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理论的重大课题。共同富裕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渊源：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分工与资本积累为基础、以资本为轴心，形成了“普遍富裕”理念，但在分配理论上存在鲜明的阶级局限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人本逻辑出发，以劳动为轴心、以公有制为前提，实现了共同富裕思想内涵的质变，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共同富裕思想，建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富裕理论，以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为政治前提，以基本经济制度为制度支撑，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物质基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其价值旨归是人的全面发展。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分配的关系，充分发挥基本经济制度的保障作用，推动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相协调，坚持共同富裕阶段性和必然性的辩证统一。

价值论与伦理学研究

随着智能机器人的拟人化或自主性发展，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人机关系正遭受革命性、颠覆性的冲击，特别是人类千百年来一直稳如泰山的主导地位正变得岌岌可危。在社会信息化、智能化背景下，人机之间可能建立的关系是多元且复杂的，如智能机器人可能是人类的“新工具”或“新奴仆”、对人类友善驯服的“AI神”、人类的伙伴或朋友、人类的竞争对手或敌人、人类的继承者或“后裔”、人机融合的新型智能生命等等。只有坚持“人是目的”、以人为本地发展人工智能，使智能机器人成为可以通过“道德图灵测试”的“道德机器”，善于运用先进的生物、智能技术和设备“武装”自己，将自己塑造成为具有智能时代特质的“时代新人”，并且善于与各种智能系统（智能机器人）沟通、协作、融合，创造性地探索人机关系的生成和运作机制，人类才可能“扼住命运的咽喉”，建设一种人机协作、人机和谐、人机一体化的新型人机关系。

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新型模式，智慧治理不仅反映了社会治理技术方式的革新，而且蕴含着社会治理价值理念的变革。在技术层面，智慧治理追求技术的良善应用即善智，通过合理发展智能技术并规范其应用，促进智能技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生关系；在治理层面，智慧治理追求良好的治理即善治，通过优化社会治理体系推进智能技术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实现社会治理的智能化和智慧化。智慧治理要实现善智和善治互构这一价值取向就需要遵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平衡等实践原则。

逻辑学研究

根据毕奥和雷斯托尔的逻辑多元论，有多少种后承关系就有多少种逻辑。除了从形式性和元语言地位发起的诸多反驳外，这种逻辑多元论还面临来自规范性的两个反驳论证。第一个论证涉及后承与真理之间的关系：如果从真理的角度来理解后承，那么逻辑多元论必然蕴涵真理多元论。这种看法尽管有许多支持者，但也为与真理相关的规范性带来有问题的后果。第二个论证也涉及规范性。逻辑多元论必然蕴涵关于规范性的多元论，它使得逻辑的规范力变得无能为力。宣称逻辑不具有规范性并不能成功反击上述规范性反驳，因为有效推理相关的规范性主张是关于有效性的主张所预设的，对使用逻辑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如果关于逻辑的纯粹描述性的主张意味着逻辑与推理无关，那么相当于承认逻辑虚无主义。规范性论证也可以扩展到反对逻辑多元论的知识论证，逻辑多元论将得出我们从演绎中获得的知识是碎片化的，如果一个人不是知识的相对主义者，那么他就必须拒绝导致这一后果的逻辑多元论。

真理符合论的构建是否需要事实概念在国内引起了一系列的争议。通过对事实概念的本质、事实的个体化问题及否定事实问题进行探讨后，可以发现承认事实概念对于真理符合论的构建来讲是必要的：事实概念能有效保障符合关系双方的相关性，即便是那些没有明确提及事实概念的符合论，在本体论上仍承认了事实作为实体存在的所有先决条件；事实的个体化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事实之所以连成一片源于世界本身的形态，而非该概念本身的缺陷；“否定事实”问题的实质是“真值承担者在生成上的主观意向性”与“使真者的客观限定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此非事实概念之“原罪”；事实是对世界的提取而非构建，因而完全可以为“真”提供客观性保障。

中外文艺理论研究

第三者问题的产生，源于康德对逻辑的变革。从传统的分析判断转向先验逻辑后，由于组成先天综合判断的两个因素的异质性，与“综合”相关的第三个因素的出现自是应有之义。然而，由于“综合判断”实际内涵的多重指向，“第三者”也呈现出不同身份的交错。关于第三者问题的争论盖缘于此。对前两个批判中该问题的简要梳理表明，探究第三者的重心并非获得更具合理性的答案，而是辨明其相互关联却彼此不同的诸种身份，以便彰显“综合”的逻辑本色。由此切入《判断力批判》中的纯粹鉴赏判断，“第三者”也以特殊方式呈现出自身的不同面相。如果说共通感指向的是作为“先天”综合判断之结果，“兴趣”概念关联的是“综合”得以进行的必然性条件，那么，感性的理念则构成综合“判断”得以可能的普遍性依据。更重要的是，厘清纯粹鉴赏判断中第三者的不同身份，彰显其因反思性而来的特殊内涵，不仅构成了对作为近代思想之基础的先验逻辑的有效补充，而且呈现出构成当代思想之基础的现象学在主体自身的原初形貌。

文学主体性理论受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影响，二者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人道主义与人性论之争，共同推动了人学主潮的主体性转向。文学主体论的核心是“内宇宙”，即对人的精神主体内部结构的强调。这一观点引起了文学规律的内外之争和文学主体的群己之争。我们要站在改革开放40年来思想史和文论史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对文学主体论的学术贡献、理论限度与思想潜能进行评价。在思想史层面，文学主体论引起的是人学思潮的系统化、内在化的主体性转向。在文论史层面，有关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论争引起了各派文学理论的碰撞、互动和重组。文学主体性的理论限度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的本体化与本土化两个方面。文学主体论没有正面回应文学的存在方式问题，尤其是文学语言问题，也没有充分吸收现象学以降兴起的交互主体性学说及其伴生的对话理论、互文性研究、普遍语用学、过程中的主体等理论，实现西方文论的本土化。反思文学主体性问题在改革开放40年文论史中的发展流变和理论限度，与其说文学主体论提供了某种完善的理论形态，不如说其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精神镜鉴和学术张力——在论争和对话中不断发展，在交流和融合中逐渐完善。

学术思想史研究·纪念侯外庐诞辰120周年

清代考据学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被中国现代各派史家从不同层面予以继承和发展。侯外庐既“谨守考证辨伪”，又对清代考据作了历史和辩证的分析评判。侯外庐将考证辨伪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相统一，赋予其诸多新内涵，使之成为他史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组织部分。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既与新考据派对清代考据的现代发展不同，又与文化保守主义史家的清代考据论相异，亦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的清代考据观有别。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为传统考据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新范式，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指导，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实证与义理、求真与致用相结合的中国史学大传统。

自晚清发端的民族复兴观念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至九一八事变后形成广泛的民族复兴思潮，社会各界纷纷提出复兴之道。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除通过历史研究探索民族前途外，在日本全面侵华带来的严重民族危机背景下，将近代以来独立富强、社会转型进步等民族复兴的主题具体化为对抗战建国、民族民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思考，发表了诸如《抗战建国论》等大量时论文章，从抗战建国、民主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复兴等方面系统阐述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看法，形成了抗战背景下独特而丰富的民族复兴思想。与国民党人直接运用“民族复兴”话语不同，中国共产党及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者在抗战时期虽也不时使用“民族复兴”、“中国复兴”等话语，但更多的是运用“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等来表达他们的复兴之思。话语表达的差异，反映出的是特定历史环境中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信奉的理论的不同以及由此选择的民族复兴道路的不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侯外庐坚信通过抗战建国尤其是推翻压迫人民的反动政府才能实现全民族的彻底解放，中华民族也才能够复兴。抗战时期侯外庐的民族复兴思想积极呼应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抗战方针。

文学研究

新世纪以来，路遥被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忽略和遗忘”的现象引起了路遥研究者的关注，由此引申出“《平凡的世界》现象”、“路遥现象”的说法。几年之内，有关“路遥现象”的阐释文章集中出现，由此带动的路遥研究资料述评和汇编工作，为路遥研究的“重生”提供了契机、蕴蓄了力量。至2007年前后，对路遥的多样化研究形态初步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对作为个体作家路遥的“再解读”、对历史序列中的路遥进行纵向系谱学式的梳理、对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路遥进行横向系谱学式的梳理、对边缘地带路遥的实证式考察。由此形成的“重读路遥”浪潮，与“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思潮暗相交织，多维度共同建构起了一个“整体化”的路遥。

作为一种典型的跨学科综合性的文化现象，加拿大英语文学中的动物书写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流变阶段。第一阶段为早期动物殖民纪实书写，主要以动物素描与殖民叙事为特点，意在通过动物纪实描写对英国殖民者进行拓殖邀约。第二阶段为现代动物科学写实书写，主要以动物写实与科学叙事为特征，意在经由动物科考和动物狩猎描写对加拿大的地理空间进行殖民管理。第三阶段为晚近动物转化隐喻书写，主要以动物保护与叙事转化为特点，意在通过动物后殖民叙事对民族认同与身份认知进行泛政治化隐喻。加拿大英语文学动物书写的一脉相承之处在于，各类动物是主要描写对象，包含人类与动物、动物与自然、人类生存等不同主题，蕴涵殖民意识和帝国叙事的痕迹；其前后变异之处在于，动物书写理念由人类中心主义转换为非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主体意识，动物书写模式由动物猎杀书写转变为动物死亡和动物保护书写。本质而言，加拿大英语文学动物书写植根于西方主体性的自我审视和现代性价值的他者想象，既有现代性浪潮中非自然叙事对动物他者的艺术呈现，又有后现代浪潮中人文关怀对科学叙事的审美反拨。

哲学研究

明证性是胡塞尔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其著作中贯彻始终。它与“S是P”直接相关，因而与认识相关。借助明证性，既可以讨论逻辑所涉及的东西，比如讨论与“是”和“真”相关的东西，也可以讨论超出逻辑范围的东西，比如讨论与“是”相关但无法与“真”相关的东西；既可以讨论与语言相关的东西，比如判断、主词、谓述，又可以讨论与语言表达的东西相关的东西，比如对象、性质、意义，还可以讨论意向，包括意向的对象、意向的行为和意向的内容。明证性这一概念的使用表明，胡塞尔的现象学依据和运用对逻辑的认识，是与逻辑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存在与时间》出版了三十五年后，海德格尔作了题为《时间与存在》的演讲，后者与前者遥相呼应。篇名的“倒置”预示着思想的转变，经由“此在”来思考“存在”的立场转变为直接沉思存在本身，人从理论场中滑落了。这种滑落造成了人在存在论中的一种尴尬处境——人依赖并顺服于存在和时间，但人却要去思考和道出“存在和时间如何显示”这样的问题。存在论由此仿佛与人脱离了直接干系，成为了自在自为的纯粹道理之展现，成为了关于存在的“圣经”。但人所创建的任何理论都是不可完全脱离人的，否则就会丧失作为理论的内在价值和指导意义。就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打破了认识论的传统哲学视角而言，其创新性和深刻性不言而喻，但人何以为人的问题依然没有被彻底解决。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存在论植根于一种力图阐发何以为人的活生生的理论中，而不是将存在论退化为一种静止着的纯粹思考存在的神谕。

法学研究·智慧法治专题

数字正义如何实现是司法系统的时代命题。数字正义的内涵在变革中日趋丰富，体现出数字社会、数字经济的时代特征和正义需求。技术变革是数字时代数字正义建设的重要动力和基础，也是数字时代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机制。然而，数字技术具有效率导向的内生特点，易与实现数字正义的初衷背道而驰。数字正义的实现要求在享受到技术红利的同时又不减损司法精神价值。数字正义实现的基本思路，是在有效合理利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在司法过程的每个环节、司法体系建设的每项制度中落实，以实现司法能力的提高；数字正义的实现还需认知协同、资源协同与制度协同；数字正义实现有赖于司法保障制度，应以消除数字鸿沟、推进司法公开、多元主体共治构建司法模式，以提升纠纷解决效率、回应社会治理需求、提高司法能动作用作为司法供给建设目标。

算法时代与中国法典化时代的共时性使算法治理法治化成为行政法法典化必须回应的时代主题。将体现制度创新的算法治理法律制度与体现体系创新的行政法法典化相结合，需妥善解决两组关键矛盾：法律体系开放性与稳定性；法典的民族性与国际化。以算法技术运用主体的法律性质为界，将算法分为公权力算法与私权利算法，再分别细化约束上述两类算法的法律制度，进而定位相应制度在行政法法典体系中的位置，有助于在保证算法技术发展所需的必要空间之前提下，保障数字时代的公民基本权益。

教育学研究

追求优质生源是各类大学本科招生制度改革的共同目标，但世界一流大学与普通大学本科招生制度存在显著差异，这既有精英教育理念的文化内因，又有办学资源之别的物质外因，但归根到底主要还是源于大学办学定位与目标的差异。哈佛大学、剑桥大学、东京大学作为典型性世界一流大学，其本科招生制度的形成与设计虽因国情不同而各具特色，但也具有明显的共性特征，主要包括：以统一考试完成初步筛选，以综合评价实现优中选优，以高竞争性确保精英选拔，以高质量与多元化为国际招生原则，以多元录取打造活力校园。典型性世界一流大学本科招生制度的个性特色与共性特征，对当前构建我国世界一流大学本科招生制度具有诸多启示：一是应着力构建“高考初选、校测再选”的二次择优考核机制，二是应完善“量化为主、质性为辅”的特色综合评价方案，三是应健全“高质量、多元化”为基本原则的国际招生政策，四是应优化“类型多样、功能互补”的多元录取招生体系。

课后服务是对学生课后时空的重构，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举措，也是增强国家教育服务能力的民生工程。如何提供高质量的课后服务成为世界各国广泛关注的问题。美国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调整和完善课后服务运行机制，通过战略统筹规划机制、协同治理实施机制、数据监控反馈机制、弱势群体补偿机制优化课后服务功能。美国课后服务运行机制立足解决基础教育中的突出问题，注重民众的现实需求和国家利益，体现了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和协同治理的行动逻辑。美国课后服务在运行机制方面为我国课后服务治理提供了借鉴与启示：一是完善课后服务顶层设计，统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二是协调课后服务资源，平衡课后服务的“供给侧”和学生发展的“需求侧”；三是通过多元协同的课后服务治理机制，增强家校社育人合力以提高课后服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