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21-06-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教育学一般课题“2020年后高校倾斜性招生计划的公平成效和优化方案研究”（BIA200200）； 中国人民大学年度团队培育计划“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和结构对科技创新的影响研究”（21NQ009）

作者简介：田浩然，男，四川绵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

李清煜，女，山西太原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教育政策与教育管理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高水平、高科技人才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尤为关键。科技人才集聚可以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内生动力，而人才集聚是特定人口群体在区域之间流动的结果。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较10年前增长近70%，达到3.76亿人，持续保持向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的流动趋势，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主要城市群的人口集聚水平迅速提高。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达到15467人，意味着我国正在获得更大的“人口质量红利”。然而，目前我国东部地区仍是人才的主要流入地和集聚地，尽管中西部地区已有部分城市在快速崛起，但“孔雀东南飞”、“人才空心化”等仍常被用于描述广大中西部地区面临的人才流失窘境。2018年中西部地区“双一流”高校毕业生流动至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就业比例分别为66.34%、15.53%和18.14%。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却在毕业生的续留力上长期欠缺，这对于其可持续发展与长期振兴极为不利。

为进一步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中央层面基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出台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多项涉及高等教育及人才引进的平衡性政策。2020年及2021年的《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工作要点》明确指出，“打造西北、西南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支点”“印发《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若干意见》，加快构建中西部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共享共建的发展新格局”，高校集群、协同发展，以及提升其对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能力，已成为国家政策导向下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方向。习总书记指出，“时代越是向前，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性就愈发突出，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就愈发凸显。”教育对于科技人才集聚的重要性亦不言而喻。目前社会和学界已充分认识到基础教育对人才迁移影响，但对高等教育的这一关注相对不足，尤其实证检验尚不充分。而目前中西部内生发展动力强劲的城市，如西安、重庆、成都、武汉等，均具备长期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历史及良好的高等教育资源初始禀赋，能够为区域经济增长形成有力支撑。

综上，高等教育是否是构成区域科技人才集聚的关键动因？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如何影响中西部地区人才集聚？本文将基于2009—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高等教育规模对区域科技人才集聚的效应机制，重点关注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省域内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以期为涉及区域协调、人才集聚等的高等教育政策制定提供证据支持。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科技人才的区域集聚过程是特殊人口的迁移过程，故人口迁移理论是讨论科技人才集聚过程及其机理的基础。迁移前后的净经济优势差异是迁移的主因，人口迁移决策本质是个人比较成本收益并追求更高效用的结果，科技人才亦不例外。本文考察科技人才集聚的高等教育动因将同样基于上述假设。

教育条件的区域差异是迁移潜在外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受教育程度是迁移潜在内力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夏怡然等考察城市公共服务对劳动力流向的影响，指出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不仅是迁入城市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更包括基础教育等公共服务，而外来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越高，对基础教育反应越弱。王智勇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2005年前后城市基础教育规模对人口集聚分别具有显著的倒U型和正U型效应，认为教育迁移是我国人口集聚的新动因。童玉芬等的研究锁定京津冀区域的高学历人口集聚及其空间依赖性，发现优质义务教育和知识溢出对高学历人口集聚具有较强的向心力。此类研究大多关注基础教育的拉力效果，认为子女入学机会和优质基础教育是吸引人口迁移的主要教育动因，鲜有研究聚焦于高等教育动因，模型中多仅是控制或作为知识溢出的代理变量。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经济决定论”对科技人才集聚，尤其是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解释力不足。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推进，高等教育逐渐成为影响人才迁移的要因，并不断释放较强的科技人才集聚动能。高等教育形成科技人才集聚动能的机制如图1所示，包括高等教育系统自身产生的直接动能及其与科技产业等区域经济互动形成的间接动能。 

其一，高等教育与人口迁移的关联性通过就学迁移与毕业生就业迁移实现。高等教育机构是吸引就学迁移和续留科技人才的载体。大学生群体是后备科技人才的绝对来源，留不住毕业生便意味着区域未来科技人才的流失。其二，由于人力资本集聚的路径依赖性，高等教育将作为一种人力资本的禀赋决定其自我强化过程，即高等教育资源集聚水平较高的地区具有人力资本积累的优势。夏怡然等利用跨世纪数据检验该路径，部分结果显示，大学生数量对高技能劳动力流入的正效应显著，高校院系搬迁的政策冲击也对人力资本积累起到重要作用，上述人力资本集聚的路径依赖性，反映出区域高等教育、人才集聚与经济发展（主要是产业）之间的密切关联。地区良好的高等教育发展生态对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及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均具有重大意义，而人才集聚和产业升级的优势又能反向强化高等教育的拉力效果。其三，区别于与经济和产业因素相关联产生的人才拉力，高等教育以其自身独特的功能，可以为科技人才提供活动所需的文化氛围、科研环境、知识溢出、发展平台、人力资本再投资机会等。高等教育机构不仅承担着人才培养的重任，且是重要的科技人才栖息地，其“产教学研”平台直接是科技人才的工作场所，此外，它还会催生出知识应用交互、创新文化氛围等正外部性，从而独立具备吸引人才集聚的系统拉力。

然而，各地区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并非一定会产生致使人才集聚的净效果。从高考名额历史演变来看，我国高校招生早已形成以本地招生为主的逻辑和惯例。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制度环境下，省域内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将优先提高本地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从而改变当地人口迁移的潜在内力。吴克明考察城镇迁移发现，受教育年限与个体迁移概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受中等教育者的迁移概率最大。徐超观测到一省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规模对迁出人口规模的正效应显著，说明高等教育扩展会促进劳动力流动。李军等指出高等教育扩展会使得中西部的人口迁出问题愈加严重，换言之，受制于经济劣势，欠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将引致更严重的人才流失。此外，值得猜想：在政策引流或招生优惠等众多倾斜举措下，中西部高等教育是否是本地优质生源或科技人才生涯规划中的一种“跳板”选择？这一“跳板”效应也构成了科技人才的流失动因。再次，科技人才集聚服从区域间劳动力的供求平衡规律，只有集聚规模与地区发展需求适配才合乎经济效率。若当地的高等教育培养规模扩张超出人才需求总量，则将在特定时期内致使本地科技人才的相对“流失”。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欠发达地区，由于短期难以扭转惯性强大的经济劣势，上述高等教育的潜在人才推力可能随着培养规模扩大而进一步强化，且通过培养途径集聚科技人才的效果也将被极大削弱。

总之，高等教育发展状况是直接吸引人才流入的外在动因，也是影响当地人口迁移的潜在驱力。基于经典的推拉理论，本文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导致科技人才迁出的效果定义为“推力”、迁入的效果定义为“拉力”。当上述“推力”总和大于“拉力”总和时，地区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将科技人才呈现净“推力”，对集聚产生负效应，反之，则呈现净“拉力”，对集聚产生正效应。综上，提出下列理论假设，以待后文实证检验：

H1：一般而言，高等教育同时存在影响科技人才流动的“推力”和“拉力”，其力量对比随着高等教育规模变化而相应变化，高等教育规模与科技人才集聚水平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H2：受制于净经济劣势，中西部高等教育规模与科技人才集聚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高等教育扩张早期，由于规模较小，对科技人才呈现净“拉力”，将促进科技人才“集聚”；当高等教育扩张至一定规模后，对科技人才呈现净“推力”，导致科技人才的相对“流失”。

H3：高等教育产生“推力”须满足一定的规模与质量条件，故高等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的省份，高等教育规模对科技人才集聚仅呈现正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地区的科技人才集聚，是科技人才迁移行为的结果。借鉴有关学者在推拉模型中加入迁移能力重释的做法，并参考经典的行为公式，本文设定集聚模型如下：

式(1)中M表示某地科技人才集聚程度，P代表产生推力和拉力的外部环境因素，E代表形成本地人口迁移能力的内部因素，f代表人才迁移行为决定集聚的机制函数，ε代表其余集聚因素。地区人才集聚格局由本地和外地人才的迁移决策共同决定。基于我国高校以本地招生为主的逻辑和惯例，假设本地高教规模扩张只改变本地人口的迁移内力，故外地人才流向本地的集聚效果仅由本地的外部环境因素内生决定。

根据前文的分析，地区高等教育形成科技人才集聚动能的同时，会通过提高本地人口迁移能力、提供人才“跳板”等机制产生人才推力。参考刘同山等的做法，为突出高等教育在科技人才迁移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从迁移行为公式中把影响地区外部环境拉力P和本地内部人口迁移能力E中的高等教育因素Uni分离出来，如此一来得到新的集聚模型：

式(2)中，P_S代表除高等教育以外对人才产生推力和拉力的其余外部环境因素，E_S代表除高等教育以外形成本地人口迁移能力的其余内部因素。由于P、E之间的乘积形式，须要将高等教育因素的二次项作为集聚因子之一。根据式(2)，建立最终的计量回归模型如下：

式(3)中，下标i、t分代表省份和年份，α、β和γ是待估参数，X是控制变量集，n是控制变量个数，δ是干扰项。为避免模型出现极强的共线问题，在控制混淆变量的基础上，不再由其余因素与Uni的交互构建新的自变量。利用上式(3)，本文基于我国2009—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高等教育规模对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影响。具体变量选取策略如下：

1.因变量是省域的科技人才集聚水平（Spe）和研究生科技人才的集聚水平（HSpe）。本文选取R&D人员全时当量反映科技人才规模，选取R&D人员中具有硕士和博士学历的人员总数衡量研究生科技人才规模。区位熵指标通常用以反映某一要素的相对集中程度和专业化水平，计算方便且较符合现实，故采用区位熵衡量科技人才的集聚程度。其表达式为： 

公式中M_ij表示集聚区位熵，i表示人才类型（i =1,2,…,m），j表示地区（j =1,2,…,n）。此处的H在不同研究中的含义不同，本文采用R&D人员全时当量、研究生R&D人员数的集聚程度分别代表科技人才、研究生科技人才的集聚程度。

2.自变量主要参考孙文浩等的选取策略，具体如下：①核心自变量是省域内的高等教育规模（Uni）。与科技人才活动联系最为紧密的是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故采用本科生与研究生在校生总数占全国总数之比衡量。②控制变量层面，采用各省每年科研经费与全国科研经费的比值衡量科研经费投入的相对规模（Rds）；采用各省年客运量总人数与全国客运量总人数的比值衡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Tra）；采用各省商品房住宅平均销售价格占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实际房价（Hou）。实际房价以房价收入比作为衡量地区劳动力购房的难易程度，可以较真实地反映人才的购房压力，并引入实际房价二次项表征非线性关系；采用各省的普通初中生师比衡量地区的基础教育质量水平（Edu），生师比代表平均每个老师对应的学生规模，生师比越小代表基础教育的整体质量越高；采用各省第三产业集聚度区位熵衡量地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Ind）。

3.其他相关处理如下：其一，部分自变量选取占全国总量之比重衡量规模的做法仍有待商榷，为提高实证结论的可靠性，后文将一并汇报将此类变量替换为每万人常住人口相对规模的估计结果，以减轻省份之间绝对规模差距的影响。其二，针对科技人才集聚会反向影响自变量的内生性，且考虑到集聚过程的时滞性，将各自变量均取为一期滞后。其三，将各变量均取为自然对数形式，以尽量消除量纲和极端值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上述各变量的原始数据均取自统计年鉴。R&D人员全时当量、R&D人员中具有硕士和博士学历的人员总数、R&D经费投入取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本科在校生人数、硕士在校生人数、博士在校生人数、普通中学生师比取自《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商品房平均售价、交通客运量总数、常住人口数等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表1列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之间由于历史因素，长期存在较大的发展水平差距，在强大的“推拉效应”下，人才流动的主要趋势是由中西部流向东部。基于区位熵指标测度出的科技人才集聚水平，可以考察中西部地区科技人才集聚的某些变动特征，故表2列示出对各变量分区域、分年度均值的描述结果。

表2显示，西部高等教育相对规模的均值小于东部和中部，而东部和中部之间的均值差距极小。但是科技人才集聚区位熵的均值在东、中、西部之间差异明显，东部最大且大幅领先、中部次之、西部最小。时间上看，中西部科技人才集聚区位熵的均值总体呈现出下降趋势，2009-2013年下降较快，2013年明显回升，随后2014-2019年平缓波动下降，2016年有一次回升；研究生科技人才集聚区位熵的均值在2009-2013年间同样保持下降，但于2013年之后波动上升。此处未列示各省份的具体情况，但是前期整理发现：湖南、湖北、四川、重庆、江西等省份2013年后科技人才集聚区位熵的变动对中、西部平均值变动的贡献较大。

梳理我国2009-2019年间有关中西部高等教育的中央政策文本发现，重点政策出台年份与数据拐点高度匹配。2013年对应当年2月发布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下称《振兴计划》），其中提出“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引进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要求建立优先支持政策机制，在各层次人才计划实施中向中西部高校倾斜。2016年对应当年6月发布的《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指出加强推动中西部高校“更好地服务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并强调“在资源配置、高水平人才引进等方面加大倾斜力度”。此外，2013年后中西部科技人才集聚区位熵均值的波动下降反映出人才集聚变动趋势的不稳定性，高等教育政策的人才集聚效应可能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被冲淡。中西部研究生科技人才集聚区位熵的均值在2013年后波动上升，与总的科技人才变动情况有所不同。总之，中西部科技人才集聚区位熵的均值在2013年、2016年的两次明显回升，潜在说明倾斜性的高教政策对平衡地区之间的科技人才集聚状况较为有效。

四、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初步分析发现，数据集中存在异方差、自相关等问题，因此本文参考李锋亮等的做法，采用Driscoll-Kraay标准误矫正，并根据豪斯曼检验的结果，选定固定效应模型。

（一）高等教育规模与科技人才集聚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根据上文分析，地区高等教育影响人才迁移的“推力”和“拉力”同时动态存在，净力量结果随高等教育规模而变，故高等教育规模对科技人才集聚可能存在非线性效应。为检验上述关系，此处构建以下模型：模型1总体考察中西部高等教育规模对科技人才集聚区位熵的影响，模型2和模型3分别考察中部、西部情况，模型4和模型5则分别汇报东部、全国情况以对照。表3中的列1-列5依次对应上述5个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3的列1显示，中西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科技人才集聚的倒U型效应显著，高等教育规模及其二次项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高等教育构成了中西部地区省域内科技人才的关键动因，假设H2得验。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仍存在较大的特征差异，因此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科技人才集聚效果也呈现差异。对于中部地区而言，列2中高等教育规模变量均不再呈现显著，且单独回归一次项的结果为不显著的负效应，侧面反映出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具有导致科技人才相对“流失”的推力效果。对于西部地区而言，高等教育规模对科技人才集聚的倒U型效应不显著，而列3中的一次项在1%水平上正显著，假设H3得验，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规模对科技人才呈现净“拉力”效果。

控制变量方面：①生师比为5%水平正显著，与预期相反，可能由于学生规模快增长地区的基础教育发展效益更好，故观测到生师比越高反而越利于人才集聚；②科研经费的相对规模在1%水平上正显著且系数较大，说明中西部科技人才具有“人随钱动”的集聚特征；③实际房价、第三产业区位熵等变量则不显著，表明传统的经济优势因素可能并非中西部科技人才集聚的主导动因，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西部净经济劣势，故上述因素的向心力效果不显著。

列4和列5的结果一致性较强，高等教育规模对科技人才集聚的倒U型效应均显著，假设H1得验。比对列1、列4和列5得出的倒U型拐点位置发现，中西部地区拐点位置更靠前，说明受制于净经济劣势，中西部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将较快产生致使人才相对流失的净“推力”效果。此外，中部、东部和全国的结果均显示，实际房价与科技人才集聚之间存在显著正U型关系，即中等房价收入比对科技人才集聚最不利。该发现不同于部分研究得出的劳动力流动与房价之间的倒U型规律，但与“高技能劳动力对公共环境偏好较强且具有高成本承担意愿”的逻辑一致，可能意味着科技人才对房价信号背后的经济优势或公共服务偏好大大强于对居住成本的厌恶，反映出科技人才相较于一般劳动力流动趋势的某种逆反性。

（二）高等教育规模与研究生学历科技人才集聚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高端科技人才是未来建设人才高地和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核心要素。纵观近年来我国各大城市的“抢人政策”文本不难发现，研究生受到了地方引才政策的重点“照顾”。故将研究生科技人才集聚作为因变量，考察研究生学历科技人才集聚规律的现实意义较强。此处采用与上文类似的汇报策略，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表4的列1显示，中西部高等教育规模对研究生科技人才集聚的倒U型效应仍显著，全国回归结果也保持显著，可见已验的H1、H2较稳健。此外，科研经费仍显著，说明“人随钱动”的集聚特征对于中西部研究生科技人才也适用。生师比未再于各模型中显著，这与微观研究的部分结论吻合，即随着劳动力技能水平提高，迁移人口对基础教育越不敏感。表4中列2和列3的结果与前文中西部内部的分组回归结果高度一致，不再赘述。

（三）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安排如下：其一，将高等教育规模(Uni)、科研经费投入规模(Rds)和交通设施建设水平(Tra)三组变量由占全国相对比重的测度方式替换为每万人常住人口的相对规模。其二，稳健性重现过程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替换Driscoll-Kraay标准误。本文的聚焦对象是中西部地区，故不再汇报东部和全国的对照结果。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如下表5所示。

表5的列1和列4结果显示，中西部高等教育规模对科技人才集聚的效应不再显著，估计系数符号的横向差异提示，中西部高等教育规模对于不同人才的集聚效果可能存在某种差别。具体地，列2和列5对中部的回归结果显示，高等教育规模对人才集聚的倒U型效应显著，与基准结果一致。对于西部，列6中高等教育规模呈现出与基准结果一致的正显著，而列3中则呈现显著的倒U型效应，与基准结果不一致，说明目前西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仍对研究生科技人才呈现净“拉力”效果，但是从总的科技人才数量上看，已经呈现出部分的净“推力”效果。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长期趋势下，西部某些地区可能即将面对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张引致的人才相对“流失”。

此外，中西部科技人才“人随钱动”的集聚特征仍然显著，尤其是西部省份。上述“随要素而动”的人才集聚特征实质指向的是西部在市场自由竞争条件下，长期处于人才集聚向心力不足的劣势地位，因此需要依赖于科技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引导人才的流向。实际房价等控制因素的结果与前文较一致，不再赘述。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首先定义高等教育对科技人才同时动态存在的“推力”和“拉力”，基于2009-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模型检验高等教育规模对科技人才集聚的非线性效应，重点关注中西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省域内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力图分析中西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究竟致使科技人才相对“流失”还是“集聚”的问题。研究认为，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构成了省域内科技人才集聚的关键动因，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科技人才的“推力”和“拉力”同时动态存在，其力量对比结果受高等教育规模和区域之间的净经济优势共同决定。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全样本回归发现高等教育规模对科技人才集聚的倒U型效应显著，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上述效应仍高度显著，但是拐点位置提前，说明高等教育构成中西部科技人才集聚的关键动因，但受制于净经济劣势，中西部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将较快产生导致人才相对流失的净“推力”效果。

第二，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科技人才集聚效果在中部与西部之间亦差异显著。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对科技人才集聚的正效应显著，呈现净“拉力”效果。而中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对科技人才集聚的效应不显著，侧面印证出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存在会致使省域内科技人才相对“流失”的推力效果。

第三，控制变量层面：①中西部科技人才“人随钱动”的集聚特征显著，反映出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中西部地区长期处于人才集聚向心力不足的劣势地位，因此需要依赖于科技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引导人才的流向；②基教资源、产业结构、交通设施建设等地区经济优势或公共服务因素，也会对科技人才集聚产生一定影响；③实际房价与科技人才集聚之间呈现一定的正U型关系，反映出科技人才内在迁移偏好的多元化特点，科技人才可能更加偏好高房价信号背后的地区经济优势和优质公共服务。

第四，稳健性检验发现：①上述结论对于总的科技人才集聚和研究生科技人才集聚基本同样适用；②替换变量衡量方式和标准误之后，中西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人才集聚效应基本稳健，中部地区结果的显著性有所改善。其中，研究生科技人才集聚的相关实证结果与基准结果高度一致。但是对于总的科技人才而言，中部结论一致，西部则不同于基准结果，而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点，说明目前西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仍对研究生科技人才呈现净“拉力”效果，但对总体科技人才已呈现净“推力”效果。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长期趋势下，西部某些地区可能即将面临高等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张引致的人才相对“流失”。

（二）讨  论

长期以来，中西部高等教育在政府主导下，以其独特的功能定位坚韧地支撑着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稳定，“我们应该通过提升中西部教育水平来促进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通过解决教育不平衡带动解决其他方面的不平衡”。实现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与中部崛起国家战略的进程中，人才是最稀缺，也是最重要的资源。尤其在短期难以扭转净经济劣势的局面下，中西部地区不仅要“抢”到人才，更要依托自身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长期培养人才并留住人才、集聚人才。基于实证结果的支持，本文以“如何保持中西部高等教育规模高效扩张的同时，尽力削弱规模扩张内生导致的人才推力”为靶向，展开以下讨论：

1.深化高等教育体制分权化改革，合理确定央地政府之间的高等教育职能

由于高等教育规模与科技人才集聚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尤其对于经济相对劣势的中西部地区而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可能反而会对科技人才产生净“推力”。但这一现象并不直接表达“抑制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进一步增加”的政策含义，相反，深化中西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规模是基础，因此需要不动摇地鼓励和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规模增长。在短期难以扭转中西部地区净经济劣势，同时须遵循人才自由流动规律的条件下，上述倒U型关系指出的是，地方进一步扩张高等教育规模的内生动力不足，这有逆于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需求。因此，需深化高等教育体制分权化改革，中央财政注重对中西部高等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张的动力支持，地方政府和高校则要更加注重于提升区域高等教育的质量，从而实现中央教育财政力量集中高效，同时充分释放地方发展高等教育的效率优势。其一，优化中央政府高等教育职能，借助平衡性的高等教育财政工具，弥补地区推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产生“推力”引致的内在发展动能损失，助力打破净经济劣势地区高等教育系统内生出的“人才培养-流失-再培养-再流失”的恶性循环机制。其二，顺应人才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规律，地方政府和高校积极承担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主要功能与责任，强化区域高等教育系统天然具备的外在“拉力”。

2.厚植中西部高校扎根地方情怀，以精神“拉力”留住人才

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事业与地方经济发展血脉相连，“中西部”不仅是地理区位，更应是高校的情怀根基；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不仅是办学规模与质量的提升，更应是理念与价值上的融合。尤其西部，更应坚持“西部高等教育向西看”的开放式布局，突破政策资源依赖的传统发展模式，以情怀留人、以精神养人、以信仰筑人，建构以有“根”之人才为基础的创新发展模式。高校要在整体提升办学规模与质量的同时，以扎根服务地方作为重要的办学价值取向，将扎根精神深深融入教育教学环节，将服务理念紧密糅合于办学实践，进一步留住一批毕业生、吸引一批回流或再迁移人才。当前，位于西部经济发展势头强劲、高等教育禀赋状况较好的川、陕等地的部分高校，已经将“扎根西部、服务西部”深度融入办学理念之中，如西安交通大学强调“扎根西部、服务国家、世界一流”的办学定位；陕西师范大学积极培养具有“扎根西部，甘于奉献，追求卓越，教育报国”的“西部红烛精神”的人民教师；四川大学始终秉持“扎根西部、强化特色、创新引领、世界一流”的理念；电子科技大学致力打造中国“西部硅谷”等。上述高校紧密结合自身学科优势，已经为西部输送大批教师、工程师、科学家，未来还需要更多已初具发展规模的中西部高校，主动承接服务地方发展的重任。

3.释放产学研一体化集群创新活力，以空间“拉力”集聚人才

一方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匹配高学历科技人才集聚的关键，然而与东部相比，中西部产业结构长期固化，无法及时对接市场需求，导致即使是中西部高校培养的毕业生也在大量流失。中西部地区应该积极把握国家支撑战略，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尤其关注以省会为核心发展一批高度互动、共建共享的城市群，为人力资本回流提供充足空间与优质机会。另一方面，人才是“产城教”互动发展链条的核心，产业发展的动力源自人才，而高校是人才的“出口端”，人才身上凝聚的知识和技术有赖于高等教育。因此，中西部高等教育应注重创新发展策略，关注重大科研攻关与产学研结合，缩短学术成果应用周期，推动区域产学研一体化高地的建成，深度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西部地区要勇于突破“围墙内的校园”，例如积极打造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成渝西部科学城，于西北、西南两个“西三角”积极探索现代大学与社会发展相融合的新模式。中部地区要基于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构建产学研一体化开放园区，使高校创新力量深入融合产业结构变革，并积极推广产学研一体化的具体成果及建设经验向更大范围的区域整体辐射。

中西部科技人才集聚的向心力因素众多，故须多维度举措合力，尤其从扩大科研经费投入规模、构筑对口政策体系、改善城市配套公共服务三个方面着手。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超千亿的省份有6个，均属东部，中部最高的是排名第7的湖北，经费投入822.1亿元，西部最高的是第8位的四川，经费投入737.1亿元，藏、青、宁、新、甘则是倒数五省，均未超百亿。西部地区科技人才集聚受经费要素影响较显著，而地区实际的科研经费投入相对不足，亟需持续保障经费要素来引导人才的流向。此外，解决西部高教内生出的人才困境需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倾斜支持作用，但目的不是造就一个超越人才流动市场规律的“保护区”。构建对口政策体系，需要确立市场化思维的决定性地位，长期遵循人才流动的市场规律，并优先从局部改善人才流动机制，设计有利于“阶段性留住人才”的高等教育发展方案，逐步助力中西部高校逐渐摆脱“依附式发展路径”，从而强化内生动力与造血功能，增强人才集聚力。同时，还要从科技人才迁移的内在需求偏好出发，着力改善中西部城区的配套公共服务，通过构建宜居环境形成新的区域竞争优势，把城市综合服务水平的提升作为吸引人才的重要拉力。

作者—编辑—同行评议意见

第一轮审稿意见

同行评议意见1

文章以推力-拉力为基础，探讨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与人才流动的关系，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文章整体质量较高，但几点意见供作者参考：
1、文章标题中的“高等教育”措辞显得宽泛，从行文来看，其实质是高等教育规模，但是在变量设定上，却又非绝对规模，而是占比这一相对规模。建议全文保持一致性，最好不要将高等教育相对规模与人才流动的关系的结论，套在整个高等教育与人才流动上。
2、推力和拉力的解释性很强，但在模型部分，目前似乎还缺乏直接关联，应该在（2）中的beta1和beta2中直接指出什么样的结果是推力，什么样的结果是拉力。

审稿结论：修后再审。

同行评议意见2

论文选择科技人才聚集还是流失这一现象符合当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实证方法比较规范，数据详实，但存在比较致命的问题：
1.关于高等教育扩张与人才集聚效应的作用机制，作者并未作出较为令人信服的考量。影响人才迁移的因素可能更多的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或者是城市发展水平，高等教育对人才集聚的影响可能是间接的，是借助于高等教育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这一中介影响而发挥作用的。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但作者在理论分析部分并没有详细地论证高等教育、经济发展、人才集聚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并未让读者察觉到高等教育对人才集聚的直接关键影响，这是该文理论分析方面的不足。需知道，作者简单地套用了推拉理论，但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诸多，如何从中选择最重要的因素是关键。
2.变量选择部分，将高等教育规模一期滞后的合理性是什么？大学本科四年培养周期，研究生2-3年培养周期。选择各省每年科研经费与全国科研经费的比值、客运量总人数与全国客运量总人数的比值这两个指标的合理性又在哪？要知道每个省份的科技从业人员、常驻人口是不同的，简单地用本省的绝对规模占全国总量的比例来衡量相对规模是否科学有效？为何不是省份的人均从业人员经费投入，人均客流量呢？
3. 部分表述问题。第8页倒数第四行，“说明对于东部地区而言，经济优势是吸引科技人才集聚的主导因素。”房价高就能代表经济优势了吗？
 4. 论文结构上，大量篇幅探讨了研究生科技人才的集聚，又兼顾了科技人才的集聚，焦点有所分散。另一方面，题目中选择中西部地区，文中是全国、东部、中西部、中部、西部的分组估计，结构累赘。

审稿结论：不适合本刊，退稿。

编辑意见：请根据外审意见认真修改完善，或作出针对性回应，返回再审。注意修改之处标红，或用修订模式修改返回。

作者修回说明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

针对审稿专家提出的相关问题和宝贵建议，已全部进行了针对性的修正完善。

主要修改工作如下：

1.针对“外审1”提出的第1条建议，将题目中的“高等教育”替换为“高等教育规模”，在正文中对相关措辞予以统一；

2. 针对“外审1”提出的第2条建议，以及“外审2”指出的理论简单套用问题，参考相关学者模型设定的已有经验，对模型设定章节进行补充，以提高模型与理论的直接关联度；

3. 针对“外审2”提出的第1条建议，在文献与理论部分，强化了对“高等教育扩张与人才集聚效应的作用机制”论述，以突出高等教育因素对科技人才集聚的重要性；

4. 针对变量选取上的问题，在原文基础之上，增补稳健性检验章节，采用专家提议的衡量方式置换原有变量，再重现研究结论，其中包括核心自变量高等教育规模；

5.针对“外审2”提出的第3条表述问题，已对应修缮；

第二轮审稿意见

同行评议1二审意见

修改后的文章基本符合本刊质量要求，仍有些细节问题值得注意：

1、Driscoll-Kraay标准误没有参考文献。

2、表4、表5中的省份个数和样本总数好像贴反了，请自查一遍所有表格，是否存在类似问题。

同行评审意见3

论文运用推拉理论讨论了高等教育规模与人才流动的问题，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但是论文也存在一些问题：

1.文中核心变量高等教育规模的代理变量是“地区本、硕、博在校生总数占全国比重”，显然是不合适的。这个数据只能表明地区高等教育规模占全国的比例，与地区人口、高校数密切相关，并不是可比的高等教育规模指标。就这个指标来说，北京、上海等高等教育强省域，应该也不占优。

2.公示4的解释不全面，按文中的解释，仅仅是计算“产业区位熵”的公式。

3.推拉理论对人口流动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依据推拉理论，推力是推动人口流出的不利因素，拉力是吸引人口流入的有利因素。那么，高等教育规模对于人口流动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是什么？论文应该要讨论清楚。

4.论文的假设和研究结论都表明“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对科技人才集聚的倒U型效应显著”，对于这个结果，应该要非常谨慎。如果高等教育规模确实造成了中西部科技人才流失，那么其政策含义应该是抑制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的进一步增长。

审稿结论：修后再审。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针对审稿专家提出的相关问题和宝贵建议，修正工作和回应内容如下：

1.针对“外审1”指出的两点，已相应补充与核对。

2.针对“外审2”指出的第1条有关核心自变量的问题：

①核心因变量是人才的集聚，一个用区位熵指标测度的相对量，故参考部分文献的做法，自变量选取占总量的比重与之对应，即因变量是“集聚”，自变量也是“集聚”；

②描述性工作中该指标汇报的情况，与现实的对应性较好，北京、上海等高等教育大省，在这一指标上同样占优；

③此外，为将专家指出的“与地区人口、高校数密切相关”等问题考虑在内，以及从提高实证结论的可靠性出发，补充了稳健性章节，并特此选择“更换核心自变量为每万人常住人口在校生规模”的处理重现实证过程，结论一致性较好。

3.针对“外审2”提出的第2条建议，改进了式(4)处的部分表述，并补充文献的相关经验。

4.针对“外审2”提出的第3点问题，本文在“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章节的第三自然段和第四自然段明确提出，并进行了较充分的表述：

①“拉力”包括：就学迁移和毕业生就业迁移（第三自然段第3-5句）、人力资本集聚的路径依赖，该效果与经济因素相关（第三自然段第6-8句）、高等教育系统自身的独特功能，该效果独立于经济因素（第三自然段第9-10句）；

②“推力”包括：增强本地人口迁移能力（第四自然段第2-10句）、为本地优质生源或科技人才提供“生涯跳板”（第四自然段11-12句）、当地高等教育培养规模超出当地的人才需求承载限度的结构性推力（第四自然段13-14句）。

5.针对“外审2”提出的第4条建议，已经在“结论与讨论”章节的第一点“讨论”部分改进相关表述，就倒U型结论的“政策含义”强化了论述，并指出了须严谨审视之处。直接导出“抑制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张”的主张，可能是一种对结论的片面解读，因此本文并未提出此类主张。实证结果显示的倒U型相关关系，实质是对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流动“现象”的观测，揭示的是地区处于净经济劣势（人才向心力弱势）地位的条件下，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人才集聚之间存在的内生发展矛盾，这一矛盾需要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同时，借助高等教育财政等力量来合力破解。

经过编辑部会审，论文尚需做如下完善：

1.高等教育是否是构成区域科技人才集聚的关键动因？即厘清中西部高等教育规模、区域产业结构与科技人才集聚三者之间的关系。

2.精炼文字到15000以内。

3.增加相关省部级课题。

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针对审稿专家提出的相关问题和宝贵建议，修正工作和回应内容如下：

1. 针对第一点建议“高等教育是否是构成区域科技人才集聚的关键动因？即厘清中西部高等教育规模、区域产业结构与科技人才集聚三者之间的关系”：

于文章第二部分“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处，补充了高等教育形成科技人才集聚动能的机制简图与相关论述，其中明确指出高等教育、科技产业与人才集聚之间的基本关系，并围绕此，优化了部分语句的表述；

于文章摘要、实证结论、总结论等部分补充了相关的表述，根据实证研究结果直接提出了“高等教育是构成区域科技人才集聚关键动因”的观点。

2. 针对第二点建议，已精炼文字至15000字以内。

3. 针对第三点建议，已添加课题。

4. 本文的实证工作是对高等教育规模影响科技人才集聚的单点聚焦，因此，在对中西部人才集聚的众多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具体论述中仍存在不足，有待进一步理论审视、实践对照和实证检验。专家指出的“产业”视角，是下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选题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