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欧盟对华政策三大脱节背后的“美国因素”
作者：王义桅（Wang Yiwei）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研究中心主任
导 语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半月之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本周将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中美经济团队预计将就美债、关税以及两国与全球宏观经济形势进行沟通。值得注意的是，耶伦对此次访华铺垫已久，此前她在G7和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等机制下和盟友就如何应对中国“挑战”进行了充分沟通与协调，积累所谓和中国对话的“优势”。这种“优势”就包括美欧对华政策表面上的一致性，以及在美国施压下欧盟对中国采取的限制性举措。
但在拜登版“美国优先”政策的影响下，欧盟也需要捍卫自己的战略利益，寻求出台“不同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寻求对华关系的平衡。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义桅常年研究国际事务、跟踪欧盟对华政策。他最新发表的文章提出，刚刚结束的欧盟峰会暴露了欧盟对华政策的“三大脱节”，即精英与民众脱节、经济与政治脱节、愿望与能力脱节。
就该“三大脱节”背后的“美国因素”，王义桅向我们进行了详细分析。
王义桅教授认为，欧盟对华政策背后的“美国因素”非常重要，主要体现在舆论、投资、技术、欧洲安全和意识形态等领域。要点如下：
如何看欧盟对华政策三脱节背后美国的作用
王义桅：针对精英与民众的脱节，首先体现在网络舆论对民意的影响。现在的民意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网络空间，而网络空间工具主要属于美国，欧洲没有自己的搜索引擎和社交工具。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就抱怨twitter、snapchat在内的社交平台助长了暴力，要求社交平台对敏感视频进行下架处理。马克龙等欧洲精英有战略自主倾向，但他没有强有力的政党支持，自己也已脱离民众。现在是自媒体、新媒体的时代。现在的法国年轻人大多对现状不满，他们都看新媒体，新媒体讲的就是美国那一套叙事。而马克龙的支持者多是老年人群体，大多看报纸，代表传统欧洲人的观点。但他们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所以，马克龙面临的难处很大，再遇到选举，他就会遇到麻烦。
除了通信技术、平台、算法，美国的媒体和智库也在影响欧洲的舆论。欧洲民意本身背后有美国资金支撑。比如美国的东西方研究中心（EWC）、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MF）以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它们有大量资金投入，研究人员很多都是双重国籍，经常发表各种报告，对欧洲的舆论影响很多。比如，以前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专门研究台湾和两岸议题的顾问葛来仪（Bonnie Glaser），就去了GMF，担任亚洲计划主任，就是要影响欧洲舆论。还有该基金会亚洲部专注美中关系的资深研究员马安洲（Andrew Small），曾被派驻布鲁塞尔办公。他以前是英国人，现在是美国人。另外，该基金会和瑞典外交部联合主办的“斯德哥尔摩中国论坛”，每年举办两次。这就是它们对华政策的一个平台。
除了智库、媒体亲美以外，欧盟很多人亲美，直接和美国对标。而欧盟成员国之间不协调、成员国和欧盟机构不协调、欧盟机构之间也不协调，这些“不协调”最后都会被美国利用，或者说美国实际上也是导致这些“不协调”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有人开玩笑说，冯德莱恩就是“欧盟的美国总统”。她访华前提出的“去风险”实际上是最早同美国人商量的结果，并没有征询欧盟成员国的意见。她也在寻求竞选北约秘书长职位，需要美国的支持。所以，亲美的她基本上主导了现在欧盟的对华政策。现在的东欧国家很亲美，就是要拼命搞俄罗斯，现在甚至指责中国，就是背后美国因素影响的一个重要体现。
在经济安全塑造地缘政治动态的理念下，“去风险”已经成为欧盟对华战略的关键词。这里的美国因素也很明显，欧洲在安全上靠美国领导的北约。美国在技术、资金、标准等领域都能塑造欧洲的安全。毕竟欧洲也要搞防务合作，但欧盟的防务合作更多是如何帮美国和北约的忙。这就涉及到美国坚持的“三不原则”，也就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2004年提出的欧盟和北约防务分工的三不原则，即“不脱离”“不重叠”“不歧视”，就是不另搞一套东西。所以，欧盟搞防务合作，只是为了增强北约的功能，而非削弱。简单讲，就是利用欧盟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往下推，在动员机制上让北约更好地运作。而且，防务还需要基建、实地部署、演习和后勤保障等，所以用欧盟替代北约的安全功能是不可能的。
虽然马克龙一再强调战略自主、欧洲防卫一体化，但最终还是离不开购买美国武器，因为欧洲自己也承认武器还是美国的好。而且美欧是相互出口、投资、设厂，诸如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它们军用和民用都有。所以，美国金融危机出现后马上传到了欧洲，欧洲的债务危机也是这种相互投资、跨企业内部贸易和资金转移的结果。
美欧“去风险”的风险点有何不同
王义桅：美国所指的风险是安全领域的风险，就是美国控制这个世界的安全，以及技术、意识形态和联盟体系的安全；欧盟更侧重供应链的安全、经济安全和市场竞争力，而且比美国更强调理性、法治和多边主义。美国更关心在高新技术领域，中国不要超过美国，以免影响美国的联盟和军事体系，否则美国也无法控制好自己的盟友。美国还有霸权思维，注重基督教教义，自诩为“山巅之城”，“绝不做老二”（second to none）。欧洲不注重这样的理念，没有那么多的宗教情结，也不一定要当老大，非要拿军事同盟控制别人。欧盟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中国崛起，而美国则不能，将其视为“威胁”。
欧盟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离不开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就如同过去欧盟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但经济上也不能没有安全，所以，欧盟反复强调军事安全、供应链安全、技术安全以及标准制定、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等。在这些领域，美国对欧盟的影响力就体现出来了，而欧盟对中国的依赖则被视为“不安全”。在美国明确打压中国的情况下，欧盟必须要站队，对华经济合作遭受了政策安全的巨大干扰，包括现在说的“去风险”。按理说，应该由企业决定风险点在哪里，而现在企业也要受本国政府、布鲁塞尔的控制，背后自然有美国的手。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代表很多美国的利益。
在“去风险”的执行层面，美欧是否存在分歧
王义桅：政策执行肯定不一样。再加上欧盟现在问题很多，就如同现在法国的骚乱。它也有可能蔓延至比利时、德国的风险。这对欧盟来说，“家里着火”就是最大风险。
欧盟对华政策“能力和意愿脱节”中美国扮演的角色
王义桅：在数字化时代，中美独占鳌头，欧盟能力远不如美国，甚至还不如中国。然而欧盟还想制定标准，很容易让人将欧盟视为搅局者。这就体现了欧盟能力和意愿的差距，反映欧盟自身的竞争力问题。
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欧盟根本不在第一梯队，而是处于第二梯队。过去的爱立信、诺基亚等优秀数字化企业，现在已经落伍。欧盟现在没有搜索引擎，没有互联网独角兽企业。它的基础设施、武器系统也严重落后，现在又排斥华为。以前美国创新、中国运用，而欧盟则被视为一个“规范性权力”（normative power）。如果没有掌握核心技术、高新技术，如果自己的技术无法跟中国的应用市场对接，欧盟怎么制定标准或规范？现在又要和中国“去风险”，欧盟在数字化领域更难制定标准。
以前，欧盟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标准过高、过严，反而限制了自己互联网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导致自我孤立。按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就是要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只有充分发展后才能够制定标准，逐步适应。欧盟的做法就如同给小孩套紧身衣，还梦想着让他长大，这就是欧盟的一个悖论。这就涉及到“布鲁塞尔效应”。本来，欧盟是国际谈判中和全球化进程中影响力最大的一方，但这种影响力现在反而逐渐递减。它的愿望很强，但能力有限，再加上它说要用一个声音说话，团结一致应对中国，但它们一旦真正团结，发出的反而是非常弱的声音，因为谁都可以站出来否决欧盟对华的一些制裁或决议。
欧盟想像中美那样玩转地缘政治，但它不是一个国家，没有核心领导力，也没有默克尔-马克龙联袂时期的那种轴心。目前，朔尔茨在红绿灯政府中也受到绿党等政党的掣肘，马克龙现在也没有强有力的政党支持，法德也没有过去那样和谐。乌克兰一定程度上又加剧欧洲分裂，那些地理上远离乌克兰的国家，现在都在情绪化地支持乌克兰。我前面提到的欧盟成员国之间不协调、成员国和欧盟机构的不协调、欧盟机构之间也不协调，都体现了欧盟的竞争力问题。这些“不协调”最后都会被美国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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