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闻界》2022年第7期目录
2022年第7期
新闻学研究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和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视角
传播学研究
● 虚拟数字人:一种体验性媒介——试析虚拟数字人的连接机制与媒介属性/ 程思琪 喻国明 杨嘉仪 陈雪娇【摘要】虚拟数字人是一种体验性媒介，它凭借扮演各种角色身份的能力，承担起连接个体与场景和提供各类场景体验反馈的功能和任务，帮助人们在体验过程中完成新的学习和社会化过程。本文基于虚拟数字人的体验性属性，探讨它在应用与实践过程中的连接机制与媒介属性，并探讨其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以及人际交互机制对人与虚拟数字人交互模式的效应，进而提出二者的全新连接模式，以期对未来虚拟数字人的研究与应用提供理论参考。【关键词】虚拟数字人;体验性媒介;连接机制;交互模式● 新闻回帖的传播网络结构对群体极化的影响/ 廖圣清 程俊超 于建娉 郑晨予【摘要】本文基于澎湃新闻新浪微博账号关于“长春长生疫苗”的30篇报道及其7915条网友评论，探究了在社会偏好理论视角下，网络新闻回帖的传播网络结构对群体极化的影响，为意见表达、群体极化研究提供了传播网络结构的理论视角和数据论据。研究发现: (1)网络同质性越强，群体极化程度越高; (2)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对群体极化的影响不显著。研究表明，网络新闻回帖的传播网络结构对群体极化具有重要影响。【关键词】网络新闻回帖; 传播网络结构;群体极化
传播与社会
● 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创新研究/ 邓又溪 朱春阳【摘要】目前关于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大多以媒介功能和治理能力为研究进路，缺少在具体治理理论框架下的讨论。在实践中，亦表现出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治理主体的属性不被重视，其治理创新行为缺乏体制机制的支持。作为应对复杂问题的治理机制，网络治理及其相关理论在我国基层治理实践中也得到了实践，一定规模的跨部门、多主体协作的治理网络在逐渐出现。我国研究者也将不断演进的网络治理理论体系与我国治理经验相融合，形成了本土化的理论框架。因此，本文基于本土化的网络治理理论框架，尝试提出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新模式。本文分析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和实践路径创新，指出了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治理主体的新角色应是信息网络居间者，梳理了县级融媒体中心面向治理实践进行建设的成长路径与待解决问题。【关键词】县级融媒体中心; 基层社会治理;网络治理;网络组织;实践路径创新博士生新论
● 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论媒介考古学和媒介生态学的理论相遇/ 李璟 谌知翼【摘要】迄今为止，媒介考古学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所考古的对象物上，没有在理解媒介的基础上回应考古学的提问“媒介的存在条件是什么”。媒介生态学虽然形成了关于媒介的初步构想，却没有突出媒介居于系统之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导致自身的理论想象力在一系列琐碎的个案中消磨殆尽。通过一批学者的尝试，两种理论资源表现出一种相向而行的趋势，在具体案例的操作过程中，它们在物质性、政治性和非线性等层面相互渗透、互为补充。可是从媒介理论的角度来看，媒介考古学与媒介生态学的靠近只是反映了一种表层的相遇。本文认为，二者若要真正形成汇流之势，就必须以媒介为起点，作为认识媒介本体论的两翼，来回应媒介与人和世界如何共在的问题。【关键词】媒介考古学;媒介生态学;媒介本体论;物质性;媒介性● 社会阶层加剧了社会资本获取的不平等吗?——基于社会资本维度数字结果沟的实证分析/ 罗敬达【摘要】本研究探讨我国网络用户的前两级数字鸿沟(数字接入沟、数字使用沟)和社会资本维度的数字结果沟之间的关系，并重点探究数字时代中网络用户的社会阶层是否加剧了人们获取社会资本的不平等现象。为此研究检验了社会阶层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数据源来自2017年CGSS中的1727 名被访者，分别测量了数字接入沟与使用沟(网络设备数量、网络使用年限、网络使用行为)、社会阶层和社会资本(社会网络规模、社会网络密度、社会网络趋同性)等指标。结果表明: (1)前两级数字鸿沟对社会资本维度的数字结果沟有显著影响作用，即用户的网络接入和使用差异越大，社会网络规模等社会资本因素的差距也越大; (2)统计结果不能接受我国网络用户的社会阶层因素具有中介作用; (3)数据分析结果同.样不能接受我国网络用户的社会阶层因素具有调节效应。结论:目前的数据分析还无法支持我国网络用户的社会阶层加剧了他们社会资本获取的不平等这一假设。【关键词】数字结果沟;社会阶层;社会资本;数字接入沟;数字使用沟
全球视野
名家访谈
● 理解和应对媒介化社会中的不确定性——访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基恩教授/ 刘沫潇【摘要】“媒介化社会”与“风险社会” 交织，世界的不确定性凸显。基于对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基恩教授的访谈，本文厘清了不确定性的内涵及原因，并在跨学科视野下，从媒体实践、哲学思辨、民主政治、社会生活多层面探究了不确定性的应对之策。基恩教授提出，不确定性表示对某人或某事缺乏把握。洪水和火灾、物种破坏、大国实力消长、对民主的不满等都是导致不确定性上升的因素。在媒体实践层面,相较于突发新闻，调查性的、对语境敏感的、没有耸人听闻的事件，没有夸张和谎言的“非突发新闻”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更好方案;在哲学思辨层面，虽然杜威抨击了寻求有关终极永恒现实的确定知识的西方哲学传统，但由于技术官僚的偏见和对征服自然的信仰，其实用主义解决方案仍值得商榷;在民主政治层面，受数字网络化通信革命驱动的监督式民主激发不确定性，让人们认识到世界的可塑性并想象其他可能性;在社会生活层面，作为“人为的确定性”的习惯既可能对人类行为倾向产生有害影响，也可以增强人们驾驭生活变迁的创造力。综合考虑所有因素，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时代，基恩教授的“能够主义”或赫希曼的“可能主义”比单纯的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更具建设性。【关键词】不确定性;突发新闻;监督式民主;悲观主义编辑：文颖 黎爱兰（实习生） 校对: 李韵奕 审核: 段吉平 邓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