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21-10-27

网络首发：2021-12-17

  《重庆高教研究》投稿及审稿要求

一、引   言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更是达到了54.4%。但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却仍然缺乏。一方面，我国的双一流高校为137所，只占2020年高校数量的5.0%。另一方面，在各大世界高校排名中，我国无一高校进入世界前十，世界前三十也仅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所内地高校。可见，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仍较为缺乏。

教育作为阶层保持优势的隐蔽手段。父母对于孩子如何实现阶层上升或起码保持阶层优势更是寄予厚望并费尽心思。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缺乏加剧了父母和孩子的紧张感和焦虑感。进入21世纪以来，教育竞争不断加剧，家庭教育投入也越来越大。同时，以公立学校系统为主的教育服务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家长们的需要，一大批提供课外辅导班和艺术兴趣的机构应运而生并不断改造升级。当今家庭的孩童教育消费的核心目的是“购买希望”：父母们把对小孩的教育投资看作促进孩子获得成功的手段，通过文化资本获得更高的社会阶层地位。而参加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越来越成为家长安排子女课外教育的某种“标配”。加上由于高等教育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分布不均衡，家庭在投资孩子教育消费上的竞争不断加剧，有“标配”的又希望追求“高配”。教育的过度竞争导致教育不断内卷化。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投入越来越多，教育焦虑不断被制造并升格，家长和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由此“鸡娃”现象应运而生，并且越来越多不甘落后或不敢落后的家长正在走进“鸡娃”的队伍，造成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情形。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学生和家长在追求高等教育机会的同时，更加希望追求高等教育质量，享有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学生和家长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期望会影响到学生课外补习参与，因此有必要探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关系。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2010、2012、2014、2016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收集各省的高等教育录取率数据，通过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视角，以省份为分析单位探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动态影响，同时探究影响的异质性和滞后性，研究结论为普及时代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和课外补习治理提供经验证据。

二、文献述评

在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稀缺加剧了教育竞争。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方面，中国作为“赶超发展”的后发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上采取“非均衡型发展”模式，国家集中财政力量优先发展少数重点高校（例如“985”、“211”工程以及双一流建设高校），与此同时，借助地方政府与市场资源发展大众型大学。在这种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下，中国高等院校呈现层级化。这就意味着在高考中取得成功的少数学生不仅能进入文凭价值、教育质量俱佳的大学，而且家庭所负担的学费压力也较少；反之，在高考中进入层级较低的高等院校的学生则接受较差的高等教育，并且所获得的文凭价值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不占优势。这种“零和博弈”的锦标赛流动模式的教育系统加剧了学生参加高考的巨大压力。

根据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理论（MaximallyMaintained Inequality，简称MMI），当某一层次的教育没有普及时，不同社会阶层家庭的子女受教育机会是有差异的。社会阶层较高的家庭为了维持其子女的升学竞争优势，就会努力使他们的子女受教育机会最大化。直到该层次的教育普及或者达到饱和状态，不同社会阶层家庭的子女受教育机会才有可能减小。Lucas（2001）在MMI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EffectivelyMaintained Inequality，简称EMI）。根据EMI理论，即使某一层次的教育普及，优势阶层的家庭将通过其他方式维持竞争优势。此时，教育竞争的核心转向教育质量，而不再是受教育机会。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一半以上的学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为了维持竞争优势，人们对重点高校的需求越来越大，而重点高校的招生数每年基本稳定。这种情况自然会加剧升学竞争的激烈程度，导致中产阶层对子女教育的焦虑，促使基础教育各阶段的学生更多地参与课外补习以图进入重点大学。另外，我国基础教育强调均衡，而高等教育内部又高度分层，两者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反差。所有学生都希望进入重点高校，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然而重点高校的录取率又很低，且现在高等教育分流的主要依据是学生的中考、高考成绩。因此，为了让孩子取得竞争优势，家长会想尽办法为孩子提高成绩，这也是“课外补习热”愈演愈烈的一个主要动因。

高等教育扩招一方面整体上扩大了各地区考生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但是另一方面存在东部与中西部的分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经济发达且优质高校聚集之地占据绝对优势。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不均衡以及稀缺意味着省域高考竞争激烈，高等教育金字塔分层化则意味着高考竞争具有强激励性。这种竞争的激烈性与激励性影响了家庭的教育抉择，导致了高比例的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由于我国遵循择优录取的原则，所以通过课外补习能够让学生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然而对于无法参与课外补习的学生而言，则损害了他们接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力，这也对教育公平造成了干扰。课外补习使优势阶层子女获得更多数量和更高质量的教育，其社会再生产功能日益显现。而参加课外补习则有助于高中生升入大学。此外，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也迫使各个家庭利用课外补习获得或保持竞争优势。在目前升学制度下，由于存在“热屋效应”，学生有着巨大的提升学业压力以及对精英大学的追求，这种充满“竞争”的氛围导致课外补习的需求愈加旺盛。然而，过度扭曲的课外补习不仅增加了学生的学业负担，而且消耗了大量的家庭和社会资源，削弱了政府推进教育公平的成效，造成了社会不平等。

现在“课外补习热”愈演愈烈，这是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稀缺与家长和学生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需求相对较大间的矛盾所造成的。学生和家长对于进入“985”高校或“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意愿更加强烈，家长为保障子女在中考、高考等选拔性考试中具有竞争优势，就会选择让子女接受课外补习。目前，高等教育入学竞争与课外补习的关系研究并不多，已有研究发现激烈的高考升学竞争和有限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促使学生不得不参与课外补习提高自己的能力，以在教育竞争中取得优势。然而这些研究只是从静态角度，基于横截面数据考察两者的关系。但是，高等教育普及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只用某一年数据不足以揭示两者的动态发展。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张的情况下，课外补习现象却愈演愈烈。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过程给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目前，鲜有实证研究探究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影响的动态变化过程。基于此，本研究采用面板数据，以省份为分析单位考察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动态影响过程，为普及时代的高等教育发展和课外补习治理提供经验证据。

根据以上内容，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本科高校录取率的提高会刺激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的上升；

假设2：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211”高校录取占比和“985”高校录取占比的提高会降低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

三、数量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Family Panel Studies）2010、2012、2014、2016和2018年的五期追踪数据。样本包括学前、小学、初中和高中生，共4566名学生。在衡量各省高等教育规模时，本研究采用了高等院校录取率，分别为本科高校录取率、“211”高校录取率和“985”高校录取率，录取率越高，说明该省的高等教育规模越大，由此产生的教育竞争程度越低，反之则表明该省的高等教育规模越小，教育竞争程度越激烈。同时，用“211”高校录取占比和“985”高校录取占比衡量某省学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该数值越大，意味着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规模扩张，由此产生的教育竞争程度就越低；数值越小，意味着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规模缩小，由此产生的教育竞争程度就越高。

某省“211”高校录取占比=该省“211”高校录取率/该省本科高校录取率

某省“985”高校录取占比=该省“985”高校录取率/该省本科高校录取率

（二）研究方法

为了探究高等教育普及化对基础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本研究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五期数据以及相应年份的高等教育录取率数据，合成了一个以学生为研究对象的面板数据。在研究方法方面，首先由于本研究样本为随机抽取，且探讨的是学生个体效应，因此采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更为合理。其次，通过豪斯曼检验，拒绝了固定效应，因此最终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模型的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p为学生是否参与课外补习的概率。N是核心解释变量，为高等教育录取率，包括本科高校录取率、“211”高校录取占比和“985”高校录取占比，X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学生性别（0=女，1=男）、学校阶段（1=幼儿园，2=小学，3=初中，4=高中）、父母最高学历（1=文盲/半文盲，2=小学，3=初中，4=高中，5=专科，6=本科及以上）、父母最高职业层次（1=下层，2=中层，3=上层）、城乡（0=乡村，1=城市）、家庭人均收入（1=最低20%，2=中下20%，3=中间20%，4=中上20%，5=最高20%）、人均GDP（连续变量）等等，以此控制随时间变化和省际间存在差异的内生变量，μ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研究结果

（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学生课外补习的影响

从表1可知，在学生层面和家庭层面中，不同性别、学校阶段、是否重点学校、父母最高学历、父母最高职业层次、家庭人均收入、城乡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女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可能性显著高于男生。学校阶段越低，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可能性就越高。重点学校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概率显著高于非重点学校的学生。家庭背景越好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可能性就越高。城市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概率显著高于乡村学生。从模型1中可知本科高校录取率对学生课外补习参与有显著正影响，即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会显著提高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概率。从模型2和模型3发现“211”和“985”高校录取占比对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有显著负影响，即优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有利于降低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

表1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影响

（二）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异质性影响

为了进一步探究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异质性影响，我们分别选取了城乡和父母最高学历作为学生家庭背景的代理变量。表2呈现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不同城乡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异质性结果。模型1中，本科高校录取率与城乡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本科高校录取率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在不同城乡中存在异质性。图1表明，本科高校录取率的提高，对城市学生影响更大，即相比于乡村学生，本科高校录取率的提高更加促进了城市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模型2和模型3分别加入了“211”高校录取占比、“985”高校录取占比与城乡的交互项，其结果显著为负，说明提高“211”和“985”高校录取占比，对城市学生影响更小，即相比于乡村学生，提高“211”和“985”高校录取占比对城市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作用更小。同样，图2和图3显示，“211”和“985”高校录取占比提高，均能有效降低不同城乡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不过乡村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下降的影响更大。

图1 各省本科高校录取率与不同城乡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

图2 “211”高校录取占比与不同城乡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

图3 “985”高校录取占比与不同城乡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

同样，在表3中分别放入，高等教育录取率和父母最高学历的交互项，检验其异质性。从表3可知，模型1中本科高校录取率与父母最高学历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本科高校录取率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在不同父母学历中存在异质性，即相比于父母学历较低的学生，本科高校录取率的提高更加促进了父母学历较高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模型2中“211””高校录取占比与父母最高学历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相比于父母最高学历较低的学生，“211”高校录取规模扩张对父母最高学历较高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作用更小。“985”高校录取占比对不同父母最高学历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异质性与“211”高校录取占比一样，其交互项显著为负，表明相比于父母最高学历较低的学生，“985”高校录取规模扩张对父母最高学历较高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更小。

表3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不同父母学历的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异质性

 （三）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影响的滞后效应

由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并不在当期立即显现，可能存在一定滞后性，因此，我们分别做了滞后一期至三期的影响效应。由表4可知本科高校录取率对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存在滞后效应，而且滞后三期的影响效应最大。同样，从表5和表6发现，“211”和“985”高校录取占比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存在滞后效应，其中滞后一期的影响效应最高。

表4 本科高校规模扩张对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影响

表5 “211”高校规模扩张对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影响

 表6 “985”高校规模扩张对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目前，教育竞争更多地围绕着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取展开。为了进一步验证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我们把“211”和“985”高校录取占比合成重点高校录取占比，采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结果发现重点高校录取占比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有显著负影响，而且滞后一期的影响效应最大，说明重点高校录取规模扩张可以有效地降低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研究结论较为稳健。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五期数据以及收集的高等教育录取率，采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探究高等教育普及化对基础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和滞后性。

第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刺激了学生参与课外补习，而优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可以有效降低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这也使得家长和学生更希望上“好大学”，即精英大学。精英大学文凭作为一个筛选信号，在劳动力市场具有非常大的竞争优势。然而，随着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造成了文凭稀释效应，普通本科高校文凭在劳动力市场的价值越来越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引起了家长和学生们的焦虑感和紧迫感，面对教育不断内卷以及教育过度竞争，迫使他们不得不获取更多的校外教育资源以保持竞争优势。这也与目前愈演愈烈的“鸡娃”现象相呼应。“鸡娃”现象伴随着教育焦虑应运而生。与此同时，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精英大学录取率较低，其文凭具有更大的价值，所以优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长和学生的焦虑感和紧迫感，从而降低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

第二，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不同家庭背景和城乡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本科高校录取规模扩张，更加刺激了父母最高学历较高和城市学生参与课外补习，而重点高校录取规模扩张，虽然能够降低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不过相比于父母最高学历较低以及乡村的学生，父母最高学历较高和城市学生的课外补习参与率下降较少。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分层较为明显，而且不同层次高校存在一定差异，造成高考的筛选功能较为突出。由于基础教育中的学校教育难以有效拉开学生间成绩差距，因此家长和学生纷纷追求校外教育，投入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投资课外补习，以获得教育竞争优势，在升学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同时，由于我国长期存在城乡二元差异以及不同家庭背景差异，城市和家庭背景较好的学生投入的金钱和时间更多，他们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更加敏感，追求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意愿更加强烈。因此，相比于乡村和家庭背景较差的学生，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城市和家庭背景较好的学生影响更大，而优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城市和家庭背景较好的学生影响反而更小。

第三，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学生课外补习参与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由于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近几年的劳动力供需关系和竞争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高等教育毕业生的数量和质量结构。劳动力市场就业竞争愈加激烈，则家长和学生越需要追求好大学，以保持就业竞争优势。因此，学生和家长往往会根据最近一次重点高校录取情况作为参考，所以滞后一期的重点高校录取率对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影响效应较高。

（二）政策启示

第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高等教育具有高度分层功能，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反而刺激了课外补习，通过优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即扩大精英大学入学机会，才能有效降低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热。因此，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要从数量到质量，提高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这样不但能够有效缓解家长和学生教育焦虑，降温课外补习热，减少鸡娃现象，而且还能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和竞争压力，缓解教育内卷，营造良好地教育生态。减轻学生和家庭校外培训负担，不仅要规范治理作为供给方的校外培训机构，更要考虑作为需求方的学生和家庭校外培训原因。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导致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竞争压力较大，因此扩大精英大学入学机会，能从根源上降低学生和家庭校外培训需求。

第二，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要兼顾不同省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虽然，我国优质高等教育做到了全覆盖，每个省份均有双一流高校，但是总体而言，呈现“东密西疏”的现象。东部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明显多于中西部，不利于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中西部省份的精英大学数量少，录取率低，教育竞争也更加激烈。因此，一方面高等教育优势省市要扶持高等教育发展薄弱的省市，支持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另外一方面，各大高校需要进一步完善招生政策，在名额分配时，尤其是精英大学的招生名额，要考虑各个省市的报考人数等因素。

第三，普及时代的高等教育要更加注重弱势群体的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家庭背景较好的学生往往能够享受较高质量的学校教育，同时这些学生又通过校外教育，如参与课外补习进一步巩固和放大了他们的教育竞争优势。结果造成城乡和不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数量和质量上不均等，不利于社会阶层流动。因此，精英大学在分配招生名额时，要向弱势群体倾斜，面向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学生增加一定数量的招生名额，提高不同阶层流动性。

第四，“双减”政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应创新教育制度设计。目前，我国的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标准以学生学业成绩为主。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高度分层，以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代表的优质教育资源所占比重很低，而基础教育则以优质均衡发展为导向，这就导致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需存在较大的矛盾，也造成了“课外补习热”，加重了学生学业负担。要扭转这种现象，可以在教育制度的设计上着手，强调终身学习，构建学制的立交桥，助推“双减”政策落地。例如，美国普职融合教育体系中，学分认可和转移系统有助于实现职普之间的转换。在这个阶段分流，在下个阶段又可以交叉融合，不是说一个学生被分流到职业教育，未来发展就被定轨了。如果将来在高等职业教育中表现优异的学生，也可以转到重点大学，那么学生在不同的阶段有多次选择的机会，就能够减少学生和家长的升学焦虑，疏解学生和家长对课外补习需求。目前，我国正在推进“新高考”改革，推行综合素质评价，实施面向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上述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和创新将从需求端给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热降温，为“双减”政策落地提供动力基础。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多期面板数据分析了高等教育普及化对基础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但是受数据的局限性，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研究只调查了学生是否参与课外补习，对课外补习参与时长、方式等并未进行调查，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结果的科学性和应用性。针对上述不足，期待可以获得有关于课外补习更为全面综合的调查数据，对课外补习进行更加细致的探索，为课外补习治理提供更为有效的政策措施。

作者—编辑—同行评议意见

第一轮审稿意见

文章聚焦高等教育普及化对基础教育补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和研究价值。文章采用实证研究范式，规范严谨，逻辑思路清晰。但是，文章存在最大的问题是：该文与薛海平教授今年业已发表的论文近似，如《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质量竞争与基础教育学生课外补习参与——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作者需要说明该文与之不同之处在哪里？

同行评议意见2

论文选题具有较高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修改意见如下： 

1.“引言”和“文献述评”两部分的措辞需要更加严谨，比如，“通过课外补习使得学生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其实也就是通过金钱购买分数、能力和机会”；“家长为保障子女在中考、高考等选拔性考试中具有竞争优势，必然会让子女接受课外补习”；“只有当该层次的教育普及或者达到饱和状态，不同社会阶层家庭的子女受教育机会才可能减小。”这其中要么有绝对化表述，要么有笔误。请加强审校。 

2.“实证研究结果”部分存在语言不够简洁等问题，比如：模型2中“211””高校录取占比与父母最高学历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211”高校录取规模扩张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在不同父母学历中存在异质性，“211”高校录取规模扩张，对父母最高学历较高的学生影响更小，即相比于父母最高学历较低的学生，“211”高校录取规模扩张对父母最高学历较高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作用更小。 

3.“政策启示”部分的第二条：“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要兼顾不同省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在上文数据结果部分缺少分析，在这里略显突兀。 

审稿结论：修改后刊用。

请参考以上外审意见对全文进行修改完善，凡修改之处请用红色字体标出。另请按照我刊近期刊发文献和投稿指南通修全文格式，保证全文格式的规范、统一。尽快修回，修回时请在文前附上详细的修回说明（需对外审意见以及编辑部意见进行逐条回复）。另外，请再三检查稿件，看看文章是否还有可改进的空间。比如，请确认（1）句子是否因缺少“主语”、“谓语”或者“宾语”成分而难以通读；（2）标点符号——尤其是“，”和“。”——的使用是否准确；（3）句子或者段落是否因过长而影响阅读和理解；（4）句子之间和段落之间的逻辑是否清晰顺畅；（5）行文是否存在拖沓、重复、冗长的情况；（6）概念、符号、变量、专业术语的使用是否能保持前后一致；以及（7）数学推导是否准确无误，图表中的数字是否与正文的分析判断相符。

针对评审意见的修改说明（回应评审意见1）

回复：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本研究与其他研究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构建了面板数据模型，其他研究大多采用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另一方面，在研究数据上，已有研究是从静态角度，基于横截面数据考察两者的关系。但是，高等教育普及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只用某一年数据不足以揭示两者的动态发展。我们的研究通过五年追踪调查的数据，构建了面板数据，考察高等教育普及化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动态影响过程，

针对评审意见的修改说明（回应评审意见二） 

1.“引言”和“文献述评”两部分的措辞需要更加严谨，比如，“通过课外补习使得学生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其实也就是通过金钱购买分数、能力和机会”；“家长为保障子女在中考、高考等选拔性考试中具有竞争优势，必然会让子女接受课外补习”；“只有当该层次的教育普及或者达到饱和状态，不同社会阶层家庭的子女受教育机会才可能减小。”这其中要么有绝对化表述，要么有笔误。请加强审校。

回复：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对文章中表述做了进一步效对和修改。

2.“实证研究结果”部分存在语言不够简洁等问题，比如：模型2中“211””高校录取占比与父母最高学历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211”高校录取规模扩张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在不同父母学历中存在异质性，“211”高校录取规模扩张，对父母最高学历较高的学生影响更小，即相比于父母最高学历较低的学生，“211”高校录取规模扩张对父母最高学历较高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作用更小。

回复：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对该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 

3.“政策启示”部分的第二条：“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要兼顾不同省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在上文数据结果部分缺少分析，在这里略显突兀。

回复：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此建议主要针对于，我们的研究发现教育竞争越激烈，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可能性就越高，而增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则可以降低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由于不同省份高等教育发展在规模和质量上均存在差异，所以我们提出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过程中需要从全局出发，合理配置高等教育资源。

回复：感谢编辑老师意见，我们对文章做了再次校对。

编辑部定稿会终审意见

审稿结论：修改后录用。

作者修回说明

1.标题可以再斟酌，非必要不采用副标题和问句形式；

回复：标题改为：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基础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研究

2.政策启示缺乏新意；

回复：在政策启示部分增加了高等教育制度设计方面的内容。

3.给“课外补习热”降温，是否应考虑制度约束或制度干预的重要作用？

回复：在政策启示部分增加了高等教育制度设计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