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勤 张李霜 龙明慧 | 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研究
网络首发：2022-08-05
李光勤 张李霜 龙明慧
安徽财经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研究
一、问题提出
二、文献回顾
（一）来华留学生规模的经济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
人才的国际流动在各国科学技术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近年来，中国出国留学生数量持续增加、来华留学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一方面可以为中国培养熟悉和掌握具体国家政策的国际人才，另一方面也增进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促进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优秀人才向中国集聚。通过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发现学术界主要关注来华留学生规模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影响留学生来华留学的因素这两方面。
一方面，来华留学生规模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发展是展现中国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的重要窗口，同时留学教育也是中国向世界分享中国经济和教育发展红利的重要渠道。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扩大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国际人才流动可以降低双边市场的不确定性，对双边贸易的发展也起到稳定性的作用。因此，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扩大将促进中国对外贸易量的增加，对于消费品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具体体现为出口商品数量的增加和出口商品种类的增多。此外，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扩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存在正向影响，谷媛媛和邱斌根据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国际人才的跨国流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在短期时间内中国对生源国的直接投资将对来华留学生规模具有正向影响。综上所述，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扩大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影响留学生来华留学的因素。学术界将影响留学生来华留学的因素具体分为五类：第一，政策因素。中国与生源国的教育合作政策、学历互认制度、奖学金制度、双边教育协定等是吸引留学生来华留学的重要政策因素，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对来华留学服务贸易也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便利的政策将会为留学生来华留学减少阻碍，进一步促进国家之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第二，教育因素。在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教育开放是中国实现对外开放的重要环节，中国高等教育各个方面的情况成为海外学生考察中国教育水平的重要因素，如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入学率、高等教育生均经费、高等教育学校师生比情况等因素是影响留学生选择来华留学的重要教育因素。第三，经济因素。中国与生源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中国经济的发展规模与发展潜力、双边贸易的联系紧密度、国家之间商品贸易的发展、中国对生源国的直接投资金额、中国的经济增长等经济因素均对来华留学生规模产生正向作用。第四，文化因素。影响留学生来华留学的文化因素主要有：留学生的文化接受度、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度、文化商品的出口规模、孔子学院的布局等。中国悠久的历史以及优秀的传统文化对留学生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但是文化差异的大小会直接影响留学生选择留学目的国，大多数留学生会选择文化差异小的国家。第五，其他因素的影响。如空气污染、国际政治环境、父母的期望、以后工作的需要等因素也将会影响留学生选择来华留学。
（二）友好城市的建立对经济效应的影响研究
友好城市的建立打破政府外交的限制，有利于促进国家之间的民间交往，是影响城市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友好城市的建立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相关研究主要是侧重于友好城市的建立对经济效应的影响，也有部分学者研究友好城市的建立对国际人才流动的影响。
友好城市的建立对经济效应的影响研究。友好城市的建立可以减少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不必要的成本，并且友好城市的建立可以提高友好城市人民对于中国的认同感，从而提高中国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促进中国与友好城市之间进出口贸易的发展。陈烨等的研究发现，友好城市的建立可以促进国家之间出口网络形成，而出口网络的发展会对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友好城市的建立可以缩小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积极宣传中国文化、促进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促进中国在国际经贸交流中的发展。此外，友好城市的建立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以及中国对外直接资水平的提高均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友好城市的建立对国际人才流动的影响研究
关于友好城市的建立对国际人才流动的影响研究大多是从高校、国际人才、城市三方面的关系出发。高校传播文化知识、促进学术交流的举措将推动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而国际人才的交流与合作的增多有利于提高城市的国际化水平、促进城市整体的竞争力和创新力提高，最终影响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随着国际人才的跨国流动会提高大学的国际化水平，进而有利于城市的国际影响力提高，并且大学国际化可以为城市发展提供国际人才，反之城市国际化也可以为大学国际化提供更好的服务，如为高校提供相应的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基金支持等。
综上所述，从现有研究来看，鲜有文献将友好城市的建立与来华留学生规模纳入同一框架，而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城市开展国际化发展战略，吸引国际留学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参考魏浩等的研究做法，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下标i表示国家，t表示年份；lnstu为被解释变量采用来华留学生人数的自然对数表示；lnfricity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中国和其他国家友好城市的建立数量的自然对数；X为除了友好城市的建立之外可以被度量的影响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因素；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来华留学生规模（lnstu）。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连续性，本文利用2006-2018年的《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中中国与全球196个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数据，并对所获得的数据取自然对数，具体表示为i国t年到中国留学人数的自然对数。在后面的分析中，本文将来华留学生规模进一步细分为来华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lnedustu）和来华非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lnnedustu）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检验。
2.核心解释变量
友好城市的建立数量（lnfricity）为核心解释变量，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受限，本文仅采用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网站所提供的2006—2018年友好城市数据，采用每年中国与全球196个国家之间保持友好城市关系城市的总数量表示，在模型分析时对友好城市的建立数量加1取自然对数进行衡量。
3.控制变量
生源国人均GDP（lnpergdp）：选择2006—2018年联合国数据库中以现价美元为计量货币的各国人均GDP的数据表示，并且将数据取自然对数进行度量。与一国GDP相比，人均GDP可以更好的反映一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多数国家采用人均GDP这一指标来反映该国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情况。人均GDP增加，居民可以花费在教育上的支出增加，有利于留学教育的发展。因此，预期人均GDP与来华留学生规模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生源国与中国的贸易规模（lnimt）：数据来源于2006—2018年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所提供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单位为万美元）并取自然对数的方法度量，反映中国与生源国的贸易规模。两国间的贸易规模数据直观反映两国经济交流状况，贸易规模越大，则可以说明两国之间经贸交流与合作越紧密，当两国的经贸交流密切时，能够降低留学生的信息成本。因此，两国的贸易规模越大，越有利于促进生源国的留学生来华留学，预期贸易规模与来华留学生规模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生源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lndis）：数据来源于法国智库国际经济中心（CEPII），使用一国首都与北京的距离表示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单位为千米）并取自然对数衡量，这种测算方法将会减少由于历史、语言等因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所获得的数据更加合理。由于地理距离的大小直接决定交通费用和通勤时间，并且地理距离的大小会对不同国家的文化、气候等方面产生差异，所以地理距离对留学生留学目的地的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预期地理距离系数的符号为负。
生源国与中国的文化距离（lnculdis）：在霍夫斯泰德（Hofstede）数据库中，文化距离具体分为权利距离、个人主义倾向、社会男性气质程度、经济目标长期取向程度、社会成员自身放纵程度、不确定性规避程度六个维度，本文在Bruce Kogut和Harbir Singh所构建的四维度文化距离测算模型的基础上加入霍夫斯泰德数据库中所提供的六个维度的数据进行测算，测算结果表示为两国的文化距离。这种计算文化距离方法考虑到影响文化的众多因素，并且采用合理的数学公式进行计算能够减少一定的误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本文用此计算结果来衡量生源国与中国的文化距离。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大小对双边交流合作、贸易往来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当两国的文化距离越小时，说明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越小，两国之间的交流成本越低，对留学生来华留学的阻碍也越少，而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大，留学生来华留学的阻碍也将增多。因此，预期文化距离与来华留学生规模之间存在负向关系。
中国的教育经费投入（lnedugdp）：用中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具体为2006—2018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政府教育经费数据除以当年GDP金额。一个国家的教育经费投入反映该国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一方面，来华留学生中大部分留学生获得中国政府所提供的奖学金，所以当教育经费增加时会促进来华留学生规模扩大；另一方面，当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越大时，说明该国政府对于国内教育的重视越多，随着教育投入的增加将有利于改善国内的教育条件、教育环境，进而有利于吸引留学生来华留学。因此，预期中国教育经费投入与来华留学生规模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中国高等教育的师生比（ssb）：采用2006—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中国高等教育老师数量与学生数量之比进行衡量，一方面，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师生比将直接反映该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质量，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师生比反映高等教育的师资力量，体现人力资源以及知识资源的投入情况，高等教育的师生比越高则表明该国的教育发展水平和教育质量越好。而留学生选择来华留学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拥有高质量的教育，中国教育水平越高、教育质量越好对留学生来华留学的吸引作用越强。因此，预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师生比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系数为正。
中国对生源国的直接投资（lnofdi）：数据采用2006—2018年中国对生源国直接投资存量的自然对数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当中国增加对生源国的直接投资时，不仅有利于推动两国间的经贸合作，还可以向生源国居民展示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这些因素会激发生源国的学生到中国留学。因此，预计中国对生源国的直接投资对来华留学生规模具有正向作用。
生源国人口数（lnocp）：采用联合国数据库中2006—2018年生源国每年总人口数的自然对数表示。生源国人口数对其留学生主要有两点的影响：第一，生源国的人口越多，其出国留学的基数越大，选择出国留学的群体也更多；第二，当生源国人口越多，将会对生源国的国内教育资源形成拥挤效应，部分优秀人才可能会考虑出国留学。因此，预期生源国人口数对来华留学生规模产生正向影响。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的数据主要有以下四个来源：第一，来华留学生规模数据为2006—2018年《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的数据；第二，友好城市的建立数据来源于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网站；第三，部分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相关数据；第四，部分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于国际机构所提供的数据，如联合国数据库、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法国CEPII数据库、Hofstede数据库等。本文选取2006—2018年中国与196个国家的双边关系数据，基本覆盖来华留学生的所有生源国，最后总样本为2548。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
相关性分析是针对本文所选取的变量之间相关密切程度的分析，相关性分析将可以用于检查回归模型中的变量是否存在共线性问题。当控制变量与自变量、因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时，对回归方程才具备一定的意义。本文所选取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如表2所示。来华留学生规模（lnstu）同生源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lndis）（相关系数为-0.325，p<0.01）、生源国与中国的文化距离（lnculdis）（相关系数为-0.100，p<0.01）显著负相关，来华留学生规模（lnstu）、来华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lnedustu）和来华非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lnnedustu）与友好城市的建立（lnfricity）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229、0.172、0.276。来华留学生规模（lnstu）、来华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lnedustu）和来华非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lnnedustu）三个变量的相关性较高，是因为来华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lnedustu）和来华非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lnnedustu）是由来华留学生规模（lnstu）细分得来，用于替换被解释变量。而其他的变量相关系数小于0.8，因此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表2 部分变量的相关系数表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分析
根据公式（1），表3汇报了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留学生规模影响的估计结果。由于本文所选取的部分控制变量不随地区变动，因此，本文采用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和国家固定效应的OLS估计，表3显示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表3的回归结果来看，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留学生规模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表3的结果发现，在模型1中加入年份固定效应但未加入国家固定效应，结果显示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系数为0.190。模型2为同时加入年份固定效应和国家固定效应，结果显示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系数仍然显著为正，系数为0.274。模型3和模型4分别在模型1和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所有的控制变量，此时友好城市的建立估计系数仍然高度显著为正，系数分别为0.247和0.292。从四个模型的估计来看，随着加入因素增多，友好城市的建立系数也随之增加，这说明在未控制国家固定效应或者其他控制变量时，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存在被低估的风险。以模型4的结果来看，此时友好城市的建立数量每增加1%，来华留学生规模将会提高0.292%。此时的拟合优度R2值达到最大，对整个来华留学生规模具有58.7%的解释能力。
根据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生源国人均GDP（lnpergdp）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其原因是来华留学生的主要生源国是第三世界国家，生源国为发达国家的留学生并不多，导致其结果与预期存在一定的差异。生源国与中国的贸易规模（lnimt）系数在模型3中显著为正，当模型4中加入国家固定效应时，其系数将不显著，说明生源国与中国的贸易规模的显著性被不可观察的国家因素吸收，导致估计结果不再显著。模型4中，生源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显著为负，此时满足预期。模型3中，生源国与中国的文化距离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显著为负，与上文预期一致，但是在模型4中，生源国与中国的文化距离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显著为正，同样说明生源国与中国的文化距离这一因素被国家固定效应吸收，导致其显著性产生变化。中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与中国高等教育师生比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师生比是衡量中国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但是对留学生的选择未能产生显著的影响。中国对生源国的直接投资和生源国人口数两个控制变量显著为正，说明中国对生源国的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扩大，而且生源国人口数增多会产生拥挤效应和规模效应使得来华留学生规模扩大。综上所述，友好城市的建立有利于鼓励海外学子来华留学，促进来华留学生规模扩大。
表3 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整体回归
为了考察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留学生规模影响的稳健性，本文将来华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和来华非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替换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由表4呈现。
根据表4所示，友好城市的建立对于来华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和来华非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产生积极作用，即友好城市的建立将会促进来华留学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和来华非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扩大。进一步分析表4的结果，模型1和模型2为控制所有的控制变量并且加入年份固定效应，但是分别为未加入国家固定效应和加入国家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两个模型均显示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的影响显著为正，系数分别为0.235和0.264，且高度显著。模型3和模型4为考察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非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的影响，当未控制国家固定效应时，友好城市的建立系数为0.318，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后系数有一定的增加，达到0.367，两个系数均高度显著为正。将模型2、模型4与表2的模型4对比来看，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的影响更小，而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非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的影响更大，即友好城市的建立增加时会使得来华非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扩大的更多，当两国友好城市的建立数量每增加1%来华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将增加0.264%、来华非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将增加0.367%。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友好城市的建立，中国的城市为增进双方交流，进一步实现引智工作，侧重于在吸引来华非学历留学生规模方面出台相应的福利政策，促进非学历教育学生来华留学。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表2的模型4基本一致，不再赘述。
表4 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学历教育留学生和来华非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的回归分析
（三）内生性问题
基于此，本文采用生源国与中国的建交时间作为工具变量处理潜在的内生性，具体方法是将两个国家首对友好城市的建立年份减去两个国家建交年份的差再取自然对数（lnestdr）作为工具变量。两个国家友好城市的建立基础是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两国建立外交时间的长短对两个国家友好城市的建立产生巨大的作用，两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仅代表两个国家可以进行经贸往来，对两个国家互派留学生并无直接影响，所以采用生源国与中国的建交时间作为工具变量。表5为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的结果。
在模型估计之前，采用Hausman检验对不采用工具变量和采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三个模型均显示采用工具变量的估计显著高于不采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显著性水平最小值为10%），说明原模型存在内生性。第一阶段估计结果表明，估计结果通过弱工具变量（Cragg-Donald Wald F）和过度识别工具变量（Kleibergen-Paap rk LM）的检验，此时，F检验值（K-P Wald rk F statistic）为15，大于10，通过工具变量检验。生源国与中国的建交时间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生源国与中国的建交时间越长，生源国与中国友好城市的建立数量越多。从第二阶段估计的模型1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采用工具变量后友好城市的建立对全部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系数为11.141；模型2显示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系数为10.804；模型3中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非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为9.072。综上所述，采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比前文的估计系数更高，说明没有处理潜在内生性的估计结果存在被低估的可能。
表5 工具变量估计
（四）异质性分析
根据上文的回归结果所示，友好城市的建立会对来华留学生规模产生正向的影响作用，但是这种正向影响对不同收入的国家或不同地区的国家是否存在差异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为此进行异质性检验，本部分将从两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
1.国家收入异质性分析
为了研究友好城市的建立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本文参考世界银行对不同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分类标准，即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标准，并取自然对数衡量，将本文的生源国分为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参考1995年左右对人均GDP的衡量标准，即当人均GDP高于8000美元被定义为发达国家，其他为欠发达国家，回归结果呈现在表6。
根据表6的回归结果所示，友好城市的建立对发达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和欠发达国家的来华留学生规模（包括来华学历教育规模和来华非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并且发达国家的系数大于欠发达国家。为了进一步检验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本部分进一步采用似无相关模型（SUEST）进行组间差异显著性的检验。根据经验P值的结果发现，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留学生规模和来华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显著性为10%），但是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非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的影响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差异并不显著（经验P值为0.227）。可能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居民的收入较多，居民可以用来支持留学教育的资金相对充裕，当友好城市建立之后两地之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增加，居民对于中国城市的了解和信任增加，这导致发达国家的学生会产生相较于欠发达国家的学生更为强烈获得中国学位的留学意愿；而欠发达国家与中国建立友好城市将会接受到中国的援助，因此，欠发达国家的学生更愿意到中国接受非学历教育。综上所述，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之间存在差异，具体为友好城市的建立对发达国家来华留学的吸引力显著高于对欠发达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吸引力。
表6 国家收入异质性分析
为了研究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自不同地区留学生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将196个国家进一步细分为亚洲国家、非洲国家、美洲国家，以及大洋洲和欧洲国家四个部分进行地区异质性分析，表7呈现估计结果。模型1至模型3为考察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自亚洲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结果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第一，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较为复杂，亚洲国家存在复杂的民族问题以及宗教问题，影响亚洲国家学生来华留学，最终导致友好城市的建立对亚洲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二，本文变量选取的时间范围为2006—2018年，此时亚洲多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特别是中亚、南亚和西亚的部分小国，教育普及率不高、学生出国留学的需求不高，所以友好城市对亚洲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影响不显著；第三，在研究时间段内，中国的高等教育尚处于满足国内的高等教育需求阶段，对吸引国外留学生的宣传力度并不高，特别是针对中亚、南亚和西亚的小国家几乎没有留学宣传，导致亚洲国家的学生选择到欧洲和美洲等国家留学，进而造成亚洲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较小；第四，在研究时间段内，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但是这些国家尚处于初步合作阶段，针对教育层面的深层次合作开展得并不多，最终影响亚洲国家来华留学生的规模。模型4至模型6分别考察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自非洲国家的留学生规模（包括来华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和来华非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的影响），结果发现，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自非洲国家的非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具有显著影响，原因可能是：非洲国家同中国建立友好城市之后，将会签订一系列关于经济、教育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这将促进当地经济和教育发展，并且随着友好城市的发展，进一步增强非洲国家的城市对于中国的了解，提升对于中国的信任，因此友好城市的建立对非洲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具有正向作用；但是，一方面，由于非洲国家整体的经济基础较差，因此友好城市的建立可以带来正向的作用也是较小的，对其来华留学生规模和来华学历教育留学规模均不具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当中国政府与非洲国家建立友好城市之后，往往资助非洲国家的学生免费到中国进行短期留学教育，从而导致非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的增加。
模型7至模型12为考察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自欧洲（大洋洲）国家和美洲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包括来华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和来华非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的影响，结果显示6个模型均显著为正。可能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收入水平较高，派出的留学生规模整体较大，并且随着友好城市的建立增加了对中国的了解，导致来华留学生的规模也随之扩大。
综上所述，友好城市的建立对于属于不同地区即不同洲别的国家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为友好城市的建立对于美洲国家、大洋洲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学生来华留学的积极性提高更加显著，对于非洲国家和亚洲国家的留学生影响较小。
表7 地区异质性分析
（五）机制分析
友好城市的建立具备跨文化传播的功能，可以促进国家之间的文化了解度提高，有利于两国形成良好的信任机制，促进两国贸易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将信任比作国际关系中最好的粘合剂，提出信任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基础。社会制度层面认为信任是国家间进行合作的基础，国家之间的长期经贸合作将有利于双边信任度的提高。当前，信任被认为是除一国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外一个影响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但是信任的测度较为困难，本文借鉴韦永贵的做法，采用历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将生源国居民对中国的信任水平作为本文的信任指数，并将信任作为本文的机制变量进行检验。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问卷设计中，专门有一问题询问居民对某一个国家的信任程度，题目为“大多数人能被信任吗（Most people can be trusted）？”，答案的选项设置为“1是大多数人可以信任（Most people can be trusted），2为需要非常小心（Need to be very careful）”，我们将大多数人可以信任定义为1，需要非常小心定义0，统计得到生源国对中国的信任水平（trust）。在理论上，生源国与中国建立友好城市时，会提高生源国对中国的信任水平，从而让生源国的留学生对中国产生兴趣，促进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扩大。由此，本文将进一步采用温中麟和叶宝娟提出的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信任水平在友好城市的建立影响来华留学生规模的中介机制。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表示生源国对中国的信任水平，
表8 信任机制分析
四、主要结论与建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利用2006—2018年中国与全球196个国家建立友好城市的数量和来华留学生规模的面板数据，采用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和国家固定效应的混合OLS模型估计，实证考察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及其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友好城市的建立可以显著提升来华留学生规模，当采用来华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和来华非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进行稳健性检验时，结果仍然成立；采用生源国与中国的建交时间作为工具变量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结果仍然成立。
第二，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特征，与欠发达国家相比，同发达国家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更大；与美洲国家、欧洲国家、大洋洲国家相比，同非洲国家和亚洲国家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不显著。
第三，信任是两国进行交往的基础，友好城市的建立可以显著促进生源国对中国的了解，进而提高生源国对中国的信任水平，吸引更多的留学生到中国留学。由此，生源国对中国信任水平是友好城市的建立影响来华留学生规模的重要渠道。
（二）政策建议
根据上文的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积极推进友好城市的建立，充分发挥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促进作用。2019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让留学生出国留学动机下降，特别是在来华留学生规模并不稳定的情况下，受到疫情冲击更为明显。疫情期间中国城市积极为友好城市送去抗疫和防疫物资，同时也积极与友好城市分享中国的抗疫经验，为友好城市人民送去温暖，后疫情时代，如何激发留学生的留学热情，继续积极开展与友好城市交流或者增加友好城市的建立可能是可行的办法：一方面，已经建立了友好城市的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友好城市的建立所带来便利政策推动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扩大，如推进两国的领事馆在友好城市建立，让来华留学生增强的对中国城市的信任感；设立完备的涉外政府机构，让来华留学生更好的了解中国的相关留学政策，为来华留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提供便利；两地携手共同举办投资交流商会并积极开展招商引资与引智工作，推动国外企业入驻中国城市并鼓励来华留学生加入企业留在中国或支持留学生回国创业与留学城市进行积极的经济合作；两地政府可以共同举办文艺汇演活动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宣传中国文化，加强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促进两国青少年之间的教育交流，可以开展青少年短期的互换交流项目；推动两地高校之间的学科合作、研究合作和学生互派工作；中国城市可以利用双方媒体的力量增加友好城市对中国高等教育宣传，吸引更多优秀留学生来华深造；另一方面，城市国际化与人才国际化相互作用，人才国际化最终也会影响城市的经济、教育、文化发展，因此，友好城市的建立对国际人才和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各城市要积极将国际人才“引进来”，如完善并精简当前政府对国际人才引进的机制与流程，减少复杂流程所带来的困扰，同时也要做好国际人才引进后的后勤工作，减少国际人才的出入境、落户、住房等方面的阻碍，让国际人才真的感受到友好城市的魅力；其次，各城市要勇敢“走出去”，各城市可以积极承办一些国际赛事或承办一些国际议会，既可以宣传中国文化又能够展现城市风采，同时各城市可以积极参与国际城市之间举办的会议如国际城市发展会议、国际城市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等，在提升城市国际影响力的同时鼓励海外留学生来华留学，推进城市的国际化和人才国际化建设；最后，各城市可以合理利用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协会这一重要的平台资源，积极与国外城市进行交流，但是“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城市可以在加强城市管理与城市建设水平的基础上，抓住友好城市的建立契机，努力建立并维护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城市关系。
第二，重视友好城市的建立对不同收入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合理利用差异化友好城市的建立政策吸引来华留学生。由于不同收入国家的教育体制存在差异，来自不同收入国家的学生来华留学的目的不一样，需要采用友好城市的建立政策也应该具有差异性：一方面，来自发达国家的来华留学生大部分以接受中国的学历教育为目的，可以借助友好城市这一平台加大对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宣传，如中国城市可以在友好城市定期举办中国高校宣讲会，让当地学生了解中国高校的基本发展情况、师资力量以及在国际赛事中的突出表现，或者积极宣传中国在教育方面的政策使之更加透明化与具体化，减少留学生对来华留学制度的疑问。此外，中国高校可以依托友好城市这一平台积极走出国门，同友好城市的名校进行学科合作，宣传自身的优势学科或者承办一些知名度高的国际学科赛事，吸引海外学生来华参赛，增加海外学生对中国高校的了解，进而让更多海外优秀学子选择到中国深造。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与中国建立友好城市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得到中国的援助，而欠发达国家的学生来华留学主要是以接受中国非学历教育，这类学生更希望能够得到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因此促进欠发达地区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扩大，首先可以在友好城市协议关于教育层面的政策中，针对欠发达国家符合特定条件的学生制定出特别的奖学金制度，促进欠发达国家来华留学生人数的增加；其次，可以让中国高校和企业相对接，让符合相关条件的留学生毕业之后可以直接入职到企业，即为这类学生提供就业机会；最后中国城市和友好城市可以立足于两地的资源优势，在实现优势互补的基础上签订一些援助项目，促进友好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发展，增强友好城市自主经济发展能力。积极利用友好城市的建立带来的桥梁作用，让留学生更好的了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质量，促进更多学生来华留学。
第三，鼓励中国城市政府与国外城市建议友好城市，通过提升中国的信任水平来吸引友好城市的优质生源到中国留学。近年来，中国在各大重要国际会议、国际重要平台上展现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期望和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在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更是让其他国家和人民认可中国的友好，提升对中国的信任。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任水平增加是一个慢长过程，而建立友好城市是更为便捷、快速的方式，让国外居民直接了解中国的某一个城市，进而了解整个中国，从而可以提高双方的信任。首先，中国城市政府应与其他城市在实现积极的交流与合作、信息互通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联合与协作，增加两地的友好往来，如完善两地的互访制度、举办文艺活动等，密切的交流将会增强友好城市对中国城市的信任，进而促进留学生选择来华留学。其次，中国城市政府可以邀请友好城市的政府官员和友好城市的人民来中国城市进行调研、访问、研讨等活动，关于孔子学院的设立、城市的规划布局、卫生防疫等方面双方可以进行深度的研讨和交流，制定出有利于两地发展的政策，如两地可以通过制定一些经济政策，实现两地互相开放各级市场并提供优惠政策等；也可以对孔子学院的设置数量和孔子学院的教学科目等方面进行商量，让孔子学院既可以达到积极宣传中国文化、弘扬中国汉字的作用，又可以为当地的学生学习到中国的语言带来便利，为当地学生来华留学打下语言基础。再次，可以加强中国城市对友好城市的援助，中国城市可以为友好城市提供公共产品、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便利化等多方面的援助，在此过程中增强友好城市和中国城市之间的交流，让友好城市进一步增加对中国的信任，扩大来华留学生的规模。
作者—编辑—同行评议意见
第一轮审稿意见
同行评议意见1
研究选题非常有趣也有价值，虽然为二手数据，但作者做了大量的数据采集、串并分析等工作，仍然具有较好的原始发现价值。而且论文回答了民众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即近年来建立了那么多友好城市究竟有没有用。作者的研究显示出，至少友好城市在推动留学生招生方面是有积极价值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建议刊发。同时，建议文章做一些修改。1-数据采集部分建议交代的更为详细；2-建议增加一些相关性分析，尤其是友好城市指标与留学生指标的直接相关关系，这样看得更清楚一些；3-建议研究结论尤其是数据分析部分的研究结论，更鲜明一些，目前的很多研究结论仍然混杂在数据分析之中，需要仔细读才能找到。建议研究的结论阐述更多一些，既然是科学发现，就应该大胆阐明发现。4-文献综述部分，一方面罗列式的写法有一些问题，显得综述不够精细；另一方面，建议删除一些无关文献，增加更多留学生研究的好文献，也增加一些友好城市带来的各类影响研究的好文献。
审稿结论：可刊用。
同行评议意见2
论文选题新颖，有创意，使用方法合理规范，结论可信，但存在以下问题，值得商榷：
1.题目“友好城市与来华留学生：基于信任的视角”过于宽泛，与内容不符。内容更多探讨的是友好城市对来华留学生的影响效应与机制，属于单向的逻辑，而题目是双向的，特别是友好城市和来华留学生之间存在互为因果关系，但文中并未对此进行分析，只是将其作为内生性的来源。因此，现有题目不足以反映研究内容，希望作调整。
2.在相关表述上需要进一步详细，例如生源国与中国的文化距离采用的霍夫斯塔德数据库，文化距离包括的6个方面是什么？这种合理性的论证依据是什么？孔子学院的布局是文化因素还是其他因素等？“短期时间内中国对生源国OFDI对来华留学生规模具有正向影响”中“OFDI”是否可以用“对外直接投资”？等等。
3.控制变量存在重要遗漏。影响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教育因素到底是什么？教育规模、教育投入和教育质量，或者其他别的因素（科技创新等）？甚至其他的经济、文化因素都要在理论上有所交代，为什么选择了教育经费和师生比？师生比仅仅是教学方面的片面衡量，其合理性在哪里？如果不作理论的分析，控制因素可选的太多，例如各国留学生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的难度、留学生所在国和中国人均gdp的相对比等等。
4.在类似表5的系数比较“发达国家的系数大于欠发达国家”时，需要使用联立的系数检验进行推断统计。
5.考虑相关解释的合理性问题。友好城市的建设依据是什么？文化距离是否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友好城市和文化距离之间是否会存在交互效应？特别是在表6的异质性分析时需要提供极为合理的解释，这与国家现有的政策，例如“一带一路”倡议等有所出入。
6.机制分析同样存在理论支撑不足的问题。机制只有一个吗?为什么是信任呢？友好城市的建立是否是信任的一种体现呢？
7.结论和政策建议部分，要充分考虑到本研究的结论和国家宏观政策走向的结合度。
审稿结论：修后再审。
编辑意见：请参考以上外审意见对全文进行修改完善，凡修改之处请用红色字体标出。另请按照我刊近期刊发文献和投稿指南通修全文格式，保证全文格式的规范、统一。尽快修回，修回时请在文前附上详细的修回说明（需对外审意见以及编辑部意见进行逐条回复）。请您再三检查稿件，看看文章是否还有可改进的空间。比如，请确认（1）句子是否因缺少“主语”、“谓语”或者“宾语”成分而难以通读；（2）标点符号——尤其是“，”和“。”——的使用是否准确；（3）句子或者段落是否因过长而影响阅读和理解；（4）句子之间和段落之间的逻辑是否清晰顺畅；（5）行文是否存在拖沓、重复、冗长的情况；（6）概念、符号、变量、专业术语的使用是否能保持前后一致；以及（7）数学推导是否准确无误，图表中的数字是否与正文的分析判断相符。
作者修回说明
对同行评议意见1的回应
回应1：非常您抽出宝贵时间再次审阅我们的论文。非常感谢您的问题和建议，在文章中，针对数据采集部分交代说明部分欠缺的问题，是我们的疏忽。在您的建议下，我们在修改稿中进行了补充说明，修改内容如下：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来华留学生人数（lnstu）。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连续性，本文利用2006-2018年的《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 数据，获得了全球196个国家来华留学生人数，并对所获得的数据取自然对数，具体表示为i国t年到中国留学生人数的自然对数。在后面的分析中，本文将来华留学生进一步细分为来华学历教育留学生（lnedustu）和来华非学历教育留学生（lnnedustu）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检验。
2.核心解释变量
友好城市数量（lnfricity）为核心解释变量，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受限，本文仅采用了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网站所提供的2006-2018年友好城市数据，采用每年中国与全球196个国家之间保持友好城市关系城市的总数量表示，在模型分析时对友好城市加1取自然对数进行衡量。
3.控制变量
生源国人均GDP（lnpergdp）：选择2006-2018年联合国数据库中以现价美元为计量货币的各国人均GDP的数据表示并取自然对数进行度量。与一国GDP相比，人均GDP可以更好的反映一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多数国家采用人均GDP这一指标来反映该国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情况。人均GDP增加，居民可以花费在教育上的支出增加，因此促进留学教育的发展。预期人均GDP与来华留学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生源国与中国的贸易规模（lnimt）：数据来源于2006-2018年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中所提供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单位为万美元）并取自然对数的方法衡量，反映了中国与生源国的贸易规模。通过两国间的贸易规模数据直观反映两国经济交流的状况，贸易规模越大，则可以说明两国之间经贸交流与合作越紧密。当两国的经贸交流密切时，能够降低留学生的信息成本，因此当两国的贸易规模越大是，将有利于促进生源国的留学生来华留学。因此，本文预期贸易规模与来华留学生规模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生源国与中国地理距离（lndis）：数据来源于法国智库国际经济中心（CEPII），使用一国首都与北京的距离来表示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单位为千米）并取自然对数衡量，这种测算方法将会减少由于历史、语言等因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地理距离的大小直接决定了交通费用和通勤时间，此外，地理距离的远近对于文化、气候等方面也会带来差异，所以地理距离对留学生选择留学目的地的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预期地理距离系数的符号为负。
生源国与中国的文化距离（lnculdis）：在霍夫斯泰德（Hofstede）数据库中，文化距离具体分为权利距离、个人主义倾向、社会男性气质程度、经济目标长期取向程度、社会成员自身放纵程度、不确定性规避程度六个维度，本文在Bruce Kogut和Harbir Singh所构建的四维度文化距离测算模型的基础上加入霍夫斯泰德数据库所提供的六个维度的数据进行测算，测算结果表示文化距离[33]。这种测算方式首先获取一国与中国六个维度的平均分数据，再进行减法计算求出两者的差值再比上两国分数差值的方差，最后求取平均数得出两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这种计算文化距离方法考虑了影响文化的众多因素，并且采用合理的数学公式进行计算能够减少一定的误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本文采用此数据来衡量中国与生源国之间的综合文化距离。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大小对双边交流合作、贸易往来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两国的文化距离越小，说明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越小，两国间的交流成本相对更低，对来华留学的阻碍也更小，而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加，则会增大来华留学阻碍[34]。因此，预期文化距离与来华留学生规模之间存在负向关系。
中国教育经费投入（lnedugdp）：用中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具体为2006-2018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政府教育经费数据除以当年GDP金额。一个国家的教育经费投入反映了该国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一方面，因为来华留学生中大部分人是获得了中国政府所提供的奖学金，所以当教育经费的增加时会促进来华留学生的数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当教育经费的投入占GDP的比重越大，则说明该国政府对于国内教育的重视越大，教育投入增加将有利于改善国内的教育条件、教育环境，进而有利于吸引海外学子留学中国[35]。因此，预期中国教育经费投入与来华留学生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中国高等教育的师生比（ssb）：采用2006-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中国高等教育中老师数量与学生数量之比进行衡量，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师生比将直接反映了该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和教育质量。留学教育的发展是国家之间教育、科技等方面出现差距的结果，留学生选择来华留学的基础是中国教育竞争力的大小，而我国在本科教育质量、学科建设以及高等教育规模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师生比反映了师资力量，体现了人力资源以及知识资源的投入情况，师生比越高则表明该国的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越低，师生比的提高意味着整体高等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也得到了提升，中国教育水平越高对留学生的吸引作用越强。因此，预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师生比对来华留学生的影响系数为正。
中国对生源国的对外直接投资（lnofdi）：数据采用2006-2018年中国对生源国的直接投资存量的自然对数进行度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当中国增加对生源国的直接投资时，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两国间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则可以更好的向生源国居民展示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这些因素会激发该国的青年学生来中国留学。因此，预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来华留学生具有正向的吸引作用。
生源国人口数（lnocp）：采用联合国数据库中2006-2018年生源国每年总人口数的自然对数表示。一国人口数对其留学生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其出国留学的基数就将增大，其选择出国留学的人群也会越多；另一方面，一国人口越多将会对本国的教育资源形成拥挤效应，部分优秀人才可能就会考虑出国留学。因此，预期生源国人口数会对其到中国的留学生产生正向影响。
回应2：感谢审稿人提出的问题。我们在文章中的数据描述中存在一些问题，对于数据的相关性分析缺少讨论，是我们的疏忽。针对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的说明部分，我们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增加了数据的相关系数表并对相关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针对本文所选取的变量之间相关密切程度的分析，相关性分析将可以用于检查回归模型中的变量是否存在共线性问题，当控制变量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时对于回归方程才具备一定的意义。本文所选取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如表2所示。从表2的结果显示，来华留学生人数（lnstu）与中国地理距离（lndis）（r=-0.325，p<0.01）、中国的文化距离（lnculdis）（r=-0.100，p<0.01）均显著负相关，来华留学生人数（lnstu）、来华学历教育留学生（lnedustu）和来华非学历教育留学生（lnnedustu）均与友好城市数量（lnfricity）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229、0.172、0.276。来华留学生人数（lnstu）、来华学历教育留学生（lnedustu）和来华非学历教育留学生（lnnedustu）三个变量的相关性较高，是因为来华学历教育留学生（lnedustu）和来华非学历教育留学生（lnnedustu）是由来华留学生人数（lnstu）细分得来，用于替换被解释变量。而其他的变量相关系数均小于0.8，因此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回应3：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和建议。的确在数据分析和结论部分的写作不够细，在修改稿，我们对相应部分进行了修改。由于修改内容较多，不在这里列出。
回应4：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和建议。在修改稿中，我们对第二部分进行了全面的修改，修改内容如下：
（一）来华留学生的相关研究
随着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人才的国际流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中国出国留学生数量和来华留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一方面可以为中国培养熟悉和掌握具体国家政策的国际优秀人才，另一方面也让世界增进对中国的认识，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优秀人才向中国集聚[2]。通过对来华留学生的研究进行梳理，发现学术界主要关注了来华留学生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影响来华留学的因素这两方面。
一方面，来华留学生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来华留学生的发展是展现中国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的重要窗口，同时留学教育也是中国向世界分享中国经济和教育发展红利的重要渠道[3]，这主要是因为来华留学生的规模增长将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增长，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存在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4]，并且国际人才流动可以降低双边市场的不确定性[5]，对双边贸易的发展也起到稳定性的作用[6]。此外，国际人才的流动将促进我国对外贸易量的增加，对于消费品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7]，具体体现为出口商品数量和出口商品种类的增长[8]。来华留学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存在正向的影响，谷媛媛和邱斌通过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国际人才的跨国流动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9]，在短期时间内中国对生源国的直接投资将对来华留学生规模具有正向影响[10]，因此，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扩大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影响来华留学的因素。学术界将影响来华留学生的因素具体分为五类：第一，政策因素。中国与生源国的教育合作政策、学历互认制度、奖学金制度[11]、双边教育协定[12]等是吸引来华留学的重要因素，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对于来华留学服务贸易也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13]，便利的政策将会为留学生来华留学减少阻碍，进一步促进国家之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第二，教育因素。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教育开放是中国实现对外开放的重要环节，中国高等教育各个方面的情况成为海外学生考察中国教育水平的重要因素，如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高等教育入学率、高等教育生均经费[14]、高等学校师生比的情况[15]等因素是影响留学生选择留学中国的重要教育因素。第三，经济因素。中国与生源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中国经济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潜力、双边的贸易联系紧密度、国家之间商品贸易的发展[16]、中国对生源国的直接投资金额[17]、中国的经济增长[18]等因素对来华留学生的规模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第四，文化因素。主要表现为文化接受度[19]、跨文化适应度[20]、文化商品的出口规模[21]、孔子学院的布局[22]等因素。中国悠久的历史以及优秀的传统文化对留学生产生重要的吸引力，文化差异的大小会直接影响留学生对留学目的国的选择，留学生一般会选择文化差异小的国家[23]。第五，其他因素的影响。如空气污染[24]、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父母的期望、以后工作的需要[25]等因素也将会影响选择海外学生选择来华留学。
（二）友好城市的相关研究
友好城市的建立打破了政府外交的限制，有利于国家之间非正式外交的发展，是影响城市经济、教育、文化等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友好城市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相关研究主要是侧重于友好城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了友好城市对国际人才流动的影响。
友好城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友好城市的建立可以减少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不必要的成本[26]，并且友好城市的发展可以提高友城人民对于中国的认同感，从而提高中国产品在海外的竞争力[27]，进一步促进中国与友城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的发展。陈烨等的研究发现，友好城市关系的建立可以促进国家之间的出口网络形成，而出口网络的发展进一步将会对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28]。友好城市的发展可以缩小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友好城市的建立可以宣传中国文化、促进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29]，促进中国在国际上的经贸交流与发展。此外，友好城市关系的建立对于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以及中国对外投资水平的提高都具有重要的作用[30]。
友好城市对国际人才流动影响的研究。关于友好城市和国际人才流动的相关研究大多是从高校、国际人才、城市三方面的关系出发。高校传播文化知识、促进学术交流的举措将推动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的发展，而国际人才的交流与合作的增多有利于提高城市的国际化水平，提升城市整体的竞争力、创新力，最终影响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31]。随着国际人才的流动会提高大学的国际化水平，大学国际化将有利于城市的国际影响力的提高，并且大学国际化可以为城市发展提供国际人才，而城市国际化为大学国际化提供更好的服务，如为大学提供相应的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基金支持等。
综上所述，从现有的研究来看，鲜有文献将友好城市与来华留学生纳入同一框架，而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城市开展国际化发展战略，吸引国际留学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同行评议意见2的回应
回应1：非常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审阅我们的论文。感谢您提出的问题和建议。这篇文章写作的主要目的是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考察友好城市对来华留学生的影响及其机制。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一般只考察单向的因果关系。如果要考察互为因果，那需要利用联立方程模型。的确，现在的题目会给人研究互为因果的有关系。所以，我们将题目修改为：友好城市如何影响来华留学生——基于信任的视角。为了识别两者的因果关系，后文采用了工具变量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回应2：（1）生源国与中国的文化距离采用的霍夫斯塔德数据库，文化距离包括的6个方面是什么？这种合理性的论证依据是什么？
感谢您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变量文化距离这部分说明的表述存在一些问题。针对这部分的说明，我们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可以不让读者产生误解。修改内容如下：
生源国与中国的文化距离（lnculdis）：在霍夫斯泰德（Hofstede）数据库中，文化距离具体分为权利距离、个人主义倾向、社会男性气质程度、经济目标长期取向程度、社会成员自身放纵程度、不确定性规避程度六个维度，本文在Bruce Kogut和Harbir Singh所构建的四维度文化距离测算模型的基础上加入霍夫斯泰德数据库所提供的六个维度的数据进行测算，测算结果表示文化距离[33]。这种测算方式首先获取一国与中国六个维度的平均分数据，再进行减法计算求出两者的差值再比上两国分数差值的方差，最后求取平均数得出两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这种计算文化距离方法考虑了影响文化的众多因素，并且采用合理的数学公式进行计算能够减少一定的误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本文采用此数据来衡量中国与生源国之间的综合文化距离。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大小对双边交流合作、贸易往来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两国的文化距离越小，说明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越小，两国间的交流成本相对更低，对来华留学的阻碍也更小，而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加，则会增大来华留学阻碍[34]。因此，预期文化距离与来华留学生规模之间存在负向关系。
（2）孔子学院的布局是文化因素还是其他因素等？
回复：感谢您提出的问题。之前在对孔子学院布局的解释时考虑得不是太清楚，针对这部分的内容我们进行了重新的修改：
第四，文化因素。主要表现为文化接受度[19]、跨文化适应度[20]、文化商品的出口规模[21]、孔子学院的布局[22]等因素。中国悠久的历史以及优秀的传统文化对留学生产生重要的吸引力，文化差异的大小会直接影响留学生对留学目的国的选择，留学生一般会选择文化差异小的国家[23]。第五，其他因素的影响。如空气污染[24]、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父母的期望、以后工作的需要[25]等因素也将会影响选择海外学生选择来华留学。
（3）“短期时间内中国对生源国OFDI对来华留学生规模具有正向影响”中“OFDI”是否可以用“对外直接投资”？
回复：感谢您提出的问题。这里的OFDI就是对外直接投资。站在中国的角度，对生源国的投资就是对外直接投资。文章中相应部分修改如下：
第三，经济因素。中国与生源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中国经济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潜力、双边的贸易联系紧密度、国家之间商品贸易的发展[16]、中国对生源国的直接投资金额[17]、中国的经济增长[18]等因素对来华留学生的规模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
回应3：非常感谢您的问题。的确，我们的控制变量选择时存在重要变量遗漏的问题。首先，我们的被解释变量为来华留学生的规模，从需求的角度，中国的教育质量是重要的因素，我们采用师生比作为其中一个影响因素，而事实上，衡量中国教育质量的变量有很多，但是这些变量在本研究中均是一个时间序列数据，不能构建出随时间和生源国变化的变量，因此，我们在方面的变量控制得相对少一些；中国政府奖学金的难度这个数据无法获得，因此无法进行控制；留学生所在国和中国人均gdp的相对比是可以进行控制，但模型中控制了生源国的人均GDP，再控制与中国人均GDP，会导致共线性的风险。从供给方面，我们控制了较多生源国的因素。
其次，本文研究的数据为跨国面板数据，我们在模型中控制了年份和国家固定效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误的风险。
第三，为了消除可能的遗漏变量、度量误差和互为因果的问题，我们采用工具变量进行估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遗漏变量的问题。
回应4：感谢您的问题和意见。在您的建议下，我们对原表5进行了重新估计，并汇报了组间差异检验及经验P值。修改内容如下：
根据表6的回归结果所示，友好城市对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来华留学生（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留学生）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且发达国家的系数大于欠发达国家。为了进一步检验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中，友好城市对来华留学生的影响是否具有显著的差异，本部分进一步采用基于似无相关模型（SUEST）来进行组间差异显著性的检验，通过经验P值，友好城市对全部来华留学生和学历教育的留学生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显著性均在10%以上），但是友好城市对非学历教育留学的影响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差异并不显著（经验P值为0.227）。可能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居民的收入较多，当友好城市建立之后两地之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增加，友城对于中国城市的了解和信任增加，进而发达国家城市的学生会产生相较于欠发达国家学生更为强烈以获得学位的留学意愿。在欠发达国家，与中国建立友好城市，受到中国的资助，他们愿意到中国接受非学历教育，从而与发达国家的差异就不再明显。
回应5：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和建议。的确在文章的正文部分我们对于部分词语的解释未能表述清楚，在修改稿中我们加强了相应部分的内容。
针对第一个问题。我们在工具变量部分补充了一些内容，内容如下：
友好城市的建立必须要遵循一下几点规则，首先是友好城市所在国必须要于中国已经建立国家外交关系；其次是需要我国省级地方政府以及国家设置的对外开放的城市可以与国外城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再次是当与一些敏感或者热点城市进行友好城市关系建设时需要严格执行相关的政策要求，并且要申请外交部的批准；最后友好城市协议书需要在双方政府领导人的共同签署之后才能生效。因此，相对于外国学生决定是否来中国留学，与两个国家的友好城市建立多少并无直接联系，因此两者的内生性比较弱的。
针对第二个问题。首先，根据国务院所提出友好城市建设的标准来看，标准种没有明确规定文化距离是友好城市的重要考察因素；其次，本文的相关系数表中得出，友好城市与文化距离的相关系数为-0.104在5%的显著性水平显著，因此文化距离并不会过多的影响友好城市。因此，文化距离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友好城市，但这种影响较小，且不会影响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
针对第三个问题。我们的修改如下：
模型1至模型3为考察了友好城市对来自亚洲国家的留学生规模的影响，显示的结果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较为复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又存在着复杂的民族以及宗教问题影响亚洲国家学生来华留学[36]，最终导致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留学生的影响并不显著；另一方面，变量选取的时间范围为2006-2018年，此时中国“一带一路”所提出关于教育方面政策的贯彻和落实还未深入，部分高校存在针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的合作项目少、合作的深度还不够等问题[37]。
回应6：感谢审稿人提出的问题。您提的问题非常好，也是困绕我们的重要问题。机制分析是本文写作的最大困难之处。我们也试图去寻找更多的机制，但是限于数据和理论方面的原因，其他机制要么从理论上站不住角，要么数据无法获得导致无法验证。
友好城市的建立是两个城市之间的信任表现，而外国学生来中国留学是基于对中国整体的信任。所以，我们认为友好城市的建立会带来其他国家对中国信任的提升，从而促进来华留学生的增加。
回应7：感谢您的问题。结论和政策建议部分写作的确存在许多问题，我们在修改稿中加以注意和修改。
对编辑意见的回应：在这次修改稿中，我们给合您和另外一位审稿人的意见，对全文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将修改部分全部标为红色，请您审阅，并希望您能再次提出宝贵的意见，使得文章质量进一步提升。
第二轮审稿意见
编辑意见
1.数据过于迟滞，请更新到最新数据。
2.语言表述问题过多、随意。比如文献综述部分两个二级标题的界定就很随意，外审意见提到哪里就改到哪里？作者自己都不思考和提炼？
3.题目改后更差劲，都不知道作者想表达什么？
4.结论与建议部分仍需要加强，一是加强讨论与解释，二是要加强对话，三是要提升针对性。不然文章所得出的一些常识性的结论，其学术价值何在？请作者认真修改，珍惜修改机会。
作者修回说明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在百忙之中再次审阅本文，并提出富有价值和见地的修改意见及评论！我们对于您的宝贵意见和评论表示完全信服和无条件接受。您的意见和评论对于进一步提高本文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已经认真按照您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具体的修改说明如下（为便于阅读，下文中审稿专家的修改意见用黑体字标出，修改稿中所有修改之处用红色字体标出）。
回应1：非常您抽出宝贵时间再次审阅我们的论文。针对数据时效问题，其实我们在开展这项研究的时候就有考虑。在收集数据时，友好城市是通过各地方政府官网上去一个一个查找的，比如重庆的友好城市更新到2021年（http://zfwb.cq.gov.cn/dwyx/yhcs/202107/t20210706_9454208.html），但更多的地方政府对友好城市的建立更新并不太及时，目前能够得到较为全面的友好城市建立时间是截止2018年。我们查阅了研究友好城市的最新文献，如杨靖宇等（2022）、韦永贵和张艺川（2021），他们使用的数据也只到2017年。
同时，我们在收集来华留学生人数时，发现《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最新数据也只到2018年，我们通过很多途径想找到2019年和2020年的数据，但都没有结果。我们查阅了最新研究来华留学生的文献，如程立浩和刘志民（2022），魏浩等（2022），其来华留学生的数据也只使用到2018年。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的研究时间周期仍然确定为2006-2018年。
回应2：非常感谢您的问题。的确，语言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已经下很大功夫修改文字，但是鉴于每个人的语言习惯不一样，导致每次写出来的文字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修改稿中，我们继续对文字进行打磨，但限于个人理解水平有限，可能还存在诸多问题，请审稿人包涵，我们会继续修改。针对文献综述部分，我们重新进行了修改。
回应3：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和建议。关于论文题目问题，我们在上一轮修改稿中，根据审稿人提到的互为因果问题，我们将题目修改为单向因果关系的题目，可能题目表达上存在问题，让您觉得修改后的题目不好。鉴于此，我们恢复为原来的题目。其实，原来的题目是属于目前比较流行的“A与B”类型题目，也能说明是研究A对B的影响。
回应4：非常您的意见和建议。在您的建议之下，我们进行了如下修改：
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友好城市的建立可以显著提升来华留学生规模，采用来华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仍然成立；采用两个国家建交时间长短作为友好城市的工具变量处理了潜在内生性，结果仍然成立。第二，友好城市对来华留学生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特征；与欠发达国家相比，与发达国家建立友好城市对来华留学生的影响程度要更大一些；与美洲、欧洲、大洋洲相比，与非洲和亚洲国家建立友好城市对来华留学生的影响不显著。第三，信任水平是友好城市影响来华留学生规模的重要渠道。
（二）政策建议
根据上文的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积极推进友好城市的建立，充分发挥友好城市建立对来华留学生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已经与国外城市建立友好城市的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当前友好城市关系，与友好城市订立一系列吸引海外学子来华留学的教育、经济等优惠政策或者是深化推进相关政策的贯彻落实，增加友好城市所在国家的中国高等教育宣传，吸引更多优秀留学生来华深造；另一方面，各城市应积极与国外城市进行磋商，通过以建立友好城市为契机，开展两地的合作与交流，提升国外城市的来华留学规模。
第二，针对不同国家，采取差异化的友好城市政策来吸引来华留学生。高收入国家的来华留学生以接受中国的学历教育，通过友好城市建立让这些国家宣传中国的教育质量，从而吸引更多优秀学子到中国深造；低收入国家，中国建立友好城市是希望接受中国的援助，其留学生来华希望得到政府奖学金，友好城市的建立侧重于发挥的桥梁作用，让留学生对留学中国政策了解更多，促进其到中国接受学历或者非学历教育。
第三，通过友好城市的建立，加深国外学生对中国的了解，特别是对中国信任感提升，进而吸引其留学中国。近年来，中国曾在多个不同场合中承诺“中国不称霸，不争霸，不搞军事扩张”，以建立“人类生命共同体”为已任的主张，特别是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让更多国家和人民认可了中国的友好，提升了各国对于中国的信任。但是让全球所有国家增进对中国的信任水平是一个慢长过程，而建立友好城市是更为便捷的方式让国外居民了解中国的某一个城市，进而了解整个中国。各城市政府应该继续有效推进友好城市的发展，扩大友好城市的规模，双方可以在经济、政策、教育等方面制定出让双方均受益的政策制度，并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对中国的信任水平，提升来华留学生的规模。
第三轮审稿意见
编辑意见
1.题目需要继续斟酌，文章实际上就是在谈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而非作者谈的对来华留学生的影响。副标题在文中压根儿就没有任何解释，为何还要保留？而且信任只是作为机制分析而出现，放到副标题并不能有效体现文章的所有内容。
2.文章概念需要统一，前后来华留学生和来华留学生规模混用，请作者通篇梳理。
3.结论与建议部分的对话性不足，什么叫对话似乎作者并未理解。对话一方面要加强与已有文献的对话；二是要把研究结论与建议置于现实环境中来深度阐发和解释，如当今的国际形势、疫情影响等；三是旗帜鲜明地表达作者自己的理解和思考。比如结论三，就一句话结束了？信任水平是友好城市影响来华留学生规模的重要渠道。不做解释吗？前面两点结论的解读也不够。此外，建议部分需要加强针对性，目前依然很空，缺乏实操性。
4.文字表述规范问题，比如“2006-2018”应为“2006—2018”等，细节问题需要继续打磨。修回日期中月份的“0”呢？修改之处标红，修回说明不要用表格呈现，直接置于文稿前即可。
作者修回说明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在百忙之中再次审阅本文，并提出富有价值和见地的修改意见及评论！我们对于您的宝贵意见和评论表示完全信服和无条件接受。您的意见和评论对于进一步提高本文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已经认真按照您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具体的修改说明如下（为便于阅读，下文中审稿专家的修改意见用黑体字标出，修改稿中所有修改之处用红色字体标出）。
回应1：感谢您的问题。经综合思考后，题目修改为“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研究”。如有不妥，我们继续思考修改。
回应2：感谢您的问题。我们对全文的文字进行梳理，将混用的问题进行了修改。
回应3：感谢您的问题。我们继续对“结论与建议”部分进行修改，以期达到期刊的出版要求。
回应4：感谢您的问题。我们将继续对文章中不规范、不学术的细节进行打磨。
第四轮审稿意见
同行评议意见2二审意见
建议：
1.在内生性部分，补充内生性检验，评估原始模型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
2.注重规范表述。例如，根据经验P值的结果发现，友好城市的建立对全部来华留学生规模和来华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显著性均在10%以上）。显著性均在10%以上的表述并不规范，应该为“显著性水平为10%”。
3.友好城市对不同地区留学生规模的差异化影响中，亚洲和非洲的影响很小，这一发现的解释仍然较弱，但又很重要，特别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在亚洲和非洲的影响力扩张很重要。建议作者增加针对性的分析，挖掘背后的原因，是信任水平不够还是其他原因，当然这只是一个建议。
审稿结论：可刊用。
编辑意见：请参考以上外审意见对全文进行修改完善，凡修改之处请用紫色字体标出。另请按照我刊近期刊发文献和投稿指南通修全文格式，保证全文格式的规范、统一。尽快修回，修回时请在文前附上详细的修回说明（需对外审意见以及编辑部意见进行逐条回复）。结论与建议仍需要加强，拉伸篇幅，提高建议的针对性和现实可操作性。
作者修回说明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在百忙之中再次审阅本文，并提出富有价值和见地的修改意见及评论！我们对于您的宝贵意见和评论表示完全信服和无条件接受。您的意见和评论对于进一步提高本文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已经认真按照您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具体的修改说明如下（为便于阅读，下文中审稿专家的修改意见用黑体字标出，修改稿中所有修改之处用红色字体标出）。
对同行评议意见2二审意见的回应
回应1：非常您抽出宝贵时间再次审阅我们的论文。判断是否存在内生性一般有两种方法：第一，从遗漏变量、度量误差和互为因果三个方面的理论分析后作出判断；第二，采用Hausman检验采用OLS和采用IV两种方法估计结果，看看后一种是否显著不同前者，则判断存在内生性。我们在文章中，仅采用了第一种方法进行判断。在您的问题指导下，我们增加第二种方法评估模型是否存在内生性。修改内容如下：
基于此，本文采用中国与生源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间长短作为工具变量来处理潜在的内生性，具体方法是将两个国家首对友好城市的建立年份减去两个国家建交年份的差再取自然对数（lnestdr）作为工具变量。两个国家友好城市建立的基础是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两国建立外交时间的长短是影响两个国家友好城市建立的重要因素，但是两个国家的建立外交关系只代表两个国家可以进行经贸往来，对两个国家互派留学生并无直接影响。因此，表5为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的结果。
在模型估计之前，我们采用Hausman对不采用工具变量和采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三个模型均显示采用工具变量的估计显著高于不采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显著性水平最小值为10%），说明原模型存在内生性。第一阶段估计结果表明，估计结果通过了弱工具变量（Cragg-Donald Wald F）和过度识别工具变量（Kleibergen-Paap rk LM）的检验，此时，F检验值（K-P Wald rk F statistic）为15，大于10，通过工具变量检验。建交时间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建交时间越长，中国与生源国建立友好城市的数量越多。从第二阶段估计的模型1的估计可以看出，采用工具变量后友好城市的建立对全部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系数为11.141；模型2显示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系数为10.804；模型3中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非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为9.072。综上所述，采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比前文的估计系数更高，说明没有处理潜在内生性的估计结果存在被低估的可能。
回应2：非常感谢您的问题。我们进一步地修改整篇文章的文字表达。（修改后标红）
回应3：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和建议。针对这部分内容，我们修改如下：
由于我国属于亚洲地区，因此，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自不同地区留学生的影响，也是存在差异的。本文将196个国家进一步细分为亚洲国家、非洲国家、美洲国家，以及大洋洲和欧洲国家四个部分进行地区异质性分析，表7呈现了估计结果。模型1至模型3为考察了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自亚洲国家的留学生规模的影响，显示的结果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第一，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较为复杂，亚洲国家又存在着复杂的民族以及宗教问题影响亚洲国家学生来华留学[36]，最终导致友好城市的建立对亚洲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二，本文变量选取的时间范围为2006—2018年，此时亚洲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特别中亚、南亚和西亚的小国家[37]，教育普及率并不高，出国留学的需求并不高；第三，在研究时间段内，中国的高等教育尚处于满足国内的高等教育需求阶段，对吸引国外留学生的宣传力度并不高，特别是针对中亚、南亚和西亚的小国家几乎没有留学宣传，导致该地区的学生选择到欧洲和美洲等国家留学，进而造成亚洲国家来华留学生的规模较小；第四，在研究时间段内，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亚洲国家为主，但是这些国家尚处于初步合作阶段，对于教育层面的深层次合作开展得并不多，最终影响亚洲国家来华留学生的规模。模型4至模型6分别考察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自非洲国家的留学生规模（包括学历和非学历来华留学生教育规模的影响），结果发现，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自非洲国家的非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是具有显著影响，原因可能是：非洲国家同中国建立友好城市之后，将会签订一系列关于经济、教育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这将促进当地经济和教育发展，并且随着友好城市的发展，进一步增强非洲城市对于中国的了解，提升对于中国的信任，因此友好城市的建立对非洲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具有正向作用；但是，一方面，由于非洲国家整体的经济基础较差，因此友好城市建设即便可以带来正向的作用也是较小的，即使建立友好城市，对其来华留学生规模和来华学历教育留学规模均不具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当中国政府与非洲国家建立友好城市之后，往往资助非洲国家的学生免费到中国进行短期留学教育，从而导致非学历教育留学生规模的增加。
对编辑意见的回应
非常您的意见和建议。在您的建议之下，我们进行了如下修改：
第一，积极推进友好城市的建立，充分发挥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促进作用。2019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让留学生出国留学动机下降，特别是在来华留学生规模并不稳定的情况下，受到疫情冲击更为明显。后疫情时代，如何激发留学生的留学热情，积极开展与友好城市交流或者建立友好城市可能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一方面，已经与国外城市建立友好城市的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当前友好城市关系，与友好城市订立一系列吸引海外学子来华留学的教育、经济等优惠政策或者是推进相关政策的贯彻落实，增加友好城市所在国家的中国高等教育宣传，吸引更多优秀留学生来华深造[12]；另一方面，城市国际化与人才国际化相互作用，人才国际化最终也会影响城市的经济、教育、文化发展[31]。各城市可以合理利用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协会这一重要的平台资源积极与国外城市进行磋商，抓住建立友好城市的契机，努力建设并维护跟其他国家城市的友好关系，多领域、多层次的开展两地的合作与交流，提升国外城市的来华留学生规模，推进城市的国际化和人才国际化建设。
第二，重视友好城市的建立对不同收入国家的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影响，合理采取差异化的友好城市政策来吸引来华留学生。不同国家的教育体制存在差异，海外学生来华留学的目的不一样[36]，需要采用友好城市的政策也应该具有差异性：来自高收入国家的来华留学生大多以接受中国的学历教育为目的，借助友好城市的建立加大对高收入国家关于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宣传，吸引更多海外优秀学子到中国深造；而低收入国家与中国建立友好城市主要是希望得到中国的援助，其留学生来华更希望能够得到政府奖学金[6]，通过友好城市的建立侧重于发挥友好城市的桥梁作用，让留学生更好的了解留学中国的奖金政策，促进更多学子到中国接受学历或者非学历教育。
第三，友好城市建立只是手段，提高对中国的信任水平才是吸引更多留学生来华深造的重要渠道。近年来，中国在各大重要国际会议、国际重要平台上展现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期望和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在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更是让其他国家和人民认可了中国的友好，提升了对中国的信任。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任水平增加是一个慢长过程，而建立友好城市是更为便捷、快速的方式让国外居民直接了解中国的某一个城市，进而了解整个中国，从而可以提高双方的信任[29]。各城市政府应该继续有效推进友好城市的发展，扩大友好城市的规模，双方可以在经济、政策、教育等方面制定出让双方均受益的政策制度，并且中国政府可以利用友好城市这一平台积极宣传中国的优秀文化、经济实力、政策发展等，也可以加强一些中国对这些友好城市的援助，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增加对中国的信任，扩大来华留学生的规模。
第五轮审稿意见
编辑意见
1.摘要需要扩充到500字以上，突出核心要点和创新之处。英文翻译需同步。
2.语言表述问题较多，请作者认真核对，逐字逐句，包括标点符号。如“截止2018年”应为“截至2018年”，同时，这个数据需要更新到2021年。慎用“着”“了”“过”等字。“非正式外交”的提法不太妥当。“友好城市”“友好城市的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的建立”等混用，请作者认真梳理。“促进更多学子到中国接受学历或者非学历教育”明显搭配不当。
3.结论与建议部分依然很空。文中提到“多领域、多层次的开展两地的合作与交流”，可以继续扩充，哪些领域和哪些层次，需要细化，且有操作性。“双方可以在经济、政策、教育等方面制定出让双方均受益的政策制度”，哪些政策制度？
请作者珍惜修改机会，如果修改不到位，将不再继续审稿流程。
作者修回说明
回应1：在修改稿中，我们将摘要扩充到500字左右，英文摘要也进行了修改。
回应2：感谢您的问题，的确在写作时口语化比较明显，修改稿中，我们进行了全面检查。关于友好城市的对数，我们这两天打电话获取的数据，所以返回耽搁了点时间。
回应3：感谢您的问题。修改稿中，我们对结论与建议部分再一次全面修改。
编辑部定稿会终审意见
编辑部会审意见：
会审同意录用稿件，但对政策建议第三条，建议参照一二条进行修改，确保句式一致（动宾结构），观点明确。
审稿结论：同意修改后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