比此前出现得更迟缓而不是更积极才对。然而奇怪的是，1945年以后，无论是冷战时期东西两大联盟阵营的建立，还是冷战后美国对其联盟的巩固和扩大，都是在没有出现其他大国大规模军事入侵己方的情况下发生的。

结合上述两个方面，就出现了本书第1章就已涉及到的一个困惑：为什么1945年以前大国有生存威胁，防御性联盟的形成却总是滞后于威胁的产生；而1945年以后不再有领土扩张和大国间的军事征服，防御性联盟的形成却反而超前于威胁的出现？

明确防御性联盟在1945年前后的异同，是化解这个“防御性联盟形成时间”困惑的前提。联盟，尤其是非进攻意图的联盟，普遍存在于1945年以前和以后的国际体系，并且其外在形式也都是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制度以聚集更多的实力并相互合作。但在不同的时代，联盟的形成机制和功能完全不同。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如前所述，防御性联盟形成的根本机制是利益交换逻辑，大国建立联盟的首要目的是防止竞争对手拥有更多的追随者同时为自己争取尽可能多的追随者。这种竞争机制存在的巨大的“先动优势”，是促使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积极甚至超前建立防御性联盟的根本原因。而利益交换逻辑之所以会在这个时代突显出来，是因为核威慑和主权规范剥夺了大国相互兼并和征伐的可行性，大国因此才不得不转而通过利益交换这种相对更为和平的方式获取权力。这意味着，恰恰是因为大国之间不再有残酷的杀伐和征服，才反倒为防御性联盟的超前形成创造了条件。换言之，这个不再有霸权战争的时代，自身反而蕴蓄着促使大国积极建立防御性联盟的内在激励机制。

而在1945年以前的战争频发时代，普遍认为防御性联盟形成的根本机制是均势逻辑，即为了抵御崛起国的扩张，包括霸权国在内的现状国家联合在一起组成联盟。在均势理论家看来，防御性联盟是国家外部制衡（external balancing）的主要实现方式，建立防御性联盟的首要目的在于维护本国的生存安全。生存安全威胁越大，现状国家建立防御性联盟的动力就越大，防御性联盟就越容易迅速生成。反之，防御性联盟则不易形成。大国出于维护自身安全的目的，其组建防御性联盟的速度和积极性至少不应当低于——甚至还应当高于——大国无战争时代的大国，可为什么战争频发时代的防御性联盟事实上总是滞后于崛起国的扩张呢？

罗伯特·鲍威尔（RobertPowell）曾从博弈论的视角研究了领土扩张阴影下的大国战略互动，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战争频发时代防御性联盟形成滞后的原因。在有崛起国扩张领土的情况下，包括霸权国在内的现状国家总体来说有两种应对战略，一种是制衡，其中就包括了建立防御性联盟这种外部制衡手段，另一种则是让步和绥靖，即通过主动让渡一定的利益（包括一些小国的领土）以抑制或延缓崛起国的扩张。鲍威尔指出，导致制衡不及时的核心原因在于霸权国和崛起国在崛起国利益目标和战略选择上的信息不对称。

对于霸权国而言，如果选择让步和绥靖，其好处是可以避免立即与崛起国发生战争；而且如果崛起国与其开战的意图不那么坚决，那么让步和绥靖在很大程度上就足以维持自身的安全。但由于不确定崛起国的意图，这种战略也存在风险：首先，如果崛起国武力扩张的意图非常坚决，那么霸权国的利益让步就很可能不足以抑制其扩张。其次，如果让步太多，那么霸权国剩余的战略资源就会很少，特别是在霸权战争的阴影下，霸权国必须考虑到未来的战争前景。现在让步的越多，未来与崛起国的战争就越有可能失败。

考虑到战争频发时代大国存在生存危险，因此如果崛起国决心武力扩张并不惜与霸权国开战，那么霸权国将无法通过主动让利阻止崛起国的扩张，它和崛起国的利益从根本上无法调和。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霸权国无疑应当选择制衡战略，包括建立防御性联盟，并且越早越好。这也正是均势理论的核心逻辑。但选择结盟和制衡同样存在风险：首先，有可能立即与崛起国发生战争。其次，如果崛起国武力扩张的意愿并不坚决，或者它其实无意武力入侵霸权国，那么霸权国的积极制衡举动就会很有可能刺激崛起国，从而形成典型的“安全困境”并诱发和激化冲突。

这意味着，当面对崛起国的权力扩张和竞争时，霸权国在制衡和让步两种应对战略之间存在着权衡和取舍（trade-off）。这种权衡会在特定的决策时点上干扰霸权国积极制衡崛起国的决心，从而妨碍防御性联盟的及时生成。再加之崛起国会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采取各种手段和计策，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和军事实力，尽可能地使霸权国相信其不会选择武力扩张，或者威胁对霸权国的制衡行为实施惩罚。这些会使得霸权国在制衡战略的选择上更加犹豫和不坚定，从而进一步延缓防御性联盟形成的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导致防御性联盟形成时间滞后的表面原因如鲍威尔所说是信息不对称，主要是霸权国难以确知崛起国的利益目标和战略偏好，但其实更为根本的原因是战争阴影的存在。因为在战争频发时代，战争是大国间解决利益冲突、扩大自身权力的一种可选战略，所以崛起国总是存在着选择这种战略的可能性。而由于大国间战争后果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霸权国以及其他现状国家在决策时必须考虑与崛起国（过早）发生战争、或者因误判而与其发生不必要的战争的后果和代价。对战争后果的担忧迫使霸权国不得不时时在让步和制衡之间做出权衡，从而妨碍了防御性联盟的及时形成。换言之，这个非常不安全以至于大国不得不制衡威胁以维持生存的时代，其自身却同时蕴蓄着妨碍大国及时实施制衡的内在因素。

如果我们将上述对战争频发时代防御性联盟形成时间滞后的解释和大国无战争时代防御性联盟形成时间超前的解释结合在一起，就会得到一个非常有趣而又重要的悖论（paradox）：在战争频发时代，崛起国对权力的追逐有可能威胁到其他大国的生存，可是防御性联盟的出现却总是迟缓和滞后；而到了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战争已经不复存在，防御性联盟的出现却反而积极和超前。这个“防御性联盟形成时间”悖论看似荒谬，实则却有着自洽的内在逻辑。

发现并探究这个“防御性联盟形成时间”悖论的意义在于，它逼迫着我们不得不正视大国间政治在1945年以后所发生的性质上的变化，同时逼迫着我们不得不使用与此前的国际关系理论迥然不同的逻辑和视角来观察和理解大国无战争时代的大国间政治。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非演化主义范式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在时间上的普适性。“防御性联盟形成时间”悖论则清晰而尖锐地揭示出，如果否认国际体系的变化乃至进化，继续坚持用以均势理论为核心的既有国际安全研究理论来阐释1945年以后的国际政治，那么这一时期的大国政治互动就不仅是“反常”的，而且是荒谬而无法理解的。相反，如果依据本书所提出的大国无战争时代的大国权力竞争理论，那么这个现象就非但并不反常和荒谬，反而是理所应当的。在大国无战争时代，武力扩张领土和霸权战争已经不再是大国权力竞争的可选战略，大国政治的互动逻辑已经完全不同于此前的时代。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理解这个“防御性联盟形成时间”悖论，进而理解大国无战争时代的国际政治。

Paul W. Schroeder, “Historical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 pp. 108-148.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the Balance of pow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pp. 1-4. John J. Mearsheimer, The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2001), Chap. 8.

如果说冷战初期美苏两国积极建立联盟还有可能是受到对刚刚结束的世界大战的恐惧的影响，那么冷战的和平结束和美国单极霸权的确立则毫无疑问地突显出冷战后美国巩固和扩大其防御性联盟在时间上的超前性。

Kenneth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Politics (Reading,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p. 118.

RobertPowell, In the Shadow of Power: Statesand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99). Robert Powell, “War as a Commitment Probl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0, No.1, 2006, pp. 169–203.

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Press, 1999), pp. 45-49. Richard Rosecrance andChin-Cheng Lo, “Balancing, Stability, and War: The Mysterious Case of theNapoleonic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0, No. 4, 1996, pp. 479-500.

当前在媒体和社会科学界，“悖论”一词有日益滥用的趋势。在很多情况下，学者和媒体所谓的“悖论”实际指涉的不过是某种困惑或反常的现象，抑或是某种（他们认为）似非而是的论断。而实际上，最初源于数学和逻辑学的“悖论”一词，有着严格的形式定义。在形式逻辑上，悖论是指这样一种理论体系或命题，其前提和推导似乎是合理的，但该理论却能内部自洽地同时推导出一个命题及其否定命题，即从一个命题出发，可以推导出它的否定命题；反之亦可。参见杜瑞芝主编：《数学史辞典》，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346页。“防御性联盟形成时间”悖论就是一个符合上述形式定义的悖论：首先，战争频发时代存在全面战争和国家覆灭的危险，因此这个时代防御性联盟的滞后是不合理的；但同时，正是由于存在全面战争和国家覆灭的危险，因此该时代防御性联盟的滞后是合理的。其次，大国无战争时代不再有霸权战争，因此这个时代大国积极建立防御性联盟是不必要的；但同时，正是由于不再有霸权战争，因此该时代大国积极建立防御性联盟是十分必要的。

参见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66;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7;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2. 有关社会科学中演化主义范式和非演化主义范式的讨论，参见Shiping Tang, “Foundational Paradigms of Social Sciences,” Philosophy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41, No.2, 2011, pp. 211-249.

（摘自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的大国权力竞争：行为原理与互动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五章“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权力竞争的具体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