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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鼓励”和“正确的方法”是青年学术成长的关键

宋锴业 |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 

本文为由作者在《探索与争鸣》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青年论坛的发言修改而成

3月21日，《探索与争鸣》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青年论坛，在上海社联举行。大会不仅对本次征文进行了回顾评价、对获奖作者给予了充分表彰，更重要的是，大会为青年学人提供了开放的表达与交流平台。诸位青年才俊围绕当下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发言探讨，不仅体现出获奖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问题意识，更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和启发他们对于中国问题更为深入的探索与争鸣。以下，我们将每天推送一篇获奖作者在现场发言基础上修改而来的学术随笔。一方面作为他们对本次学术征文活动的阶段性总结，另一方面也供读者诸君学习借鉴。愿他们在未来道路上能够坚守初心，砥砺前行，并祝他们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更大的贡献，更期待不远的将来，有更多超越他们的青年学人涌现出来。

宋锴业

二等奖《当代中国中产阶层：基于邻避运动的功能审视》作者

授

奖

辞

中国海洋大学政法学院的宋锴业的获奖论文基于邻避运动的功能审视，通过个案分析，讨论了当代中国中产阶级在不同特定情境下其社会功能的流变。论文将中产阶级视为稳定社会结构性力量的观点和关于中产阶层单一功能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转化的内外中介机制。作者具有比较强的学术对话意识，为推进相关领域的理论创新发挥了积极作用。祝贺宋锴业同学的论文获得二等奖。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编辑部老师以及各位同学，大家好：

下午的主题是围绕着“青年学术成长与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就这一议题我想结合我自身的体会简单地谈一谈。

首先，关于青年学术成长，作为一名二年级硕士研究生还没有深切的感悟和体会，但上午熊易寒教授的发言却对我极具启发意义。我认为，对一个青年学子来说，适当的鼓励、正确的方法是尤为重要的。就我个人而言，这次能参加咱们上海社联《探索与争鸣》举办的“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征文活动并获奖，其实是与我以往参加各个学术活动受到鼓励和支持是密切相关的。2016年7月，在我的导师王刚教授的鼓励、支持和资助下，我们组建团队奔赴山东省的海阳市、乳山市两个在建或拟建核电站附近，去调查民众对核电项目的环境风险感知，最终获得了数百份调研数据和十余万字的一手访谈材料。调研结束后，我在调研数据的基础上撰写了几篇论文和报告，在导师的指导下，分别投稿和参加了几次学术类竞赛，文章获得了录用，竞赛也获得了奖项，正是因为自己所受到的这种鼓励和肯定支持着我更加的努力和成长。说到这里，想起去年在上海华东政法大学举办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学术论坛，也是面向全国的博士、硕士等青年学子举办的主题论坛，我参会发言时也看到了咱们《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的一位老师。他对我们当时还不成熟的论文表示了极大的肯定和鼓舞。其实，正是这些鼓舞和支持推动着青年学子一步步的成长和奋进。同时，还能够为广大青年学子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交流与合作机会，了解其他人的研究，了解既有学术前沿，结识不同研究领域的同仁。

当然，除此之外，我认为青年学子的成长还离不开正确的方法。而上午熊易寒教授的发言就给我们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我印象最深的是熊教授指出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学术界的聪明人太多了，现在的学术研究事实上已经很难找到一个从未有人发现的领域。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创新？答案就是“细分市场”！何谓“细分市场”？简单来说，就是对于那些已经研究较多的领域去进一步挖掘里面还为研究透彻的新问题。我认为，我写的这篇论文其本质就是一个“细分市场”。因为，关于中国的中产阶层的研究一直算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研究者们聚焦于中产阶层的来源、构成、规模、功能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就既有文献来看，这些研究往往都寓于一个共识性前提，即将“中产阶层”视为“稳定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尽管有部分研究者进行反思，如胡联合、胡鞍钢教授曾在《政治学研究》上撰长文指出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并不是单纯的稳定作用，还可能引发动荡。包括熊易寒教授曾在《中国中产阶级的三副面孔》一文中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不能简单地说是保守的，亦或是激进的”。换言之，中产阶级的保守或激进是情境化的，他们既有可能是日常生活里的中产，也可能是集体行动里的中产。但对于中国的中产阶层是如何从保守转向激进，又如何从稳定器转向动荡器？这之间的转化机制目前没有深入的阐述。所以，我们是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打开了中产阶层研究的一个“细分的市场”，所以才有幸得到编辑部和各位评审专家认可呢。熊教授指出的第二个问题对青年学子的成长更有意义。我转述一下，虽然不知道转述的对不对。熊教授说，目前的学术研究领域，一些学术作品的写作要么是精致的平庸（有证据无思想），要么是自负的深刻（有思想无证据）。通俗来说，就是有些学术作品看着援引了各种数理实证，但证明出来的东西早就证实过了，无非就是方法换了换。还有些学术作品可能没有严格的证明过程。但是，思想很创新，也很有意义。毋庸置疑，对一个青年学子来说，我们更应该争取做一些“自负的深刻”的作品，再进一步说，如果能够日积月累，我们更应该追求多写出一些精致而深刻（有证据有思想）的学术作品。

上海市社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任小文和上海大学李友梅教授

为《探索与争鸣》第二届（2016）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二等奖获得者颁奖

其次，我想回到这次参赛的学术论文上。其实，作为一名行政管理专业的研究生，之所以把中产阶层作为研究对象，是在调研资料基础上结合近年来的一些重特大的“邻避”抗争事件的特点后形成的。因为近几年来，中国的社会抗争领域出现一个颇具特色的现象，即地方居民对一些特殊公共设施在附近地区拟建滋生出对立心理，并采取强烈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的“邻避运动”在经济发达或发展中地区屡屡出现。从2007年的厦门反PX项目伊始，我国发生的重特大“邻避运动”已有数十起，而其抗争主体却大多是城市的中产阶层。起初，我是想对中国中产阶层的抗争策略做一个研究。后来发现在抗争策略的“市场”内作细分，写不出太大的新意，跳脱不出已有的分析框架。在后续的一次研讨会上，我的导师王刚教授指出是否可以在“邻避运动”的特定情境下，研究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是否会转化，以及相互转化的条件是什么？我开始关注这方面的文献阅读和访谈资料的分析、整理。由此，为我开辟出一个可以研究的，如熊易寒教授所言的可以“细分的市场”。

所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我们脱离了由争论中产阶层单一功能转向分析在什么特定情境下，中产阶层会彰显某一种功能，以及不同功能特征间转变的中介机制。并同时通过R市的田野实例证明了：“稳定—缓冲”与“冲突—动荡”是中国中产阶层，一个硬币的两面，是合二为一的。中国的中产阶层在政府允许的框架内抗争，但是洞悉政府允许抗争的边界和红线，其抗争行为往往都避免触及这一红线。由此可以引申出：在中国的中产阶层抗争中，“动荡”不与“颠覆”相关联，从而指出，中国近几年来的部分社会抗争现象，尽管是由中产阶层引领的，但是中国中产阶层的抗争往往不会冲击当前的政治与社会秩序，也是中产阶层引领的结果。如果非要给中国的中产阶层一个“定性”的概括，毋宁说他们是社会变迁的推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