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光辉：中国共产党诞辰记忆与纪念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记忆与社会意识研究中心， 湖南 长沙 410081)摘 要：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不断有当事人对之进行回忆和描述，1941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布文件明确规定七月一日为党诞辰的纪念日，“一大”的召开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的标志。“七一”建党纪念日逐渐成为象征符号且颇具权威，具有定分止争的作用，使中国共产党诞辰记忆有了更为牢实的纪念载体。改革开放后中共党史研究者最终确定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为1921年7月23日，准确还原记忆，给“七一”建党纪念活动提供准确历史事实的支持。记忆与纪念之间虽有联系也有区别，记忆以求真为目标，纪念针对对象事物强调价值阐发。“七一”纪念的对象依旧是中国共产党诞辰，不因“误差”而失去历史意义，百年来的“七一”建党纪念传承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记忆，并在当下为实现新的历史使命提供精神滋养。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作为一个经历风雨、创造历史的百年大党，诞辰纪念正是其光辉历程的最好见证。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自身诞辰的纪念，1941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布文件明确规定七月一日为党诞辰的纪念日。事实上，就当时的认知而言，七月一日并非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而其作为党的正式诞生的纪念日却影响深远。因党创建历史的特殊性，加之距离当时已经相隔多年，革命战争年代又无暇顾及，难以保存相关档案材料，因此“七一”建党纪念日的确定，实际上正是党出于纪念需要而“发明的传统”(1)霍布斯鲍姆、兰格编：《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17页。，这被党的领导集体所认可并在党内达成共识，逐渐产生广泛影响。客观上，当时确定党的诞辰纪念需要有确切日期，但并未明确该日即党的实际成立日。建党纪念背后的历史记忆呈现出多元景象，亲历者对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也众说纷纭。改革开放后，不断有中共党史研究者试图揭开中共“一大”召开日期之谜(2)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更好地服务于诞辰纪念，相关研究也成为纪念党的诞辰的重要方式。纪念日期或事件的选择只是因诞辰纪念需要做出的抉择，并不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这一具体、真实的历史事实及其中蕴含的伟大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到来之际，回顾历史，正确认识党的诞辰纪念，理性对待党成立的相关记忆，可以实现党创建时的红船初心、责任使命与新时代党的新发展、新使命之间跨越历史的对话，将历史上的光辉灿烂不断引入当下鼓舞人心，意义非凡。一、关于中共“一大”的早期记忆
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为标志。因革命年代的特殊环境及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一大”代表们在会议召开时并未能刻意留下这一伟大时刻的历史记忆，鲜有当时历史资料存世，这造成了后来人们追溯“一大”召开具体日期时的困难。但实际上以中共“一大”召开日期作为党的诞辰，正是党在革命斗争年代为了进行纪念而做出的选择，使党的诞辰纪念有“一大”记忆为凭借。多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参会代表对“一大”的召开有不同回忆，并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了细致“描述”。目前所见最早关于“一大”的记忆叙述，应属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该文最先于1921年8—9月连载于《广东群报》，后发表于《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出版时间标为1921年7月1日，实际出版时间则在“一大”召开以后(3)参见本书课题组：《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10-13页。。因有避险因素的考量，文字颇隐晦，其中涉及时间的叙述有如下文字：“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七月十四日起程赴沪。”(4)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3号。当时陈公博从广州出发前往上海，故到沪的时间至少在几天后，虽未明确具体日期，但毕竟去事不远，属即时性回忆与叙述，所言较为可信。之所以当时的与会代表并没有刻意记录下该重要历史时刻的具体日期，主要在于当时历史环境和当事人于历史情境中尚没有如此意识。即便是陈公博即时性的回忆也未留下具体日期的任何痕迹，但提供了较为准确的信息即中共“一大”召开于“七月十四日”以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成长历程中，“一大”召开后的几年很少有人去回顾正在艰难中不断发展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史，因此自然也没有留下太多关于“一大”的记忆。1926年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属较早的“中共党史”，其中也并未述及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问题。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研究，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回顾自身历史并收集相关党史资料，应肇端于1929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设立的“中国党史研究室”。该研究室主任为瞿秋白，同时他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讲授中共党史，并留有讲稿《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他呼吁募集参加党和革命斗争的回忆录，以及参加重要会议的回忆录(5)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编纂党史资料的进程(1929-1955)》，《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6期。。1929年的中共正面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相当复杂且困难的生存环境与政治局势，迫切需要重新定位政党身份与地位，制定党的未来发展规划与目标。于是，历史记忆自然成为资鉴当下的重要资源。该研究室的具体情况现在尚无法获知，但它的建立标志着党正在成熟壮大，既是有意识收集和编纂党史资料的开始，也是自我成长意识觉醒的开始。从当时何叔衡与董必武之间的通信往来，也能得知他们在有意交流中共“一大”召开的某些具体问题。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在致何叔衡的一封信中说：“关于第一次中共代表大会，我已记不甚清，只尽可能的写出来，供你们的参考”，并称“大会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开会”，且列出了参会代表。其“七月”后面的问号表明董必武“已记不甚清”具体日期。所以，他最后说：“以上是我所能记着的，国焘同志还能记得许多，请问问他，当更知道详细点。”(6)《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7-88页。该信应与“研究室”征稿有关，故有何叔衡的询问，中共开始有意弄清“一大”召开这一日期。虽然这一时期开始有人回忆中共早期历史，但“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尚难确定，只能道出大致时间。1930年邓中夏回忆说：“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上海，开始成立中央委员会。大会以后，成立一公开的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定名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7)《邓中夏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一九三○年六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2页。邓中夏回忆强调的重点应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所以未道及“一大”召开具体日期，他所言大会中成立“中央委员会”事颇遭他人质疑。虽然时隔尚近，但也造成诸多记忆模糊与困境，难以准确把握事实真相，其中最重要原因或许还是当事人并未在意。后来有人回忆中共“一大”的材料被共产国际代表带走，这多少缘于缺乏保存党史材料的自觉意识。直至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回忆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情形时说：“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8)《毛泽东回忆党的“一大”前后的思想和活动(一九三六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245页。毛泽东所言距“一大”召开真实日期也有误差。1936年陈潭秋的回忆离事实较近，他在叙述“一大”的某些细节时说：“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七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9)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九三六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285-286页。“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在当事人回忆中并非重点，若进行记忆追寻，陈潭秋的回忆较准确，至少道出“七月底大会开幕”，与真实的日期7月23日相近。1937年董必武对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的谈话中，回忆说：“我参加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10)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292页。诸多中共“一大”参会者的回忆基本能确定“七月”这一时间，只是无法明确具体日期。无法确定日期的原因在于当时艰苦的斗争环境，党也在初步的成长过程之中，没有太多的精力关注。但诸多中共“一大”的参与者，却清晰地记得不少关于“一大”召开的细节与过程，此正符合人们进行记忆时存在的选择性。随着时间流逝，记忆也越发模糊，但因中国共产党的不断成长壮大，逐渐意识到某些时间的象征意义及其重要性。当时的回忆者似并没有将“一大”召开视为党的诞辰，诸人回忆皆“就事论事”，试图弄清并忆及“一大”召开日期及有关过程，也还没有以之作为党的诞辰纪念的明确意图。二、“七一”诞辰纪念日的确定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宣传工作和纪念活动的举办，在党的创建之初即举行有“五一”劳动节纪念等活动，借此宣扬劳工神圣，向普通民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此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将纪念活动视为政治宣传与动员的重要载体，但早期党较少举行与自身有关的纪念活动。直至1930年才有南昌“八一”暴动纪念日等活动的操办，开始逐渐关注党自身重要事件的纪念，包括广州暴动、宁都暴动、“八一”暴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红色中华》创刊等。1933年，中央苏区正面临国民党第五次军事“围剿”，为了更有力地调动苏区民众保卫根据地，实现“扩红”和筹款目标，中共隆重举行了“八一”纪念。该年“八一”纪念更是成为此后党相关纪念的样板(11)魏建克：《文本话语与历史记忆：1921-1951年中国共产党的“七一”纪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页。。八月一日被当作“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后习惯称之为“八一”节即建军节(12)《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1933年6月30日)，《红色中华》1933年7月11日，第2版。。后因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发布文件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不宜再举行工农红军的建军纪念，但“在军队实现巨大历史任务转变之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必须加以凸显”(13)吴海勇：《毛泽东确定7月1日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纪念日的历史情境还原》，苏智良主编：《人物·思想与中共建党》，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28页。，正是如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诞辰的纪念逐渐引起党的高度重视。1936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代表们以集会形式纪念党的“诞辰”。陈潭秋在纪念会上发表了纪念讲话(14)陈谭秋讲话中述及，关于党的历史概略已有王明的《十三年来的中国共产党》、《七年来的中国共产党》，米夫的《奋斗的十五年》，康生的《十五年来的中国共产党》。参见《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04页。，并撰写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刊登在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当然，此次“诞辰”纪念尚无特别政治意图(15)魏建克：《文本话语与历史记忆：1921-1951年中国共产党的“七一”纪念》，第36页。，更未明确纪念中共“诞辰”的具体日期。1937年7月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题为“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应有纪念的性质(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77页。，但仍不是严格意义的建党纪念活动。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报告(即后来成文的著名的《论持久战》)，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17)《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0页。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建立纪念日这一重要命题，将之定在“七月一日”，并与抗战紧密联系。这为此后“七一”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确立了记忆载体。毛泽东如何选择并确定“七一”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的具体过程，今天难以推断。但1936年和1937年美国记者斯诺夫妇先后在延安对毛泽东、董必武的访问中，两人关于中共“一大”召开时间的回忆不尽相同。毛泽东的回忆如前所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董必武的回忆则是：“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一九二○年五月，那时陈独秀为此目的同李大钊到了上海。我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是我参加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18)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292页。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一大”更具有“共产党成立”的标志意义，而董必武的回忆则在时间上较为确切。两人回忆的分歧有加以统一的必要，但当时又没有具体、真实的历史文献作为依据。毛泽东确立“七一”纪念的抉择既有个人记忆烙印，也有对记忆的纠偏，时间上已改成“七月”，同时强调“建党”，这些均隐含毛泽东关于“一大”的个人认知与定位。最初毛泽东关于“七一”建党纪念日的提法并未在党内引起共识，该年也没有官方文件将“七月一日”确定为建党纪念日。直至1939年“七一”前后，《新中华报》、《抗敌报》、《解放》杂志、《新华日报》等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报刊，铺天盖地而来关于中共建党的纪念文章。1939年6月30日，已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新中华报》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十八周年》，开篇即“‘七一’是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十八周年纪念日。十八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在极困难的环境中，日益坚强壮大起来；特别是在两年来的神圣民族自卫战争中，他已成为团结全民族坚持抗战的柱石”(19)《中国共产党十八周年》，《新中华报》1939年6月30日，第1版。。该社论以回顾与纪念的方式阐述中共成长历程，并将之与抗日战争相联系。中共中央晋察冀军区主办的《抗敌报》在1939年7月1日发表的纪念文章中，也直接点明“‘七一’，恰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十八周年的纪念日”。同时强调：“今年今日，我中华民族神圣抗战两周年纪念的伟大的七月的第一日”；“在国共两党合作坚持长期抗战为中华民族澈底解放为实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纪念日，对于中国人民大众，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更有其特殊的意义”(20)刘澜涛：《纪念“七一”拥护国共长期合作》，《抗敌报》1939年7月1日，第1版。。中共诞辰纪念出现的背景是抗日战争和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从而赋予中国共产党光辉的历史使命，使中共的诞生具有拯救中国人民大众与解放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解放》杂志1939年第75、76期合刊的出版日期为“7月7日”，该期不仅设置有专栏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十八周年，也设置有“七七”纪念特辑，两者联系在一起意在落实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的现实意义，夯实纪念基础，实现历史记忆与现实价值的互动。当时纪念的重点应该在“七七”，因“中国共产党十八周年纪念特辑”仅有张闻天纪念文章《在民族自卫战最前线的岗位上》，并且他也并未明确将“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日，更多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的事业，已经奋斗了十八年。他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持久性、曲折性与艰难性，但同时也认清了中国革命正要在这种持久的、曲折的与艰难的过程中发展到最后的胜利。从‘七七’抗战开始之日起，中共中央即指出：‘今后抗战过程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的与局部的妥协等不利情况。’”(21)洛甫：《在民族自卫战最前线的岗位上》，《解放》1939年第75、76期。该文论述重点也在纪念“七七”，但同时指出中共诞辰十八周年纪念与“七七”两周年纪念间的关系，此后的抗战正是中国革命持久、曲折、艰难的体现，而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已经奋斗了十八年”，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并为之奋斗不懈，于是党的诞辰纪念具有重要意义。“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日逐渐受到各方认可，但某些中共主办的报刊并未将之视为“理所当然”。当中共诞辰十九周年纪念来临之际，各方纷纷发表纪念文章。1940年7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中共成立十九周年纪念》，社论中关于中共成立日期的表述如下：“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七月初，中国和海外各地，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从此就正式向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以及世界人士宣布成立了”。并且提出“在中共成立十九周年纪念，正是时局的严重关头，全党同志应该提高革命的警觉性”(22)《社论(二)：中共成立十九周年纪念》，《新华日报》1940年7月1日，第2版。。从7月1日刊登社论而言，已将中共成立纪念日定于“七一”，且似乎也意识到“七一”只是“成立”的象征符号，确立具体日期的目的是更好地进行纪念，更好地凸显纪念价值和意义，更好地记忆历史事件。同日发表的吴克坚撰写的纪念中共成立十九周年的文章，强调“中共成立的十九周年，正值‘七七’抗战的三周年，三年来，我全民族以精诚团结前赴后继的英勇精神，为抵抗暴日的侵略，用民族革命战争，来保卫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浴血奋斗，而中共的历史，也正是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斗争的历史”(23)吴克坚：《为保卫祖国而英勇斗争底中国共产党》，《新华日报》1940年7月1日，第3版。。论者强调中共抗战的政治主张，从而将中共成立纪念与抗战纪念相联系。朱德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纪念中共成立十九周年的文章，论述中国共产党与军队的关系，“这支军队，就是过去的红军，也就是现在坚持敌后艰苦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24)朱德：《中国共产党和军队——为中共十九周年而作》，《共产党人》1940年第8期。，该文落脚点在抵抗日本侵略。当时抗日战争的重要性使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显得更重要，因与“七七”日期接近，不仅宣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也便于宣扬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民族解放事业。所以，才有朱德的这么一段话：“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诞生，到现在已有十九年了。十九年来，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我们党曾创造了光辉的历史和灿烂的成绩，已经成为有理论的、巩固的、广大群众性的政党。同时，因为‘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人民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所以我们党在建军问题上，也曾从人民的武装斗争中，创造了光辉的历史和伟大的成绩。……直接领导组织了一支铁的军队”(25)朱德：《中国共产党和军队——为中共十九周年而作》，《共产党人》1940年第8期。。“七一”与“七七”纪念的关系即中共与抗战的关联，中国共产党通过坚定的抗战斗争，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正在保卫祖国实现民族解放，进行“民族解放事业”。《新中华报》于1940年7月5日发布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九周年纪念的报道和时评，报道标题为《本市各界热烈庆祝中共成立十九周年纪念》，称：“‘七一’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九周年纪念日，本市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皆于是日放假一日，以资纪念。”从这份报道中也能看出当时延安已将“七一”作为中共盛大且重要的节日举办群众性纪念活动，报道中说到：“均皆热烈兴奋庆祝此从不断战斗中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光明伟大之节日。”(26)《本市各界热烈庆祝中共成立十九周年纪念》，《新中华报》1940年7月5日，第3版。同版的时评则说：“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于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本党的正式成立。”(27)《时评：光光奋斗的十九年》，《新中华报》1940年7月5日，第3版。标题中的“光光”应为当时手民误植。更明确地突出中共“一大”召开具有的标志性意义，展现出中共成立后即被赋予伟大光辉的使命。该年7月1日的《抗敌报》，在头版报头有如此表述：“纪念中共的伟大诞生和光荣奋斗的十九周年，必须继续加紧扩大与巩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继续加紧扩大与巩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8)《抗敌报》1940年7月1日，第1版。并在社论中也明确指出：“我们纪念中共的伟大诞生和光荣奋斗的十九周年，我们必须继续加紧扩大与巩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继续加紧扩大与巩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与巩固抗日民主的革命的根据地。”(29)《社论：纪念中共伟大诞生的十九周年》，《抗敌报》1940年7月1日，第1版。《抗敌报》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延续了国共联合抗日的思想。1941年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活动出现首次高潮。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指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指示”还要求：“中央准备在‘七七’发表宣言与文章，尽可能于‘七一’前拍出，在全国各地刊物同时发表”(3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40页。。某种程度上“七一”纪念已占主导，“七七”服务于“七一”纪念。如1941年7月1日《解放日报》即发行“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纪念特辑”，并发表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廿周年》，将中国共产党与反对“当前的最大敌人法西斯侵略者”(31)《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廿周年》，《解放日报》1941年7月1日，第2版。相连。还有中国共产党员的系列纪念文章，包括朱德的《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林伯渠的《中国共产党与政权》、吴玉章的《我和共产党》。当时山西省及晋冀豫总工会电贺中共二十周年纪念，表示“我们坚决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之下，为民族和阶级解放奋斗到底，直到最后胜利”(32)《山西省及晋冀豫总工会电贺中共廿周年纪念》，《解放日报》1941年7月2日，第2版。。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均放假一日，举行会餐，召开大会热烈庆祝(33)《各机关学校部队纷纷纪念党廿周年》，《解放日报》1941年7月2日，第2版。。1941年不论从文件制度，抑或从纪念活动的具体操办，均表明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日已正式确立。其他如1941年7月1日的《晋察冀日报》(1940年11月7日由《抗敌报》改名而来)在头版发表聂荣臻的《两个伟大的节日与伟大的时期》的纪念文章，将建党与抗战结合在一起进行叙述(34)聂荣臻：《两个伟大的节日与伟大的时期》，《晋察冀日报》1941年7月1日，第1版。。该日《抗战日报》虽没有纪念“七一”的社论，但报头显要位置有纪念文字：“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并有标语：“纪念‘七一’，庆祝中共诞生二十周年！纪念‘七一’，发扬中共二十年来为民族解放英勇奋斗牺牲的光荣历史！纪念‘七一’，拥护中共的一切政治主张！纪念‘七一’，巩固共产党，发展共产党！”(35)《抗战日报》1941年7月1日，第1版。该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这个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节日，正当着世界发生惊人之巨变，这就有它严重的新的政治意义。”(36)《社论：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新华日报》1941年7月1日，第1版。诸多纪念话语均将党的诞辰纪念与抗日战争这一当时最大的现实政治相结合。从193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的命题，经1939、1940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纪念活动进行建党纪念，到1941年中共中央发布文件明确要求对“七一”建党进行纪念，党的成立纪念日的确立和纪念活动的展开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该过程从党内核心领导的提议开始，逐渐得到党内的认同并以中央文件形式最终定型，出现了制度化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确立和早期纪念活动的举行皆与抗日战争这一大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联，通过纪念活动能更好地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更好地申明党的抗战路线和宗旨以指导抗日战争。在“七一”建党纪念的过程中，也造就并深化了广大党员干部对“七一建党”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为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标志的历史印象。如此，随着时间推移，“七一”从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逐渐得到各方认可。这生动地展现出一个纪念日的产生过程，“七一”从世俗时间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时刻，最终被赋予神圣意义成为象征时间。三、“七一”纪念日的记忆追寻
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定在“七一”，形成了以中共“一大”召开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的记忆。但中共“一大”召开的真实日期曾一度无法确定，“七一”只是象征性日期，“七一”纪念日的确定有因应抗日战争现实需要的意味，中国共产党官方也认可该节日使之颇具权威。虽然长期以来“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难以确定，但模糊的“一大”召开日期的记忆并未影响到人们将“七一”视为“诞辰”的日子进行纪念。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为回顾光辉历程的起点，希望弄清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于是追寻历史事实，开始广泛征集各方回忆。1954年，李达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一封信中涉及中共“一大”的召开时间，他说：“一九二一年七月，党成立代表大会开会以后，成立了中央工作部。”(37)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1页。信中没有言及具体日期，但不久后即1955年8月，他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指出：“党的第一次会议是七月一日下午八时在上海贝勒路树德里李汉俊的寓所举行的，代表十二人全体出席，第三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可洛夫也到了。会场的布置很简单，只有一个大菜台，周围可坐十余人，各代表席上只放了几张油印的文件，也没有张贴什么标语。当时开会，大家没有一点经验，连怎么开法都不知道。”(38)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九五五年八月二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11页。他毫无含糊的回忆“七一”召开中共“一大”，并道出当时会场的诸多细节。“七一”纪念逐渐影响到人们的回忆，并且记忆往往受当下环境影响，使不少人修改了他们的记忆。换言之，“七一”纪念日设置的目的和意义得以实现，它代表党诞生的记忆已深入人心，使不少人认为“七一”即中共“一大”召开日期。1971年张国焘的回忆也详细叙述了中共“一大”在“七一”召开的场景：“六月下旬，预定到会的代表都已到齐，立即便开始了大会的筹备工作。……我们交换意见的结果，决定七月一日正式举行大会，开会地点借用法租界蒲石路博文女校的课堂，多数代表也就寄住在这间学校里。”然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下午三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我被推为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并且还说：“大约是七月十日清晨，我们分别搭上沪杭线的早班车，九点多钟就到达了嘉兴的南湖。……(我所能记忆的日期，可能有一天的出入)。”(39)《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一九七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173、175、180页。他回忆叙述中的诸多细节给人一种毋庸置疑的感觉。1978年罗章龙在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也说“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40)罗章龙：《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九七八年九月四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188页。。这些回忆言之凿凿，似乎揭示的即事实真相。“七一”被认定为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1953年8、9月间，包惠僧回忆：“开会的时间，是在各学校放暑假不久，约计总在7月10日左右，临时租定法租界打铁滨博文女校楼上为各代表住宿之所，开会的地址在法租界贝勒路与望志路之间的树德里最后一个弄堂最末了的一家，即李汉俊家。”(41)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一九五三年八、九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316页。开会时间应在暑假，这与解放前周佛海、陈公博的回忆较为接近。周佛海在1942年回忆“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42)《周佛海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491页。。陈公博在1944年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说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暑假，而“七月初旬法专和高师都放了暑假，我和我的太太由香港转上海”(43)《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九四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419页。。1978年，包惠僧再次确定：“关于开会的时间。在我记忆中不是七月一日，而是七月半前后，那时正放暑假，不然在中学当教师的陈潭秋、董必武都不可能来出席会议的。”(44)包惠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375页。可见，中共“一大”召开日期并非“七一”也是诸多人士的普遍认知。董必武对此有较理性的认识，1959年9月5日，他在给中央档案馆鉴别“一大”文件的复信中，即说：“至于一大究竟是那一天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有记载，说‘代表大会预定六月二十日召开’……‘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究竟是二十三，还是那一天，也不肯定，我党已定‘七月一日’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日期，我想不变也可以。”(45)《董必武同志关于鉴别“一大”文件给中央档案馆的复信(一九五九年九月五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第110-111页。其中所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即指中央档案馆给董必武鉴别的其中的一份“一大”文件。董必武道出中共“一大”开幕日期只是象征符号，既然“七一”已被赋予“诞辰”意义，那“不变也可以”。董必武作为中共“一大”亲历者自然有发言权，不久后他又说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召开的。”(46)董必武：《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主要问题(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362页。直至1971年他还道出各方回忆“七一”一事的微妙处：“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据。我记得纲领提出来了，七月一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那个说得到的。关于‘一大’的情况，陈潭秋写过回忆，是到延安写的。后来李达也写过回忆，两个人写的不完全一样，有时候距离很大。主席没有写过回忆，我也没有写过。回忆那时的事，难于摆脱现在的思想意识，如果加上现在的思想就不一定可靠。你们想想，两个人回忆一件事，如果事先不商量，回忆的结果就不可能一样。”(47)《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七一年八月四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366-367页。董必武无意之间将各方关于“一大”的回忆提升至记忆理论层面进行认识。虽然记忆皆自认为真实，但往往受现实环境、个人情感等影响而存在移植、借用、建构乃至遗忘，根本上而言记忆属于现实的产物。中共“一大”开会时负责会务工作的王会悟在1959年回忆：“‘一大’会议在上海开了两天，因为有情况被迫休会，两天以后才决定到嘉兴南湖船上去开”；“在南湖开会的这一天是不是七月一日记不清了，这天是阴天，不大有太阳”(48)王会悟：《“一大”在南湖开会的情况(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56、57页。。所忆与历史事实有诸多不符，并给“七一”存疑。1979年刘仁静在回忆中也较明确的道出“一大”开幕日期非“七一”：“在召开‘一大’以前，另外有个团体，叫‘少年中国学会’，要在南京召开年会。我、邓中夏、李大钊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张国焘是不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我记不清了(多半不是)。我和邓中夏都出席了‘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的年会。‘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开会的时间是七月二日。我记得我是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后参加党的‘一大’的。”(49)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四日、十七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209-210页。回忆中虽未道出中共“一大”召开日期，但肯定不是“七一”而是“七月二日”后的事情。从当时诸多回忆而言，“七一”作为中共“一大”召开日期颇受质疑，但并不影响它作为中共“诞辰”象征时间而存在。正如董必武所言，“我党已定‘七月一日’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日期”，没有必要再行改变。各方回忆中的疑惑显然没有影响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活动的正常举行，中共诞辰记忆有了确切的表达方式，这也正是确定“七一”纪念日的意义所在。1950年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中共建党纪念，《人民日报》进行了广泛报道，不仅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九周年”社论，主题是“整顿党的工作作风，改善党的组织状况”(50)《社论：整顿党的工作作风改善党的组织状况——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九周年》，《人民日报》1950年7月1日，第1版。；还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九周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万岁！”的标语，刊载有各民主党派电贺中共诞辰的函电，其中有言：“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纪念日。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荣的纪念日，这同时是世界人类历史上一个光荣的纪念日。”(51)《各民主党派电贺中共诞辰》，《人民日报》1950年7月1日，第1版。国外政党向中国共产党致贺电，如波兰统一工人党的贺电：“兹值贵党二十九周年诞生之日，我们祝贺你们今后在实践列宁斯大林学说——巩固工人和农民的永久同盟的斗争中，继续取得胜利。”(52)《波统一工人党、罗工人党电贺中共建党廿九周年》，《人民日报》1950年7月1日，第1版。此外，还有国内党支部贺电、党员干部大会等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并且各地职工为了迎接伟大的“七一”展开献礼运动，“十余个大中城市的厂矿职工，以无比欢欣愉快的心情，普遍掀起生产竞赛热潮，来迎接自己阶级政党的生日的到来”(53)《迎接伟大“七一”》，《人民日报》1950年7月1日，第2版。。新中国刚成立，中共即举行“七一”建党纪念，正表明对自身诞辰纪念的重视以及对“七一”建党纪念传统的再申。1951年中共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更是一场特别隆重的活动，6月30日下午6时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隆重举行庆祝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共四万余人，刘少奇在大会上作报告(54)《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首都隆重举行庆祝大会》，《人民日报》1951年7月1日，第1版。。对此《人民日报》持续多日专题报道。196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首都各界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大会(55)《首都盛会庆祝党的生日》，《人民日报》1961年7月1日，第1版。。197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联合发表的文章《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说：“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已经整整五十年了。”(56)《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人民日报》1971年7月1日，第1版。显然，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记忆对“七一”纪念并未真正产生影响，这些记忆更多的停留于“私人领域”。四、“诞辰”的确定与党史修改
长期以来，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一直存疑，没有资料能够提供确切证明。胡乔木1951年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该书后被纳入人民出版社的“人民文库”于2008年再版，并未修改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表述：“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五四’运动以后发展起来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十二个代表，在中国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57)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页。如此表述恰恰展现出时代遗留的痕迹。丁守和与殷叙彝于1979年出版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说：“1921年7月1日，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了十三名代表，……在当时的中国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58)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372页。1979年出版的《李大钊传》也采用“七月一日”说法：“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59)《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14页。党史书写在中共“一大”召开日期上基本采用“七一”之说。其实，早在1959年董必武鉴别的中央档案馆给他的几份文件中即已揭示出“7月23日”，只是较少为人注意，甚至有人觉得文件存在伪造嫌疑。直到1980年邵维正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才彻底解决该问题，该文编者加有如下按语：“作者依据国内外的大量史料，并进行了多次访问，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作了研究和考证。论证‘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十三人，从而回答了有关‘一大’的两个长期未解决的疑难问题。”(60)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据说，该研究成果还上报中共中央得到胡乔木称赞，中央书记处专门讨论“是否修改建党纪念日的问题”，但因“考虑到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还是决定不予改变(61)何俊华：《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时间的艰难求证》，《文史杂志》2011年第3期。。纪念往往属于象征表达，纪念时间与真实日期之间的误差也不难为人接受。但也有学者关于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叙述较接近历史事实，李新、彭明等人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最早出版于1962年，其关于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叙述如下：“1921年7月下旬，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大会。”(62)李新、彭明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05页不得不说这在当时属严谨且科学的表述，或许是受到1959年中央档案馆那几份文件的影响。198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分册)如此陈述：“一九二一年七月下旬，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在中国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63)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7页。这些相对模糊的说法虽未明确具体日期，但也较为合理。随着相关史实的确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不仅说：“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并且还专门用注释说明：“一大开幕日期是建国以后根据档案材料查证清楚的。闭幕日期是八月一日或二日。在此以前，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规定七月一日是党的诞生纪念日。这是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一大的开幕日期难以查证，所以把七月的月首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6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页。该著述以注释形式较圆满回答和回应了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问题。通过各方论证中共“一大”召开于1921年7月23日已获确定，后来各种党史表述均采纳“7月23日”说法，如刘引泉主编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通史》(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沙健孙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黄修荣与黄黎的《中国共产党简史(1921—2011)》(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等。虽说中共“一大”召开日期已确定，但建党纪念日依旧为“七一”，正如龚育之在《〈感受西柏坡〉序》中所言：关于“中国共产党生日”问题，“还历史以真相，表现了考证者难能可贵的科学态度。日子的考证，说重要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如果还没有考证清楚，说得含糊一点似乎也未为不可。但是如果能考证清楚，那还是以说得准确为是。中国共产党生日(建党纪念日)定为七月一日，当初定这个日子的时候，没有档案，没有文字记载，当事人也都记不得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的具体日期，只记得是七月里，就定为七月一日了。后来国内外研究者多方考证，可以确定，开会的日子是那一年的七月二十三日，结束的日子现在还有多说，定不下来。开会日期的查清，当然不影响定七月一日为建党纪念日，但无疑是党史研究在史实考证方面的一个成果。”(65)龚育之：《〈感受西柏坡〉序》，《党史札记(末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5页。显然，纪念与记忆之间虽有联系，但也有区别，纪念主要强调对象事物，只要对象事物并非虚构即可成立。记忆则往往强调事件的真实性，虽然一般去事实较远难以真实且经常被建构。同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实召开过，那该事件的存在即表明以中共“一大”纪念党的诞生是合理的，具体纪念日期则属次要问题。“七一”纪念的对象依旧是中共“诞辰”，并不存在虚构而失去纪念对象。中共“一大”召开具体日期的确定并未影响到中共“七一”建党纪念。1981年7月1日，首都各界群众一万多人隆重集会热烈庆祝建党六十周年，胡耀邦在大会上作重要讲话(66)《首都万人隆重集会热烈庆祝建党六十周年》，《人民日报》1981年7月2日，第1版。。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照样在“七一”举行，因为“七一”具有不可动摇的象征地位和纪念意义。中共中央关于建党纪念的活动也越来越多，199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6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型文艺晚会《黄河·太阳》”，“颂歌献给党，红心向太阳”(67)《欢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首都举行大型晚会》，《人民日报》1991年7月1日，第1版。。7月1日，中共中央举行大会隆重庆祝建党七十周年，江泽民发表长篇重要讲话(68)《中共中央举行大会隆重庆祝建党七十周年》，《人民日报》1991年7月2日，第1版。。此后至今，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活动均隆重举行，纪念话语虽发生从“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任务”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转变(69)习近平：《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但始终不离中国共产党追怀光辉历程实现伟大使命这一根本宗旨。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的“一大”记忆最开始并未与诞辰记忆有任何联系，但因时局发展等各方面需求，特别是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注意到自身诞辰纪念的重要性，于是确定七月的第一日为建党纪念日。并且“七一”与“七七”产生连带效应，也是因应当时抗日战争的需要，“七一”不仅用来宣传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也用来进行抗日战争动员和宣传。建党纪念日的确定及纪念活动的展开深刻影响到了当事人对中共“一大”的记忆。后来正式明确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后，建党纪念活动照例于“七一”举行，更凸显“七一”的象征性意义。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传统的发明”，要旨在于被发明传统的价值和意义，而非事物本身的意义。从广义而言，所有事物的意义与价值皆有被赋予的过程，应从历史作用和功能出发评价“七一”纪念日。中国共产党“七一”建党纪念在历史上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不仅传承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记忆，而且每个时代皆体现出重要的精神引导。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通过建党纪念活动进行抗战动员，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在总结党的历史、推进党的建设、实施政治动员、协调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社会功能得到了充分释放和显现”(70)陈金龙：《论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的社会功能——以新中国“七一”纪念活动为中心的考察》，《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5期。。中共建党纪念日的创设具有积极意义和价值，不能因日期有误而否认其地位。记忆有误差才使追寻历史真相充满刺激和趣味，引人入胜，才反映出各方面情势对人们记忆的影响，使研究有其必要。纪念是对记忆的外在表达，是历史记忆的一种载体，历史事实及对此产生的记忆是纪念的内质，这两者密切相关却又并非一致，二者关系即如事物与象征，象征是事物在某种文化语境中产生关联并赋予的意义符号，而型塑象征的文化语境往往是由人在一定的历史情境中制造，也只有深入文化语境之中才能理解和感受象征具有的意义。中国共产党诞辰记忆包含相关历史人物的早期、晚期回忆，以及学者围绕回忆等资料的考证和讨论，但皆以探求历史的真确为目标。建党纪念在于阐发精神鼓舞人心，更多地发挥政治宣传作用。纪念根植于记忆又影响到记忆，但是记忆与纪念皆围绕曾经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进行历史性追怀，铭记光辉历史时刻，从而将神圣过往不断接引进入现实世界。记忆是人类传承历史和精神的一种方式，纪念则是人类传承与再创精神的一种表达。中国共产党经历百年风雨不仅要正确认识党成立的历史，也要正确认识党的成立纪念，更应理性对待关于党诞生的相关记忆。今天我们仍要通过记忆追怀不断强调和唤醒党的“初心”，将历史上的光辉神圣不断引入当下，鼓舞全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承担历史使命。
【本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21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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