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人对海洋动物毛皮的迷恋撬动北太平洋的全球化

本文作者王华教授

编者按

本文原题为《经济全球化视野下的近代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全文3万字。为方便微信阅读，请作者删减为1万字，并改为现标题。

北太平洋海洋动物毛皮贸易是1785年—1832年间出现在北美西北海岸和中国之间的特定贸易类型，它以海獭、海豹等海洋动物毛皮为主要货品，以美国贸易商主导的跨洋运销为路径，属兴起中的国际自由贸易条件下的转口贸易。该贸易以中国市场为中心，以欧美商业资本为核心驱动力，并以资本扩张竞争条件下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为特征，经历了初兴和发展、鼎盛、平稳衰落、迅速消亡四个阶段。其骤兴与快速发展主要是奢侈性消费影响下中国传统市场需求和近代欧美资本的世界扩张相结合所导致，其衰落则首要归因于资源过度开发导致的资源消失。海洋动物毛皮贸易不仅对北美西北海岸地区和各贸易参与国家和地区产生了直接影响，而且造成了更宏观的经济政治影响：它是全球贸易网络的最后一块关键拼板，北美太平洋海岸、夏威夷和中国之间直通贸易线的出现，以及新三角乃至多角贸易的形成，促进了近代世界贸易新体系的构建，推动了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进程。

海洋动物毛皮；美国对华贸易；太平洋贸易；近代世界贸易体系

18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上半叶，欧美国家在“贸易帝国主义”的驱动下，以清帝国的庞大商业市场为中心，寻找和拓展商机，在既有的欧洲和东方海上贸易网络基础上，进而开辟出直接联通东亚（中国）和北美的北太平洋国际贸易，基本完善了近代世界贸易体系架构。近代太平洋国际贸易在1830年代以前的兴起和发展，是以中国市场为轴心，以对华贸易为主体，其荣衰沉浮随该市场和贸易的变化而动易。从贸易所涉的进出口两端来看，中国外销部分无论是贸易额还是商品种类均相对较为稳定，茶、丝/丝绸、瓷器等占据主体；销入中国市场的商品贸易额则呈逐步增加态势，商品品类也变化剧烈，西洋参、毛皮、檀香木、鸦片、棉花等在不同时期大致交替出现，各自经历盛衰。作为早期跨太平洋对华贸易的重要货品，毛皮称得上是推动该贸易形成的最关键因素。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此的重视度并不高，迄今只有少数论著有所论及。本文欲对1785年—1832年间北太平洋地区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概况进行梳理，辨清其兴衰、特点、原因和意义。

埃里克· Ｊ． 多林著《毛皮、财富和帝国》 

一、跨太平洋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初兴

海洋动物毛皮贸易是近代北美毛皮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国际分销体系的一个分支形态，特指18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上半叶北美太平洋海岸（广义上的西北海岸，北起阿拉斯加，南到加利福尼亚）与中国（广州）之间的动物毛皮跨域运销活动。就贸易的品类而言，主要是西北海岸出产的海獭皮和海豹皮。就贸易的形态而言，在路线上表现为跨越大洋和洲域的长途购/捕、运、销，并间以三角甚或多角贸易，广州所代表的中国市场是毛皮的集中销售地。该贸易发生于欧洲重商主义衰落和国际自由贸易兴起的大背景下，以追逐商业利润为目的。在基本特征上，呈现明显的中国市场导向、欧美贸易商主导、资本投机以及激烈的贸易垄断权争夺倾向，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全球扩展的重要表现形式和内容。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出现，主要得益于三个关键性条件的具备：中国市场对毛皮的巨大需求和高利润率；西北海岸海洋动物毛皮资源的商业性开发；太平洋探险的完成和海路的开辟。

海獭

中国庞大的皮货需求市场和高利润率，为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兴起和繁荣提供了前提条件。明清以降，中国对外贸易整体呈现出口大于进口的特征，对外来贸易品的需求多集中在不能自产或自产数量有限的奢侈品原料。对西方贸易商而言，如何找到适合中国市场的贸易商品，平弥双方进出口贸易上的严重失衡，始终是首要问题。奢侈品消费市场就是这一时期留给他们的有限的贸易空间之一。毛皮作为中国社会传统的奢侈生活品类，市场需求持久不衰，因此孕育出巨大的商机。清初，“尚裘之风”兴起，毛皮在中国市场上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价格因此高居不下。拥有高等毛皮及制品与否，拥有数量之多寡，亦成为官民公开或私下显示身份地位的手段。优质毛皮及制品成为高等级阶层或所谓“上流社会”的专有品，被赋以了特定的社会文化意义，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和一种文化符号。由于元狐、貂等毛皮制品在规制上受到严限，为避免僭越，一般官富就从未列入规制名录的毛皮身上打主意，经由中俄恰克图贸易流入的外来高档海洋动物毛皮遂成为他们竞相追逐的对象。

康熙朝以来，俄罗斯享藩国贸易待遇，主要以官方商队形式来华贸易，海獭皮和海豹皮已在贸易品之列。1728年，恰克图互市开通，并在1750年代后成中俄贸易最大集散地。毛皮是该市场上最大宗的货物，即便英国等国也将部分从欧洲市场运出的毛皮经此销进中国。西北海岸海洋动物毛皮的开发，最先也要归功于俄国人。早在1741年，俄国人白令在探险中，于亚洲东北太平洋岸的一个小岛上宰杀一批海獭并于次年售往中国。中国市场对海獭皮的庞大需求和蕴含的巨大利润商机由此被发掘，1742年也因此成为北太平洋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纪元年。1743年—1800年间，俄国毛皮商先后进入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18世纪末俄美公司成立，集中经营北美西北海岸的毛皮贸易。1790年代之前俄国人销往中国的海洋动物毛皮均经由恰克图贸易，海獭皮和海豹皮成为中国市场广为接受的毛皮新品类。然而，官富对皮货的狂热追求，致使毛皮价格暴增，恰克图毛皮贸易的有限性已远不能满足日益上升的需求，外来毛皮市场迅速拓宽。到1780年代，这一高利润市场终于向欧美商人主导的国际贸易市场敞开大门。库克船队在广州的一次海獭皮交易，彻底改变了对华毛皮贸易的历史。

马国贤著《清廷十三年》

太平洋探险和海路的开辟，为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实现提供了贸易路径，并成为贸易兴起的直接诱因。1778年—1779年，詹姆斯·库克船长北上探寻“西北通道”，最终将业经其他探险先行者、贸易商初步开拓出的纵横跨越太平洋的航路确定下来，太平洋东北海岸和西北海岸从此进入西方人的视野。库克船队曾在温哥华岛、阿拉斯加海岸和阿留申群岛多次与印第安人实物贸易，以低廉的成本换取到约1 500张毛皮。1779年12月底，库克船队的船员在广州将所获毛皮以高价售出。记载此事的库克和金日记于1784年在欧美出版，引发商界的骚动，几乎在两地同时促发投身北美西北部毛皮贸易的热潮，海洋动物毛皮贸易也就此开端。1785年初，英属东印度公司授权几艘英国贸易船从事西北海岸毛皮贸易，更多的英国船只则绕过东印度公司，冒他国名义参与贸易。到1788年初，已有近十艘英国船投身该项贸易。法王路易十六则派出拉佩罗斯赴太平洋探险，以借此拉动法国商人介入太平洋商务活动。美国商人是另一群积极的参与者。1783年，曾随库克船队参加第三次太平洋探险的约翰·利雅德在费城出版自己的航海日记，最早将海獭皮贸易的商业前景介绍给美国人，引发新英格兰商界的关注。利雅德本人十分看好西北海岸与中国间的毛皮贸易前景。为此，他游说费城大亨罗伯特·莫里斯给予他支持，未能取得希望的结果。但莫里斯等人从中发现了开辟对华贸易的新商机，促成1784年“中国皇后号”的中国之行，由此开始了中美之间的直通贸易。继而，利雅德又赴巴黎会晤了托马斯·杰斐逊，寻求支持和帮助。尽管杰斐逊的帮忙也没有给利雅德带来新的机会，却对今后几十年美国太平洋扩张意识和战略的形成带来了直接的影响。而与此同时，西北海岸和中国广州之间的海洋动物毛皮贸易业已开始运行。

英国人是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真正奠基者。最早完成西北海岸毛皮对华海运贸易的是英商詹姆斯·汉纳。1785年，他率船在温哥华岛西海岸的努特卡湾收集了560张毛皮，于次年销至广州。此后的一段时间，英国人成为西北海岸至广州间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主力。紧随英国人之后，美国商人也迅速介入此项贸易。1787年，波士顿商人约瑟夫·巴瑞尔与其他几个商人联合出资，购置两艘商船，分别由约翰·肯德里克和罗伯特·格雷指挥，赴西北海岸从事海洋毛皮贸易。1788年—1789年，两艘船在俄勒冈至夏洛特皇后群岛一线海岸收集海獭皮。1789年6月，格雷带领“哥伦比亚号”取道夏威夷航抵广州。他带去的海獭毛皮卖了21 404.71元，刨去成本之后，用剩余利润购置了2.2万磅茶叶。在返回美国时，格雷选择了绕道好望角横穿大西洋的路线，在1790年8月回到波士顿。由此，格雷不仅最先开拓了美国对华毛皮贸易，而且成为完成环球航海的第一个美国人。他辟出的这条贸易线路，也成为此后许多美国商人的选择。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全面开始。

《库克船长的环球航行》

二、早期竞争与美国夺取贸易的主导权

海洋动物毛皮贸易所具有的高利润回报率特征，导致它从兴起伊始就进入多国竞争的状态，俄、英、法和美是最主要的四个竞争者。就竞争过程来说，历经从俄国的陆路毛皮贸易主导向陆、海贸易并行、从英国人短暂主导向美国人实现垄断的演变。

新开辟的从太平洋东北部直通中国广州的毛皮贸易路线，打破了俄国人在对华毛皮贸易上的垄断。1785年之前，恰克图通市几乎是中国外运毛皮的唯一来源。然而恰克图贸易并不稳定，1728年—1792年间恰克图曾遭闭市12次。1785年的闭市更长达近7年，直接引发了中国毛皮供应趋紧，从而为西北海岸海洋动物毛皮的海运进入提供了契机。俄国人作为西北海岸毛皮贸易的重要参与者，不仅最早占据了阿拉斯加地区的海洋动物毛皮资源，而且在毛皮搜集方面经验丰富，养成了阿拉斯加印第安人的毛皮贸易意识，并在勘察加人和阿留申人当中训练出一批猎捕者。这保证了俄国人即便在美商牢牢把控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时期，依然可凭借捕猎优势在货源供给上占有一隅之地。然而，航海能力的不足，可用于与印第安人交换毛皮的物资的不足，缺乏政府的帮助，以及清政府禁止其广州通商等因素，大大制约了俄国人在参与海洋运输方面的可能性。在整个海洋动物毛皮贸易时期，俄国人不得不主要依赖恰克图贸易向中国输入毛皮。

在一定意义上，跨太平洋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发生可以被视为英国北美毛皮贸易和对华贸易的自然延伸，是为增利目的随机补充进的品类，不具备足够的稳定性，并且极其单一，甚至没有与其他贸易线路联通实现贸易互动，在英国对华整体贸易中的影响比较小。这也成为限制英国大幅扩展贸易规模的重要原因。英国对华贸易的垄断特征则是导致其海洋动物毛皮贸易发展受限的另一个关键因素。18世纪，英属东印度公司垄断了经好望角的东西方贸易，整个美洲西海岸的贸易则由南海公司独占，两公司都没有大规模直接从事跨洋毛皮贸易的动力。1785年以来参与该贸易的基本以英国小贸易商（散商）为主。因为对华海洋动物毛皮正好兼跨两公司的垄断性业务，若要以正常贸易形态进行，其他英商的参与必须经过两个公司的许可，向两公司上交不菲的费用，遭其盘剥。为此，英国的毛皮贸易散商竭尽所能规避控制，悬挂他国旗帜是最常见的手段，还有一些船只采用在一家公司取得许可而逃避另一家公司抓捕的方式。后来的发展证实，正是英属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的垄断，成为英国最终失去海洋动物毛皮贸易主导权的最大因素。

Walter R. Borneman著《Alaska: Saga of a Bold Land》

从1785年海洋动物毛皮贸易兴起至1793年，是英国主导该项贸易的时期。1785年—1787年，所有贸易船只都来自英国，1788年后才有少量他国商人介入。英国对毛皮贸易的主导主要通过本国散商，它在北美的两家大型贸易公司哈德逊湾公司和西北公司，尽管早就在北美毛皮贸易中占尽优势，却一直局限在陆地毛皮贸易，基本不参与西北海岸的海洋动物毛皮购销。所以，在贸易垄断的影响下，英国的海洋动物毛皮贸易不仅难以实现规模的有效扩张，而且还呈日渐萎缩的趋势。与此同时，1788年至该世纪末，西、美、俄、法等国不断挑战它的贸易主导权，形成多国贸易竞争的态势。西班牙虽在客观上影响到了英国毛皮贸易的扩张，但由于更关注领土主权，并没有拓展其毛皮业务，更没有向西北部伸进，故此未对英国贸易主导权带来实际的威胁。俄国参与竞争主要是对货源开发和货源地的控制，鉴于英国在贸易中并不直接从事毛皮捕猎，所以俄国人的竞争也构不成严重威胁。法国虽介入很早，但兴趣主要就是殖民地的开拓，加之1789年后就陷入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海外商务发展几乎停滞。美国人就不同了，他们是英国贸易独占权的最大挑战者和最终的胜利者。1793年，英国在海洋动物毛皮贸易中的优势已经不明显，美国人则迎头直上，最迟在1801年，美国已经实现了对该贸易的完全垄断。

美国之所以能够从竞争中胜出，有多方面原因。在外部因素上，除英、俄、法、西等国的自身原因制约甚至削弱了其竞争力外，1790年代以后欧洲战事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美国人的成功，还与其特有的经营方式和条件息息相关。首先，美国并不存在对外贸易的垄断，企业和个人均享有自由参与外贸并平等竞争的权利。基于重商主义传统和观念，美国官方也对海外贸易拓展持支持态度。此外，在毛皮贸易的进程中，美国政府先后与法国、西班牙、英国和俄罗斯解决了涉及西部和西海岸的领地权和贸易权问题，对美商从事海洋动物毛皮贸易起到了保障和推动作用。其次，美国商人自身的能力素质、投入度和灵活的经营方式发挥了更关键的作用。投身西北海岸毛皮贸易的美商主要来自新英格兰，尤以波士顿为主。他们出色的海上贸易能力，把握商机上的敏锐性，勤俭的本性，以及灵活的经营头脑，保证了他们从竞争中脱颖而出。在毛皮搜集环节，他们能尽可能及时把握需求变化，同时注意搜集跨地域的需求共性，寻找相对稳定和高价值需求的交换品，并及时互通信息，有效提升了群体竞争力。在贸易模式上，美国商人一般采用三角贸易，即新英格兰—西北海岸—中国—新英格兰贸易方式，共发生三次采购，三次销售，以充分保证单次贸易行程在利润收益方面的最大化。美国商人还懂得变通，不放过一切可能的获利机会：常与他国商人合作；把价值略低的海豹皮也纳入贸易，将檀香木作为毛皮贸易的附属货源；扩大货品搜集的地域范围至整个北美西海岸，甚至远及南美西海岸和太平洋岛屿。借助于此，美国商人不仅迅速取代英商主导了海洋动物毛皮贸易，并且将这一垄断性地位保持到1830年代初。

James R. Gibson著《Otter Skins, Boston Ships, and China Goods: 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 1785-1841》

三、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基本运行模式

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属转口贸易，其贸易模式也具有相对的特殊性。毛皮的采集主要由印第安人完成，他们与欧美贸易商完成第一次交易。中国则提供需求市场，是毛皮的终端销售地。美国为主的西方贸易商发挥主导作用，把控了购、运、销三个环节，是其中最积极的能动性因素，也是整个贸易的驱动者。

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毛皮以海獭皮和海豹皮为主。海獭皮在从亚洲海岸的勘察加到阿留申群岛、阿拉斯加，再到今天加拿大西部的哥伦比亚河河口、温哥华岛，以至加利福尼亚海域，都有广泛分布。海豹分布的范围更广，除上述地区外，南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等都有资源分布。正是海豹毛皮贸易的存在，使美国毛皮商的足迹跨出西北海岸，并对美国向南美海岸和太平洋其他地区扩展商务起到推动作用。此外，河狸皮、河獭皮、狐狸皮以及其他陆地杂皮，也是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补充品类。由于毛皮资源获取的相对不稳定性，贸易商还在从事毛皮贸易的同时不断开发其他适合中国的高利润商品，作为毛皮贸易的补充。檀香木贸易就是毛皮贸易的附生和附属部分，并曾一度出现反客为主的现象，对填补毛皮贸易的空窗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Dorothy Shineberg著《They Came for Sandalwood: A Study of the Sandalwood Trade in the South-West Pacific, 1830-1865》 

毛皮的来源，除在勘察加、阿留申和阿拉斯加等俄控地区主要由俄国人雇用的阿留申人等直接猎捕外，欧美毛皮贸易商的主要货源特别是海獭皮基本来自印第安人部落。在北起阿拉斯加南至加利福尼亚的漫长海岸线上，印第安原住民部落用矛、箭等原始武器，在海边捕获海獭，剥下毛皮，以部落（村落）为单位，与白人贸易商交易，换取铁棒、铜片、镜子、朗姆酒、枪支弹药等物品。贸易船在到来后，会在离岸一定距离的海面上停泊，放三声枪，提醒岸上的印第安人可以进行交易。交易时，往往是由酋长或女人出面沟通，谈妥后用独木舟将毛皮送上船完成交割。绝大多数贸易商到一个地方收集毛皮不会超过三次，加之海上贸易的逃脱方便性，白人毛皮商并不注意与印第安人维持良好关系，经常在交易中使诈，还不时与之发生冲突，甚至制造大屠杀。在贸易的中后期，为减低成本，美商在加利福尼亚以南地区一般以自行捕猎方式获取海豹皮。

海洋动物毛皮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必须通过广州（澳门）口岸，在“广州体制”下运行。一般来说，毛皮船先到澳门，向同知衙门申请印照，由引水官导至黄埔，通过行商，在粤海关缴纳归公、进口规银和按货价计算的3%的行用，然后交易。道光朝以前，“中国和外人在广东的贸易，只准以货易货，不准用钱”。毛皮贸易自然遵循此例。但在实际运行中，毛皮销售环节的现银交割也适度存在。在定价方面，市场供求的波动对其影响很大。总体而言，价格高低与市场上皮毛数量的多寡有直接关联。整个毛皮贸易时期的总趋势是先降后升，短期内也会涨落频繁。贸易时机、行商定价的自主性和随意性、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恰克图通市的影响等，都是导致价格短期变动的因素。

在船只选择上，最初十年中，英商多采用两三百吨以上的中大型帆船。美商占据主导后，更愿意采用两百吨以下的小型帆船。1815年以后，船只小型化更普遍。船只以三桅横帆船最常见，双桅横、纵帆船也很多，一般都外包铜皮、铁皮，船上尽可能配备“风枪铜铳弩矢”，以防印第安人、英法私掠船和海盗的袭击。

 梁廷枏著《粤海关志》

美商开辟的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线路主要有三条：一条是从新英格兰出发，经合恩角进入太平洋北上，直达西北海岸收集毛皮，经夏威夷前往广州，再从广州西行印度洋绕好望角北上，行经欧洲海岸，西越大西洋返回新英格兰；第二条是从新英格兰绕合恩角抵达西北海岸，经夏威夷到广州，再绕合恩角返回新英格兰；第三条是从新英格兰东行横跨大西洋，沿西非海岸绕好望角入印度洋，经东南亚北上西北海岸，再返回经夏威夷至广州，交易后原路返回新英格兰。第三条线路最安全，但路程最长，采纳者不多。前两条线路，经行合恩角虽比较危险，但线路短，省时，故此更受青睐。尤其是第一条线路，成了美国海洋动物毛皮贸易中最常见的贸易路线。因海洋动物毛皮贸易还形成了所谓“扬基人著名的三角贸易”甚或多角贸易。贸易线路的固定和丰富化明显延长了毛皮贸易的单位周期。早期从事毛皮贸易的美国商船完成一次三角贸易所需时间在19个月—23个月，1802年以后，美国毛皮贸易商完成一次贸易通常都要三年以上。

海洋动物毛皮贸易还有一个模式特点：从事该贸易的商船和商人更迭频繁，往往完成一两次贸易后就退出，少有能长期坚持者。主要原因是投资成本和商业风险过大。这也是海洋动物毛皮贸易虽看似繁荣却一直没有太大扩张的重要原因。

David Lavender著《Land of Giants, The Drive to the pacific Northwest》

四、美国主导下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兴盛与速衰

1801年—1829年是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主要发展期，美国毛皮商占据了绝对的垄断地位。19世纪伊始，北太平洋海洋动物毛皮贸易在美国毛皮商的主导下进入鼎盛，延续至1813年。受第二次美英战争的影响，贸易业务曾一度衰退。战争结束后，从1816年起，对华毛皮贸易一定程度上恢复，但兴盛程度已远不及战前。进入19世纪30年代，北太平洋海洋动物毛皮贸易呈现断崖式衰败，1832年以后近乎消失。通过美国对广州贸易的皮货数量的整理，可以更直观地看出这一盛衰特征。

1804年—1812年间，美国向广州输入海獭皮数量每年都在近万张以上（表一，从略）。最多的一季（1805年—1806年）达到17 445张，价值为296 565元—331 455元。海豹皮均有更大数量销售，除1809年—1811年两季外，每年输入数量都在10万张以上。海豹皮销售额大致与海獭皮销售额齐平甚至超过后者的情况，在这段时间里共有5年。其他时候海豹皮销售额也相当可观，是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重要支撑。1804年—1807年的高峰期，海獭皮和海豹皮的年均销售额约为80万元。1804年—1812年美商共计销入广州海獭皮107 308张，海豹皮1 045 297张，销售总额达约420万元，其中海獭皮约220万元，海豹皮约200万元（表2，从略）。此阶段毛皮贸易的繁荣，与美国毛皮贸易商在西北海岸积极开拓，获取了充足的货源密切相关。

Frederic W. Howay编《Voyages of the Columbia to the Northwest Coast 1787-1790 and 1790-1793》

1813年—1829年间，美国售往广州的海獭皮和海豹皮数量均有较大幅度下降。其中1813年—1815年逢美英战事，贸易衰减明显。战后，毛皮贸易恢复，但盛景已过。此时期海獭皮年销售量一般在1 000张—4 700张之间，15年间销售总量为41 588张，不及鼎盛期9年的一半。海豹皮年销售量在1万张—11万张间大幅波动，多数时候为2万张—5万张。15年总销量是649 870张，为海獭皮数量的15.6倍。按市场价格折算，海獭皮价值在160万元，海豹皮价值约250万元。海豹皮实际已经占据此时期毛皮贸易的主导。与1804年—1812年相比，此阶段毛皮贸易在销售额上相差不太大，主要是因为销售价格的上涨，毛皮数量的下降已经很明显。毛皮贸易已经进入衰落期，只不过趋势还算平缓。1830年以后，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基本走向终结。1832年，随着美国商人基本从西北海岸毛皮贸易中退出，北太平洋地区的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画上句号。

北太平洋地区的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衰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的来说，这种基于奢侈性消费风气、依靠对天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支撑起来的贸易，是断难持久的。一俟资源耗光，就会迅速走向衰亡。具体而言，该贸易的衰落直至消亡主要可归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货源的匮乏以至断绝。毋庸置疑，海洋动物毛皮贸易在西北海岸的海獭和海豹资源日趋减少之后就开始衰落了。其次，在毛皮贸易吸引力下降的同时，檀香木、棉花、鸦片等其他高利润对华贸易类型的出现，也分流了很大一部分毛皮贸易商。再次，还有比较性市场的竞争因素，主要来自欧洲毛皮市场。1820年代，欧洲市场对海獭皮等贵重毛皮有很大的需求，而且价格可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毛皮逃离对华贸易。

西北海岸与中国间的毛皮贸易虽在1830年代初整体衰落，却并未彻底消失。美国基本退出该贸易后，英国商人再次参与并很快接替了美国。只不过，海洋动物毛皮已经不是英国贸易的重要类型，它转而主要从事陆地动物毛皮的对华运销。

各种尺寸的海豹

五、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影响和意义

1785年—1832年间的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是近代欧美重商主义、自由贸易和殖民扩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所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所有涉入该贸易的国家和地区，都因之发生了或深或浅的改变。它对世界贸易体系结构和经济一体化的促进性影响，更是值得关注和分析。

西北海岸地区因毛皮贸易而发生巨变。首先，印第安人的社会生活形态因毛皮贸易遭到改变，一种畸形的对外“开放”随之发生。其次，毛皮贸易初步奠定了欧美人和印第安人之间长期对立和对抗的基础。第三，因为对海獭、海豹等的滥捕滥杀，最终导致这类海洋动物资源几近灭绝，地区生态环境因此遭到严重破坏。第四，由于毛皮贸易，这个曾被白人“暂时忽视”的地区很快成为列强殖民争夺的目标，其被欧美殖民者瓜分的命运被最终确定。中国是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非主动参与者，尽管对贸易的存废本身很重要，但相较而言受到的影响和改变不算大。毛皮贸易在整体对华进口中占比有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宜夸大。充其量，海洋动物毛皮贸易最大程度上填补了中国市场对毛皮奢侈品的庞大需求，保证了毛皮贸易得以有效运转下去。毛皮贸易也跟檀香木贸易、鸦片贸易等一起，对182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中白银流入比例的下降发挥了直接作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入超格局也逐步被改变。另外，在毛皮等各类贸易的冲击下，“广州体制”的弊端愈发暴露，世界自由贸易发展趋势与清政府闭关锁国之间的矛盾愈益激化，从而预示和推进了1830年代末的政治巨变。对英国而言，鉴于其在对华贸易的传统领域基本处于垄断性地位，海洋动物毛皮贸易并没有对它的外贸格局和经济利益带来明显影响。尽管如此，英国商人在海洋动物毛皮贸易中的失败表现，也还是暴露了其传统东方贸易体制中的垄断性经营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国际外贸发展形势。1834年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的被取消，不能不说有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一定贡献。毛皮贸易对俄国的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它直接促进了俄国对阿拉斯加的殖民占领和开发，并进而试图南下谋夺更多的地区，还因此引致与美国、西班牙等国的殖民争端，对俄国19世纪上半叶的太平洋战略影响深远。

Ann M. Carlos、Frank D. Lewis著《Commerce by a Frozen Sea: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European Fur Trade》

受海洋动物毛皮贸易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海洋动物毛皮贸易被视为美国在太平洋海岸“经济帝国主义”的表现形态之一。客观地说，毛皮贸易在美国对华贸易总值中占比很小，在美国对华出口中的占比基本维持在3%—5%之间（表3，从略），因此纯就经济利益而言，对美国对外贸易和整体经济的影响甚微。但数字不能解释问题的全部，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意义主要不在短期的经济效益，而是它对美国国际贸易结构转变和政治发展的长效性影响。美国以商业立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正急于开拓欧洲之外的贸易市场。毛皮贸易对于这一目标来说是一剂强心针。米尔斯甚至认为它“为新英格兰后来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毛皮贸易稳固了由“中国皇后号”开辟的中美直通贸易，使美国有机会逐步摆脱对欧洲和西印度群岛贸易的单一性依赖。它还“使美国商人能在对华贸易中与他国商人成功竞争，并发展起中美之间存续良久的友好关系”。正是在对华贸易稳固之后，美国逐渐开始了它从大西洋贸易向太平洋贸易的重心转移。海洋动物毛皮贸易还对美国西进运动和太平洋扩张带来了直接影响，它促成了美国在太平洋利益的提升，进而推动美国寻求太平洋上的扩张，并逐步追求自由贸易，推行“自由贸易帝国主义”，一步步建立其在太平洋的主导地位。美国的远西部探险、俄勒冈争夺、加利福尼亚的获得、对夏威夷的扩张，甚至“天定命运”论的兴起，都与该贸易密切相关。

本文作者近著《夏威夷近代社会转型研究，1778-1854》

海洋动物毛皮贸易也更新和巩固了新大陆与东亚的贸易线，涵盖全球的多维环状经贸网络才得以基本构建成功。截至1780年代之前，两个重要的地缘政治经济地区，即东亚“旧大陆”与美洲“新大陆”之间的直通贸易线只有西班牙人开发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航线。该航线尽管缔造了世界最早的环状贸易通道，却并没有促成北美西海岸的现代经济开发，以及北美西海岸地区与东亚之间的常态化直通贸易，北太平洋地区尚未被纳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世界性贸易网络和全球贸易体系的构建还未真正完成，或者至少可以说，世界贸易体系的太平洋板块还没有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补上了这一块短板，打通了北美西海岸与中国间的直接贸易线，并将这条贸易线与东亚—欧洲—美国东海岸的传统贸易线连接起来。这一多维全球经贸网络一旦基本成型，就展现出不竭的生机和活力，不仅对19世纪中期以后整个太平洋地区人员、物资、文化的广泛交流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推动，而且也给世界经济和政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影响。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作者：王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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