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丨如何知道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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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川大本科毕业回部队以后，我一直怀念大学的氛围——不是享乐玩耍，而是探索未知，意识到自己很喜欢那种不断学习的感觉，一年后我就决定考研，1983年考上了南开大学，次年入学，从此踏上了从事社会学的生涯。
我选择的是南开大学社会学，进入了当时费孝通先生为恢复社会学开办的社会学班，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社会学“黄埔军校”的那个班。我是第三届进去的，之前的两届都是从各地大学挑选的，我们第三届开始了考研制，结束了选拔制。但研究生班建立了，老师却没有。因为国内社会学取消了多年，国内基本就没有现成的老师，但是南开很负责，从世界各地请老师来授课，美国请了布劳、林南，日本请了富永健一，中国台湾和香港分别请了蔡文辉和李沛良，有时费老还亲自过来讲座。
我在南开接触的东西很多元，学习收获很大。这三届班上的很多同学，多进入到各地大学的社会学系，成为社会学恢复与重建后的第一批青年学者。当时的工作机会不像现在这样紧张，有在各种大学工作的机会，郑杭生先生当时在人大成立了社会学所，正准备建设社会学系，他求贤若渴，已经邀请了李强、李路路、林克雷，正好在南开的时候我们参加过郑先生组织的会议，所以他注意到了我们。最终我和景跃进就都进入人大工作。
在人大任教不到三年，1989年秋我申请到香港中文大学读博，1990年通过考试，收到了录取通知，1991年春天动身前去香港。那个时候香港的大陆学生很少，相互交流很多。当时汪丁丁在港大，杨小凯也在香港讲学，这几个年轻老师一有什么活动，大陆学生就会聚到一块，讨论各种公共问题。在他们的读书会上，我接触到了不少前所未闻的制度经济学文献，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
今天回头再看，虽然当时不很清晰，但我必须承认，本科阶段是思维方式和逻辑训练，研究生阶段是分析方法，博士阶段是通过探讨理论问题来滋养敏锐性和判断力，这些训练为我的研究起步奠定了基础。
做研究除了学习，另一个不可或缺的东西是对公共事务的关切。关切是兴趣和持久动力的来源，专业方向的选择和个人的关切有关系。在香港读博的时候，我选择了政治社会学作为研究方向。这里面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时代背景，当时苏东剧变，我认识到政治有关整体的控制权体制，影响到所有人的生活，所以公共事务比吃穿住行更重要，你可以吃穿不那么好，也可以忍受一个比较差的房子，但如果所处的环境有问题，其影响将是基础性的。第二个因素和我的导师刘兆佳有关，当时港中文只有三个社会学教授——金耀基、李沛良、刘兆佳。金耀基做文化，视角人文；李沛良做方法，专长统计；刘兆佳做政治社会学，分析社会组织结构。他们三位都是大拿，但我自己不善数字，国学基础也不好，所以选定政治社会学做资格考试的专题方向。我去找刘兆佳谈的时候，他问我考虑清楚了没有，说这个方向较少有女性，因为形象上非常硬，有很多尖锐学者在这个领域里，挑战性很大，需要宏观视野，但这正合我意。几十年过去了，我的研究兴趣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在香港读博期间对我影响较大的，第一个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能随意乱说，而是需要论证，采用简洁清晰的论述风格。刘兆佳教授口音很重，普通话不太好，人们经常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是他写的东西非常简洁清晰，逻辑性强，没有花里胡哨，人们对他的著作《香港的政治与社会》评价很高。
应该说能吸引我的书，都具备这样的特点：在结构和逻辑上要清晰，不讲废话，没有无意义的高谈阔论，而是把关键的东西抓出来，直指问题的核心，把问题和论据明确呈现，不要华丽装饰和遮遮掩掩；要用可见的事实作为资料，而不是用别人的意见或观点来支持观点，要把事实和观点区分开来，不能用一个观点来论证另一个观点；研究目的应该在追求解释，力求解释一种行为或现象的原因。我基本上把这样的研究作为学术上的榜样，尽量往这个方向去靠近。
199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与高锟（左二）、郑杭生（左三）、李沛良（左四）合影
第二个影响是国际视野。不是仅仅站在自己的房子里议论长短，而是经常跑到房子之外，这样才能知晓这些“长短”的位置，防止认知的局限形成障碍。从文化的同源角度说，大陆和台湾、香港更近，但为什么我们大陆这一代学者，没有受到多少台湾、香港学问的影响，而是更多受到域外学问的影响？这个问题并非偶然。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南开社会学班，当时授课的老师来自世界各地，讲的东西很多元，很国际化，这是外因；第二个是内因，我们当时正处于探索新知识的时期，不太关注自己熟悉的东西，而是想去寻找新的东西。所以当时港台争论社会学本土化，我们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反而对国际化的东西更感兴趣。比如论述社会组织，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不是自家的学说，而是富永健一、亨廷顿、魏昂德，布坎南这些人的理论，所以我受到结构-组织-制度分析的影响也比较深。
从香港毕业回来，我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之后除了几次外出访学，工作状态无大变动。我享受这个职业，感觉自己很适合，应该说，青年时期的思想历程为我造就了这种适合性。
不少学生都问过我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做学术？实际上，就我自己而言，我的生活除了运动和旅行，其他时间里都是在阅读、教书、调研或者从事学术交流和评估：运动能够保持思考和敏锐；调研能够了解实际，让自己面对问题的挑战；旅行能够学习不同的东西，克服不同的困难，处理不同的问题；教书能够和青年人保持思想交流。所以我的学术和生活之间没有界限，学术本身就成了我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从事学术最关键的，还是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加上自主性。如果你只关心个人的发展和生活改善，这也正常，可以理解，但不适合从事学术，因为你不会乐在其中；如果你习惯跟从外在的要求和安排做事，比如现在有项目要做，这可以到处跑，还有钱花，于是你做项目，也不适合做学术，因为你不会有动力发现问题，主动提出问题；如果你喜欢社交，没有人说话就难受，感到无事可做、孤单，更不适合做学术，因为保持阅读并独立思考需要安静。如果你向往一种相对来说可以自主安排的生活，一种需要创造力，而不是每天重复昨天的活动，那大学确实是很好的去处。当然我不是说大学里的人绝无世俗功利，但是相对别的领域来说，大学生活的吸引人之处，确实是更加精神性的。所以，做学术能收获别的职业收获不到的东西，这就看你内心真正的乐趣在什么地方了，是否内心真正感到愉悦可以是个自我测量标准，因为人是骗不了自己的。
来源：学海编舟记（ID：sociologicaljianghu）选自周晓虹主编《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心路历程（1979—2019）》，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849—853页，有改动。
作者：张静，1957年生于黑龙江哈尔滨，1977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1984年考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1991年考入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并先后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86年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95年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96年晋升副教授，2001年晋升教授，并先后任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社会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先后担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法国国家科学院、弗里德曼研究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长期从事政治社会学研究，代表作有《法团主义》《利益组织化单位》《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社会治理：理念、组织与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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