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下一个“提问者”——走出“韦伯”问题后的现代性想象

何青翰 | 清华大学哲学系

本文为由作者在《探索与争鸣》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青年论坛的发言修改而成

3月21日，《探索与争鸣》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青年论坛，在上海社联举行。大会不仅对本次征文进行了回顾评价、对获奖作者给予了充分表彰，更重要的是，大会为青年学人提供了开放的表达与交流平台。诸位青年才俊围绕当下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发言探讨，不仅体现出获奖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问题意识，更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和启发他们对于中国问题更为深入的探索与争鸣。以下，我们将每天推送一篇获奖作者在现场发言基础上修改而来的学术随笔。一方面作为他们对本次学术征文活动的阶段性总结，另一方面也供读者诸君学习借鉴。愿他们在未来道路上能够坚守初心，砥砺前行，并祝他们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更大的贡献，更期待不远的将来，有更多超越他们的青年学人涌现出来。

何青翰

提名奖《走向“韦伯问题”的终结——论国学研究及国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使命》一文作者

首先要感谢主办方及各位老师，能够给我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与诸位优秀的青年学者进行讨论、交流。我自认为我的文章是很拙劣的，能够得到老师与同学们的认可，心中实在是感激多于欣喜。孔夫子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希望朋友们不吝赐教。

上午的发言，熊易寒老师提到，青年学人大概有三个为学的阶段，一开始是处理极为具体的客观状况，然后是对其中的普遍现象进行提炼，最后才是将其上升到较为宏观的理论、范式。而哲学系的思考方式恰好是倒过来的，可能一上手就会思考一些形而上层面的概念，然后照着这个理想模型往下嵌套，所以很多人就会批评这个思考路径，用荀子的话说，这叫“蔽于天而不知人”。实证主义者拒斥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思想，并认为哲学概念理应让位于可观察物之间的有用的规律。这也不能说全无道理，毕竟现代社会是由科学的理性、逻辑所塑造的。但是有一点我想我们还是有必要承认的，那就是科学知识也并非始于经验，而是始于问题。就此而言，理论先于观察，指导观察，这也并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

归根结底，我们为学的根本是朝着“问题”去的。

那么我现在就简单地叙述一下我的文章。还是按照冯庆师兄的规矩，讲讲出身。我在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学习时，主要的课程内容是古典学。很可惜，我这个人比较愚笨，当时也不太用功，所以希腊文、拉丁文学的一塌糊涂。所幸还是读到了许多文化经典。就当时而言，我有一个很亲切的阅读感受，那就是从整个人文思想的格局、气度上看，古典作品往往透显着难以遏制的英雄气概，那个时代所关心的是夫子、传教士、殉道者、战士，所处理的是神话、命运、仪式、秩序，情之所在，悲壮而不悲凉，骨子里生长着一种“吾道不孤”的自信。而现代作品的精神气质，是偶然的而非绝对的，是自我决定的而非命运的，往往在开篇处万象纷呈，结尾时却不知所归，将个人交给家庭、国家，或者自然，都是不甘心的。这种“不知所归”的感觉是什么时候从中国本身的阅读经验中产生的呢？我有一个或许很不恰当的理解，那就是王国维所讲的“臣窃观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这和陆九渊所谓“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全然不可同日而语。一旦对自身的政治文化丧失了基本的定位，实际上类似于涂尔干所谓“失范”。如何从现代性的迷宫中清理出古典中国的形貌以及精神，将其从游魂状态恢复为实体，是近现代学人的任务。或者用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说，是“转型”的一部分。

在这些清理、恢复的工作的背后，似乎总有一个人的影子罩在那里，造成无形的统摄力。他对于人类命运的裁决，伴随着工业革命之后所向披靡的资本主义力量，强硬地注入了我们的问题意识。这个人就是马克斯·韦伯。从马克斯·韦伯的一系列宗教社会学研究作品总结出来的中国现代化命题的基本典范，我们称之为“韦伯问题”。它以文化价值系统为起点和中心，探寻现代社会得以产生的文化动力。之所以将其与及重构“国学”的努力联系在一起，大概是因为我们特别将其定义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指儒家思想，能不能实现理性化、适应或推进现代化。这一“问题”对许多前辈学者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牵制，很多时候成了一道必做题，从这来看，韦伯不愧是文化巨人，真可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

然而韦伯的结论与启蒙思想家没什么区别，他并不认为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具备彻底“理性化”的条件或可能性。但是，与黑格尔式的将中国古典文化直接划入人类“幼年期”的做法不同，韦伯的“理性化”以及“天职观”的概念实际上涉及到两个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用我们话语可以理解为“天人紧张”。很多人相信，理性本身，确保了人类从神话、宗教、迷信的非理性中解放出来。在这里，韦伯就留下了两个逃生的暗门：第一，新教的理性化前提是根据极端“非理性”前提——承认超越此世的上帝，而彻底否定世界的理性，而儒教的“非理性”前提则是忍受民间或自身的非理性巫术因素的存在。假如儒家的去巫化是彻底的，“天人合一”的内在超越是成立的，那么就足以回答“韦伯问题”。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概念，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同样产生过的突破性发展，更刺激了这一设想。第二，韦伯实际上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远景作了极为悲观的预测，他预见到与自由相悖的“奴役”形式正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这与原有启蒙理想完全背道而驰。但据韦伯分析，儒家文化注重礼乐制度以及艺术人格，那么“君子不器”，“天人合一”，就是一种与专家气质相反的优雅的道德生活。照着这两个路子走，是不是就可以“打倒孔家店，救出真孔子”？我的看法是否定的。

事实上，韦伯自己就留下了两个最后的忠告：第一，既然我们已经不可能运用理性为信仰找到一个根据，那么就只能勇敢地投入“诸神之争”，凭借个人意志与责任伦理抵抗悲剧性的历史困境。第二，在保证个人权利以及民主制度这些启蒙运动以来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的前提下，呼唤具有“卡里斯马”式的政治领袖。凭借个人魅力感召群众的政治家，超越庸俗而短视的经济需求，实行富于冒险精神的进取政策，从而从铁笼中拯救一部分人的精神自由。两者合在一起，意思就是说，价值只与个人自由、决定和选择有关，而与事实之间根本无“逻辑”的或“本体论”的联系。

我想我们如果还深陷在“韦伯”问题的逻辑之中，“价值冲突论”所衍生虚无主义困境就难以避免。在韦伯所预设的“理性化——现代化”的理论模式中，以自然目的论的神圣性为基础的、承认人之有限性的古典政治文化总归是要被抛弃的，那么终极价值的问题如何得到根本辩护呢？传统文化始终有着沦为现代化之工具的危险。如果我们的本土文化对于现代社会这座大厦而言，仅仅是可以进行删削的建设材料，古典中国本身是否仍被视为单线发展模型上的一个必须克服的滞后环节？至于召唤卡里斯玛型的政治家，使革命领袖超越一切行政组织与人民群众形成直接对话，进而带领人民群众进行抵抗堕落与庸俗的“冒险活动”，我想我们的上一辈人都有亲身体会，其结果如何，自有公论。

古代中国确实是被卷入现代性之中的，这种被动性当然不能被任何逻辑所否定。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化被动为主动，以主体制客体。“韦伯问题”的诱惑力就在于似乎提供这样一种反客为主的有力途径；然而，“人民”的出场与政教关系的改变这两个中国历史本身的因素一经“韦伯问题”的翻转拨弄，就变成了“诸神之争”的注脚：意义或价值本身完全是主观的、偶然的，所有的文明、宗教系统最后都应该落实为有效的行为模式而非无法证实的内在精神。似乎只有跳出韦伯的预设，我们才有可能发现中国文明内部更为丰富、健康的因素。以上浅见，供各位批评指正。

回到我一开始讲的哲学式的思维路径，实际上我经常能够体会到我的老师对我的批评，即便我们认定“韦伯问题”已经丧失了内在活力，但古典中国社会业已崩塌。如果只是致力于精妙的文本阐释，而不能使其落实为匹夫匹妇的生活，那么其本质上就是原地踏步。再精密、宏大的思想体系，都不能说自己无需嵌入百姓日用伦常的社会化载体之中。曾国藩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抵风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虽尧舜生今，不能举斯世而还之唐虞，贤者办事贵在因俗而立制。所谓‘除去泰甚’者耳”。我们常常批评宋明儒者空谈性理，实际上他们多数人都有着担任地方官员抑或宗族首领的丰富经验，他们享有着完整的生活及其意义，而我们反倒是只抱着理论的残片。因此，青年人毕竟还是需要走出浅层的文化“乡愁”。学术研究与生活实践努力，自然应该透显出内涵于经史子集、文物典章之中的更新功能。我们的脚下是家国同构的废墟，如何建立起新的文化理想与伦理生活之间的同构，延续孝道、仁义等核心价值观念，并清除传统文化与僭政、恶政的寄生关系，总归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业。在此基础上，我觉得大家每每提及的传统地方自治、新型的士大夫或君子的出现，或许才能在契约社会与政党政治中撑开一线生机。

但是这种可能性奠基于什么呢？我想这大概就需要在我们的青年的学人之中，出现更为高明的提问者吧。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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