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美关系风险集中在华盛顿

作者：吾楼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谋划访台，让本已紧绷的中美关系又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对于佩洛西挑战中国底线、触碰中美关系红线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已发出措辞强硬的警告。拜登政府启动紧急公关和危机管控模式，一方面劝说佩洛西在亚洲行中排除台湾，另一方面继续寻求和中方开展高层接触，寄望消除中方顾虑，为潜在的台海地区紧张局势降温。但是，拜登政府不得不承认，佩洛西谋划访台也是白宫“放任”国会在台湾议题上频繁刺激中国的结果。近两年来，拜登民主党政府已“默许”多位国会议员到访台湾。

佩洛西谋划访台引发的激烈争议只是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一个缩影，也是近来年美国对华政策手段极端化又一次的集中体现。从特朗普时期最早和台当局领导人通话开始，美国就开始不断掏空一中原则。拜登上台以来，除了在舆论把控上略有调整以外，对华政策和战略定位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路线。不光是台湾问题，在经贸、科技、人权等领域，特朗普时期美国右翼制造和遗留的问题和风险点也都仍然存在。

综合来看，当前中美关系的风险点主要集中在美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种风险点分布于美国国会。美国国会历来是对华强硬的“大本营”，自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以来，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促使国会当中对华立场温和、亲贸易的议员转向对华强硬的立场，美国商界的施压和游说也没有过去那样立竿见影的效果。虽然美国国会在内政外交议题上的分歧大、成果少，但在应对中国挑战方面却存在对华强硬的罕见共识。

佩洛西谋划访台，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国会的主流意识。在拜登政府幕后劝说佩洛西取消台湾行程之际，美国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则密集发声，敦促佩洛西按原计划进行，鲜有旗帜鲜明反对佩洛西访台的议员。虽然个别议员持保留意见，但也明确表达“挺台”，比如呼吁放弃对台“战略模糊”的立场。

7月27日，美国参议院以64比33的投票结果通过“芯片法案”，该法案旨在应对与中国的经济竞争。

与此同时，国会两院谈判一年多的“芯片法案”也已落地。根据两党谈判的结果，这项近2800亿美元的法案涉及机器人、高性能计算和半导体等多项技术，并禁止中国企业（尤其是军工实体）的参与。之前，美国国会还借人权和网络安全等议题通过多项涉华法案，禁止和中国企业的合作。

今年中期选举之前，民主党和共和党为了选票，必然争相展现对华强硬。国会短期内不太可能是改善对华关系的突破口。同时，2024年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潜在角逐者特朗普、蓬佩奥、彭斯等人已经开始为自己参选造势，打中国牌或台海牌是争取选票的利器。佩洛西谋划访台，和她政治立场迥异的蓬佩奥提出欲陪同访台，就是继续利用台湾牌为自己参选积累政治资本。

第二种风险点在美国经济。拜登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疫情和俄乌战争加剧的高通胀（9.1%）。拜登将责任推给了美联储，但经济学界普遍认为，美联储不可能在不导致美国经济衰退的前提下缓解通胀。7月2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再次下调全球增长预测，警告称高通胀和乌克兰战争带来的经济下行风险正在成为现实，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加剧。

美联储加息只能些许抑制投资和缓解通胀，但供应链的问题仍会存在。之前美国奶粉短缺的危机程度就超出了白宫预期。美国自身石油增产也面临供应链瓶颈问题。拜登访问中东也未能促成石油增产的目的。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可能加剧美国的经济困境，加大拜登的执政压力。拜登执政压力越大，越会在中美关系方面做文章。

事实上，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最想和中国讨论的一直是经济问题，包括关税、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价值观和地区冲突矛盾，都是次要问题。但美国当前将贸易问题过度政治化、将中国议题武器化，导致拜登政府在对华经贸议题上难有作为。拜登提出部分削减对华关税但未付诸实施，就是因为关税议题被过度政治化所致。这也是阻碍中美关系回暖与改善的第一道障碍。

这两种风险点都凸显了拜登的弱势。在美国国会，一旦民主党输掉控制权，拜登就将沦为坡脚鸭总统；在经贸层面，如果美国经济持续低迷，拜登想要谋求连任，基本无望。

拜登的弱势也和当下的国际环境有关。拜登上台后，延续了特朗普的“美国第一”路线，即通过投资国内强化美国优势地位。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基本上依赖盟邦对俄罗斯进行极限施压和制裁。在防核扩散、应对气候变化和重振全球经济方面，美国也没有发挥领导力作用。

在这种形势下，拜登政府还要想着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就只能对外输出矛盾展现更多强硬姿态。出于国内政治的考量，拜登也有可能不择手段、不负责任地处理对华关系，比如频繁派遣美军军机和军舰进入南海、台海。

这就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上周所说的拜登总统对华政策弊病所在，即“国内政治”干扰了“理解中国永久存在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the permanence of China）。基辛格认为，美国防止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霸权很重要，但是“这不是通过无休止对抗可以实现的。”

中国对美以“管控”和“维稳”为主

短期内，华盛顿各种对华风险点将长期存在。对此，中国持久不变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对中美关系的战略“管控”，即管控分歧和风险。自奥巴马时期，中方就在构建新兴大国关系提议中强调“管控分歧”，原因是中美在经济、军事、文化、政治制度与传统、价值体系等方面存在差异，战略互信水平一直处于低位，战略误判风险大，存在对抗与冲突的风险。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单方面放弃管控，任由双边关系自由落体般恶化。

拜登深谙外交，深知中美关系的敏感点，上台后回归对双边关系的“管控”，也就是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所说的为双边关系设置“护栏”。但正如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所说，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才是两国最可靠的“防护”。只要切实履行各自在三个联合公报中所作承诺，坚持正确方向，及时排除路障，打通前行道路，双边关系就不会脱轨失控。否则，再多的“护栏”也起不到作用。

另外，拜登开展的盟邦外交也不利于“管控”中美关系，因为它站在了盟友的立场和中国博弈，忽视了中国利益和感受。

对此，中国更要稳住阵脚，更要注重国内外政策的“稳定”以及对中美关系分歧和风险的“管控”。在国内，中国应在科学防疫的同时，注重社会和金融市场的稳定，积累优势。在国外，中国可以通过双边及多边外交，消除地区国家的疑虑。在诸如俄乌战争等地区冲突中，中国在保持中立的前提下，也可以推动相关各方跨越政治分歧，寻找共识，止战促和。这也有助于中国在大变局下树立新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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