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后，这段缘分续上了……

这是一次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的融合

也是一次穿越时空的艺术对话

更是一次服务国家特殊需求的行动接力

2月22日

人民大会堂东门新版国徽模型捐赠仪式

在清华大学校史馆举行

在红色绸布映衬下

一枚结合了传统艺术与数字科技

高80厘米的国徽石膏模型

愈显醒目庄严

王青春制作的人民大会堂东门新版国徽石膏模型（摄影：张玉光）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王青春

作为该模型的制作者

将其捐赠清华档案馆收藏

 它的到来

与档案馆中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1950年版立体石膏模型一起

串起了清华大学与

国徽设计之间的不解情缘

1950年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高庄制作的国徽石膏模型（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缘分，跨越七十余载

人民大会堂东门首枚国徽悬挂于1959年，历经几次更换。2022年，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实施人民大会堂东门国徽维修改造工程。经过充分论证，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委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承担国徽维修改造设计项目。

历史的时针拨转到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筹备会决定，在常委会下设立6个小组，其中第6小组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1949年7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徽征集启事，征集到的稿件和图案虽各具特色，但都有不足之处，均未被采纳。

1949年9月是专家设计的第一轮，邀请清华大学营建系和国立北平艺专（1950年改称中央美术学院）分别组织人力设计国徽。清华大学国徽设计组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担任组长，成员有建筑学家林徽因，营建系教师莫宗江、李宗津、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罗哲文等。国立北平艺专国徽设计小组主要成员有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

1950年6月15日，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国徽设计小组张仃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

1950年6月是专家设计的第二轮，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小组首先提出彩色斜透视天安门图形国徽方案，全国政协国徽组会议“原则上通过天安门图形。”稍后，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周令钊小组又设计正透视和剪影式天安门两种方案；清华大学遵照周总理提示以天安门为主体设计国旗照耀下的天安门国徽方案，并最终被选为国徽图案。

国徽的主题形象有：国旗（五角星）、天安门、麦稻穗、齿轮、绶带。其中，齿轮、麦稻穗、绶带等，不约而同出现于双方最初的设计方案，象征工农联盟。天安门主题由中央美术学院国徽设计小组提出，国旗（五角星）主题则最早出现于清华大学营建学系林徽因、莫宗江设计的国徽方案中。

梁思成在病榻上手捧国徽设计稿与林徽因推敲、讨论。（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梁思成为国徽的设计工作倾注了全部心血，以高度的热情和爱国之心，夜以继日地研究、创作，甚至将家变成了工作室。因过度紧张和劳累，本就体弱的梁思成病倒在床。

清华大学国徽设计组成员与设计过程中的各种方案图案合影。（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1950年6月20日，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国徽方案。左二为张奚若，左一为朱畅中。（郑景康摄）

1950年6月20日，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国徽审查小组会议上，参会人员对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的方案各抒己见，最终选定了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庄严典雅的清华设计方案。6月23日，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国徽图案。

1950年6月17日，清华大学营建学系梁思成、林徽因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

毛泽东主席主持讨论国徽图案

随后，清华大学营建系雕塑教授高庄承担了将国徽从平面图案做成立体浮雕模型的任务。为使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符合于应用的条件，高庄专门给毛主席写信陈述修改理由，得到中央的批准。高庄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艺术敏锐感，对国徽图案进行三大优化设计：绶带由朝前改为朝后，更有力、更规律化；麦稻粒保持丰富感，但不零乱琐碎；两把麦稻穗组成的环从非正圆改为正圆形，以便易于仿制，更明朗、更健康。

从7月初到8月中旬，高庄在徐沛真协助下，经过一个半月的辛勤劳动，终于完国徽模型的制作工作。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国徽图案及说明。同日，《人民日报》刊登由时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供应社负责人、展示专业带头人吴劳（后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绘制的国徽方格墨线图、国徽断面图，以此说明国徽各部分的平面与立面的造型。

国徽方格墨线图（吴劳绘制，1950年9月20日公布）

国徽断面图（吴劳绘制，1950年9月20日公布）

1950年国庆前夕，张仃（右一）带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供应社工作人员在天安门城楼悬挂国徽

1950年国庆一周年前夕，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供应社赶制的第一枚木雕国徽正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在这项凝聚着集体智慧和心血的任务里，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组梁思成、林徽因、高庄等和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国徽设计组张仃、钟灵、张光宇、周令钊等所展现的不仅是严谨执着的创作态度，还有理性务实的爱国行动。

跨越七十余载，清华大学与国徽设计的故事再续新篇章。

时隔七十余年，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国徽维修改造计划提上日程后，国徽设计制作的“接力棒”再次交接到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王青春承担起新版国徽的精准模型制作和生产监制任务。捐赠仪式上，档案馆收藏的正是由王青春制作的人民大会堂东门新版国徽石膏模型母版。

在王青春看来，国徽的设计是清华人共同的骄傲，“张仃先生后来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中央工艺美院正是清华美院的前身。”有前辈们的榜样在前，在接到任务的那一刻起，王青春说自己无形之中就感受到了责任的重大。

传承，像一支接力棒

绘画和雕塑，王青春再熟悉不过。清华校园里“三院遗址·清华第一个中共支部诞生地”纪念物、主楼226贵宾厅壁画以及清华附小（改造前）浮雕均由他主导创作。2021年8月，“栋梁——梁思成诞辰120周年文献展”（以下简称“栋梁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由王青春还原的清华营建系第一版国徽立体稿和由其复制的清华营建系1950年版彩色国徽立体稿在展览期间展出。因此，当任务交给他时，他并不觉得意外。

王青春还原的清华营建系第一版国徽立体稿（图左，图中）和他复制的清华营建系1950年版彩色国徽立体稿（图右）在“栋梁展”上展出

早在“栋梁展”的准备过程中，王青春就查阅了目前有关国徽诞生史的大部分资料。在人民大会堂东门新版国徽模型制作任务开始前，他通过请教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清华大学校史馆的资深老师以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老一辈教师等，试图进一步了解在国徽设计制作任务中前辈们的设计理念、创作状态、甚至人物性格等，以丰富自己对那段历史的认识。

王青春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分析艺术作品的风格离不开艺术家的人物性格。“了解了他们的性格，回头再去观察作品，通常会有新的体会。所以我们看到，林徽因先生的国徽设计注重盛唐风格的饱满，高庄先生则更强调力度与骨感，这其中是有一定关系的。”王青春说。

王青春脑海中时常浮现起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位先生在病榻旁讨论国徽设计稿的情景，也想象着从资料上看到的高庄先生在酷暑天里整日创作国徽泥稿时的模样，“据说他经常凝神几个小时才动一下刀；为了做国徽的绶带，专程去琉璃厂买了一尊北魏佛像，研究其衣褶的表现手法；包括麦穗的塑造也是参考青铜器的造型语言演进而来。”他把前辈们的这种状态理解成一种“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下，参与任务的人大概内心里都有一股劲儿，其中既有对艺术创作本身的追求，又有服务国家需求的动力。

致敬和传承前辈们的理想精神，是王青春在新版国徽的制作过程中所一直秉持的。对这项任务，他加倍上心。在他看来，国徽不仅仅是一个图案、标志和浮雕艺术，还是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包含了中国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等各种信息。这种自带的政治属性和丰富的艺术特性让他足够重视。再者，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次清华人服务国家特定需求的行动接力，既然接过了接力棒，那就必须用心。

模型制作前，王青春做了大量的研究追溯工作。档案馆收藏的1950年版国徽立体稿及其墨线稿、天安门上悬挂的新老国徽、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国徽等不同场所、不同时代的国徽版本，他反复对比查看，尽可能地还原深化每一处细节。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工作就是一个简单的复制和依照墨线图等比例缩放的工作，实际上不是。”王青春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首先，从平面设计图到立体雕塑的转换，容易出现误差；其次，直接依照1950年国徽石膏模型定稿放大制作立体国徽，还需要在起位高度上做艺术调整，才能满足特定场所的需求。“比如1950年版国徽立体稿只有33厘米，现在要做成80厘米的版本，最终呈现5.6米的版本，完全复制的话就会出现国徽元素立体感不强以及绶带起伏不明显、麦穗饱满度不够、不能更好地凸显庄严宏伟等问题。”他举例说。

此外，在对比过程中，王青春也进一步验证了细节误差的存在。原则上，各版本国徽均遵照统一标准制作，但在放大镜的对比下，不同材质、不同规格尺寸的国徽在细节之处，还是出现了些许的差异，具体如栏杆形态，稻麦数量、顺序、层次关系等。

国徽上的麦稻在不同制作阶段的表现形态

针对此，他计划在新版国徽制作过程中首次融合数字科技和传统技法还原深化设计细节标准。“好比‘不确定性’是传统雕塑的魅力，‘可控及确定性’正是数字雕塑的价值。数控技术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标准精准，传统技法又可以帮助我们在饱满和力度中进行优化调整。”王青春认为这其中的意义不同寻常，除了传承，他还把这项工作视为一种新的尝试，“数字科技的加入体现了艺术形式在不同时代的发展演进。”

科技，还原每一处细节

对国徽泥稿进行反复推敲

为了精准呈现，王青春使用摄影及三维扫描数字技术事无巨细地记录下1950年版国徽石膏模型定稿的每一处细节并形成对应线稿，依照国徽方格墨线图丰富细化线稿，在线稿基础上运用传统浮雕手工工艺做出泥稿，之后运用三维激光进行点云扫描并补全细节。

利用传统技法手工调整国徽石膏模型细节

“接着就可以进行数字雕刻了，但这个基础上雕刻出来的石膏模型还得结合线稿、模型实物、梁思成、林徽因等设计的国徽图案再进行手工修正。总之，就是一个传统技法和数字技术来回切换和共同配合的过程。”王青春解释说，在手工修正后的石膏版本上再进行扫描和数字化建模，才最终生成了这套虚拟国徽的模型数据。

修正后的虚拟彩色模型

数控雕刻的80厘米国徽石膏模型

用此虚拟模型数据进行数控雕刻的石膏版本，王青春分别做了50厘米版和80厘米版，目的是测试用同一数据制作出的不同尺寸国徽，是否能保证效果统一。测试结果比较满意，他才放心。

数控雕刻的50厘米国徽石膏模型

最终定版的虚拟国徽模型数据，便是人民大会堂东门5.6米国徽的制作依据。

人民大会堂东门新版国徽颜色标准监制

新版国徽的生产过程历时两个多月，王青春作为监制往生产基地跑了4次，每次去都会待上一周多。5.6米国徽的数控雕刻模型出来后，他挨个查看每一处细节，再同生产方一起讨论、修改、细化，待到手工锻錾、组装、打磨底漆、贴金……各项重要环节，他几乎都在现场盯着。

工人进行手工锻錾

在人民大会堂东门新版国徽组装验收会上，经过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全国颜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多个职能部门负责人共同研究讨论，新版国徽虚拟模型数据和经由数据制作的国徽模型顺利通过验收，进入涂色、贴金等环节。

“论证会印证了虚拟模型数据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对于国徽复制这根接力棒，王青春希望能在清华继续传递下去，“依照这套虚拟模型数据，无论制作什么尺寸的国徽，都能最大程度上保证准确，也最能真实还原前辈们的作品。”

新版国徽在人民大会堂进行试吊装

2022年9月7日，顺利运抵人民大会堂的新版国徽进行了试吊装工作。在湛蓝的天空映衬下，金光闪闪的麦稻穗、齿轮、五星、天安门以及正红的底色与垂幔，让新版国徽愈显庄严富丽。王青春自然而然地把眼前的景象想象成了一幅画，任务完成，他的心也踏实了。

人民大会堂东门新版国徽悬挂完成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2022年9月14日，新版国徽正式悬挂到人民大会堂东门。这一天，王青春没能在现场，这让他有些遗憾。不过转念一想，在下一个二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每一天它都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上方熠熠生辉，他又立刻释怀。

王青春制作80厘米国徽泥稿

在王青春的工作室里，有一块未依赖数控技术制作了一半的80厘米国徽泥稿，原本他计划和数控国徽模型同步完成，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至于为什么要做这版泥稿，他解释说，手作能让自己更好地体味前辈们的创作状态和感受艺术作品的生命力。

泥稿推敲过程

科技助力的当下，很多工作得以高效完成，但没有技术加持的过去，创作初始到最终完成，中间会出现多次因创作形态的变化而产生的误差。在同步做国徽泥稿和数控模型的过程中，王青春越发体会到前辈们在国徽创作过程中的不容易，“一定是在不断地推翻又重试中一点点探索和实践出来的。”

捐赠校档案馆收藏的人民大会堂东门新版国徽石膏模型（摄影：张玉光）

捐赠校档案馆收藏的人民大会堂东门新版国徽石膏模型与馆中珍藏的梁思成等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张仃等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应征图案，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拟制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组报告，高庄定型制作的国徽石膏模型实物及历史图片等珍贵的史料档案一起，共同述说着清华人在国徽设计制作任务中的传承与创新。

至于那件做了一半的国徽泥稿，王青春放在了工作台的显眼处，用来时刻提醒自己，在创作中要精益求精，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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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段颖

图片来源  | 受访者

排版  | 曾净

编辑 | 赵姝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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