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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原 | 比较文化研究需着重理解那些旁逸斜出、不合常理的内容【第二届青创奖获奖作者发言特辑之十六】

2017-04-10 薛原 探索与争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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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以学术为底色      以思想为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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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化研究需着重理解那些旁逸斜出、不合常理的内容

薛原  | 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本文为由作者在《探索与争鸣》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青年论坛的发言修改而成


3月21日,《探索与争鸣》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青年论坛,在上海社联举行。大会不仅对本次征文进行了回顾评价、对获奖作者给予了充分表彰,更重要的是,大会为青年学人提供了开放的表达与交流平台。诸位青年才俊围绕当下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发言探讨,不仅体现出获奖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问题意识,更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和启发他们对于中国问题更为深入的探索与争鸣。以下,我们将每天推送一篇获奖作者在现场发言基础上修改而来的学术随笔。一方面作为他们对本次学术征文活动的阶段性总结,另一方面也供读者诸君学习借鉴。愿他们在未来道路上能够坚守初心,砥砺前行,并祝他们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更大的贡献,更期待不远的将来,有更多超越他们的青年学人涌现出来。


薛原 (上海交通大学)

提名奖《德国后现代多元文化之殇——希特勒又回来了

吗? 》一文作者


结束德国留学生涯来到上海交通大学的三年,我的研究领域从日耳曼文学和比较文学,拓展到中西文化比较。回顾这三年的教研生活,我感慨良多,这不仅是我学术真正起步并逐步进步的三年,也是拓展人生视野的三年,更是回归母文化,为自我学术身份重新定位的三年。《德国多元文化之殇》体现了我近期研究 45 33257 45 15232 0 0 2803 0 0:00:11 0:00:05 0:00:06 3000最新关注点:中西文化比较。感谢评委会从这篇貌似国别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看出探讨中华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弦外之音”,让我得以借机将所思所想与更多的学人分享。


在德国留学期间,我像所有的留学生一样经历了在异国他乡求学的种种不安、不适和不愉快,逐步深入了解德国社会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在欧洲文化的熏陶下,我几乎心无旁骛地学习多年,尝试着阅读人文科学多个领域的书籍。我对这个民族逐渐生出了一种复杂的情感:对那些被国人过度阐释的“光辉面”,我总是冷眼解构;而那些遭人嗤之以鼻的“阴暗面”,我虽不认同,但却能报以一丝理解。这使得我的观点在哪个文化圈里总会有点“另类”、“不合群”。在德国,我会为辩驳德国人对中国的偏见而据理力争;而在中国,我也想尽力告诉朋友们一个真实的欧洲,哪怕这个欧洲与国人的理想构建大相径庭。我对事物的观感也不再非黑即白,对于那些“灰色”的或是“杂色”的区域,我试图辨析其复杂和多变性。当今世界呈现出愈发多元杂糅的图景,我们对其的认知也很难框定在一些既有的框架之内。理解那些旁逸斜出、不合常理的内容,而不是将其齐整划一,可能是推动认知深化的一个途径。


《德国多元文化之殇》从当今欧洲文化现象入手,呈现一个复杂文化现象的客观存在性和甚至是合理性,并以此为出发点找到读解世界的新视角,并为我们理解和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一点启示或佐证。


德国对有关希特勒文艺作品解禁,可能会被解读为德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回潮的一个表现,而我试图挖掘这一现象背后更为复杂的缘由。为了把一个问题研究深透,我总是借助“十字式”思维模式,也就是纵、横线索相结合。这也就是说一个事件有其历史流变与前因后果,其为纵;借同时代的类似或不同事件为这一事件提供参照或是佐证,其为横。中德比较是文中一条较为隐蔽的横线。中德虽都经历了二战,但中国作为战胜国,在战后的境遇大不相同,这仿佛失去了比较的基础。但德国作为一个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坚持原则和操守的大国,它处理移民等问题的经验和教训,可能为中国解决类似问题时提供借鉴,这是我构思此文时一个基本立足点。


希特勒在德国文艺作品中的逐渐回归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无疑需要结合对德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理解。当今希特勒所承载的意识形态非常复杂。一是德国人对希特勒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平和、公允和理性的态度。希特勒曾长期被认定为新闻管制的零容忍对象,而今天德国人之所以能够坦然面对这个历史人物,是因为他们经历了战后旷日持久的反纳粹民主建设, 希特勒作为一个曾经的禁忌话题已经失去了被禁忌的必要。二是德国在政治生活中过度考虑“政治正确性”(即设置禁忌话题),必然要掩盖一部分事实真相,导致行政决策者制定出有失偏颇的政策和决定。很多人认为,德国是时候摆脱历史包袱,重提“爱国主义” 和“精英教育”,提倡健康的、客观公正的公民意识。三是德国内部对于“多元”和“单元”文化政策的争论也体现在最近的希特勒文艺作品之中。究竟哪一种文化政策更适合德国今天的国情,对德国人来说是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 德国当今的社会共识在于绝不允许纳粹游魂回归,但也适度放开对反“政治正确”言论的禁锢,使得更多的声音参与到社会问题的讨论中来。 


可以肯定是, 希特勒的回归反映了德国社会自二战以来,德国政治、制度、社会和经济危机的总爆发,宣告了德国乃至欧洲的一些政策制度的失败,是一部分欧洲精英“穷则思变”而发出的试图改变社会意识形态信号。德国精英宣布“多元文化”失败,首先将矛头指为极左思想所主导移民政策。悔罪的德国人,曾在移民问题上投鼠忌器,不敢面对问题,不敢说真话,直接造成低效移民管理。很多移民及其后代逐渐沦为成为社保制度的巨大负担和威胁社会安全的隐患。这成为德国政治精英打破长期禁锢德国正常言论自由“政治正确”的直接动因。第二是对多党轮政,使好的政策缺乏连续性,偏颇的政策得到吹抬,导致政府执政能力低下。第三是欧洲高福利国家普遍面临福利体系崩溃的窘境。金融危机使得欧洲各国之间的嫌隙逐步加深。凡此种种,使得失去优越感欧洲人不得不推动改革,而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改变自“68民权运动”以来在德国政坛占主导的与文化相对主义相关的极左政策和极左执政理念。 


大破之后才能大立,把当今德国的问题说清楚应该还不够,也许还得谈谈如何在废墟之上构建新价值。我认为今天欧洲价值的重构既不能依靠暧昧不清的所谓“多元文化”,更不能走向“右倾”单元文化,而是积极地从文化共识、共同价值、共同规则和共同远景几个层面对欧洲新文化进行重建。至此,我完成了对一个社会现象的纵横思考过程,将这一研究成果呈现在读者面前。纵观历史,在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时,社会文化更趋向于开放和宽容,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双刃剑,如果只开放和宽容而没有扬弃,没有实事求是地反思,未必能一直带来带来和谐和进步。尤其当宽容一旦被极端思潮利用,就可能会危害社会文明,德国和欧洲社会如今的确是走到再探索再求变的时刻了。文中对于现行的德国政策和制度缺陷的有限反思,也许可以为当今我国社会解决类似问题提供思考的新角度。我想如果我能思索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开放与宽容的双刃剑等问题本身,也许能在这次竞赛中获得更好的成绩。


用比较的视角看待和研究一个问题,已经成为我的思维惯性。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较都对拓展思维都大有裨益。我始终坚信,任何文明在封闭和孤芳自赏中都只能走向枯竭,学问也是一样。当今社会发展面临着多种多样的机遇和挑战,新的知识,新的媒体和新的观念层出不穷。在风云多变世界环境和复杂的现代社会环境下,需要各种不同的文明经验和文化理念服务于社会和学术的全面发展。同时,学术研究的边界和国界逐渐消融,跨文化、跨学科和跨国界的研究日趋繁荣。不同学科、领域和区域的研究在相互审视、相互比较和相互交流中才能建立学术沟通,在合作中获得丰硕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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