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斌欢 | 三和大神与劳动者的世代变迁：大神研究的心路历程

原文信息：黄斌欢，2021，《从何而来的“大神”：日结体制与悬浮社会》，《社会发展研究》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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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斌欢

三和大神与劳动者的世代变迁：

大神研究的心路历程

黄斌欢

一、研究缘起

“三和大神”现象是近几年社会大众热议的一个话题。随着“躺平”“内卷”等话题的出现，“大神”现象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从一个牵涉小群体的“小现象”演变成重要的社会潮流。在关注劳动问题的学者看来，“大神”现象不仅仅是部分青年群体的一种特殊形态，更折射了当前劳动领域的重要研究转向。

已有关于三和大神的研究，已经很好地为我们呈现了三和大神的特点和外在形象，并从青年亚文化、社区氛围如何推动其产生等角度进行了饶富趣味的解释。作为劳动研究学者，我们希望将其纳入到劳工研究的脉络中，从更为基础的角度去理解三和大神产生的原因。具体而言，从劳工养成、劳动体制的内在变迁的逻辑出发，解释三和大神作为个体现象和作为体制现象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文章在解释过程中也侧重于从这两个角度去观察。

“劳动体制”理论在沈原老师的倡导下，在中国劳动研究中获得了长足发展。在这篇文章中，我侧重从劳动者的社会形态生成过程去进行理解。这一论域一方面接续劳动过程等西方劳动理论，另一方面亦是我们漫长的围绕中国劳动者的学术观察和田野实践中，逐渐浮现出来的一个新的论题。而如何去解释这一过程，也就成为当下劳动学者的任务。对这个转变过程的解释，可以生发出围绕中国劳动者新的讨论切入点。

我对农民工社会形态的关注始于2006年，那个时候我在广东中山格兰仕做田野调查。调查工作地点包括了作为世界工厂典型的格兰仕和附近工业地带的小乡镇企业，例如一些窗帘厂、模具厂等等。从工厂形态上看，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体系，格兰仕工厂采用严格的流水线作业，工厂规模庞大、人数众多、劳动管理严格，通过长时间加班获得相对高收入。而类似窗帘厂和模具厂采用的是灵活的弹性工作制，工厂规模小、人数少、工作氛围相对宽松、自由，工资收入随季节变化起伏较大，工人居住在附近的城中村中，社会交往相对比较丰富。经过一段时间田野，我发现这两家不同形态的工厂中使用的可能是同一批工人，不少人在两家工厂之间反复变换工作，我将之称为“跳跃式换工”，由此提出了一个工人在经济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进行转变的理解框架。今天看来，这批工人正处于转型的过程中，开始产生相对独立的社会需要的意识，这与老一代农民工依托工作本身进行社会操演的形态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我在博士论文中集中关注了第一代农民工的劳动过程与社会团结方式之间的关系，他们在漫长艰苦的劳作中努力“做家”，维持自己的社会团结，艰苦劳作即是他们社会责任的日常操演，劳动本身即是社会关系的实践。这种维持社会团结的过程，当然也与他们的劳动过程有着一定的相关性，尤其是在非正式产业中的劳务经验，对他们维持社会团结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作用。但是在2010年前后陆续浮现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二代工人，与前述这两批工人相比都不一样。这一代工人在2020年代受到社会关注，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三和大神以及他们普遍“躺平”的形象。

二、问题意识

文章是以田野调查开始的，但是却以对农民工生产体制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的理论思考作为最终的落脚点。田野的观察很快就令我们发现了三和大神所具有的典型突出特征，也就是他们不稳定的极致化，以及对长远的稳定社会形态的放弃。按照劳动体制的分析框架，就是其劳动力再生产的维持和更替的突出特点：在劳动力维持层面，降到最低程度；而在劳动力更替的层面，倾向于系统放弃。对于劳动过程、市场竞争以及国家干预的分析也同样支撑了这种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与已有的关于劳动者不稳定劳动的理解不太一样，已有不稳定和零工经济研究关注的是不稳定的劳动形态，此时劳动者背后有相对稳定的社会体系；而大神则是以不稳定的社会体系作为首要前提，不稳定的劳动对他们而言，并非被迫的选择，而是他们主动和趋之若鹜的追求。

本文用“悬浮社会”概念去概括他们的不稳定社会的特征。从客体上而言，这种不稳定社会成因根植于其童年时期留守经历下的养成过程。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对他们的家庭进行反复冲刷，改变了他们的家庭观念和家庭价值观，改变了他们关于农村、关于家庭、关于社会生活和人生价值的社会认知，最终塑造出了一代劳动者的内在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伴随他们进入就业岗位，由此带入工作、生活中，从而具有了深远的影响。此即从劳动者主体的角度所呈现的“大神从何而来”的解释。

而从系统的角度来看，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下的诸多劳动体制类型，虽然内部各有特点，但所从属的农民工生产体制这一劳动组织方式及其普遍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共同损害了劳动者社会形态，对劳动者的社会完整性具有负面作用。农民工生产体制和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运行了40年，最终塑造了日结体制这样的一个制度产物。换言之，日结体制是世界工厂下的劳动力体制的制度结果。

三和大神的劳动形态，深刻地折射出两代农民工不同的社会主体及其塑造过程。可以看到，同样的劳动体制，在两代不同的工人身上的效应截然不同。第一代工人作为世界工厂的劳动者，在世界范围内都极富竞争力，帮助中国制造登上世界工厂工业的顶峰；而第二代农民工则普遍厌恶劳动、远离工厂、厌倦流水线工作。两代工人之所以有如此区别，背后就是因为不同的社会主体性。第一代劳动者主体性扎根于传统中国劳动者的塑造肌理，其劳动价值观从属于传统中国百姓的社会价值观，维持家族绵续、光宗耀祖是他们的人生价值和劳动价值的动力源，只要能够获得相对于农村老家更高的收入、完成其人生关键任务，即便劳动条件恶劣、与家庭成员分散也在所不辞。第一代劳动者主体性扎根于其具体的社会生长情境，即他们在60、70年代在农村时期的生活体验，此即他们的社会养成过程。这一主体性及其对劳动和就业岗位的期许，与改革开放以来全球资本对中国工业地带的需要及期待不谋而合，为世界工厂连绵不断持续输送了大量温顺驯服、踏实肯干、劳动条件与劳动待遇要求相对不高的劳动力。而第二代劳动者的主体性是经由农民工体制下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而产生的，劳动者在童年时期经历留守和流动，乡村认同、家庭价值观遭到冲刷，逐渐瓦解、背离乡村；进入城市务工以后，社会生活又未能正常开展。留守和流动的过程都令其社会生态瓦解，农民工生产体制的社会抽离术令其无以为家。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劳动者滑入“三和大神”的深渊，也就不令人惊讶了。

三、劳动者的世代变迁与未来挑战

三和大神的研究过程令人感受压抑，其中不断浮现出来的田野现象，更令人触动与悲伤。田野调查、论文写作过程中，研究者不止一次接触到了这样的父母，他们的孩子流浪在珠三角的工业地带，跟家人保持着若有若无的关系，随着他们年纪增长，父母力衰，父母心头所牵挂的成家结婚生子等人生任务一再延拓，迟迟未竟，不少家庭因此生罅隙。当年他们为了挣钱维持家庭开支，供孩子上学或者是为修建家庭住房、子女结婚等重要任务，舍弃家庭外出打工，而今却在年老之后，吞下无法完成人生重要任务、无颜面对祖宗的苦果。而他们的孩子长时期在外飘零，不仅没有完成家庭绵续的任务，更断绝了与家庭之间的有机联系。与人口性别失衡等因素叠加，新一代劳动者的成年转型困境正成为这一代人心头之痛。对他们而言，这是孩子不争气、不孝、能力不强、性格缺陷等个体的原因使然，但社会学家应当明白，其背后有着系统性的因素。

表面上看，大神们无法成家、不与家人联系，所涉及的似乎仅仅是其个体的生活质量降低问题，但其实涉及到了中国社会体系延续的深层次问题。我们以前将之称为农村社会的断裂，近期，也有部分学者也将之总结为沉向城乡之间的两不靠地带。这种状况应当放入到中国工人和工业化过程的历史转型的视域加以理解，这就与当年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工业化过程中的“人的转变”的问题紧密挂钩了。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人的转变的问题，一直以来，没有成为劳动研究学者的重要问题意识，虽然已有学者使用了“市民化”等概念框架加以理解，但依然需要从劳动者的主位角度去考虑问题，考虑劳动者如何在原有社会形态的根基上向市民的社会形态启动及转化，考究劳动者的社会形态的具体面貌及其遭遇。我们不能直接预设伴随第二代农民工离乡之后必然走向市民化，毕竟劳动者的主体性不是一张白纸、可以直接描摹。所以我们需要锻造更加具有中国本土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概念体系以及思考的视角。

实际上，这种视角并不仅仅是学者为了更精巧和完整地搭建自己的理论框架使然，也是这一代劳动研究者回应时代命题的根本。研究大神现象的过程中，我经常觉得忧心忡忡，因为这一代劳动者的劳动表现已经昭然若揭，而现实中诸如人工智能、机器换人等议题的讨论似乎降低了这一现象的严重性，“内卷”“躺平”等自媒体的戏谑调侃更是遮蔽了这一问题的严肃性。一个本很严肃的议题，在大家的戏谑的话语中，完成了话语转换，也失去了其政治性意涵。这种做法对劳动研究学者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分明已看到了第二代劳动者所面临的糟糕处境及其深远影响，如果不在此基础上对社会提出警告，并指出未来转型的路径，这意味着我们这一代劳动者劳动研究学者辜负时代之托。所以我们需要将理解问题的方式与解决问题的呼吁结合起来加以思考。集合学界劳动研究的总体成果，我们已发现，第一代劳动者作为世界工厂担当者，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如此突出的生产力的内在秘籍，也已发现第二代劳动者普遍糟糕的情况及其系统性的根源，那么应当去做的是着眼于第三代劳动者的改变。应当在新的理解劳动的框架下，改组农民工生产体制，基于新的产业体系和劳动力安排，塑造新的劳动体制以培养新劳动者。如何面对这个时代重任，如何在这个时代之下，去开创新的空间，我们目前正在努力，期望与学界同行与社会各界共同砥砺前行。

原文提要：本文聚焦“大神”所身处的劳动体制及劳动者的社会形态，并将之放在“世界工厂”劳动体制的序列中。“大神”的劳动体制可归结为“日结体制”，年轻的劳动者无法顺利组建家庭和完成成年转型，从而无法保全其正常的社会形态。日结体制的突出特征在于劳动者“悬浮”的社会形态，其形成与劳动者社会经历密切关联，包括劳工家庭组织瓦解、农村社区空心化、城市工作不稳定及社区生活漂泊离散等，展现了劳动者社会再生产的代际效应。日结劳动体制与中国“世界工厂”场景之下的其他劳动体制都有明显不同，是“世界工厂”所导致的劳动力不稳定状况极致化的体现。

关键词：日结体制  悬浮社会  劳动体制 社会形态  代际变迁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

👇对本章感兴趣的读者可阅读《社会发展研究》2021年第4期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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