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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 | 第一辑·瞿骏

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旧路与新径

开栏语：“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活跃而有创造力的青年群体，是一个时代最宝贵的财富。学术的进步，同样依赖于青年学人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探索与争鸣》现正式推出“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系列专辑。本计划诚邀全国青年学者聚集“一书、一人、一领域”，入选“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的青年学者，本刊将围绕其所申报论著涉及的学术和思想论题，广泛延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召开学术研讨会，并在《探索与争鸣》刊物上推出专辑。编辑部希望借此形式，鼓励青年学人提出具有原创性、前瞻性的观点，将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怀结合，为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独到思路，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作出努力。“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一期已于2017年12月4日举办，针对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瞿骏教授的新著《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中提出的话题展开研讨，主题为“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旧路与新径”。现就其内容推出专辑以飨读者，期望广大学者参与讨论。

清末民初读书人的“失语”

邓军 |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别研究员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3期

邓军研究员

过往研究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多集中于精英知识分子。新社会文化史兴起之后，社会与大众越来越多得到关注，随之精英知识分子的研究也逐渐边缘化。然而，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底层社会与大众材料的匮乏，如何为当时的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提供更为丰富的图景？

在此困境之下，读书人这个群体展现出了巨大的诠释和研究空间，他们不再是精英人物的代名词，而是指向所有的、特别是普通的知识人，他们处于精英与大众、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之间，是近代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的承受者、转化者和传播者。

从这个角度去看，有关清末民初读书人的研究并非太多，恰恰因为各种原因，许多读书人在这场思想与文化的浪潮中是“失语”的。《天下为学说裂》这本书关注的主体对象就是这群普通读书人，作者瞿骏试图通过挖掘这些曾经的“失语者”，来构建一个更为复杂、甚至矛盾歧出的清末民初的思想世界和行动图景，从而揭示近代中国转型时代的“裂合”。

作者对这些失语者的打捞，是在一种论辩当中展开的。其第一重论辩对象是线性史观，比如第一章谈清末排满问题，他质疑的是晚清排满言论深入人心的立论。第二章讨论辛亥革命的研究，提出对几个老问题的再思考，如民主共和思想是否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辛亥革命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而所有这些质询都建立在其第二重论辩对象上，即研究者解读史料的惯性思维与方法。作者不否认史料的扩展，大大丰富了近代史的研究，但是对史料的解读如果仍然停留在常识性结论所带来的思维模式，并不能从“质”上提高近代史的水准。当然，作者并不是已经超越这些论辩对象，而是隐含地将自己也作为论辩对象。因此，作者通过呈现清末民初读书人几种类型的“失语”，来进行辩驳的尝试。

第一类“失语”是指读书人在历史叙事中缺位。比较容易看到的理由是他们跟主流叙事相“异”，从而被历史忽视。比如第一章的清末排满研究，由于我们惯常将辛亥革命定性为排满革命，因此那些满人、遗老和不排满人物就被边缘化，乃至被抹去声音。这导致一种后果，就是根据这种假设倒推历史，进而认定清朝读书人都有着被压抑的排满意识，在辛亥革命前夕喷发只是历史的自然逻辑。王汎森先生根据对咸、同时期的禁书研究，发现当时不少汉族读书人种族意识匮乏，这已经表明这种倒推历史的谬误。瞿骏通过边缘人物徐兆玮的日记，亦发现清末十余年，革命派的排满观念传播相当有限，从而解释辛亥革命之后排满声音何以消弭如此之快这一历史现象。近年来，随着满人和遗老的再发现，我们可以看到革命叙事之外的对革命的叙事，它们的声音使得辛亥革命又获得新的研究空间。

然而，更为隐微的理由则是在于它们与主流叙事相“同”。正如王汎森先生所说，竞争使得一个时代的思想越来越接近，也使得某些人看起来没那么具代表性。此书第五章以新文化运动中的失语者凌独见为例，做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论证。在对凌独见为数不多的论述当中，他常常被贴上卫道青年的标签，因为他的论战对象是新文化正统代表胡适和施存统。瞿骏回到凌独见的文字当中，发现凌一直是新文化的追随者，不仅不保守，某个时刻还相当激进。然而在新文化运动建立自己的谱系过程当中，胡适和施存统被选择为代言人，而与他们在新文化里争短长的凌独见们则被打上了保守的印记。他们不是被后人遗忘，而是在当时就被人遗忘，偶有记起也常处于被人误解的境地。可以看到，凌独见们消失于历史叙述当中，不是因为他们与主流相逆，而是与主流太接近了，这是历史竞争的排“同”性。其实瞿骏也发现，凌独见们真的没有那么独特，将他们打捞出来只能丰富历史的叙述，并不足以撼动主流历史叙述。那么，继续发掘凌独见们还有多大意义，这是作者追问自己和其他研究者的问题。

可以看到，无论是历史叙述的排异性还是排同性，都以主流叙事作为衡量的基准。如果要寻找失语者，也是在这两个相反的方向同时进行。可以说，主流叙事仍然是我们研究者想象力的出发点，是否真的存在非主流的研究？如果有，它的意义何在？

第二类“失语”是读书人在区域研究中展现的不足。大都市、口岸城市里的读书人，包括精英和知识青年，相较而言研究得比较多，但是地方上的读书人因研究视野和材料限制，研究不那么充分。但是，没有他们的相关研究，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图景便不完整。比如，通过山西的刘大鹏的资料，我们看到科举废除后士人的心境、社会地位、权力重构等，这使得我们能够想象地方精英对近代转型的态度与回应。然而，这在中国具有多大的代表性，则需要对其他区域的读书人进行研究才能加以论证。换言之，时代的共性和差异性常常需要区域研究，才得以凸显出来。

近年来，区域研究也成为一个热点，过去被忽略的人开始发出他们的声音。瞿骏一直关注近代革命话语和新文化运动在江浙地区的传播与接受。明清时期，江浙是中国文化的重心地区，但是到了近代，随着上海地位的上升，江浙成为了大上海的边缘。在第四章中，瞿骏着重写上海对江浙小城镇读书人的文化辐射。他注意到上海在清末逐渐建立一种现代、权威的形象，在此前提下，江浙小城镇的读书人通过对沪上消息的关注，以及沪上资源的掌控，来重新构建他们在地方社会上升的机会，乃至一跃而成为地方、甚或全国的精英。

从地域和文化中心来划分，这些地方读书人看似非常边缘化，但一旦进入到地方社会的肌理，就会发现所谓的“中心与边缘”二分被分解掉了。在他们心目当中，最切近的“中心”是他们在地方社会的政治与文化地位，而非遥远的大叙事里所刻画的“中心”。当然，他们内心里渴望大都市，但并不真的愿意离开小城镇，因为他们知道在都市里自己是边缘，在地方却可能是中心。沈洁对张泰荣的研究可以作为这篇文章的一个参照，她根据奉化的小知识分子张泰荣的日记，探讨1920年不同身份、不同政治取向的地方精英完成权力重组的过程。

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瞿骏更多注意到地方读书人的无奈与悲哀。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人生显得太长，在某个时刻抓住了时代的潮流，但留下更多的是“无限落后”的恐惧。

与第四章里依然愿意扎根地方社会的读书人不同，在第三章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群想要去都市的小知识青年——学生群体。丛小平在其对近代师范学校的研究里，一再指出师范生进了城之后不愿再回乡的情形。瞿骏关心的是将这些青年学生推向国民革命与共产革命的原因。他认为晚清以来新学制的实行，将这些学生带到了城市，却没有给他们在城市里上升的空间，但是家乡却是回不去了，怎么办？谁来吸纳他们，谁来给他们希望？这是1920年代以后，知识青年纷纷放弃“个体”，走向“组织”的一个重要原因。

瞿骏没有太多关注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即还有大量的知识青年回乡了，无论他们是否出于自愿。刘昶研究过回乡当乡村教师的青年学生群体，他认为共产革命为什么能成为一场乡村革命，就在于这批回乡知识青年一再遭遇生存和存在的危机。有趣的是，他们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苟活在城市里的年轻人与勉强回乡的年轻人，皆因为个体被时代的蹂躏而转向革命与集体。这就产生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第三章当中勉强回乡的青年学生与第四章当中力图占据地方社会中心的读书人相遇了，他们会产生怎样的纠葛，他们在地方社会的思想与文化传播以及后来的地方革命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都值得探讨。

第三类“失语”是研究者史观和方法的限制。线性史观深刻地影响着史学研究者，其中革命史观占据绝对话语权。一方面与其相悖的人与观念遭到忽略，另一方面我们常常根据线性革命史观量体裁衣，来理解当时人的思想，这部分人在历史叙述当中不是失语的，但是我们的解读方式却未让他们发出自己真正的声音，这是另一种“失语”。

王汎森先生指出我们研究读书人的思想，往往是根据他们读了什么，而不是他们“读出什么”。我们曾经想当然地认为咸同时代的读书人读到文字狱的内容，肯定激愤不已，但是王汎森先生的研究表明，他们“读”不代表反对，深究他们读出了什么，发现对清政府是认同为主。读书人到底读出了什么？这一看似简单的提问其实对研究者是一个拷问，我们是否真正进入历史的语境当中，去了解历史人物的心境与处境，并做出合理的分析和阐释，这有利于我们突破线性史观的决定论。

受此启发，瞿骏将“读出什么”当作方法论，重新去看他曾经读过的资料，重审他自己过往研究所作出的结论。如前文所说，作者的论辩对象始终包含他自己。因此，此书中各个章节其实都渗透着这一反思。

仍以辛亥革命为例，我们有时会简单地将读书人阅读《新湖南》《苏报》《国粹学报》等革命报刊，等同于具有排满或革命意识。也许作者自己以前也有类似的想法，但是通过重新考察发现，清末很多人读激进报刊，并不在于吸取与革命相关的内容，而只是为了一些现实的需要，甚至有些人仅仅将此视为赚钱的生意或科举考试的参考；有些人读完后对革命不仅不抱有同情态度，而且卑之无甚高论。

同样，本书的第六章与第七章所讨论清末民初的教科书研究，也受此方法影响。过往，我们单向度地看教科书传达新思想与新观念，从而得出民主等新观念深入民心的结论，并对清末民初教科书一味“肯定赞许”，但是将很少受人注意的读教科书的学生考量进来，就发现这些教科书或难懂或浅薄。瞿骏进而想要追问的是，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文化转型是否都起积极的作用？

相同的史料，如今读出不同的内涵。作为社会连接者的读书人声音的变化，带来对当时社会思想与文化的不同观察，这使得辛亥革命这类成熟的研究具有再研究的可能性，这也就是作者提出辛亥革命研究“再历史化”的一个进路。以此类推，可以推及其他研究领域。

在这三重“失语”当中，可以看出瞿骏的抱负，他对辛亥革命这类历史重大事件、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的主流叙事是不满的，对目前历史研究的套路和方法也是不满的，而最佳的批评方式就是作者自己的研究。让历史上各种“失语者”发出声音，就是最佳的实践策略。换言之，只要他们发出声音，历史的图景之于我们就有所不同，这就是此书的贡献所在。

在所有的质疑背后，瞿骏最为看重的是史观与方法论的省思，他个人浸淫清末民初研究将近二十年，努力掌握更多的史料，但是最后发现文章的高下取决于作者的史观与方法。因此，《天下为学说裂》这本书是瞿骏一个辩驳的尝试，读完这本书会让我们不断思考历史研究的史观和方法论问题，他的目标已经达到。

由于这是作者的尝试，有时不免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他一直反对线性的革命叙事，要历史化地处理当时人的所思所想，第一章和第二章对辛亥革命做了相当多元的叙事，让我们看到辛亥革命非线性的一面，但是到了第三章论述清末民初的学生生活史的时候，他又以接受辛亥革命的主流论断作为论述前提，“除了求学前途茫然不可知外，对清政权认同的变化也在极大地改变学生的生活世界。这种变化的根本因子在于甲午后读书人心中不断加深的亡国灭种的压力，也同时在于既有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的崩解，……最后汇聚到推翻清政府的强烈冲动上”。

这反映一个问题，当以重大事件作为研究对象时，作者会非常有意识地使用反思与反抗的方式来解读史料，瓦解宏大叙事；当重大事件转变成历史背景时，作者所反对的线性叙事又会无意识地成为论述的基础。这个困境一方面在于作者仍在打磨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这几乎是所有研究者所碰到的问题。我们并不能将反思意识运用于我们所有的研究对象，这是瞿著给予我们的又一个思考。

《探索与争鸣》人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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