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玉婷 汪雅霜 | 出国留学对博士研究生能力培养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Nature全球调查数据的分析
收稿日期:2023-04-03
修回日期:2023-05-24
终审日期:2023-05-24
录用日期:2023-06-21
袁玉婷 汪雅霜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出国留学对博士研究生能力培养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Nature全球调查数据的分析
摘 要: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大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不断深入、博士研究生国际流动规模日益扩大。出国留学博士生的能力培养情况成为高等教育领域中值得关注和探讨的话题。基于2019年Nature全球博士生调查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和分位数回归等方法研究出国留学对博士生能力培养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出国留学对全球博士生的学术能力培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该负向影响效应会随着博士生能力培养水平的上升而呈现出减弱趋势。相反,出国留学对全球博士生的通用能力培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正向影响效应则会随着博士生能力培养水平的上升而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分样本来看,在中国,留学博士生的学术能力培养情况较好,但通用能力培养相对不足。相反,在英国和美国,留学博士生的通用能力培养效果优于学术能力培养。另外,导师指导在博士生海外学术训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导师指导对博士生学术能力培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能够削弱出国留学对博士生学术能力培养的负向影响,但导师指导对博士生通用能力培养影响的主效应和调节效应均不显著。基于此,建议我国高校优化培养模式以提升留学博士生通用能力。博士生导师转变培养理念并制定针对性培养安排。留学博士生清晰自身发展定位并增强跨文化学习适应性。 关键词:出国留学;博士研究生;能力培养;倾向得分匹配法;分位数回归 |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2017年青年项目“江苏‘双一流’建设大学科研绩效评价与拨款机制研究”(17JYC002) |
一、引 言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关于出国留学对个体能力培养的影响,已有研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发现。一方面,不少研究肯定了出国留学对个体能力培养的积极作用。在学术能力方面,留学博士生能够广泛参与学术交流活动、与国外学术同行建立合作关系,在研究方法、合作意识、跨学科学术交流等科研能力上得到一定发展并促进科研成果产出。在通用能力方面,海外学习能够显著提升个体的跨文化技能、好奇心、灵活性、自信心及自我意识等五项技能,正向促进职业发展能力并扩大获得未来职业机会的可能性。同时,出国留学能够为学生第二语言习得提供良好学习环境,有助于学生发展多元文化技能,并对学生辨析道德和伦理问题的能力、沟通技巧、学业表现等方面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然而,也有研究指出国际流动对早期职业研究人员的知识生产能力影响微不足道或存在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一方面,由于出国留学的学生经历了社会资本的更新和社交网络的减弱,其学业表现和能力发展出现适得其反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和文化的差异性,留学博士生面临诸如课题和科研项目参与度低、文献阅读和论文写作困难、学术成果产量低等多重科研障碍,不利于学术能力的训练。还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外联合培养经历虽然能显著提升博士生国际期刊论文产出,但对其科研能力增值没有显著影响。据此,针对出国留学与博士生能力培养之间的关系,提出以下两条竞争性研究假设:
假设1:出国留学对博士生能力培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1a:出国留学对博士生的学术能力培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1b:出国留学对博士生的通用能力培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2:出国留学对博士生能力培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假设2a:出国留学对博士生的学术能力培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假设2b:出国留学对博士生的通用能力培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导师指导是影响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首要因素。导师在优化培养条件、注重人文关怀等方面的表现均对博士生科研能力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留学期间博士生可能拥有多名导师,而有研究发现导师联合指导对博士生的学术能力增值和跨学科能力增值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且效应大于单一导师指导。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3:导师指导在出国留学和博士生能力培养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假设3a:导师指导在出国留学和博士生学术能力培养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假设3b:导师指导在出国留学和博士生通用能力培养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三)出国留学对博士生能力培养的国别差异
有学者对英、美、法、德四国博士生培养模式进行分析,发现自13世纪博士学位诞生起,各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经历了由“教学型”向“研究型”的历史演变。20世纪以来,随着博士规模的扩张,各国又对博士生培养模式进行了改革,博士培养目标和类型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在招生方式、指导方式、修业过程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性]。也有研究发现,由于培养过程和环境的差异,中、美、英、德四国学术型博士生的求学动机对其学术志向变化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4:出国留学对博士生能力培养的影响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4a:出国留学对博士生学术能力培养的影响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4b:出国留学对博士生通用能力培养的影响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四)出国留学对不同能力群体的异质性影响
有研究发现,海外访学成效在不同学生群体之间存在差异,相比排名靠前的尖子生,排名靠后或不清楚排名的学生在海外学习中获得的学业成就更低。这可能是由于优等生本身学业能力和社会能力更为优秀,能从海外学习中收获更多学科前沿知识、方法和技术,促进其对学习收获方面的理解。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5:出国留学对不同能力培养水平的博士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假设5a:出国留学对不同学术能力培养水平的博士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假设5b:出国留学对不同通用能力培养水平的博士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五)文献述评
已有文献为探究出国留学对博士生能力培养的影响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和启发,但仍存在一定不足和可进一步探讨的空间。首先,已有研究对象多局限在某一国家或地区,缺乏全球性的样本数据,所得结果缺乏一定的稳健性。其次,已有研究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法或质性访谈法,所得结论存在一定主观差异性,需要使用更适切的统计分析方法来进一步检验出国留学与博士生能力培养之间的关系。最后,已有研究多使用科研产出来衡量学术能力培养情况,而通用能力则主要聚焦在跨文化技能方面,因此对留学博士生学术能力和通用能力培养的考察仍有待明晰。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2019年Nature全球博士生调查数据,该调查涵盖博士生个人背景、培养过程、学习满意度、学习收获、职业发展等多方面内容。调查有效样本共计6812人,包括亚洲1857人(占27.26%)、澳洲214人(占3.14%)、欧洲2487人(占36.51%)、非洲165人(占2.42%)、北美或中美洲1866人(占27.39%)、南美洲223人(占3.28%)。从国家来看,美国有效样本数最多,共1548人(占22.72%);中国有效样本数为765人(占11.23%)。从性别来看,有效样本中男性博士生有3332人(占49.47%),女性博士生有3404人(占50.53%)。
(二)变量说明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博士生的出国留学经历,依据Nature调查问卷中博士生对“你是否在你长大的国家攻读博士学位?”这一问题的回答,将其操作化为二分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本研究中出国留学的博士生约占36%,本国就读的博士生约占64%。
2.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博士生的能力培养,依据Nature调查问卷中博士生对“你所攻读的博士项目对你开展以下活动的能力准备程度如何?”这一问题的自评得分来衡量。自陈评价是一种间接评估学习结果的方法,反映博士生对博士项目所提供的支持性学习环境的主观感知,体现博士项目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博士生的能力发展期望;在当前“以学生为中心”的质量评估理念下,这可以视作是判断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尺度。该问题包含13个题项,依据已有研究将13个题项通过因子分析划分为“学术能力”和“通用能力”两大维度。将两大公因子维度所涵盖的题项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生成因子得分,并将其进行归一化处理和十进制转换,得到学术能力和通用能力的最终得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目前全球博士生学术能力均值为64.50分,通用能力均值为47.29分。
3.控制变量
已有研究指出博士生主体性因素和高校支持等交互性因素均有可能影响博士生的能力增值。因此,为减少遗漏变量偏差,本研究选取性别、年龄、读博动机、兼职情况、科研时间投入和所在国家等个体特征因素,以及导师指导、课程质量、学术发展支持、职业发展支持等培养过程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此外,考虑到全球调查中样本分布的地区差异,本研究对博士生所在大洲进行固定。即将亚洲设置为对照组,在模型中纳入其他5个大洲的虚拟变量,以控制博士生所在地之间难以观测的异质性。
表1 变量赋值情况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研究方法
1.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
2.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
由于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即处理组和控制组在接受干预之前在某些特征上就存在差异,导致两种结果不可直接对比。因此,本研究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进行效应估计。通过计算协变量对个体进入处理组和控制组中的影响,生成对应的倾向得分值,将得分接近的样本进行匹配,进而计算出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for the Treated,ATT)。
3.分位数回归
其中,Qτ则是在τ分位点上的博士生能力培养得分,理论上分位数回归可以估计任一τ∈(0,1)分位上的影响效应,本研究选择第20、40、60和80四个分位数作为回归样本进行估计,不同分位数下的回归系数βτ则表示出国留学对不同能力培养水平的博士生产生的影响。
四、研究结果
(一)OLS回归结果
1. 出国留学对博士生能力培养的影响
首先,在控制博士生个体特征、培养过程和所在大洲固定效应的基础上,分别以博士生学术能力和通用能力为因变量、出国留学经历为自变量,进行OLS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出国留学对博士生学术能力培养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β=-1.619,p<0.01),而对博士生通用能力培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β=2.474,p<0.001),研究假设2a和假设1b得到验证。
从个体特征来看,性别、兼职情况、读博动机、科研时间投入和所在国家等因素均会对博士生的学术能力培养产生显著影响;科研时间投入和所在国家对博士生的通用能力培养也具有显著影响。从培养过程来看,导师指导、课程质量和学术发展支持对博士生的学术能力培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职业发展支持则对博士生的学术能力培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课程质量、学术发展支持和职业发展支持均对博士生的通用能力培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导师指导的影响则不显著。
注:① 表中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标准误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② +p<0.1, *p<0.05,**p<0.01,***p<0.001,下同
2. 导师指导的调节效应
为进一步探究导师指导对留学博士生能力培养的影响作用,在上述OLS回归模型的基础上纳入“出国留学和导师指导”的交互项,结果如表3所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出国留学仍然对博士生学术能力培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4.085,p<0.05),而“出国留学和导师指导”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β=0.528,p<0.1),这表明导师指导在出国留学和博士生学术能力培养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即导师指导削弱了出国留学对博士生学术能力培养的负向影响,研究假设3a得到验证。在通用能力上,控制其他变量后“出国留学和导师指导”的交互项系数虽然为正,但在10%水平上不显著,即导师指导在出国留学和博士生通用能力培养之间不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研究假设3b没有得到验证。
表3 导师指导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3. 出国留学对博士生能力培养的国别差异
为探究出国留学对博士生能力培养的影响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选取中、美、英、德四个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在中国,留学博士生的学术能力培养较好(β=8.056,p<0.001),但通用能力培养相对不足。相反,在美国和英国,留学博士生的通用能力培养较好(β=4.379,p<0.001;β=3.511,p<0.1),但学术能力培养相对不足(β=-5.361,p<0.001;β=-4.785,p<0.05),结论与全样本回归一致。在德国,留学博士生的通用能力培养也优于学术能力培养,但系数在10%水平上不显著。可见,在不同国家留学的博士生能力培养情况存在一定差异,假设4、4a和4b得到验证。
表4 出国留学对博士生能力培养影响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注:回归中已控制其他变量,受篇幅所限,此处仅呈现回归系数和标准误
1. 博士生出国留学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Logit回归结果
表5 博士生出国留学影响因素的Logit回归结果
2. 平衡性检验和共同支撑假设检验
表6 平衡性检验结果
图1 共同支撑假设检验结果
3. PSM估计结果
在进行匹配质量检验后,采用近邻匹配法(1:1)、半径匹配法(0.01)、核匹配法和局部线性回归匹配法来估计出国留学对博士生能力培养的影响,结果如表7所示。可以看到,四种匹配方法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系数均具备统计学的显著意义,倾向得分模型具有稳健性。与OLS回归结果相比,出国留学对博士生学术能力培养的估计系数则仍然显著为负,但PSM估计结果的绝对值均小于OLS回归结果(β=-1.619)的绝对值;出国留学对博士生通用能力培养的影响则仍然显著为正,且PSM估计结果均大于OLS回归结果(β=2.474)。
表7 出国留学对博士生能力培养影响的PSM估计结果
(三)分位数回归结果
为探究出国留学对不同能力培养水平博士生的影响差异,进一步以博士生学术能力和通用能力的不同分位点作为因变量进行分位数回归,结果如表8和图2所示。可以看到,出国留学对各分位数水平博士生的学术能力培养仍呈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各分位数水平博士生的通用能力培养仍呈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研究假设5、5a和5b得到验证。具体而言,出国留学对博士生学术能力培养的负向影响效应会随着其能力培养水平的上升而呈现出逐渐减弱的趋势;出国留学对博士生通用能力培养的正向影响效应,则随着博士生能力培养水平的上升而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
表8 出国留学对博士生能力培养影响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运用自抽样法(Bootstrap)重复抽样1000次得到
图2 出国留学对博士生能力培养影响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五、结论与讨论
(一)出国留学对博士生学术能力培养的影响并未达到预期的提升效果
从全球样本来看,本研究的实证结果发现出国留学对博士生通用能力培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其学术能力培养并未达到预期的提升效果。这或许与当下全球博士教育的改革趋势有关。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博士教育与传统学术职业之间的联系正在逐渐“解耦”,其培养理念也逐渐由培养学者向培养各行业的精英转变。为了推进知识创新,就必须在博士生培养中加强学术领域之外的就业能力培养。为此,各国高等教育机构增设了大量培养可迁移能力的通用型课程,为博士生提供了丰富的通用能力锻炼机会。与此同时,非学术职业所面临的多元、复杂和强调可迁移能力的组织环境也逐渐开始形塑博士生群体的价值规范和能力准则,这使其在留学期间会更加注重对自身通用能力进行训练,以增强职业发展竞争力。而在学术能力培养上,留学博士生在参与海外学术训练以及与境外导师合作方面可能存在壁垒,导致其难以融入研究环境。另外,本研究的博士生能力培养是通过自评方式来衡量,根据社会比较理论,个体往往通过与周围他人的比较来开展评价,如果预期自己和上行比较目标不同时,就会产生消极的自我评价。在海外学术环境中,学术写作和教学实践假定为当地的语言文化知识容易让留学生产生脱离感,并觉得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被低估。由此导致的自我认同感不足也会影响留学博士生的学术投入和学术训练效果。
(二)出国留学对博士生能力培养的影响在中国和欧美国家之间存在差异
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在中国,留学博士生的学术能力培养较好,但通用能力培养相对不足。相反,在英、美、德为代表的欧美国家,留学博士生的通用能力培养优于学术能力培养。在通用能力培养上,英国博士生训练中心构建了研究与技能训练相平衡的培养模式,通过不同院系、院校和学术界内外机构的高度合作,为博士生提供实践性强、与工业界实际需求紧密联系的培养训练。美国留学教育也更加关注国际学生的社会发展与职业发展前景,以顺应时代发展需求。而我国博士生培养模式较为单一,博士生培养单位和工商业之间、研究者和研究成果的终端用户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对留学博士生通用能力训练不足。对于学术能力培养的差异,目前对留学博士生的响应主要为“单向”学习模式,即学生被期望符合西方文化的学习理念,这导致赴欧美留学的博士生在进入新的学术环境后经历着学习模式转变的艰难过渡,限制其学术能力培养效果。另外,欧美等国对留学生采取“严进严出”的教育政策,而我国留学生教育则以“宽进宽出”为主。因此,赴英美等国留学的博士生可能本身学术能力水平较好,海外博士项目对其而言较为容易,导致出现能力培养效果的“天花板效应”。
本研究的实证结果验证了导师指导对博士生留学期间的学术能力培养的重要作用,而对其通用能力培养的支持力度不足。一方面是由于导师能够为博士生提供学术知识积累、科研能力训练和技术资源层面的指导,而在学术以外的职业发展方面经验有限,或认为自身不具备该方面的指导能力,导致博士生难以从导师那里获得充分的通用能力训练机会。另外,学术界的导生关系存在一种“克隆”现象,即博士生导师往往倾向于为博士生的学术职业生涯做准备,将学术文化规范传递给受训者,这有助于博士生培养学术能力并促进自身专业化进程。
六、启示与建议
(一)我国高校优化培养模式以提升留学博士生通用能力
本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与欧美等国相比,我国在保障留学博士生通用能力培养上仍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对于我国高校而言,为适应当今全球博士教育改革发展理念和博士就业的多元化需求,需要逐渐转变传统以学术训练为主的单一化博士培养模式,将通用能力培养纳入来华留学教育目标和体系之中。可以通过加强校企联合、打造项目式课程等方式,构建起科研训练与职业发展相平衡的培养模式,为留学博士生提供更广阔的通用能力锻炼机会,促进其知识生产和科技成果转化,进而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
(二)博士生导师转变培养理念并制定针对性培养安排
博士生导师是保障博士生能力培养质量的关键角色,而本研究发现目前导师指导存在“失衡”现象,即更加注重对博士生的学术能力进行训练,而对其通用能力培养的支持力度不足。因此,博士生导师也应转变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下“培养学者”的理念,切实了解博士生职业发展取向并制定针对性的培养安排。对于具有较高学术动机、以进入学术职业为志向的留学博士生,境外导师需要注重引导其适应并融入海外学术训练环境,为其提供充足的科研参与和学术训练机会;而对于以非学术职业为志向的留学博士生,导师也应尊重其发展意愿,并依托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项目保障对其通用能力的培养。
(三)留学博士生清晰自身发展定位并增强跨文化学习适应性
由于出国留学对博士生学术能力和通用能力培养存在不同影响,因此,博士生在出国留学之前需要清晰自身留学目标和未来发展定位,提前了解海外博士项目培养模式,据此合理调整海外学习重点、寻求相关资源和能力锻炼机会。另外,由于海外学习环境的文化差异性,加之与当地学生的社会上行比较,留学博士生易对自身学术能力培养产生消极的评价和体验。因此,博士生在留学期间需要激发自我发展动机并提高自我认同感,通过主动参与多元文化交流活动、积极寻求境外导师和所在机构的社会支持,来增强自身跨文化学习适应性。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着以下几点不足:首先,以博士生的自陈评价来衡量其能力培养情况,可能会因学生主观性认知误判而导致测量结果与真实情况存在差异。其次,囿于数据可得性,本研究仅对不同国家博士生能力培养情况进行异质性分析,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针对不同高校、学科的博士生群体作更细致的分析。另外,本研究采用PSM方法估计出国留学对博士生能力培养的影响效应,但受数据可得性所限,无法控制博士生家庭背景、以往教育经历及博士所在高校等前因变量,对倾向得分的计算有一定偏差。因此,未来研究可以采用纵向评估的方式,同时结合更为客观标准的能力测评工具,追踪博士生出国留学前后的能力水平变化,进一步提升学习质量评估的客观性、有效性和价值性。
作者—编辑—同行评议意见
第一轮审稿意见
作者回应:感谢专家修改意见。本研究主要从高等教育机构、导师和博士生三方主体出发提出相应的策略建议。针对研究策略稍显薄弱和缺乏新意的问题,修改稿在结合本研究数据结果和研究发现的基础上对该部分内容进行了完善。
首先,在高等教育机构方面,删除“高等教育机构秉持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推动全球各地人才流动和资源共享,凝聚集体智慧共同促进科学领域的知识生产和问题解决”这部分与研究发现关系不大且表述过于宽泛的内容。结合结论与讨论部分中提到的博士生在出国留学过程中实际可能面临的困难,提出了一条新的策略建议——“从本国视角出发,重视和加强对博士生语言表达、跨文化交流等国际化能力的培养,为其出国留学打下坚实基础;并通过提供出国留学资助、规范留学项目申请流程、完善留学过程保障等措施降低博士生的海外学习成本,使其能够更加充分地投入到博士项目的学习中,以此保障海外学习质量。”
其次,在导师指导方面,本研究发现导师指导能够削弱出国留学对博士生能力培养的负向影响;加之考虑到境外导师在博士生留学期间所起的关键作用、以及留学博士生的特殊需求。因此,在修改稿的策略部分更加突出强调导师对留学博士生的指导和支持,建议导师从“构建良好互动关系、加强人文关怀和认可、帮助其融入海外学术训练环境”等方面加强对其的指导和支持。
最后,在博士生方面,本研究发现留学博士生的学术能力培养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因此,针对此点结论发现并结合留学博士生这一群体的特征和需求,研究策略从“提升自我认同感、加强海外学习适应性”“明确自身发展定位”和“融入国际学术训练系统”等角度出发,为保障博士生出国留学质量提供相应的可行建议。具体而言,修改稿在原文的基础上增加了最后一点的内容,即“对于留学博士生而言,在海外学习期间应积极开拓全球化学术视野,主动融入国际学术共同体;注重学习国际主流学术系统中的知识生产范式、加强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训练,真正从国际流动中获得高质量的能力培养。”
这是一项很有意义与意思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需要注意的是:
1.结构上前后文呼应问题。文献综述,尽量按照学术能力和非学术能力来分开综述。同样,假设3的异质性,文献更多的是从时间、投入等方面来展开,和研究假设(能力的异质效应)的提出之间并不匹配。另外,结论和摘要里都有导师指导的作用,但并无研究假设,后文数据分析的重点也不在此。
作者回应:感谢专家修改建议。根据专家意见,本研究在文献综述部分进行了修改完善:首先是对已有文献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和分类,将出国留学对学生学术能力和通用能力培养的影响分开综述,并增加了几篇文献;其次,对于假设3的异质性,本研究通过寻找更多聚焦能力异质效应的文献,但发现较少研究直接聚焦这一方面;但是有研究发现出国留学对不同学业成绩群体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而学业成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个体能力培养情况方面的差异。因此,修改稿根据所收集的文献对该部分内容进行完善,主要是删去与该部分研究假设内容无关的文献,增加体现能力异质效应的文献,并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4、4a、4b(原假设3、3a、3b)。另外,针对“结论和摘要里都有导师指导的作用,但并无研究假设”这一问题,修改稿在文献综述部分加入“导师指导对博士生能力培养的影响作用”的相关内容阐述,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3、3a、3b(将原来的假设3调整至假设4);基于此,在研究模型中加入了“出国留学和导师指导”的交互项,以及研究结果部分加入了导师指导的调节效应数据结果分析,并根据结果发现对结论与讨论部分的相应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
基于二手数据,作者希望能够确定出国留学对博士研究生能力增值的影响。然而,受限于二手数据,作者使用了“你所攻读的博士项目对你开展以下活动的能力支持程度如何?”自陈评价来衡量其能力增值情况,这存在很大的问题。首先,何为能力增值?所使用这个数据我不认为是能力增值,而是博士项目对个体发展的支持程度。其次,基于学生自评数据的能力增值评价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争议(详见 卢瑶,张青根,沈红.基于学生自评数据的能力增值可靠吗?——来自归因理论的解释[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11):78-88+95.)。因此,由于数据可得性,生搬硬套地用这些题项来作为能力增值的代理变量已然决定这篇文章是有问题的。
作者回应:感谢编辑意见。已按照编辑部要求对稿件全文进行了阅读,并对语言表述、段落结构和图表标识进行了相应的检查和修改。
第二轮审稿意见
文章整体行文比较规范,研究设计较为完整,但研究结论及启示基本上均为常识性结论,相关结论即使不看此文,也大致能知悉,作者需思考怎么提升文章的创新性,改后重审。
为提升和突显文章的创新性,修改稿首先在文献述评部分对已有研究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和评价,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三个方面找出已有研究在“出国留学对博士生能力培养的影响”这一问题上的局限之处,并据此进行本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设计,尝试由此做出一定创新和贡献。其次,在结论与讨论部分,修改稿对本研究的部分结论表述进行了修改和补充,通过与已有研究“对话”的形式,来对比本文所得结论与已有研究结果的差异和创新之处;并据此对本文研究结论进行原因探讨和解释,为后续深入研究留学博士生能力培养问题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价值。最后,在启示与建议部分,修改稿在本文研究发现的基础上,结合留学博士生可能面临的现实问题和需求提出了一些更为具体可行的建议,如“高等教育机构创新博士培养方式、导师加强对博士生通用能力培养的支持、留学博士生积极融入国际学术训练系统”等,为改进博士教育相应培养环节、提升留学博士生培养质量提供一定的参考。
作者回应:感谢编辑意见。已按照外审意见和编辑部要求对稿件全文进行了修改完善,并按照期刊相关投稿要求对全文格式进行了检查和修改。
编辑部定稿会终审意见
研究结论过于简单且有违常识,建议细化,分维度(如国别、学科、高校、专业)进行分析,并精炼说明性文字和图表。
请用修订模式返回。
审稿结论:修改后再审。
作者回应:感谢专家修改建议。针对此条意见,为检验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同时丰富研究结论的内涵和意义,修改稿在原文的基础上,进一步选取中国、美国、英国和德国四个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样本回归,以探究出国留学对博士生能力培养的国别差异。选取这四个国家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美国、英国和德国是目前国际学生的主要接收国,而中国一直为主要的国际学生输出国,比较其留学生能力培养情况,对于我国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其次,有研究指出当前博士生培养理念已发生转变,各国的博士培养模式也存在一定差异性,因此从具体国家出发研究出国留学对博士生能力培养的影响,有利于借鉴个别国家博士培养的优势经验。最后,这四个国家在Nature数据库中样本量较大,能够保证研究结果的统计功效。
具体修改之处:首先在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部分,增加了第三部分“出国留学对博士生能力培养的国别差异”,基于已有文献内容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4、4a、4b。接着,在实证结果部分增加“出国留学对博士生能力培养影响的分样本回归结果(表4)”,结果发现:在英国和美国,留学博士生的通用能力培养效果更好,而学术能力培养效果较低,与全样本回归一致。而在中国,出国留学对博士生学术能力培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其通用能力培养的影响并不显著。然后在结论与讨论部分,结合各国博士培养模式和留学生教育政策,对留学博士生能力培养的国别差异进行原因探讨和阐释。最后,基于本研究结果发现,在启示与建议部分,增加了一段对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博士生培养的政策建议。
会审建议,请将论文文字压缩到12000左右会审建议,请将论文文字压缩到12000左右。
审稿结论:修改后录用。
作者回应:感谢专家修改建议。修改稿已按照要求将论文压缩至12600字左右。
文字编排:张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