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的政治与概念的连接： 谣言、传言、误导信息、虚假信息与假新闻的概念的重构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
于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概念不仅使事物产生意义，也打开和创造感知空间，重构世界。谣言概念的滥用及其与传言、误导信息、虚假信息、假新闻等概念的混用，加剧了危机时期公共话语的混乱和撕裂。本文试图廓清不同文化语境中谣言等概念的内涵及概念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文语境中的“谣言”概念具有独特的文化与政治背景，抵御了现代西方传播概念的影响，成为一个“反潮流”的概念。和全球普遍使用传言、误导信息、虚假信息等概念细分化对象不同，谣言概念的模糊性将许多网民日常行为道德化甚至入罪。谣言对制造者和传播者主观恶意的强调与社交媒体时代的误导信息概念有较大重叠，可保留其在特殊历史沉淀下的负面意涵；同时以中性的“传言”对应英文的“rumor”，从而将公共话语中未经官方证实却不具恶意的部分纳入后者，重新建构言说对象。将中国的概念与全球相关概念连接，谨慎使用“谣言”概念并以去道德、去政治的“传言”代之，有利于公众正常表达的非罪化。
关键词：概念；谣言；传言；误导信息；虚假信息；假新闻
2020年新冠肺炎带来的不确定性激发了人们对信息的渴求，与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平行发生的“信疫”（infodemic）也引发了人们对低质量信息泛滥的忧虑。在谣言四起的时代，谣言概念的误用和滥用亦加剧了公共话语的撕裂和混乱。1月李文亮等8名医生在微信群中与同行讨论新冠疫情、因“发布不实言论”受到警方训诫并被部分官方媒体定义为“传谣者”，更说明学界和社会亟需廓清谣言概念的内涵。但在实际的研究和讨论中，谣言、传言（rumor）、误导信息（disinformation）、虚假信息（misinformation）/假信息/不实信息、假新闻（fake news）/假消息/不实消息等概念往往交叉出现，彼此间缺乏必要的区分。例如，“谣言”是否“显然属于一种纯粹的假信息”“不包含任何真实性，完全是主观臆造的产物，通常是民众情绪性的表达、非理性的判断”？“谣言”包括“伪科学、假新闻”吗？谣言与误导信息是什么关系？后者是“西方政府对社会热点舆论事件进行回应时……策略性地故意发布一些不实消息”吗？还是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误导信息是未经证实的信息、与谣言概念有重叠部分？在“假信息部分主要由‘谣言’‘假新闻’‘不实信息’等构成”这样的表述中，“假信息”与“不实信息”在字面上有什么区别？几个概念之间是包含关系吗？“假新闻”是“由新闻媒体传播的谣言”吗？
概念是使事物产生意义，并对事物的意义进行解释的语词。通常，概念可以用来理解、观察、分析与推理，而且是在对事实的了解中形成的。概念打开和创造感知空间，在建构人与世界关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迦塔利认为概念是使思维本身成为可能的条件，他们甚至提出：哲学就是一门创造概念的学问。在这个意义上，概念就是思维行为。他们充满诗意地将概念定义为“在某一点上以绝对的飞掠和无限的速度被巡视的一组数目有限的杂糅成分的不可分离性”。
概念的形成具有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在时间上的传承形成了概念的兴起、衰落、退隐、复兴、重生、转化等过程，成为探究社会变迁的概念史的研究对象。而概念在时间中的断裂、与特定权力的结合，则成为知识考古学、权力谱系学的研究对象。
概念在空间维度上的扩散除了自上而下地涓滴与通俗化、自下而上地驯化与收编外，还表现在概念的跨文化旅行与跨语际实践上，不同文化之间除了概念的单向扩散与接受外，还存在着两个相异文化中不同原生概念的对接，外来概念对本地概念的侵蚀、兼并、同化，本地概念对外来概念的收编与驯化等复杂现象。
对谣言及相关概念的概念史考察，除了帮助我们澄清中文世界混乱的概念使用外，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中西方概念关系的独特案例。
近代以来，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随着中国日本留学生的增多，大量现代西方概念经由日本命名进入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西方当代社会科学知识的涌入，又出现了新一轮外来概念西学东渐的高潮。但是反常的是，“谣言”这个概念却并没有受到西方概念明显影响。上世纪中叶，西方社会科学中的rumor（传言）概念从世界大战时期带有负面含义的概念逐渐变成一个中性概念。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和右翼思潮兴起，在传言之外，又出现了误导信息、虚假信息、假新闻等多个概念，代表着学术界和公众对这类现象的认识更加精细和深入。然而在中国官方和学术界的概念体系中，边界模糊的“谣言”依然是描述这类现象的首选概念。
为何“谣言”这一本土概念能够抵抗西方概念的影响？如何通过连接中西概念将中国传统的“谣言”概念再概念化，建立起更精细的描述现实的概念丛，从而将某些公众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传播行为非道德化和非罪化，扩大言论自由的空间？这两个问题将是本文要探讨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传言与谣言
（一）中文语境下的“谣”及“谣言”
传播学中重要的概念rumor究竟应该翻译成什么，它与中文的“谣言”是否是一个概念，一直是充满争议的问题。郭庆光比较早地提出，西方使用的rumor指的是信息来源不明的广泛传播的讯息，它可能真实也可能虚假。而谣言则有明确的信源，并且内容虚假。因此他主张将中性的学术概念rumor称作“流言”，以区别于中文中常说的谣言。不过考虑到中文的“流言蜚语”中的“流言”也有一些负面的意义，接近英文的gossip，本文稍作修正，用更中性一些的“传言”替代“流言”。
但是在目前官方和媒体的使用中，谣言与中性的rumor常常不作区分。提到谣言，通常都是负面的，忽视了现实中还存在无法识别真伪的“传言”，也没有专门的名词对后者命名。比如2013年9月9日《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诽谤行为“情节严重”，可以入罪。因为传播者无法控制转发和浏览次数，这其实就等于将传播传言视为潜在的犯罪行为。
有鉴于此，胡泳和周裕琼等人提出，要将中文的“谣言”去罪化，将其解释为接近于英文rumor的意义，即中性的真伪不明的讯息。这一主张尽管动机良好，如果能够被管理部门和社会广泛接受也有助于提高网络诽谤罪的入罪门槛，却忽略了中文“谣言”概念背后的历史与政治语境。
上古所谓“歌”与“谣”没有明确的创作者，系民间抒发情感、表达意见的一种途径。《诗经•园有桃》篇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诗诂训传》解释为：“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意思是“谣”是不带旋律的“徒歌”。由于没有旋律、乐器的束缚，表演也更简单，“谣”的表达更加自由，所以《尔雅•释乐•孙注》：“谣，声逍遥也。”
上古的“谣”其本义是中性的，统治者甚至可借其“观风俗、知得失”。清人杜文澜编的《古谣谚》收录了从上古至清末的“谣”，其中许多有极高的文学和民俗学价值，并没有现在谣言的意思。但是随着荧惑说、天人感应说夸大了这类民间歌谣的作用，部分具有预言性质的童谣和谶语成为政治批判、政治预言甚至政治动员的力量，威胁统治者权力，官方对这类民间表达的容忍程度下降，对其进行查处。周作人评论道：“自来书史纪录童谣者，率本此意，多列诸五行妖异之中。盖中国视童谣，不以为孺子之歌，而以为鬼神冯托，如乩卜之言，其来远矣。”这种对可能制造“舆论”、影响政权稳定的“谣”加以否定的官方视角也影响了“谣”的意义，慢慢“谣”从中性概念变成负面概念。
法国学者卡普费雷把传言（rumor）看成世界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认为“传言”的主要特征不在于对错，而在于它是社会中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并把它看成是一种反权力。“谣言”概念的变迁折射出中国文化中统治者内部、官方与民间话语权的冲突与争夺。这一对立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沉淀，已经和“谣言”概念不可分割，改变这种话语结构与集体记忆无疑十分困难。要摆脱这种思维定势，表达现代民主社会里完全不同的“广泛传播的非官方认可的、来历不明的讯息”的意思，最好是另起炉灶，通过“传言”之类不负载太多传统意义的新概念来重新建构言说对象，以区别有恶意的谣言。这就像不宜用中国传统的“舆论”来翻译英文中的“public opinion”（公众意见）一样。因此，本文用中性的“传言”来翻译英文的rumor，保持传统的“谣言”概念的负面意义，将其视为和英文中disinformation对应的概念。
（二）作为社会病症的传言
尽管作为学术概念的rumor没有中文中“谣言”那样强烈的负面含义，但是它最初并不是一个中性概念，生成过程中也受到同时期社会需求和思想环境的影响。对传言（rumor）的系统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当时的政府和军方对传言损害士气、威胁信息安全的忧虑催生了理解、控制传言的需求。与肌体健康/疾病相关的各类隐喻将传言描述为一种社会病症，“它们（传言）威胁军队的信息安全……传播敌意与仇恨的病毒……”“传言的细菌始终活跃于社会肌体之中”，而抵御传言的机构则被称为“传言诊所”（rumor clinics）。研究者认为传言是战争和暴力等社会胁迫时期特有的现象，战时信息的稀缺和公众情感的高度紧张导致传言横飞。二战期间供职于马萨诸塞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传言控制专家Robert Knapp认为传言是“未经官方证实而散播的、有关时事的信念立场”。通过分析《波士顿先驱报》《美国信使》《读者文摘》等流行报刊上的1000条传言，Knapp将传言的特征归纳为：传递模式主要是口口相传，比正式的传递模式更容易失准、扭曲；内容包含一定信息；满足情感需求。
随着以实验方法为主流的社会心理学崛起，传言被视为实验环境下每一传递环节中信息失真的结果。其中最经典的是心理学家Gordon W. Allport和Leo Postman的研究，他们将传言定义为“具体的（或有关时事的）信念立场，通常以口传的方式在人与人之间传递，且缺乏所提供证据的可靠标准”，总结出“传言的流动量正比于主题对相关个体的重要性和与当前话题相关的证据的模糊性”、即著名的r=i×a传言公式。Allport和Postman的传言概念成为此后传言研究中最广受引用的定义。
总的来说，社会心理学取向下的传言是一种（1）未经证实/缺乏可靠标准的、（2）有关时事/公众关切的、（3）内容为信念或记述的、（4）人际传播，且由于战时背景被视为一种社会病态行为（表1）。与中国传统的谣言概念强调信源的错误和恶意不同，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传言更强调讯息传播过程中的失真及其社会危害。
社会心理学研究取向带来诸多问题。以Allport和Postman的经典传言实验为例，受两位学者各自研究背景的影响，实验在设计上借鉴了William L. Stern的记忆研究，且强调了个人性格特征在传言传递过程中的角色。研究者向实验对象提供一张日常场景的图片，要求后者根据记忆向下一位实验对象描述图片内容，以此类推。研究者发现，通过削平（leveling）、锐化（sharpening）和同化（assimilation）三种机制，被试对图片的描述变得更加简短、清晰、方便记忆，且朝着实验对象既有信仰与偏见的方向发生了扭曲和夸张。但问题在于，首先，实验室环境中的传言与现实情况不符。被试中的一方描述图片内容时另一方只能单向接受、不能质疑或提问，传递的信息缺乏必要的重复和冗余因此噪音过多，模拟的单一链条传递与现实中的网络式传播多信源互验脱节。
其次，学者普遍将传言还原为口口相传的每个环节中发生的信息失真，从认知偏向、记忆能力和潜在动机等参与者个体特质入手寻找传言诞生的原因。例如著名的心理学家Leon Festinger等人认为“传言往往发生在与当即行为尤其相关的认知域大致处于无序状态的情境之中”，因为传言符合人们在模糊环境中已然感受到的焦虑，从而帮助人们将焦虑合理化。即便意识到传言传播中的非个体因素，Susan Anthony在研究传言传播与群体焦虑程度之间的关系时，仍以个体成员焦虑程度的均值代表群体焦虑程度，将群体还原为个体的总和。事实上，Allport和Postman的传言公式已然包含了情境模糊性等非个体因素，暗示了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断裂，但其他社会心理学者补充和修正该公式时显然忽略了这种可能性，引入个人辨识能力（critical sense）等变量，认为个体的思维敏锐、意志因素和道德良知能够抑制传播传言的冲动。
最后，个体主义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将传言传播视为一种病态的（pathological）非理性行为。受精神分析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传言被视为焦虑、仇恨等情感的投射，人们通过发泄内部张力净化情绪，从而实现低成本的自我安慰。传言传播者被描绘为缺乏批判思维、易受暗示、受教育水平低、抑郁多疑的低能者。
将传言理解为个人层面的病态心理和越轨行为，就难免导向社会控制的结论——“如果人们受到严密监视，或者传谣会面临严刑峻法，人们或多或少会自我克制”。在Knapp提出的六项传言对抗策略中，“确保人们信任常规传播媒介”“最大限度培养对领袖的信任”“防止闲散与个人无组织”不免让人产生极权主义的联想。
（三）作为社会功能的传言
早期的传言概念反映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对揭露战争错误的执着给学界和公众的思想带来了无法摆脱的影响”，也是其时科学至上的乐观情绪、行为科学的管理视角的镜像。但随着战后控制传言的需求逐渐减弱、语境主义和方法多元主义的崛起，传言概念开始有了其他面向，并逐渐摆脱了社会病态的形象。其中的代表性文本是美籍日裔象征性互动论学者涩谷保（Tamotsu Shibutani）于1966年出版的《即兴新闻：对传言的社会学研究》（Improvised New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rumor）。与Knapp等传言管理者不同，涩谷保因其种族身份曾被短暂拘禁于珍珠港事件后罗斯福政府设置的日裔美国人“安置中心”，从内部目睹了混乱困惑的日裔社群传播传言的过程。通过分析60个现实案例中的471则传言，涩谷保发现传言并非真实内容在连续传递过程中不断失真的个人创造物，而是普通人试图解读、界定模糊环境的集体传播过程，“传言是一个被持续建构的事物，一旦传播过程终止，传言也就不复存在”。人们需要获取新闻以作出行动决策，当来源于制度性渠道（institutional channels）的可靠新闻出现紧缺时，人们就需要依赖熟人之间的辅助渠道（auxiliary channels）甚至陌生人的小道消息，对情境作出即兴解读。由于情境模糊性是现代社会的常态，传言的集体交换（collective transaction）亦即重复出现的常规行为，而非病态心理下的社会越轨。
社会学取向强调了传言作为社会话语的三个面向（表2）：（1）语境：传言往往诞生于模糊的、具有威胁性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认知层面的不确定性带来情感层面的焦虑，由此产生缓解焦虑的需求和期望：（2）功能：传言为模糊的环境赋予意义、帮助人们理解并控制潜在的风险。在一些情况下传言也能发挥群体预警、强化群体文化常规、界定社会权力结构和增加个人声望与资本[的功能：（3）内容与形式：传言是传播者认为有用的信息性陈述或假设，以及由此构成的传播过程。任何社会话语都很难逐字复述，因此传言很容易包含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内容，Rosnow认为传言本就是解决问题的集体试错过程，群体可以通过互动实现自我纠正。
作为自发性的集体诠释，传言蕴含着集体行动的动能。人们出于某议题或事件上的共同利益形成公众，为了解释不断变化的环境交换彼此的态度和信念而形成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确认彼此的预期，结合既有的文化语境和各自的参考框架最终形成集体性的诠释。共同的观念和统一的目标为集体行动提供了基础。Peterson和Gist认为传言意见（rumor opinion）是公众意见的一部分，区别在于没有得到传统渠道的证实，是一种无法控制的大众力量。在压迫性的环境中，传言提供了表达不满的社会空间，通过生产有别于官方叙事的底层叙事，形成集体性的抵抗形式。这种抵抗形式因其匿名性（“我听说……”“有人说……”），对寻求液态的、难以追踪的传播方式的“贱民”（the subalterns）而言极具吸引力。
中文学界对传言的研究体量庞大，但是绝大多数学者却将“谣言”概念与“传言”概念混用，学者对传言概念的理解亦出现了上述分野。大部分学者采纳了Knapp和Allport、Postman的定义，将传言视为社会病症，在经典传言公式的框架下作出补充和修正，将多维度的复杂因素引入传言传播模型，指向了更加精确的传言控制。特别是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再一次将健康/疾病的隐喻推向前台，公共卫生危机阴影下的传言被赋予“影响社会稳定”“虚假性、危害性、模糊性”“社群性、接触性和情绪性”“网络暴力化”“存在主观恶意”等特征。当然，也有学者采取社会学路径，认为某些情境下的传言可以是民众对不确定因素引起的焦虑感的表达，社会抗议和网络抗争情感动员的手段，朴素的话语资源和隐退的舆论景观，具有集体自助性质。
概念是构造可感知现实的重要媒介。如果对传言采取比较宽泛的社会学定义，将其视为公共话语的一部分，就不宜对公共话语的准确性提出过高的要求，也应包容其证实或证伪的滞后性。目前的中文语境下，不太使用中性的传言概念，而是将传言道德化、政治化，将不属于谣言的传言也贴上“谣言”的标签，认为是一小撮“别有用心者”故意散播虚假信息以扰乱社会秩序。对传播者动机的判断容易滑向无根据的“诛心之论”，剥夺了普通公众参与公共话语的权利。“不传谣，不信谣”表达了一种理想，但现实中却对公众要求过高，容易成为限制言论、打压多元意见的武器。普通人在表达中也经常使用“谣言”相互指责，催生了公共话语场中充满敌意的氛围。
因此谨慎使用“谣言”概念，在描述“非官方信息不同且来源不明的讯息”优先用“传言”替代“谣言”，将更有利于公众正常表达的非罪化。与此同时，可以将中文中强调主观恶意的“谣言”概念，与英文语境中的“disinformation”（误导信息）概念联系在一起，以突出明确的价值判断。
二、误导信息/谣言和虚假信息
（一）作为信息战策略的误导信息
故意释放信息、误导接收者的信息战策略古已有之，但误导信息（disinformation）最早作为军事情报术语，究竟由何人在何时创造目前尚无定论。根据《苏联大百科全书》，disinformation取自两个法语词根，dés（移除或删除）和information（知识）。Ion Mihai Pacepa 和 Ronald J. Rychlak认为是斯大林创造了这一“法语”词汇，希望以此误导人们相信这一信息战策略肇始于西方国家。若真如此，误导信息策略在命名上的有意设计恰是其内涵的最佳注脚。
早在1923年，苏联情报部门就开始利用误导信息作为武器。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局（1923年11月改组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副局长的I.S. Unshlikht提议建立一个“特殊的误导信息部门，从事积极情报行动”，这是现有资料中，误导信息一词首次被用于描述情报策略。
冷战开始后，苏联领导人认为对敌人应采取非军事的 “积极措施”（active measures）策略辅助军事行动，以公开的对外宣传和外交、秘密的误导信息和影响代理（influence agents）等策略，干扰他国政策、削弱民众信任、影响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损坏敌对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声誉。这往往包括欺骗外国政府与非政府精英和大众，扭曲他们对现实的认知。误导信息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1947年，苏联信息委员会（KI）成立了专门的误导信息部门“Service 5”。1959年，克格勃正式成立误导信息局（disinformation directorate，简称D局）。D局有40至50名工作人员，负责筹划克格勃海外情报站的误导信息活动。1970年，D局更名为A局，综合统筹苏联“积极措施”。
误导信息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独有。二战时期德国主导的“北极行动”①、英国主导的“肉馅行动”②“保镖行动”③都以误导信息为主要策略。冷战期间为了与苏联对抗，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也开始布局误导信息。成立于1953年的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t，USIA）就利用其广播业务（例如美国之音）承担了主要的宣传与误导信息职能。
不过，这种对抗只是局部展开，直到1980年，苏联的误导信息行动才被西方公众关注。1980年9月，美国旧金山报刊Sun Reporter提前发行了登有伪造的总统审议备忘录的预印件，声称美国支持南非政府实行种族隔离。该报刊发行人Carlton Benjamin Goodlett的另一身份是著名的苏联掩护机构（front organization）世界和平理事会（World Peace Council）委员。该行动直接促使卡特政府支持CIA正面对抗、揭露苏联的误导信息行动。里根政府则彻底扭转了美国应对苏联误导信息时的消极策略，成立积极措施工作组（Active Measures Working Group），以国会报告、媒体简报等方式全面回应苏联误导信息。80年代冷战末期，随着苏联情报档案的解密、前情报人员等内部知情人的叛敌以及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有意揭露，苏联误导信息行动彻底走入公众视野，大量军事情报、政治学及战争史学者开始关注，意图唤醒无知无觉的“政治梦游者”。[68]因此，人们常把误导信息归结为苏单方面的行动，误导信息一词也因冷战意识形态而被染上强烈的负面色彩——这本身就是误导信息。
回顾不同学者对误导信息的定义（表3），我们发现，将误导信息概念与虚假信息、传言等相关概念区分开的，主要是以下四个核心特征：
1.国家层面的系统化、组织化行为。曾任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总局）的Leonid Shabarshin于苏联解体次年公开表示，所有“积极措施”行动计划均由克格勃上报苏联最高领导机构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获批后方可实行。
2.信息真实性较低。不过也未必全然虚假，甚至必须包含足够的真实信息，以提升可信度。首个公开叛敌的误导信息行动执行者、捷克斯洛伐克情报局误导信息部副主任Ladislav Bittman揭露，误导信息其实是真实与虚假的混杂，“必须与现实或普遍接受的观点至少有部分吻合”。
3.具有明确意图，以误导为目的。虽然在分析层面，误导信息概念对意图的正当性并无规定，但考虑到冷战语境，误导信息的意图往往具有强烈的负面甚至邪恶色彩。其政治目的为，引导目标相信其所呈现的材料的真实性，由此产生对现实的错误认知。具体而言，苏联误导信息行动的目的包括：对外误导外国情报组织与社会精英，散播错误信息、歪曲或隐瞒信息从而错误呈现共产主义世界的真实情况及其政策，误导非共产主义社会，诱使其无意中促成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同时，将美国和北约塑造为国际冲突与危机的罪魁祸首，离间美国及其盟友，破坏美国军事与情报部门的声誉，突出美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对内，则集中于遮掩解决内部危机时使用的非民主和非法手段，使内部反政权活动最小化。
除了上述核心的定义性特征，以下关于误导信息概念的描述性特征也以很高的频率出现在学者的讨论中：
1.隐藏真实信源的秘密行为。Snyder认为，误导信息是宣传活动的子集。苏联集团的宣传活动分为三类：白色宣传，即由塔斯社和苏联新闻社以及海外苏联使馆主导的公开活动；黑色宣传，即克格勃行动，包括散播伪造文件，植入虚假新闻；灰色宣传则由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公会联合会等苏联掩护组织主导。误导信息就是与白色宣传对应的黑色或灰色宣传。这种隐秘宣传活动通常掩盖真实信源，表面的信源或代理人具备一定可信度，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案例是80年代的“传染行动”（Operation INFEKTION）。1986年，一份名为《艾滋——其性质与源头》的47页论文报告在第八届不结盟运动峰会上散播，为艾滋病源于美国实验室的阴谋论提供了活体实验、种族灭绝等几可乱真的细节，引来80多个国家的媒体报道，其中不乏非亲苏的第三世界国家。报告来源是三名法国医生，Jakob Segal，Lilli Segal和Ronald Dehmlow。直到1992年3月12日，时任俄罗斯对外情报局长的Yevgeniy Primakov才公开承认上述阴谋论实为克格勃与斯塔西联手炮制，作者并非法国医生，而是隶属于东柏林的洪堡大学。
2.通过媒体机构、双面间谍、影响代理、掩护机构等多种渠道传播。对本国媒体的绝对掌控为苏联向海外传播误导信息提供了极大便利，塔斯社在126个国家设置分社，而CIA认为克格勃情报人员占据了塔斯社记者队伍的70%。通过双面间谍向敌人提供恰当可信的误导信息也可以直接影响敌人的计划。影响代理与掩护机构通常合作紧密甚至有组织上的关联，其中最为活跃的就是世界和平理事会及其成员。
3.目标对象可以是外国，也可以是本国，可以是普通民众，也可以是情报机构和决策阶层。虽然大多数官方定义认为误导信息的目的是欺骗公众，但其实际操作却有别于此，“公众意见只是潜在目标之一，很多误导信息行动的目标是精英决策者”。
（二）社交媒体时代的误导信息/谣言
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瓦解，作为国家间政治军事情报策略的误导信息行动淡出公众注意，误导信息逐渐转变为批判性概念，描述国家内部的政府或商业宣传。
俄亥俄州立大学传播学院教授R. Kelly Garrett认为，虽然大多数学者将民主国家公共领域的问题症结归于回声室效应与受众碎片化，但实证研究显示网络公民能够接触到不同信息，真正的问题在于误导信息污染、改变了整个信息环境。拥有超过20亿用户的Facebook通过内部研究发现，多种误导信息高速流通。Weedon 等对误导信息的定义是：“故意散播的不准确或受操纵的信息内容，可以是假新闻，也可以包含更难以察觉的手段，例如假旗行动、向不知情的中间人提供不准确的引言或故事或有意强化带有偏见或误导性的信息。”
新技术降低了误导信息生产与传播的难度，这已经是老生常谈。然而，抛开这种技术悲观主义的表层判断，社交媒体时代误导信息泛滥的深层原因在于后真相时代的来临与极端右翼的崛起。误导信息并非技术加持下偶然发生的一起起孤例，而是助燃右翼极端保守运动的庞大信息流的一部分。后真相文化与右翼政治，既是当前误导信息的肇因，也是理解它的语境。
后真相不仅意味着谎言充斥着公共领域，更严重的是真相本身不再是一种合理期望。今天的专业新闻业受利益驱动，首要关注的是快速稳定地向全球消费者推送信息，大多数编辑决策无关信息完整性，追求真相只是提高点击率的手段之一。建制化信源失去公信力的同时，科技公司过于庞大、集中的权力也在促使着整个新闻业发生转变。传统新闻业之外的媒介平台提供了替代性的传播空间，向大量受众传递令人迷惑的讯息，这些讯息回流到主流媒体，重复误导信息-放大-回响（disinformation-amplification-reverberation）的循环。更令人悲观的是，仅凭事实核查与提倡教育提升公民媒介素养等手段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公众在信息核实的模式上无力达成共识，甚至为了维护自我身份认同与政治活动而主动获取误导信息。外人眼中的错误信息，反而回应了这些人“更深层的情感真实”，真相与政治虚构的边界已然模糊。
近年来，极端右翼在全球范围内崛起，其反政治/媒介制度、反理性的行动逻辑揭示了民主国家日益增长的合法性危机。新自由主义下一切社会问题的答案都交给商业精英与市场，作为公民参与机制的中间党派逐渐中空。极端右翼政党和运动希望借助误导信息进一步削弱中间立场，在此过程中误导信息彻底融入了国家政治。例如在美国，策略性部署的误导信息部分形塑了美国公众在多个重要政治议题上的态度，已经成为两党互相攻讦的政治手段。而社交媒体恰能精准投放，放大政治欺骗的效果。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Yochai Benkler等人在《网络化宣传：美国政治中的操纵，误导信息与极端化》中分析了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的媒体系统，发现右翼媒介的生态结构使得误导信息的传播更加容易，越是封闭、卷入党争的右翼媒介生态，越会有更多的误导信息流通。
总的来说，误导信息产生于对信息的错误处理，存在于任何信息处理系统，这意味着误导信息是一个内源性问题，根植于媒介的技术特性本身。因此，不同的技术特性对应的误导信息有本质区别，从大众媒体时代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必然会伴随概念的迁移。但同时，西方国家分崩离析的两党政治又使得冷战时期误导信息概念所包含的对抗色彩呈现出很大程度的延续。与前述特征对应，社交媒体时代的误导信息：
1.既包含国家层面的系统行为，也包括普通个人、经济/政治群体发布的零散信息。误导信息不仅从苏联到西方民主国家横向弥散，也完成从国家层面到社会层面的纵向弥散。就国家层面而言，活跃于西方政治领域的另类右翼（alternative right）与俄罗斯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误导信息策略仍然在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策略中占有一席之地，作为一种信息战手段影响别国政治活动。曾经的“积极措施”如今改头换面，变为“混合战（hybrid war）”与“非线性战（non-linear warfare）”，强调将传统军事手段与水军、黑客、社交网络机器人等网络攻击手段互相结合、同期部署，扰乱政治选举、立法、公众讨论等民主进程。来自伦敦大学学院、塞浦路斯科技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几名学者发现，与俄罗斯网络研究机构有关联的水军账号一直活跃于推特，1,000个受俄罗斯政府资助的账号短时间内发布27,000条误导信息，内容触达大量普通用户。从2016年美国大选开始，社交媒体上存在大量机器账号以及高度党争化、协同化的误导信息。不过，当前的信息战采取的是松散的网络结构，缺乏苏联时期的策略性与连贯性，带有强烈的机会主义色彩。误导信息不再是国家机构单方面操纵的结果，Ulises A. Mejias和Nikolai E. Vokuev研究俄罗斯乌克兰冲突中的误导信息发现，普通俄罗斯公民通过社交媒体自助式生产误导信息，促成了以误导信息为核心的新的信息秩序。而在美国，事实问责（factual accountability）文化的衰落让政客有机会越过媒体的守门人功能，直接面向公众散播误导信息。康奈尔大学2020年9月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前总统Donald Trump是美国新冠爆发初期（1.1-5.26）最大的错误信息传播者，贡献了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所有错误信息中的37.9%。
2.信息真假掺杂，重点在于不准确性，甚至有学者认为全然真实准确的信息可以通过错误暗示产生误导。误导信息时常与真实文件或新闻报道混杂以增强其可信度，或者对事实做偏见性解读。例如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前48小时，揭露候选人马克龙拥有离岸财产账户的#Macronleaks话题引爆社交媒体。该误导信息实际孳生于美国另类右翼网站4chan，由主导者窃取马克龙的电子邮箱内容后插入虚假文件伪造而成。
3.意图性不再是误导信息概念的核心。对于视机器识别为救命稻草的信息科学研究者而言，主观意图无法以简单的技术手段探知，而信息本身可被识别的特征才是定义误导信息概念的重点。在相关实证研究中，学者往往对误导信息、错误认知（misperception）、错误断言（false claims）等概念等而视之，人的意图隐藏不见，误导信息变成了纯粹的技术问题。不过技术依赖引来了信息哲学研究者的担忧，按照Fallis的定义，误导信息是有误导功能的信息，而误导功能是一个语用特征，与具体的意图、文本含义、语境等相关联，在这些方面算法可能力有不逮。
4.不仅出于政治目的，也兼具经济目的，“以接收者的利益为代价系统性地帮助信源获利”。牟利型误导信息网站依靠捏造吸人眼球的误导信息获取点击量，套取经济利益。例如，一群北马其顿少年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运营了百余个支持Trump的网站以散播误导信息。他们对美国政治兴趣全无，只是利用这些钓鱼网站（clickbaits）将Trump粉丝的狂热转化为球鞋和名表。
5.未必隐藏信源。在事实核查与实证标准主导的时代，信源的既有立场可能会降低误导信息的可信度，误导信息的败露也会为信源的声誉蒙上阴影，故此需要隐藏真实信源。如今真相无法越辩越明，部分误导信息主导者无需藏身幕后，赤裸相见的误导信息亦不乏信众，漏洞百出的谎言反而激起支持者的热忱。但同时，在信息的全民产制时代，有时信源更加难以追溯。相关研究也更多着眼于媒介在误导信息传播中的作用，真正的操纵者则在对动机的讨论中成功遁形。
6.通过网络留言板、社交媒体、新闻网站等平台传播，并为传统媒体设置议程。以布赖特巴特新闻网为核心，这些平台构成了完整的“极端右翼媒体”生态。很多误导信息最初流传于白人至上主义者寄居的4chan、8chan（8kun）、Discord等网络留言板。经过留言板初步测试的误导信息会进入社交媒体广泛传播。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与计算科学家Emilio Ferrara在针对政治误导信息的研究中发现大量使用模式反常的账号，认为可能存在购买机器账号的网络黑市。机器账号的协同活动能够放大错误信息，增加其登上热门话题的可能性，降低用户阅读到正规新闻的可能性。此外，部分传统媒体迫于数字时代24/7全天候发稿的压力，以自动抓取的方式搜集网络信息，容易受到误导信息绑架，被后者设置议程。《纽约时报》就曾因此卷入到右翼媒体的克林顿基金会丑闻信息战之中。
7.对象主要是普通公众，特别是选举期间的选民。2020年美国大选前夕，一份关于民主党候选人Joe Biden次子Hunter Biden的调查文件流出，称其与中国有利益联系。误导信息研究人员分析后发现，作者瑞士安全分析师Martin Aspen实为杜撰人物，照片也由人工智能合成。这份虚假报告目的是影响焦灼的选情。此外，误导信息的对象不限于人，一些误导信息甚至以机器为对象。
综上，社交媒体时代的误导信息不再仅仅是一个军事情报学词汇，其概念外延不断拓宽，开始频频出现在政治传播，信息科学、信息哲学、教育学，经济金融，软件安全，认知心理学甚至环境科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在这些研究中，“误导信息”一词的含义不再局限于组织化、系统化的行动，还包含一种特定的信息类别。关注的重点也不再是误导信息行动的炮制过程、机构化安排和政治目的，而是具体误导信息内容的传播、后果与识别，特别是社交媒体等新技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这些转变之外，政治领域的误导信息概念也延续了冷战时期的对抗色彩。当然，在当前的大量研究与讨论中，误导信息概念与极端右翼牢牢绑定，甚至被归结为极端右翼针对民主党与中间派的单方面行动，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学界与传统新闻业界普遍偏左的政治立场。
当误导信息背后明确的国家意图和国家作为主体参与的色彩逐渐淡化，在今天的语境中，它越来越接近汉语中的谣言概念。因为在中国语境下，谣言常常带有负面和批判色彩，且具有一定的恶意。中国官方对于互联网谣言的负面影响相当关注，这也和西方讨论disinformation时的语境与意图十分接近。二者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比较强调误导信息制造者和传播者存在明确恶意。
（三）虚假信息（misinformation）
2018年底，词典网站Dictionary.com把misinformation（虚假信息）评选为年度词汇，并区分了它与disinformation（误导信息）的不同。虚假信息经常与误导信息、信息作为一组概念同时出现在信息科学、信息哲学、认知心理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其内涵相对简单，但亦不乏争议。
虚假信息与信息的区别在于内容的真伪。Miroslav Tudjman和Nives Mikelic认为，与感知、解读和评估三种认知行为对应，信息包含数据、知识和智慧三个层面的完整性。而虚假信息是信息的否定形式（negative form），是错误的（mistaken）或误导的（misleading）信息，意味着“信息完整性的断裂”——在数据层面，信号传递/接收过程中出现了错误（技术错误）；在意义层面，符号导向了错误的认知对象（语义错误）；在决策层面，信息和行动之间建立了错误的联系（社会错误）。相较而言，误导信息是一种反信息（counterinformation或antiinformation），是对数据源头的真实性进行操纵的结果。
虚假信息与误导信息的区别在于意图性。除了少数研究者将虚假信息直接等同于“编造，营销和彻头彻尾的谎言”“有意的偏颇、误导或不准确的信息”，主流认为虚假信息与误导信息在意图性方面有本质区别。分歧在于，一种观点认为虚假信息是与误导信息互斥的概念，即虚假信息是出于偶然、疏忽等“诚实的错误”无意中散布的不准确的信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误导信息是虚假信息的子集，不对虚假信息的意图性作出规定——“无论出于诚实的错误，疏忽，无意识的偏见还是有意的欺骗”，只要语义内容错误或不准确，就构成了虚假信息。
信息哲学领域虚假信息概念的混乱在认知心理学领域基本达成了统一——由于在实践层面，意图愈发难以判定，心理学研究者采取了后一种观点。学者们不再纠结于虚假信息是否应当摒除意图性，而是集中于探究事件后的虚假信息对事件记忆的扭曲（即虚假信息效应）、虚假信息的免疫与修正等问题。
从公众日常信息接触的角度看，虚假信息的处延比误导信息更大，二者均是不真实的，但是虚假信息基本不涉及传播者的主观意图，而误导信息有明确的恶意。但是虚假信息的处延又小于传言，后者可真可假。尽管在目前的语境下，虚假信息也是在社交媒介和大众媒介上流传的信息，但是从内涵上来看，虚假信息更强调信息质量，不像传言那样强调信息的流通性。当中文的“谣言”概念不特别强调信源的恶意、仅强调信息失真时，也可以翻译成misinformation。
三、假新闻
假新闻（fake news）是另一个常与谣言、传言、误导信息或虚假信息同时出现、甚至被混用的概念，英文的相关概念可追溯至19世纪末。早在1898年，《纽约新闻报》与《纽约世界报》对缅因号事件的报道就遭到评论家对新闻造假（faking）的批评。只是这一概念一直局限在专业领域内，直到2016年美国大选，情况发生了改变。为反击主流大众媒体的批评，当时的共和党候选人Donald Trump在公开场合和推特中，以“假新闻”指责《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CNN等建制媒体出于意识形态偏见（自由主义偏见），有意歪曲事实，对他进行不实报道，引发了学界和公众对该概念的广泛关注。
以“fake news”为关键词在Web of Science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检索，可以发现2016年以后相关研究数量激增（图1），其中大部分研究来自计算科学与传播领域；而Google Trends显示，在相近的时间节点，全球范围内对“fake news”的检索数量同时飙升（图2）。学界和大众对假新闻的关注，使“fake news”成为柯林斯英语词典2017年度热词。
由于定义不清，假新闻概念一直颇受质疑。普通公众借用该词指代低质新闻、另类/党派内容、政府宣传甚至原生广告，有威权主义倾向的政客则将该词作为钳制言论的工具，攻击令权力不悦的报道和媒体，将媒体控制合理化。考虑到该词定义模糊，且暗含言论控制，2018年10月，英国政府正式禁止在政策文件和政府公文中使用“假新闻”，建议代之以错误信息或误导信息。但类似举措未能阻止假新闻一词在英语世界的不断扩散。
为了避免上述混乱，维也纳大学传播系学者Jana Laura Egelhofer 与Sophie Lecheler将假新闻概念分为两个维度：“假新闻体裁（the fake news genre），即故意制造的伪新闻式误导信息，以及假新闻标签（the fake new label），即将该词作为削弱新闻媒体合法性的工具。”这一划分方式区分了假新闻内涵的不同层次，因此本文也依照二位学者的思路梳理假新闻的内涵。
（一）假新闻体裁
按照牛津词典的定义，“假”（fake）指的是“非真实，模仿或伪造”，即从字面上看，假新闻不仅可以指新闻内容的虚假，还包括对新闻体裁的“假借”。有学者认为，假新闻的目的不一定是欺骗，还包括政治讽刺和娱乐效果。事实上，假新闻最早指的就是一种政治讽刺节目形式——《每日秀》《周六夜现场》等颇受美国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欢迎的晚间喜剧节目，常常仿照新闻的形式，讽刺现实、批判权力。这类节目虽然不受新闻节目的客观性标准限制，但基本事实无误。而在《洋葱新闻》（the Onion）等新闻戏仿（news parody）中，虽然事实往往是扭曲或捏造的，但大多数读者对此心知肚明，因此目的只是娱乐而非欺骗。根据内容是否虚假、是否有意欺骗等特征，Edson C. Tandoc Jr将假新闻分为六类：新闻讽刺（news satire）、新闻戏仿（news parody）、新闻捏造（news fabrication）、照片操纵（photo manipulation）、广告与公关、宣传。
但这种囊括一切的宽泛定义与粗糙分类招致了学者的反对。所指过多可能导致概念的常规化，使人们陷入似是而非的混乱之中，并对概念的政治标签化失去敏感。同时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假新闻不再出于娱乐目的，而是希望诱使受众将虚假信息视为依照专业标准、经过新闻调查获得的可信报道。特别是自2016年美国大选，越来越多聚焦于政治领域的假新闻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大量虚假账号伪造新闻形式发布病毒性帖文，模仿知名新闻媒体以骗取点击的“捏造网站”（contocted sites，例如模仿《卫报》的denverguardian.com）层出不穷。此时意图无害化的中性描述显然缺乏必要的批判力度。因此一些研究者围绕着三个特征对假新闻一词提出了更加严谨的定义（表4）：（1）内容真实性低；（2）具有欺骗意图；（3）采取新闻形式。由于前两个特征与误导信息概念有较大重合，这些定义中的假新闻可以说是采取新闻形式的误导信息，即体裁层面的假新闻可以被理解为误导信息概念的一个子集。值得补充的是，中文语境中的“假新闻”除了故意以新闻形式发布的虚假信息，还包括媒体因失察而非有意发布的虚假信息。
（二）假新闻标签
如果说伪装成新闻的误导信息盛行是大众对新闻机构的信任危机的结果，那么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假新闻标签正是导致信任危机的原因之一。一些政客将与自己立场相悖的新闻报道定义为假新闻，指控新闻机构故意欺骗公众，并辅以传播有利自身的另类真相（alternative truth）。而吊诡的是，这种指控本身而非其对象才属于误导信息行为。
路透新闻研究所2019年的数字新闻研究在埃及、法国、意大利、俄罗斯、英国、挪威、南非、土耳其、保加利亚等诸多国家都观察到假新闻标签的使用，但其中最显著的例子依然是美国前总统Donald Trump。他用假新闻指代一切批评性的负面报道，以及这些报道背后令他不悦的媒体。2019年10月2日，在与芬兰总统Sauli Väinämö Niinistö共同参加的新闻发布会上，Trump向记者表示他“发明”了假新闻概念，并将之与“腐败新闻”（corrupt news）画上等号，矛头直指媒体机构。截至2021年1月8日推特永久封禁Trump的个人账号，“fake news”在其推文中总共出现979次，而出现频率最高的指控对象依次是“媒体”（359次）“CNN”（128次）“NBC”（32次），即指控对象并非特定新闻报道，而是新闻机构。假新闻标签具有强烈的党派特征。相较于民主党及其支持者，共和党及其支持者更倾向于使用假新闻标签。著名民调公司盖洛普与骑士基金会的一项联合调查发现，每10名共和党人中就有4名认为，即便新闻报道的内容准确，只要负面地描绘了某政客或政治团体，就属于假新闻。
诚然，美国主流媒体基本可以按照红蓝阵营划分，少见中间媒体，有关报道倾向性的批评也绝非鲜见。但在假新闻一词如瘟疫般大流行之前，对报道真伪的判断以事实为基石，相关批评基本围绕专业性问题展开。健康的媒体批评主要针对违背新闻常规的行为，通过强调专业主义划定边界，增强媒体自身的合法性。而如今，媒体批评演化为对新闻机构的污名化、对第四阶级合法性的攻击。畸形的媒体批判成为了民粹主义者话语库的一部分，以粗暴且情绪化的方式迎合了对媒体精英、建制的敌意，最终收效明显。
皮尤研究中心（2019）的民意调查显示，对Trump的支持与对媒介的不信任之间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Andrew Guess主导的另一项调查也显示，假新闻标签对Trump反对者没有影响，却会显著降低其支持者对媒体的信任以及对报道准确性的感知。在信任危机下，这些人也更倾向于转投假新闻与另类真相的怀抱。
施加于媒体的负面标签愈加日常化，最终可能会将媒介审查推向合理化，阻碍新闻业在民主过程中的正常作用，引起政治话语环境的本质性转变。对此，Egelhofer与Lecheler认为目前学界对标签维度的假新闻缺乏足够的关注与警惕，基本止于探究政客的标签使用与民众的媒体信任之间的因果关系，而非系统性的批判与分析。
因此，假新闻的概念是本文所讨论的几个概念中外延最大的。作为体裁的假新闻既可能是误导信息、虚假信息、未证实的传言，也可能是政治讽刺（评论）、娱乐、宣传（公关、广告）；而作为标签的假新闻，也可能是真实信息。
四、结语
综上所述，谣言、传言与误导信息、虚假信息、假新闻等概念尽管有相似之处，但是细究起来它们的历史、语境和研究脉络各有不同。
西方学界对传言概念的系统探讨始于二战后期美国的社会心理学领域，其对传言的负面病理学定义与后起的社会学取向语境主义定义分庭抗礼，总的来说，目前学术界更多地将传言视为客观社会现象，对其不做过多的道德和政治谴责，注重对其进行控制与治理。
误导信息最早是以冷战为主要语境的军事情报学概念，相关研究集中于历史、情报学和政治学领域，可视为虚假信息的子集（极少误导信息全然真实）。
虚假信息概念则与社交媒体的兴起和后真相时代的来临有关，强调信息真实性充满不确定，并且注重对其危害的讨论。
假新闻概念虽然历史久远，但自2016年才真正成为学界和公众的关注的焦点，传播领域和政治学的主流讨论多以社交媒体时代的政治极化和民粹主义浪潮为语境，以Donald Trump为代表的保守派政客对自由派媒体的指责使这个概念失去了政治批判意义。
进入社交媒体时代，传言、误导信息、虚假信息、假新闻的实践主体、语境和传播渠道都逐渐重叠。计算传播研究方法的崛起也加速了功能和情境的“削平”，以识别低质量信息为目的，只保留信息真伪等具有操作意义的核心特征，这样的工具主义导向部分加剧了概念层面的混乱，这种情况在中西方学界都很常见。
尽管西方传播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已经对传言、误导信息、虚假信息和假新闻有了较多研究，发展起了比较精细的概念认识体系，但是相比之下，中国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治、法律界、大众媒体仍然在使用单一的“谣言”概念指称社交媒体时代的这些复杂的信息传播现象。除了本土的研究外，一些影响较大的学术翻译著作也依然沿用“谣言”来翻译rumor。这在近代的概念体系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显得十分独特。“谣言”概念对现代西方概念的抗拒源自于中国传统谣言概念根深蒂固的文化与政治背景：作为非官方的民间流传的信息，谣言威胁了政治稳定。但是随着社交媒体时代公众的表达越来越自由和多样化，这种简单的官方与非官方的二元对立就变得不合时宜。目前官方大力整治的有政治后果的谣言更接近于误导信息的概念，同时也具有虚假信息的某些特征，这导致许多缺乏政治后果的传言被纳入到外延和内涵不够清晰、弹性非常大“谣言”的概念之下。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新的时代和技术条件下重构“谣言”概念，引入更精细的分类原则，与全球的概念体系和法律、政治制度对接。
具体而言，如图3所示，传言是可真可假的非官方信息，大部分转发传言的网民是为了实现建构现实的意义、社交、提高个人威望等社会功能，并且相信所传播的内容，基本没有主观责任，需要对其非道德化和非罪化。
中国传统的“谣言”概念所指的虚假且有主观恶意的信息，与误导信息（disinformation）的外延最为接近。如果仅强调谣言的虚假性而不是其主观恶意，也可以将其近似等同于虚假信息（misinformation）。
假新闻则更为复杂，有一部分仅仅是政治立场不同者所使用的标签，所指的对象很可能是专业新闻工作者所认为的真实新闻。还有一部分假新闻仅仅是转述了不明来源和真实性的传言，它满足了公众建构现实意义的焦虑感，可以通过官方提供权威信息和专业新闻机构之间的互相监督、马克思所说的“新闻的有机运动”、提高专业素养等途径消除。而对于作为虚假信息甚至误导信息的假新闻，才有必要进行治理。因此，概念的精细化有助于社会治理的精细化并提高效率。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1年第12期
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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