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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研究的“关系”视角

     谭诗赞 | 武汉大学

 本文为由作者在《探索与争鸣》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青年论坛的发言修改而成

3月21日，《探索与争鸣》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青年论坛，在上海社联举行。大会不仅对本次征文进行了回顾评价、对获奖作者给予了充分表彰，更重要的是，大会为青年学人提供了开放的表达与交流平台。诸位青年才俊围绕当下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发言探讨，不仅体现出获奖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问题意识，更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和启发他们对于中国问题更为深入的探索与争鸣。以下，我们将每天推送一篇获奖作者在现场发言基础上修改而来的学术随笔。一方面作为他们对本次学术征文活动的阶段性总结，另一方面也供读者诸君学习借鉴。愿他们在未来道路上能够坚守初心，砥砺前行，并祝他们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更大的贡献，更期待不远的将来，有更多超越他们的青年学人涌现出来。

谭诗赞

     三等奖《庇护式治理：乡村治理中的关系、能人与项目》一文作者

在政策话语的引导、学术圈的实用主义倾向以及研究者个人研究切入选择等诸多因素的诱致下，中国许多政治学者开始把目光从“向上看”转移到“向下看”。乡村研究近年来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学的“研究热点”，甚至衍生出一些非正式的学术共同体如“华中乡土派”。政治学的乡村研究往往离不开“田野观察”甚至是作者个人的生活经验和个人感悟。

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佳作都离不开田野观察，如近期刘绍华的《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之前的一些经典，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威廉·富特·怀特的《街角社会》、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都离不开田野观察。由于他们自身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厚的理论根基和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使他们看到并写出其他学者看不到、写不出的场景及其背后的深层内涵。这使得他们的著作不仅具有较好的可读性，也具有广泛的推广性，因而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日益隽永不朽，成为后世之经典。

乡村研究需要在素材的草根性和理论的专业性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素材直接来自田野，来自草根，因而这些“群言群语”非常质朴，在学术生产流水线化的当下，这些田野观察材料需要转换成为“学术语言”；另一方面，学术语言类似于过去“黑帮行话”的过于“高冷”，只在小圈子中流传，而无法对圈子之外的大众进行“科普”，常常使其备受诟病，学术语言的“接地气”也势在必行。因而，草根的语言能否转换为当代中国学人的研究素材，是一个值得深度探讨的话题。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了探索，如《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转型中国的农民政治心理透视》就试图从农村那批中年“大叔”“大妈”的嘴中“掏出”更多的本土政治学研究素材。

我出身于农村，从小到大，也没有城市社区的生活经验，因而我对城市社会中的各种治理困境只能进行想象，因而我作为一个没有城市社区生活经验的个体，无法知道他们的日常互动，所以我近年来“向下看”也就只能聚焦于自己熟悉的乡村观察，观察的场域主要是自己从小生活的湘南地区那些资源匮乏、经济利益稀缺的农村乡土社会。

我这篇关于乡村“庇护式治理”的文章主要是采用田野观察的方法，是以湘南的利益稀疏型村庄为例进行。从进入政治学的这个研究队伍行列，我一直关注草根政治，而其中我关注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财、政”之间的密切关系。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政府的职能履行和活动范围实际上离不开“财税”资源的分配，政府从社会汲取的财税资源后再进行二次分配，近年来这种财税资源分配实际上更多的借助于混合“科层制”与“外包制”的“项目制”，财政专项转移支付的“项目下乡”、“项目进村”制度现象蔚为大观。在这种背景下，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开始日益依赖于各种“专项”和“项目”。“项目下乡”这种项目化运作的方式向基层政府分配了它们所稀缺的资源，但“项目”实际上告知了作为纳税人的公众，谁从中获益，谁又将承担获益的成本，这些都指向现代政治的本质——“社会稀缺价值的分配”，这正是现代政治关注的核心。

正如湘籍著名媒体人罗昌平《递罪政商博弈的郴州样本》一书中所述，湘南地区小县城人口不多，通过关系与关系网的裙带，产生了一块块群落，足以与团体与法律构筑的公共秩序相对抗；关系社会是一种体制外社会，一种类似的江湖社会。在这种格局下，原本普通的人际关系变成一种隐形的社会制度，从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和统治力。这一规模的县域样本中，目前依旧缺乏公共社会的存在空间，所以无论是一个普通市民还是一个普通农民，遇到各种要与“国家”和“政府”发生勾连的事情时，下意识的反映不是依靠公共体制市场和宪政机制生存，而是依赖于找熟人、寻求“庇护关系”。时至今日，在类似湘南地区这样的乡土社会中，主导的一种社会观念依旧认为，读书人最高阶的价值追求就是“考公务员”、“做官”。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2006年湖南郴州官场腐败系列窝案、2012年衡阳大规模人大代表贿选案会相继在湘南地区发生。大家看到了，没有规训的公权力，常常自大颟顸，肆无忌惮的横行于县域的乡土社会之中。一旦遇到阻碍其实现预定目的的公民权时，便以各种披着“合法”外衣的“隐蔽”手段进行碾压。但同时，那些“手无寸铁”的普通人也会通过体制内的“庇护关系”来寻求保护，以免自己的权益受到公权力的损害。

因而，在日常研究和文章写作过程中，我对乡土社会中的“关系”特别有同感，像乡镇政府（包括村支“两委”）乡村两级基层组织的合法性权威，必须建构在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杜赞奇语），由儒家传统塑造的文化背景构成了正式制度运行的深层次背景，这层文化习俗形成的背景成为乡村庇护主义政治生发的逻辑起点。所以在这次应征论文中我采用了庇护主义的理论视角对我所在的湘南地区农村进行了观察：各种具有庇护关系的“能人”更能够登上村庄政治舞台和争取到各种“项目”的进村。在“能人治村”、“项目进村”和庇护关系的相互交织和相互作用中，利益稀疏型乡村中形塑了一种“庇护式治理”模式。这一治理样态维系了农村公共品的非均衡性供给，将导致乡村庇护关系网络的固化与农村基层民主治理的异化。以“摆平”和“不出事”为最高治理目标的庇护式治理终究只能成为乡村社会治理转型的一种过渡性选择。

抛开这个会议的应征论文，谈到“青年学者的成长和学术共同体建设”，其实就需要像今天这样的一种跨学科对话，就是在社会之中构建一个公共领域的机会，虽然人文社科的各个专业之间有壁垒，但大家关注的其实都是公共议题，因而大家都需要一个公共空间来进行自由表达。向今天这样的机会实际上非常难得，就是在与大家的对话中，每个人凭借着自己开放包容的心态并且服膺于公共理性，站在这里跟大家相互交流，才会促进自己知识的增长和理性的进步，然后才会促进自己对公共话题有更深入和细致的了解。

最后我再谈一点个人的阅读兴趣。今天很幸运来到上海，其实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学人张远山先生也是上海人。他非常推崇的庄子，作为一个“学院派”之外的学者和作者，过去他一直在做庄子文本复原的工程，现在在做伏羲学。从他身上我能看到一个学者的学术坚守和人生操守，我们在现实的世俗压力下应该要在“出世”和“入世”的两分法中寻求第三种道路即是“间世”，张远山所推崇的古代的庄子正是这种“间世异人”，在当代，张远山先生比较欣赏资耀华先生，他认为资先生也是这样一种“间世异人”。附带一提的是，这位资耀华先生正是资中筠先生的父亲，其来自于湘南地区的耒阳农村。提倡“间世”主义的态度恰恰对青年年轻学人有着积极的意义：既要能深入学术问题和社会热点研究之中，又要能走出来以更宽的胸襟来看待学术与人生追求。

《探索与争鸣》人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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