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乐 | 跨文化传播中国化的历史钩沉与中国跨文化传播的现实镜鉴——何道宽教授访谈录

摘要 

何道宽教授是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最早的引介者。该访谈实质上表征了大时代浪潮下学者鲜活的个体记忆与本土学术场域变迁之间的耦合，同时烛照了跨文化传播中国化的筚路蓝缕和中国跨文化传播实践的蓬勃生机。何道宽教授回顾了彼时引介跨文化传播的历史文化语境，强调了美国三位跨文化研究先驱对其学术旨趣的影响。在肯定了霍尔跨文化传播学奠基人的历史定位之后，他认为传播学不能忘记霍尔等人类学家的贡献，更不能消减自身的人文关怀和研究视野。霍尔对人类文化的共性有透彻理解，其对技术的警惕和批判的深刻性在人工智能狂飙突进的时代以及将来技术入侵人类机体和心理的时代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即使个人、群体、民族的文化各有其固守的疆域，我们也应该更自觉地高举霍尔“跨文化交流”的旗帜，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打破各种各样的樊笼和囚笼。

关键词 

何道宽；跨文化传播；历史文化语境；霍尔；人类命运共同体

何道宽，1942年生，深圳大学英语及传播学教授、政府津贴专家、资深翻译家，曾任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外国语学会副会长，现任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深圳翻译协会高级顾问，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文化学、人类学、传播学研究40余年，著作和译作100余种（含再版书），逾2000万字，是最早引进跨文化传播学、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和传播学三大学派之一的媒介环境学的学术翻译家。1983年，何道宽通过《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和《比较文化之我见》两篇文章将跨文化传播（交际）引介到中国。此后，他又翻译了跨文化传播奠基人霍尔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无声的语言》和《超越文化》。何道宽教授学富五车、著作等身，代表作如《中华文明撷要》，代表译作《理解媒介》《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帝国与传播》《媒介环境学》《麦克卢汉精粹》《数字麦克卢汉》等几乎都成为了新闻传播学子的必读书目。

即使在退休后，何教授依然夙兴夜寐，笔耕不辍，不断改写着中国传播学的译介史，始终保持着对学界的影响力。笔者曾计划借参加在深圳举办的“2021年中国新闻史学会学术年会”的机会拜访何道宽先生，后因故未能面见。但何老非常支持后生的学术研究，多次勉励晚辈对跨文化传播学的探寻。在与何老通过数次邮件之后，遂成此次访谈录。

一、跨文化传播（交际）引入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

李思乐：何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拨冗参加此次访谈。上世纪80年代初，您从美国留学回来后，旋即通过《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和《比较文化之我见》两篇文章引入了跨文化传播（交际）。请问您当时将其引介到国内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跨文化传播的引入是否表征了80年代中国的“文化热”中学者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和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向？

何道宽：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我对费孝通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思想感兴趣，80年代又阅读了国内其他学者的人类学著作和译作。1980年留美期间自然对人类学和文化学感兴趣。通过选修的“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课，又接触到跨文化研究之父霍尔（EdwardT. Hall）的几本代表作，异常兴奋，下决心要引进他的思想和代表作。

1983年春，四川外语学院组建8个研究室，由我牵头的“比较文化研究室”是其中之一。我踌躇满志，以研究室为平台准备大展身手。是年5月，人民出版社兼三联书店的一位负责人（惜不知其名）偕同《读书》杂志编辑董秀玉来四川外语学院组稿。我在会上推荐了四本书——《人的镜子》《思维的训练》《古今蛮族》和《无声的语言》，这位负责人当即接受第一种《人的镜子》。

我将急就章《比较文化之我见》投书《读书》董秀玉，借以响应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金克木先生在《读书》杂志上创建“比较文化”学科的呼吁。由于文章对路，三个月后该文即被刊出。

座谈会上，我还请董女士转交金先生一封信。我在信里恳请金先生担任我们刚刚组建的“比较文化研究室”的顾问，很快就收到先生鼓励和支持的回信。自此，我积极主动投身国内文化热，寻找机会引进霍尔和麦克卢汉的代表作，决心抢占引进版学术著作的制高点。1985年，我参与组建重庆文化研究会并任副会长。1986年，我出席中国文化书院的第一届和第三届讲习班，并为书院做了一些学术口译服务，从而深知国内学界对国外新学科、新知识的渴望，因而自觉挑起了引进霍尔和麦克卢汉思想和代表作的重担。

李思乐：学者作为个体的学术路径其实和国内国际宏观学术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您当时引入跨文化传播（交际）看似是机缘巧合，实则是您个人学术背景和偏好、跨文化传播在美国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以及向好的中美关系综合作用的结果。就中美关系而言，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等大事件都为中美学术交往和跨文化交流打开了良好的局面。就跨文化传播研究在美国的发展而言，您在美国留学时，它已经走过了早期创立期（20世纪50-60年代) ）和学科规划期（60-70年代）并且到了学理深入期（80-90年代）的初级阶段。从学科规划期开始，美国高校就开设了跨文化相关课程，部分院校还开始授予跨文化传播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您提到了在美选修的“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课程，您能简要回忆下当时您所处的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情况吗？

何道宽：任课老师是Dan Hess，教材是他的专著From the Other's Point of View（Herald Press, 1980），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奈达（EugeneA. Nida）为其作序。Hess雄厚的学术修养和如数家珍的跨文化交流和教学实践犹如强烈的磁场，深深地吸引了我。这是我以后学问和学术翻译的动力之一。在此期间，他的老朋友、美国跨文化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罗伯特·科尔（Robert Khorl）来访，相谈甚欢，我有幸获赠他的《海外生活生存手册》（Survival Kit or Overseas Living）等书。

回答你的问题以后，我再多说几句。回国二十年后，在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历届的双年会上，我多次与美国跨文化传播学先驱之一的迈克尔·普罗瑟（Michael Prosser）交流，结为知己。2001年，在西安举行的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第四届双年会上，他是唯一的海外学者，格外引人注目，共同的传播学兴趣和麦克卢汉研究使我们惺惺相惜。自此，我们多次在学术会上重逢。2011年，在福建师大举行的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第九届双年会上，我们两人又同时荣获学会授予的杰出贡献奖。会间，他希望将《文化对话：跨文化传播导论》的中文版版权赠送给我，委托我将其翻译成中文。这个中译本201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印行。

如上所见，我受惠于美国三位跨文化研究的先驱，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介绍、传播并发扬了他们的思想。

话已至此，我要借此机会郑重感恩我的海外母校戈申学院（Goshen College）。1980年我负笈于此时，它是一所本科学院，学生一千余人，老师几十人，小巧玲珑，却久负盛名，且长期高踞美国文理学院的第一方阵。它著名的SST（Study-Service Trimester）独树一帜，为学生打开了跨文化交流、服务第三世界、尊重世界文化的广阔视野，也赢得了美国学界的尊敬。Goshen College是我从事跨文化研究的启蒙老师。

李思乐：跨文化传播（交际）引入之初，大部分研究者其实更多的是聚焦于文化交往与个体交际。如今，跨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交际分道扬镳久矣，您也尝试做过“一些嫁接的工作”，但似乎收效甚微。您如何看待这两者研究路径的差异，这种差异对中国的跨文化研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何道宽：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本来就是跨文化跨学科研究。进入中国不同的学科语境后，自然会有不同路径。外语界、翻译界、语言学界将其称为跨文化交际，新闻出版界将其称为跨文化传播，均符合各自的志趣和关怀。1995年，我参与组建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担任副会长。学会并不封闭，但会员基本上是外语界人士。1999年11月，我以副会长身份主持该会第三届双年会，有意识地邀请外语界和传播学界的学者，试图促成两界的交流和嫁接，收效不大，但我个人跨两界还是比较容易和顺利的。2001年10月，我在南京大学参加“第七次传播学研讨会”，正式加盟传播界，并将主要精力放在传播学研究和学术翻译。外语界跨文化研究的首要重点是个人层面的面对面交流，传播界跨文化研究的首要重点是媒介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虽然都“跨文化”，志趣却大不相同。

自从我引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以来，这门学科在中国大陆一分为二，走上了两条不搭界的平行道路。一条是外语界的“跨文化交际”，一条是新闻传播界的“跨文化传播”。展望新文科的发展，这两个界别的交叉还是可能的。

李思乐：我们知道，跨文化传播是具有重要的实践面向的研究领域。您是否觉得跨文化传播（交际）在外语界和传播学界的学术成长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实践需求？譬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重新开始“走向世界”时，亟需了解与民族国家文化个体的交往规范和模式，处在个体交往间语言文化前线的外语界一马当先，扛起了跨文化交际的大旗（尽管在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被视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除了您之外，早期的研究者像胡文仲、贾玉新、林大津等学者都来自外语界。而在其后中国与世界的跨文化交流成为日常生活实践之后，承担了“向世界说明中国”重任的传播学界则开启了跨文化研究的传播学路径。

何道宽：你梳理这门学科在中国外语界、传播界和外交界的发展过程，很用心，很贴切。外语教师处在跨文化交流和教学的第一线，很自然受到冲击，很自觉地投入跨文化实践和研究，理所当然。以施拉姆为代表的传播学被引进中国的任务则由新闻出版界承担，也很自然，因为施拉姆的传播学为体制服务，研究舆论、宣传、媒体、广告，重点不放在人际传播。

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在国内走向成熟以后，主动承担了“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重任——你这个概括很好。

二、跨文化传播奠基人霍尔的历史叙事与时空坐标

李思乐：跨文化传播学者温迪·利兹-赫尔维茨（Wendy Leeds-Hurwitz）曾追溯过霍尔工作过的外事服务所（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与跨文化传播学的历史渊源；哈曼（Harman）和布里格斯（Briggs）的一份调查显示，美国最早的跨文化研究组织“跨文化教育、培训与研究学会（Society for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Training and Research，SIETAR）”的学者们首推霍尔为该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罗杰斯（Rogers）等也曾经细致梳理过霍尔对跨文化传播的贡献。但时间节点上并不早于您完成《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和《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译稿的时间。您对霍尔是“跨文化传播（交际）学的奠基人” 的定性并曾在《〈超越文化〉译序》中对其十大理论贡献的论断基本奠定了中国传播学界对霍尔的认知。请问您当时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将其确认为“奠基人”的？

何道宽：《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1959）是世界公认的第一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专著，霍尔是该领域的鼻祖，毋庸置疑，亦无人质疑。麦克卢汉最重要的专著《理解媒介》（1964）也反映了霍尔的影响。霍尔本人谨守人类学的根基，但他的影响深入人文社科的众多领域，其“大先生”地位是难以撼动的。

李思乐：您将20世纪以后的人类学视为传播学发展的“基石之一”并认为霍尔“紧守的重镇始终是人类学”。的确，尽管被传播学者视为跨文化传播的鼻祖，但自始至终，霍尔都认为自己是一名人类学家而不是一名传播学者。霍尔一生的教育与学术背景也都关于人类学的：他1936年获丹佛大学人类学学士学位，1938年获亚利桑那州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194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并于194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之后先后在丹佛大学、本宁顿学院、伊利诺伊州理工学院、西北大学人类学系等地工作。但目前的传播学界对其人类学家身份并没有“深究”，您觉得这种失察会对跨文化传播思想史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何道宽：相比两百余年的人类学，传播学很年轻，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自然吸收了诸多学科的思想。人类学和传播学的关怀和对象多有不同，但同属广义的“人的学科”，人类学是传播学源头之一。传播学不能忘记霍尔等人类学家的贡献，不能消减自己的人文关怀，不能收窄自己的视野。

顺便介绍，霍尔在哥伦比亚大学受业于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他继承并发扬了老师的宏阔视野。林顿是二战前后美国人类学界的四大台柱之一（费孝通语），林顿的代表作《文化树》中译本出了两版（重庆出版社，1989；北师大出版社，2017），均出自我手；第二版进入该社“西学经典书系”。

李思乐：世界很奇妙，您与林顿和霍尔真是有着不解之缘。1942年，师从林顿的霍尔获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研究的是考古人类学，人类学四大分支之一。据霍尔自己回忆，当时之所以研究考古，主要是美国西南部考古盛行、容易找工作且文化人类学彼时并不为人所知。军旅生活结束后，霍尔决定转向文化人类学，“switching from archaeology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 as my primaryfiled”，于是在1946年返回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后研究。以您对霍尔的了解，您觉得霍尔何以成为跨文化传播学的奠基人？

何道宽：霍尔成为跨文化交流学科之父，水到渠成。他的学养处在人类学的第一方阵。他的跨文化交流扎根于印第安部落研究，他从事的培训工作为美国外交服务，他的代表作普及人类学和跨文化研究知识，产生了世界级的影响。他服务美国外交人员的培训，是出于尊重他人文化的平等交流。他的跨文化交流和施拉姆的传播学都为体制服务，但出发点和关怀大有不同。施拉姆的传播学明显为热战和冷战服务，霍尔的跨文化传播学似乎更接近于为人类大家庭服务。

三、跨文化传播经典著作传译中的译本生成与术语处理

李思乐：霍尔一生笔耕不辍，著述丰富，综合性的理论著作有《无声的语言》《超越文化》等；专论作为文化的空间的有《隐藏的维度》（The Hidden Dimension, 1966）、《空间关系学研究手册》（Handbookfor Proxemic Research, 1974)）、《建筑中的第四维度：建筑对人之行为的影响》（The Fourth Dimension in Architecture: The Impact of Building onBehavior，1975）；专论作为文化的时间的有《生命之舞：时间的另一个维度》（The Dance of Life: The Other Dimension of Time, 1983）；专论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的有《暗藏的差异：和日本人做生意》(Hidden Differences: Doing Business with the Japanese, 1987)和《理解文化差异——德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 Germans, French and Americans,1990）；还有传记式的回忆录如《爱德华·霍尔自传：生活中的人类学》(（An Anthropology of Everyday Life: An Autobiography, 1992）和《三十年代的美国西部》（West of the Thirties：Discoveries Among the Navajo and Hopi, 1994）。您却在“有意将可读性比较强的《无声的语言》和《超越文化》译介到国内”之后并没有继续译介霍尔的其他著作，能说一下具体的原因么？

何道宽：我个人非常欣赏霍尔的四本书：《无声的语言》《超越文化》《隐蔽的一维》和《生活之舞蹈》，都有意引进，但未必能如愿。不能如愿的原因是：本土学术环境的筛选，学术译作市场的狭小，出版社意愿的不足。即使《无声的语言》也历尽磨难，我1986年的译本被人毁约，未能问世，2010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即使北大出版社也只对《无声的语言》和《超越文化》感兴趣。我估计，霍尔其他两本书也不会有中译本问世了。

回到我对你第一个问题的回答。1983年5月，三联书店和《读书》杂志到四川外语学院组稿。我在会上提交的《比较文化之我见》三个月后在《读书》杂志刊出。我在会上推荐四本书：《人的镜子》《思维的训练》《古今蛮族》和《无声的语言》，三联书店的负责人接受第一种《人的镜子》。很快，我和三联书店的正式负责人兼《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建立了比较热络的通信关系，几次在他的办公室面谈，很快签订了以上四本书的出版合同。《思维的训练》1987年问世，洛阳纸贵、影响甚巨，次年获重庆市首届社科优秀奖，因为这本书是世界级的学术畅销书。其他三本书的作者都是世界级的巨擘：《人的镜子》出自Clyde K.M. Kluckhohn，《古今蛮族》的作者是Margaret Mead，《无声的语言》的作者是霍尔。至于出版社为什么不出这三本书，我至今不明。

李思乐：《无声的语言》的出版让霍尔声名鹊起。据资料显示，1961至1969年，《无声的语言》卖出505，000本，重印多次，被译成6种语言出版，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1987年，您就应邀为三联出版社翻译《无声的语言》，且“即将发排”，之后，刘建荣翻译的《无声的语言》于 1991年7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纳入“自然·人·哲学”丛书；1995年11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侯勇翻译的《无声的语言》，并纳入出版社“社会与人译丛”。这是否显示这两个较早的译本其实并未进入传播学的视野？

何道宽：《比较文化之我见》发布以后，我和三联书店社长兼《读书》主编沈昌文先生几次通信，确定了学术译作的合作关系。他确认了我1983年5月推荐的选题，很快签订以上四本书的出版合同；考虑到市场效应，他建议优先出版《思维的训练》。

至于霍尔及其著作为何没有在中国传播界产生应有的影响，我想主要是因为四十年前引进的传播学是施拉姆“正宗的”传播学，对麦克卢汉或霍尔“非正宗的”的思想有天然的排斥基因吧。

李思乐：《超越文化》是霍尔第二本综合性地探讨文化性质的著作，他于其中提出的延伸论、一元时间观与多元时间观、高语境与低语境等概念影响深远。您在《超越文化》中译本第二版序中提到：1988年，您在重庆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外国文化研究丛书”中的《文化树》《超越文化》《文艺复兴盛期》，并分别署名为何道宽、韩海深和洪洞仁。您说是“接受丛书编辑朱子文先生的建议，用三种不同的方式署名”。您又感叹“二十年后，承蒙北京出版社厚爱，这两本难产和半难产的书终于可以由我署名堂堂正正地奉献给读者了，不亦快哉”，您能谈谈为什么当时要如此署名么？

何道宽：我至今非常钦佩朱子文先生的超前眼光和魄力，他顶着很大的压力出版“外国文化研究丛书”，而且几乎全部由我一人完成。为减轻压力，他建议我用三种不同的方式署名，《文化树》署名何道宽译，《超越文化》署笔名韩海深，《文艺复兴盛期》放弃署名何道宽，以支持另外两个年轻的译者，我只署名“洪洞仁校”。

何道宽：英文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和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三个词形近且义近，各有所偏重，但相去并不远。英美学界从未认真进行辨析，我们何苦自寻烦恼？

李思乐：您曾提到，重译《无声的语言》和《超越文化》是因为需要对关键的概念进行修订，重要概念“communication”的再理解与翻译就是其中之一。几经辗转，您最终决定“以交流、交际、通讯的顺序给communication选择三个译名”，且在翻译霍尔的重要论断“Culture is Communication”时，您舍弃了原译“文化即是通讯”，而将其更新为“文化即是交流”。刘海龙曾对communication概念的渊源流变做过整理，详列了早期郑北渭的“（思想）交通”译法，张隆栋的“通讯”译法，余也鲁的“传”或“传统”的译法，并认为在1978年以后，学界才开始将其翻译为“传播”。其实，您在《翻译的无奈——翻译communication的思考》一文中谈及翻译彼得斯的Speaking into the Air: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时，就提出了翻译communication的两条原则，即“时间分界线”和“复合术语分界线”法则，将上世纪20年代之前的译为“交流”，之后的“视情况而定”，并将复合术语中的communication译成“传播”。您觉得今后的译者如何才能有效绕过该词的多义性陷阱，精确传达原文旨义？

何道宽：那两条翻译communication的原则（“时间分界线”和“复合术语分界线”）仅限于《交流的无奈》那本译作的语境，其他书籍、语境、学科里的翻译另当别论。比如，关于communication一词在霍尔著作里的翻译，我就有很多话要说，容我抄录《超越文化》“中译本第二版序”里的一段话：

作者的背景是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大学教授、政府和企业顾问，他写这两本书的宗旨是构建文化学的基础、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对新闻传播界的舆论、宣传、媒体影响、受众角色那些东西不感兴趣。所以，将其译为“传播”很不恰当。译为“交际”似乎贴切，但“交际”语言学色彩太浓，又不适合这两本书的宗旨和调子。“通讯”的译名可以考虑，而且，20年前我就把他的一个重要命题翻译为“文化即是通讯”（Culture is communication），因为作者借用通讯工程师的“讯息”概念和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图示，以十大基本讯息系统（primary message systems）为纵横两轴，绘制了详尽无遗的“文化教学示意图”（《无声》附录二）。但纵观学科分野，“讯息”的自然科学色彩太浓，似乎不太适合霍尔的社会科学背景。经过几个月的踟躇，我决定舍弃“传播”，以交流、交际、通讯的排序给communication选择三个译名，但动物的行为则译为“互动”或“交流”。

四、霍尔跨文化传播思想对克服当今技术迷思和跨越文化藩篱的镜鉴

 李思乐：霍尔早在《无声的语言》里就言及人的延伸（extension）的问题，在《超越文化》中更是单辟一章，专论人的延伸。著名传播学者罗杰斯（2000）曾通过回溯霍尔与麦克卢汉（McLuhan）之间133封信件，认为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延伸”的理论洞见与霍尔有密切关系。霍尔也曾亲身提及，“在《古登堡星汉》（The Gutenberg Galaxy, 1962）里，他（麦克卢汉，笔者注）借用了我的延伸概念”。您也是最早向国内学界推介麦氏传播学思想的学者并将其《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等译成了中文。您是怎么理解这两位学者“延伸论”之间的联系与差异的呢？

何道宽：霍尔和麦克卢汉都力主延伸论，霍尔在前，麦克卢汉在后，前后的承继关系非常清楚。但麦克卢汉将其大大拓展，他的延伸论涵盖一切：一切技术和文化都是人的延伸。

李思乐：当前，作为“人的延伸”的信息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信息传播基础结构的颠覆性革新对跨文化传播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在传播学界形成了对跨国媒体平台和社交app在跨文化传播中所扮演作用的狂欢式乐观。反观霍尔，他始终对技术的发展保持警惕，认为“人类面临的大多数问题，是不可能靠技术手段解决的”，并希望“人类能够放弃对技术的迷恋，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到研究人类精神上面来”。您如何看待当前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技术议题？霍尔对技术的态度对我们当前的研究有何启示？

何道宽：麦克卢汉是英美文学教授，20世纪40年代后期转向广告研究、通俗文化研究。他与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 Innis）、埃里克·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等人在多伦多大学创建了多伦多传播学派，20世纪50年代率先从事跨学科研究，引领世界潮头。麦克卢汉非常看重技术对人、文化和社会的重大影响，常被人讥为“技术决定论”者。他固有的人文关怀略显不够。

霍尔长期深入研究并尊重北美印第安人文化，对人类文化的共性有透彻的理解，对技术的警惕和批判是非常深刻的。

在人工智能狂飙突进的时代以及将来技术入侵人类机体和心理的时代，人类更应该警钟长鸣：我们不能做技术奴隶，要人役物，不能物役人。即使到了万物与我共生、万物与我同一的境界，也要捍卫人的主体性、自主性和主观能动性，毕竟物不是我、不等于我啊！

李思乐：霍尔多次提及理解他者文化和自身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意义。他将《无声的语言》里的最后一章命名为“挣脱枷锁”（Loosing the Grip），并在《超越文化》中强调，“人类的未来有赖于自己超越自身民族文化局限的能力”。您觉得人类超越自己文化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如何更好地实现这一超越？

何道宽：霍尔的《超越文化》锻造了挣脱文化枷锁的几把钥匙，这就是延伸论、延伸迁移论、一致论、语境论、情景论、行为链、认同论、一元时间与多元时间、高语境与低语境等崭新的概念。进一步穷究，个人、群体、民族的文化各有其固守的疆域，这些疆域都可能成为枷锁。如果不认识到这样的局限，自己的思想、文化都可能成为自己的囚笼。如果不尊重他人的思想和文化，我们都可能有意无意地侵犯他人的思想、文化和领地。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打破各种各样的樊笼和囚笼，人类生态共同体就是要构建人与环境、人与生物的和谐关系。人类超越自己的障碍很多，个人、群体、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都有很多差异，任何差异都可能构成障碍，但最大的障碍是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和而不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崇高的理想困难重重啊，联合国和各国政治家负有特殊的责任，学界敲敲边鼓而已。我个人非常憧憬另一个轴心时代大思想家的降临，或许他们能唤醒好战者的良知吧。

李思乐：在其多部著作和文章中，霍尔都对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白人的民族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揭示了美国政府对待土著印第安人的霸道行径。他批评了“西方人把自己的逻辑系统当作真理的同义语”的文化霸权行为，认为“许多美国人对异域文化不屑一顾，对跟我们亲近的英国和法国文化尚难以理解，更不用说那些跟我们有着天壤之别的文化了”，并提醒“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对由于对别人文化的改弦更张而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熟视无睹”。2018年以来，中美关系出现重大变化，致使中美跨文化交流出现较大困难。您觉得在现实语境下，中国如何做好对美国和西方的跨文化传播或国际传播工作？

何道宽：美国建国伊始就有宗教狂热，唯我独尊。暴力建国以后，通过一系列的扩展和兼并独占了北美一大半最富庶的地区。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把世界过半的地区打烂，而美国非但未伤筋动骨，反而深受其惠，因而被惯坏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一超独霸，不停打仗。

美国军事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因根深蒂固。对此，加拿大经济史家和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在《变化中的时间观念》里大篇幅做了深刻的批判。

“美国第一”“世界警察”的心态和霸道使之很难打交道。在近期内，我们很难指望它改弦更张。中美结构性的矛盾难以缓和，学界和媒体的对外传播非常艰难，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但全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又不能无所作为。问题是，美国政客根本就不承认人类命运共同体，他们要的是霸权，所以中美关系很难改善，只能求缓和，难以乐观了。

五、对跨文化传播学领域未来译介工作的期许

李思乐：无论是作为跨文化传播的引介者还是霍尔著作的译者，您都功莫大焉。您也被视为“中国大陆跨文化传播学名副其实的奠基人之一”。如果将您发表《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和《比较文化之我见》的1983年作为中国跨文化传播（交际）的元年。您如何看待近四十年来跨文化传播和霍尔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您认为霍尔其他著作至今没有中文译本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何道宽：相比而言，霍尔不如施拉姆“叫得响”，原因是：（1）后者的思想更紧贴体制，直接为体制服务；（2）施拉姆更“经世致用”；（3）霍尔的学问更同情“弱者”，对其他民族和文化更能平等相待。在构建人类大家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更自觉地高举霍尔“跨文化交流”的旗帜。

我个人觉得，在中国学术界，新闻传播界和外语界相比，更处在强势的地位，传播界应该更积极地介绍和研究霍尔。在这个方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学院尝试的传播界与外语界嫁接的工作初见成效，继续努力必有大的作为。

霍尔的根基在人类学，对他的研究，还仰赖中国人类学界发力。

李思乐：您在《文化对话：跨文化传播导论》译者序里提到，从2000年开始，您“有计划、大规模地引进传播学经典“并从2001年正式”加盟新闻传播学学者队伍”。众所周知，您的译作对跨文化传播学和媒介环境学派在中国的译介和发展均具有开创性的推动。您如何认识这些译作在拓展传播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展望未来，您对跨文化传播学领域的译介还有什么期许？

何道宽：狭义的跨文化传播译介工作已进行四十来年。媒体和学界广义的跨文化传播工作从未停顿。我个人有一百来种学术译作，都可以说是广义的跨文化交流工作。近期内，我要做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携手推出的“媒介环境学译丛”，已出版两辑共10种，正启动第三辑5种，整个译丛共四辑20种，均由我策划并主译，所以我几乎无暇他顾。狭义的跨文化传播译介工作只能倚重并指望其他媒体人和学者了。

跨文化交流的工作一日千里，学界不再是主力军，千千万万的网民和媒体人才是千军万马的主力军。如何协调好上中下、左中右的网民才是工作的重心。先进的思想如何落地、成为一般民众的指导思想才是关键。文化传播学领域的译介还要继续，但我们不能指望由这些学者担当引路人了。

李思乐：作为“摆渡人”，您的确一直在跨文化交流的第一线，夙兴夜寐，踽踽独行，甘之如饴。您也曾言，您既“盗火”，又“播种”，那么您觉得中国广大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人们如何处理好引介与本土化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将学问写在中国的大地上？

何道宽：我这个摆渡人，“盗火”“播火”“播种”用功，“深耕”不足。究其原因，还在于个人精力和学养之不足，尤其对中国文化的修养不足，对人类诸多文明的文化史研究不足，同时还在于跟不上新学科、跨学科文理渗透交融的步伐。

新一代的学人有更好的条件将自己培育成“三头六臂”的人。你们能更好地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服务，为世界文明的交融服务。知己知彼，知己方能知彼，这是中外先贤的共识。以此共识为基础，深耕学问，方能出神入化，驰骋中外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