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对安东尼·瑞德等学者关于东南亚“贸易时代”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借鉴年鉴学派和世界体系理论的相关论述，分析在“漫长的16世纪”和“早期近代世界”中东南亚的历史发展所具有的世界意义，以及全球经济体系如何推动了当时东南亚的整体化发展，进而对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方法与世界体系理论的整体结构视角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年鉴学派；世界体系理论；东南亚的“贸易时代”；安东尼·瑞德；漫长的16世纪；区域研究

　　［作者简介］庄礼伟，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刊载于《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6期。 

　　在马六甲，有一座著名的荷兰红屋（The Stadthuys），它大约建成于荷兰殖民时期的1650年，现为马六甲博物馆，展览马六甲王朝以及葡萄牙、荷兰、英国统治马六甲时期的历史文物。荷兰曾在17世纪称霸东南亚，但值得一提的是，这所建筑虽然以荷兰风格为主，却也渗入了中国文化的元素。1650年，东南亚现存最早的华人寺庙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建成。1650年，郑成功在厦门建立抗清基地，此事得益于郑氏家族在中国东南沿海活跃的海上贸易。1650年前后，荷属巴达维亚像1500年的马六甲那样，成为亚洲商业网络中的枢纽港市。1650年，一些新的建筑、新的事业在这一年诞生。　　

　　但是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研究欧洲史时，把1650年视为“漫长的16世纪（1450—1650）”的落幕时间[1]。“漫长的16世纪”是欧洲扩张并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奠定基础的重要阶段，后因欧洲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所形成的“17世纪危机”而告终。事实上，随着“漫长的16世纪”的终结而终结的，还有本文所论及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　　

　　澳大利亚的东南亚史学家安东尼·瑞德（Antony Reid）借鉴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历史观和世界体系理论学派的观点，于1988年和1993年先后出版了《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的第一卷和第二卷[2]。他关于东南亚的“贸易时代”的论述，也反映在他撰写的《剑桥东南亚史》第一卷[3]（英文版首版于1992年）第八章“经济与社会变迁（1400—1800）”，以及他在2015年出版的《东南亚史：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4]一书等著述中。本文拟对安东尼·瑞德等学者关于东南亚在“贸易时代”的历史发展所呈现出的整体性与世界性特征及这些特征的基本动力的论述，进行梳理和评价，进而探讨年鉴学派和世界体系理论的整体结构视角在地区社会、地区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东南亚的“贸易时代”　　

　　在《东南亚的贸易时代》第二卷的序言中，瑞德认为东南亚的“贸易时代”肇始于1400年前后，并在1570年至1630年这段时间达到巅峰，“虽然该时代的脉络直到17世纪中叶仍然清晰可见，但贸易时代象征性的转折点是1629年，而到了17世纪80年代，这一时代才在剧痛中终结。”[5]他在《剑桥东南亚史》第八章中也写到：1400—1630年是（东南亚的）经济扩张时期，东南亚在这一时期成为异常活跃的世界贸易体系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其自身）随着把新的商业技术和社会态度结合起来而发生迅速的变化，例如这一时期东南亚社会形态的世界化特征：“华人、印度人和阿拉伯商人在东南亚的海岛王国成家立业并长期定居下来”[6]。在《东南亚史：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一书中，瑞德认为，漫长的16世纪是世界许多地方商业化、参与全球互动的一个关键时期，但对东南亚来说，这个时期尤其关键，这一时期便是东南亚的“贸易时代”；在这一时期，东南亚的城市和产出，都是为了面向世界而存在的；“作为催生现代性和全球市场的坩埚，东南亚在世界历史中曾扮演了一个非常核心的角色”；瑞德认为，在“漫长的16世纪”（大约从1480年到1630年），东南亚获得这个核心角色不是因为其人口（那时东南亚占全球人口比例远低于今天它占全球人口10%的这一比例），而是因为它的海洋区位优势以及它生产的香料。对于世界许多其它地方来说，这是一个其经济进入贸易化和全球互动的关键时期，对于东南亚来说尤其如此，这就是它的卓越的“贸易时代”[7]。瑞德的《东南亚史：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是被当作一本历史教科书来出版的，尽管要对东南亚历史的方方面面做出均衡的论述，但关于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仍是其中最出彩的内容，展现了作者在经济史方面的娴熟功力，关于这一时代的研究也是他最为出色的学术贡献之一。　　

　　瑞德描述了东南亚贸易时代的交换形式和地理格局：东南亚从印度进口棉布，从美洲和日本进口白银，从中国进口铜钱、丝绸、瓷器及其他制成品，而东南亚的输出品则包括胡椒、香料、香木、树脂、虫胶、玳瑁、珍珠、鹿皮，以及越南和柬埔寨出口的蔗糖。在此期间，东南亚诞生了一系列贸易中心，如勃固、阿瑜陀耶、金边、会安(海铺)、马六甲、北大年、文莱、巴赛、亚齐、万丹、扎巴拉、锦石和望加锡等等；直到欧洲人控制的桥头堡(如1511年以后的葡属马六甲和1571年以后的西属马尼拉，特别是1619年以后的荷属巴达维亚)建立并逐渐取代这些城市在远程贸易中的关键地位之前，它们都是风下之地经济生活、政治权力和文化创新的中心[8]。这种海上明珠链一般的多元贸易格局在17世纪中叶被欧洲殖民者摧毁，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完成了对马鲁古香料贸易的垄断之后，东南亚多元化、自由化贸易格局沉寂和众多港市活力、影响力衰退。　　

　　瑞德所论述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的起止年限（15世纪至17世纪中叶）与史学界所说的“漫长的16世纪”（15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大体相近，这两者间的关系也是他相关著述的一个重点。　　

　　关于“漫长的16世纪”，沃勒斯坦（Wallerstein）曾论述说：什么是16世纪？历史学中的世纪不一定就是年代学中的世纪。他采用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的看法：“我们的16世纪分成两个，第一个始于大约1450年，结束于大约1550年；第二个同样始于大约1450年但延续到1620年或1640年”。沃勒斯坦认为历史学中的世纪的起始年代基于不同国家评估这个世纪的不同视角，但是若把欧洲视角的世界经济当作一个整体来看，1450—1640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间单位，在此期间，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生成了，诚然，用布罗代尔的措辞来说，这个世界经济是“巨大而又薄弱的”[9]。　　

　　尽管“漫长的16世纪”薄弱的世界经济体系并不能为所有地方带来繁荣，但处于东方海洋十字路口的东南亚有着优越的结构性条件，这使得它在当时的全球贸易扩张中能够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东南亚是连接日本、中国、印度、中东和欧洲等重要市场的交通枢纽，其热带气候下盛产的丁香、胡椒、肉豆蔻等自从古罗马时代和汉朝以来就受到东西方市场的欢迎。安东尼·瑞德认为，“漫长的16世纪”的全球经济持续繁荣不仅影响了欧洲和地中海东岸地区，也影响了中国和日本，也许还有印度，其中东南亚地区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援引布罗代尔的观点说，胡椒、丁香和肉豆蔻这些远程贸易的最重要商品(除金银外)直接促进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形成，而这些商品均产于东南亚[10]。因此，东南亚一方面受世界市场的影响，世界经济体系塑造了这一时期东南亚的本土历史；但另一方面东南亚也在“漫长的16世纪”中扮演了推动全球历史进程的关键角色。这种相互关联是世界历史的整体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案例，同时也是“世界体系的存在早于资本主义时代”这一非欧洲中心论的重要例证。　　

　　事实上，东南亚之所以能够在“漫长的16世纪”全球贸易扩张中扮演重要角色，不仅是因为其地理位置、气候及产出这些因素，还由于当时的东南亚沿海港口城市在贸易制度、社会形态上已经具有先进性、世界性的特质。例如信用制度为东南亚的贸易带来了便捷和保障，商人们通过契约把商品装在他人的船上运送并托管给他的代理人，而他作为商人随行，也可以支付一定的酬劳来委托给押运人；来自印度商业阶层的经纪人也活跃于东南亚的贸易网络中，他们开出的信用证可以在另外一个城市包括马六甲、万丹和亚齐等港口兑换现金[11]。东南亚的港口城市数量众多，它们主要是通过实行开放制度和提供良好的商业服务来获得贸易机会，这些地方的人口也是高度世界化的。例如1511年的马六甲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其主要居民有爪哇人、南印度人、古吉拉特人、占婆人、他加禄人以及来自亚洲各个港口的人[12]。因此作为东南亚主要商业语言的马来语，也就具有了混杂特征，例如马来语“资本”（modal）一词源于泰米尔语，而其他一些概念如“破产”（muflis）和“高利贷”（riba）等则源于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法典[13]。当时东南亚贸易中使用的货币也是多样化的。　　

　　值得一提的是，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不仅表现在远程贸易上，当时东南亚区域内的贸易也很活跃，体现出合理的分工与相互依赖。例如当时马来商业世界的首都马六甲基本不生产大米，每年从爪哇进口50-60艘船大米，还从暹罗和勃固（下缅甸）分别进口30艘船大米[14]。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一书中也提到了当时东南亚的这种区域内贸易，他写道：印尼及其邻近地区的劳动分工和贸易模式是由三个相互联系的轴心组合起来的──海岛和半岛之间的短程贸易；与印度和中国、日本、琉球群岛之间的地区贸易；与西亚、欧洲和美洲的世界贸易。弗兰克援引相关史料说：印度尼西亚贸易的核心事实是，胡椒产自苏门答腊、马来亚、西爪哇和婆罗洲；香料（丁香、豆寇和豆蔻衣）则只有在东部摩鹿加和班达群岛才生产；爪哇生产大米、盐、腌鱼和各种食品，还生产棉花、棉线和纺织品。⋯⋯爪哇的大米和其他产品被爪哇商人和船主运到苏门答腊，换取胡椒和其他外国商品。他们把胡椒运回爪哇，并运到巴利，再用它收购巴利的棉织品，因为香料群岛对这种棉织品有很大的需求。最后，爪哇人带着大米和其他爪哇产品、巴利的棉织品以及印度纺织品、中国瓷器、丝绸和小钱币航行到摩鹿加和班达。⋯⋯印度尼西亚贸易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海岛间贸易与国际贸易交织在一起[15]。　　

　　与当时东南亚的这种区域内贸易相关的一个因素是马来语的通用语地位。在东南亚的许多主要贸易城市，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阶层都能说马来语，即使他们的血统可能是爪哇人、孟人、印度人、华人或菲律宾人。瑞德写到，商业、技术和其他领域的几百个马来语词汇被他加禄语所吸收；人们开始用马来语的kompong(“村庄”)一词来称呼柬埔寨的主要贸易中心；越南语中采用了诸如cù-lao那样的词汇(源于马来语的pulau，意为“岛”)。同样，在勃固，甚至在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欧洲人也注意到马来语词汇的流行，诸如amok(猛攻)、gudang(仓库)、perahu(小船)和kris(短剑)等等，好像它们本身就是当地词汇似的[16]。可以说，当时的东南亚已经在进行一场小型的“全球化”，其商业文化的混杂性特别明显。而这种“全球化”的驱动因素既来自内部也来自外部，特别是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之后，那里已经高度世界化的马来商人很快在爪哇、望加锡、柬埔寨、暹罗、文莱以及马来半岛其它港市等许多地方安家立业，并且创建了更多新的贸易中转站。葡萄牙人不经意间推动了商业层面上的东南亚区域整体社会的形成。　　

　　东南亚的“贸易时代”还具有鲜明的“早期近代”特征。施诚在《全球史中的“早期近代”》一文中说，大多数史学家认同“1500—1800 年”为世界历史上的“早期近代”；杰瑞·H. 本特利（Jerry H Bentley）认为，早期近代世界的主要历史内容是三种全球化: 第一，到达世界各海港的海上航线网络的形成; 第二，全球生物物种的交流; 第三，为全世界生产、分配、消费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形成[17]。史学界的“早期近代”基本上是以欧洲历史为着眼点的,但从上述东南亚贸易时代的事实来看，“早期近代”并非欧洲独有的现象。与世界体系理论新派人物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的观点类似，安东尼·瑞德认为东南亚的“早期近代”诸要素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已形成了，并不是欧洲触发了这一伟大的进程[18]。

中国与东南亚共同的“贸易时代”　　

　　东南亚之所以在15-17世纪中叶拥有亚洲贸易枢纽地位，是与中国因素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中国与东南亚共享了一个“贸易时代”，进而言之，中国的历史与东南亚的历史有着难以分割的整体性特征，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在民间社会层面，则共享着更多的经济与社会生活。　　

　　在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中国是东南亚的一个重要海外市场。由于中国的巨大市场需求，东南亚的一些沿海邦国得以兴旺起来。当然，来自阿拉伯、南印度的商船也是这些地方繁荣的重要原因。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已经形成了亚洲内部的远洋贸易网络。在香料贸易方面，中国自唐宋以来就一直有成熟的直接前往马鲁古群岛的商船航线，是那里香料产品的最大买家。　　

　　安东尼·瑞德注意到中国政经形势与对外政策的变动，往往会直接对东南亚产生牵动。他在论及亚洲海洋市场的一体化时写到：南宋（1127—1279）由于失去了北方首都和经由中亚的主要的陆上西向贸易路线，对南方的海路贸易联系倾注了空前的关注；东南亚的水路运输水平也由于中国船舶加入该地区的贸易网络而获得提高。瑞德认为，中国是公元1000年至1600年东南亚转口贸易体制之所以存在的主导外因；宋朝的繁荣和技术进步很快波及大越国，后者迅速开始模仿它的北方强邻；尽管明朝政府在其头一个世纪里（从1368年开始）禁止私人贸易，但规避政府禁令的漏洞比比皆是且不断增加；难怪1468年马六甲苏丹宣称：所有邻海的土地都已结成一个整体[19]。　　

　　瑞德评论说，如果必须界定东南亚“贸易时代”的起点的话，那么由郑和率领船队在1405年首次下西洋就是最佳选择。毫无疑问，郑和下西洋刺激了东南亚对中国市场的商品生产⋯⋯郑和下西洋也可能导致印度胡椒树传到苏门答腊北部，从而导致了随后为中国市场而生产的东南亚胡椒产量急剧增加⋯⋯阿瑜陀耶、马六甲、巴赛、文莱、锦石和淡目这些贸易城市早期的繁荣都部分归因于15世纪早期中国船队在这些地方停泊贸易[20]。瑞德还认为，中国的郑和船队参与推动了伊斯兰教成为东南亚贸易圈里的主导宗教，郑和与他的许多高级军官都是云南穆斯林，许多滞留东南亚的船队官兵融入了东南亚海港中的世界主义的穆斯林社会，而不是东南亚内陆的印度教─佛教─泛灵论社会[21]。同时，也正是经由郑和船队的活动，中国与东南亚的相互了解也更加清晰起来，由此也促进了东南亚的海岛邦国对中国的所谓“朝贡贸易”。事实上，滞留东南亚的郑和船队官兵多在当地经商，他们有可能成为“朝贡贸易”的直接策划者和推动者，推动了一个有东方特色的地域贸易圈的形成。　　

　　不过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和史蒂文·托皮克（Steven Topik）在《贸易打造的世界：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1400年至今）》一书中强调的是朝贡贸易的文化与政治意义。该书认为，通过和朝贡使团交换礼物，中国皇帝确认那些邦国国王是当地的统治者，但同时明确了在中国与这些邦国的关系中谁才是更高的统治者；这些外国使者，即便他们本人就是国王，也必须在中国皇帝面前鞠躬，但中国皇帝并不会鞠躬还礼；同时，双方交换的礼物具有高度的象征性，特别是中国皇帝回赐的礼物往往是文雅和文明的象征：书（特别是儒家经典）、乐器、丝绸、瓷器、纸币等等。这些礼物对于朝贡国的统治者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他们可以把这些礼物再分赐给他们的臣民以示关照；统治者同时也借此提醒当地精英，自己与向全世界宣化礼教的天朝有特殊联系，从而强化了他们的权力。因此，这套制度的设计和基本动力来自对文化、政治、身份地位的关注，而不是对利润最大化的关注。不过彭慕兰和托皮克也承认这套制度也确实带来了实际的贸易繁荣，例如暹罗扩大朝贡贸易、运送大米到广州的“文明行为”受到了清朝的表彰（清朝把这视为一种政治忠诚），但这也有利于降低中国南方的粮食价格[22]。可以说，对于同一个“朝贡贸易”，双方的统治者和民间的初衷是不一样的，统治者着眼于巩固政治权力，民间百姓希望获得利润和舶来品，双方的合力打造了一个持久的地域贸易圈。　　

　　在面向中国市场方面，当时东南亚各个邦国之间还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包括使用外交手段。瑞德注意到，为了扩大对华贸易，爪哇在明朝初期积极主动、频频来贡，以至中国朝廷在l443年和1453年两次致书，明确要求爪哇国王减少朝贡次数。15世纪后半叶，尽管中国方面态度日趋冷淡或不胜其烦，但暹罗和马六甲仍然坚持朝贡，这使得它们代替爪哇成为东南亚对中国贸易的主要中心[23]。这说明当时东南亚的商人群体是成熟的、专业的和极富“心机”的，他们是朝贡贸易体制的重要创建者，而激烈的贸易竞争则是贸易体制创新的重要动力。当时的东南亚也可以说是一个贸易制度创新的中心，这也是它成为东西方贸易“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的重要原因。　　

　　1430年后，周边国家与中国的朝贡贸易大幅下降，此前明朝已迁都北京。瑞德认为，中国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客观上也帮助东南亚获得了当时世界经济的枢纽地位[24]。总体来看，当时东南亚仍然处于全球制造业结构的低端地区，它的功能是向中国和欧洲出口农业初级产品；但另一方面，它处在东西方市场的中间点上，良港众多，且奉行自由、开放的贸易政策，能提供良好的港口服务，因此成为全球商业网络的十字路口；因为季风因素，东南亚也成为远洋贸易的中继站，进而许多东西方之间的商品是在东南亚易手，这也使得中国商船无需前往更远的南印度和中东。　　

　　当然，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也得益于“漫长的16世纪”的全球贸易扩张，在这一时期不仅中国，日本、印度、欧洲对东南亚的胡椒、丁香的需求都大幅扩张，而美洲和日本的白银适时地爆发性输出，使全球物价水平普遍上涨，以贸易为经济支柱的东南亚深受其益。　　

　　长期对东南亚贸易繁荣给予支持的重要外部力量除中国之外，还包括中东的伊斯兰教商业势力，特别是在提供经济政治制度的保障方面。彭慕兰和托皮克论述说，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形成与7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有关。当穆斯林占领了拜占庭帝国的大部分领土之后，他们颁布规则让贸易可以照常进行，昭告伊斯兰教将保护地中海与印度洋这两个世界之间的贸易通道；从中东到印度，穆斯林建立的帝国的松散统治有利于贸易扩展，只要交纳贡品，各地的统治者大可自行其是，大多数统治者也允许持各种信仰的商人自由往来于各个港口（不搞宗教战争和意识形态大战）；在埃及的犹太教堂发现的一批当时的犹太商人书信显示，一个犹太家族公司在印度、伊朗、突尼斯和埃及拥有分公司；伊斯兰商人还把中国的造纸术带到欧洲，把在欧洲已经失传的希腊医药带回欧洲。彭慕兰和托皮克还写到，那时战争虽多，但多局限于陆地，海洋始终是开放的；商人们若是在一个商港遇到麻烦，可以很快转向另一个商港；海盗虽然也多，但也在可控范围内；商人们按族群或宗教联合起来建立保险金来赎回被绑票的商会成员[25]。　　

　　可以说，在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穆斯林帝国的范围内，在这个世界主义的世界里，商人们可以走遍天下，织构起横跨东西方的世界经济体系。穆斯林帝国和穆斯林商业网络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比东南亚更大的枢纽作用，它们在全球层次上的商业航线与贸易规则方面，都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给予了强大的制度供应和政治保障。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穆斯林帝国是比东南亚更为宏大的“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

贸易时代对东南亚本土社会的塑造　　

　　东南亚在全球历史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的“贸易时代”，也是东南亚受全球历史进程影响甚深的一个时期。安东尼·瑞德在其主编的《早期近代的东南亚：贸易、权力与信仰》一书中提到，在全球贸易成就非凡的15-17世纪，东南亚扮演了关键角色；另一方面，东南亚也深远地被“漫长的16世纪”所导致的全球贸易扩张所影响。⋯⋯世界其它地方导致资本主义转型的一些因素，例如贸易加速、交易的货币化、城市的成长、资本的积累、社会功能的专业化等等，在“漫长的16世纪”中也都出现在东南亚。特别地，东南亚在信仰和文化领域的变化更加巨大，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成为东南亚海岛地区的主要宗教[26]。瑞德论述说，连通东南亚水域的航路在1300—1500年间大规模地、复杂化地发展起来，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这一时期的地区权力从热衷建筑庙宇的农业王国，转移到由伊斯兰教和小乘佛教主导的航海贸易中心。14世纪和15世纪初沿着贸易线路兴起的贸易邦国包括：孟族控制的南缅甸的勃固，泰族地区的大城府，作为柬埔寨新中心的金边，巴赛，阿鲁，马尔代夫的巴罗斯，巴邻旁，海峡地区的马六甲，锦石，贾帕拉，厨闽（Tuban）, 爪哇的万丹，文莱，宿务，马尼拉，特尔纳特,班达等等。东南亚的“贸易时代”就是由一系列以贸易立国的邦国所主导，其中最成功者成为依靠新式舶来武器而迅速获得扩张的“火药王国”，成为本地区支配性的政治势力，它们受惠于高度组织起来的转口贸易体制[27]。　　

　　在15-17世纪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东南亚也是当时全球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权力中心从旧式农业都市转移到以贸易为基础的新兴城市。瑞德论述说，凭借对湄南河的控制，阿瑜陀耶王朝得以在贸易和外交上大显身手，并于1432年摧毁吴哥，使这个万寺之城遭到遗弃；此后柬埔寨的新都不是选在原来纵横交错的农业灌溉工程附近，而是建在了洞里萨湖和湄公河的交汇处，离今天的金边不远，该地是中国商人和日本商人聚集的主要贸易中心；在整个15世纪中，孟族港市勃固也是盛极一时，与缅甸内陆地区的凋敝、战乱形成鲜明的对照[28]。这些贸易邦国往往是“文化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那里的居民血统驳杂，以经商致富的共同价值观作为全民团结的纽带；那里的共同价值观事实上也包括一定程度的世界主义，有利润的地方就是商人们和水手们的效忠和安居之所。　　

　　瑞德认为，贸易时代的东南亚最明显也是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宗教和思想领域，各种宗教徒在虔诚信仰方面的变化几乎是永久性的[29]。至于宗教上的改宗动机，瑞德认为普遍与贸易因素有关，在16和17世纪，就像在后来的20世纪那样，人们意识到今非昔比，必须寻求新的信仰才行；精灵崇拜的原始信仰体系不易携带，信仰者一旦离开他们所熟悉的地域，就只能听任完全陌生的精灵摆布，而且这些精灵又控制在他们的敌人手中，他们不得不经常返乡祭祖，因此那些为了贸易、战争、经营经济作物以及服侍新主人而远离村庄的人需要一种普世灵验的信仰[30]。只崇拜真主的伊斯兰教便是这样一种便于携带的“商人宗教”，为贸易时代频繁流动的人口提供了信仰服务，而这些流动人口（商人和船员）的各种神奇创富故事和强势力量，也使得土著居民乐于跟随他们的信仰。　　

　　贸易时代东南亚社会的变化是多方面的。随着东南亚富裕程度的提高，对耐用品、奢侈品的进口也在增长，例如印度的布料比当地的布料更受欢迎。此外，以丁香、胡椒为代表的经济作物也被推广到从未种植这些作物的偏远地区。政治上多样性、开放性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大批富有的商人（包括外来的商人）夺得权力，成为一些港市邦国的国王。　　

　　将东南亚本土社会与历史的变化与世界体系中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联系起来，使得对前者的研究有了更多的新视角。李塔娜（Li Tana）提到，近代越南的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安东尼·瑞德，他的“贸易时代”概念启发了一代年轻学者；瑞德将近代东南亚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重塑了东南亚研究，特别着力于观察贸易在东南亚史中与权力、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说近年来越南研究学界或多或少地打破了“统一的越南，村社的越南，儒家的越南，革命的越南”的神话和刻板印象的话，那么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瑞德为开拓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提供的武器和框架。李塔娜本人也曾在瑞德的启发下，对17 世纪东京（越南北中部）的海外贸易和本土社会变化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31]。　　

　　贸易时代的落幕也深刻影响着东南亚的历史。彭慕兰与托皮克论述说，虽然葡萄牙人尝试垄断印度洋到东南亚的贸易，并严厉处置那些冒犯其垄断目标的商船，但葡萄牙人无法真正统治广阔的海洋。在15世纪40年代，亚齐苏丹在印度商人的帮助下，重新建立了通向红海的贸易航线。16世纪末，葡萄牙人占领的马六甲受到穆斯林邦国的反复围攻，这背后得到了土耳其人的支持。但不久，更强大的外敌到来了，他们是荷兰人和英国人。到17世纪初，葡萄牙的亚洲帝国衰落了，但重商主义时代、贸易大战、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就在此时开启了它们的序幕[32]。尽管葡萄牙人在16世纪初进入了东南亚，但当时东南亚贸易的统治权仍是分散的，这有利于贸易的自由发展和本土港市邦国的发展。而在经济和军事力量上更为强势的荷兰人进入东南亚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瑞德在讨论东南亚的“贸易时代”的落幕时写到，1600年以后，进出口的持续扩大伴随着本地贸易中心在军事上的一系列挫败，其中包括1599年勃固与1620—1625年间爪哇港口的毁灭、荷兰人1621年对盛产肉豆蔻的班达岛的占领，以及1629年马六甲和巴达维亚决心驱逐欧洲人计划的惨败；“鉴于贸易指数在1630年前后的下滑，我认为将l629年看作贸易时代的转折点最为合适，虽然这个时代最后直到17世纪80年代才在痛苦挣扎中结束”[33]。17世纪东南亚众多本土贸易中心被摧毁的结果，虽然有利于荷兰在该地区的贸易垄断地位，但同时也阻碍了本土社会广泛的商业化、城市化等多个进程，侥幸被保留的一些港市沦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下属商业码头，东南亚许多沿海地区退回到自然农业状况，原先聚集的城市人口也流散了，与此同时，一些内陆农业国家的权力增强了。　　

　　当然，17世纪中叶东南亚的“贸易时代”落幕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荷兰人在东南亚的军事胜利与商业垄断，也和全球性的“17世纪危机”有关。瑞德论述说，在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中国经历了饥荒、人口缩减和内部分裂的剧烈动荡，最终导致了1644年明朝的覆灭和清朝的兴起；在17世纪20至50年代，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和土耳其都卷入破坏性的内战，后三个国家同时失去了他们昔日在世界上的繁荣和地位；在经历了“漫长的16世纪”物价长期上扬之后，全球谷物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开始下跌[34]。也正是从“17世纪危机”之后，欧洲逐渐以先进制造业主导全球经济，生产力水平落后、出口产品单一的东南亚无法主导亚欧间远洋贸易的内容和节奏，从而不再是全球贸易的重要枢纽。　　

　　瑞德论述说，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对东南亚1570—1630年之间的繁荣至关重要，但由于中国17世纪中叶的动荡，这种贸易也陷入衰退；明末的动荡不安导致赴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数量减少，而且当中国经济复苏后，一直到18世纪，中国商船都未恢复到1610—1630年的高峰水平；毫无疑问，17世纪中叶应被视为东南亚贸易的危机时期；在价格低廉、中国和欧洲的需求减少的困难时刻，只能有一个赢家胜出，荷兰东印度公司正是这个赢家。正是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深陷危机之时，该公司的利润达到了顶点[35]。作为当时全球最有效率的资本主义组织，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东南亚贸易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包括贸易商品的生产：香料产权本来属于当地人，但荷兰人为了控制丁香生产不惜发动战争和屠杀，使得香料群岛的土著视丁香树为祸根而放弃种植。　　

　　但必须看到，东南亚的“贸易时代”的落幕也是东南亚与欧洲之间制度竞争的结果。尽管东南亚在转口贸易体制上具有灵活性和开放性，但在私人资本的积累和保障上却远远落后于欧洲。瑞德论述说，东南亚社会在1490—1640年间与该地区的其它时期相比，与同一时期的世界其它地区相比，商业化程度都算是很高的，但是并没有为私人的资本积累发展出一个制度化的基础；而私人资本积累的障碍主要是由于缺乏政治、法律保障从而没有安全的产权[36]。他批评说，东南亚统治者的贪婪遏制了中产阶级的发展，“宫廷精英们不仅因为市场的风险和动荡而试图走自给自足的经济之路，他们还寻求一种更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在这种社会秩序中，因种植经济作物和经商致富的新贵不会对他们的地位形成威胁”[37]。这种王权凌驾于社会的体制使得私人商业的生机被严重窒息了，而与私人经济相关的各种社会创新冲动、文化创造力也随之萎缩，这使得东南亚的衰退不仅体现在贸易时代的终结，也体现在其社会发展的衰退。

从年鉴学派与世界体系理论看贸易时代的东南亚 

　　在讨论贸易时代东南亚历史的世界性意义与世界级功能之前，必须确认一个整体性的世界体系结构的存在。沃勒斯坦认为存在一个已有500多年历史的世界体系，它是一个社会体系，它拥有边界、结构、成员集团、关于合法性的规则，以及凝聚力等基本要素；它是由以下事实来确定的：作为一个经济领域的物质实体，它是自给自足的，这种自给自足是基于广泛的劳动分工，同时这个体系把大量的不同文化囊括于其中；沃勒斯坦认为这种世界体系与既往的世界帝国的最大差异在于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政治体系，“有一个世界经济体已经存在了500年但并没有转变为一个世界帝国，这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之处，这种独特性也是其力量的秘密源泉”[38]。这种世界体系的特点是其经济分工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由国家变成了全球，这个体系也是欧洲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因此它的历史只有500年。　　

　　江华在评述《白银资本》一书时提到，阿布·卢格霍特（AbuLughod）挑战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仅与资本主义有关的观点。她通过对前现代的世界贸易的研究,发现世界体系于1250年左右已在欧洲之外存在;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则走得更远,他认为在过去5000年间,亚欧非三洲之间通过移民、贸易、联盟、战争和文化交流早已连在一起,世界体系已经存在了不是500 年,而是5000 年；亚洲（尤其是中国）与欧洲是同一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欧洲是加入世界体系,而非兼并形成世界体系”[39]。上述学者虽然赞同沃勒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的基本定义，但质疑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历史的研究缺乏全球眼光。当然，这些质疑把过去5000年历史视为一个连续的整体，也有它们的问题，包括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内涵边界的视而不见。　　

　　安东尼·瑞德呼应了阿布·卢格霍特与弗兰克的观点，他论述说，欧洲帝国在亚洲的扩张发端于达·伽马和从欧洲通往印度的海上通道的发现，但从东南亚的角度看，很明显，改变该地区社会的迅速变化在16世纪以前就已经完全实现了飞跃；葡萄牙的到来是国际商业和贸易达到高潮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把早在一个世纪以前中国明朝初年能量的释放作为这个新的经济扩张时代的开端更加适合，这种能量释放催生了东南亚一批新型的海岸港市国家的兴起[40]。事实上，弗兰克也关注到亚洲经济的这种能量，他在《全球化：非西方化》一文中写到，15世纪初在亚洲的东部和东南部开始了另一个漫长的扩张期，并且很快将亚洲的中部、南部和西部也包括其中，到15世纪中期以后，非洲和欧洲也被包括进去。美洲的“发现”与其后的征服，以及继之而来的“哥伦布交流”，都是（亚洲）世界经济/体系这种广泛扩张的一种直接结果，是它的部分和局部[41]。他在《白银资本》一书中说：“那么，西方是如何兴起的呢?严格地说，欧洲人先是买了亚洲列车上的一个座椅，然后买了一节车厢”[42]。　　

　　徐洛赞同弗兰克的意见，他认为如果把世界经济和贸易看作一个体系, 那么这个体系早在欧洲人海外扩张开始之前就已存在, 并以亚洲经济为基础、印度洋为交汇中心。当欧洲人来到东方, 他们只不过是进入了既存的“世界体系”。徐洛论述说，从贸易情况来看, 早在13、14 世纪, 以印度洋为中心, 连接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北非、地中海地区以及由地中海延伸到西欧的贸易网已经形成；15世纪初期, 郑和七下西洋又极大地促进了由东亚经东南亚到印度洋的跨地区贸易。而在此期间, 西欧在这个大范围贸易圈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欧洲人主要用金银从亚洲输入香料、丝绸、瓷器、棉织品等商品, 能向东方销售的产品极少, 并且在16世纪之前，由于缺乏金银，欧洲对亚洲商品的购买也是有限的[43]。甚至有东南亚本地学者认为，东南亚在欧洲人进入前已经获得良好发展，在15、16世纪的贸易繁荣高峰期，当地许多邦国在社会和经济进步成就上并不输于当时的欧洲[44]。　　

　　但另一方面，学界并不否认欧洲人把更有效率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带到了东南亚，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商品化以及后来的工业化，尽管这并不会改变东南亚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外围地位。安东尼·瑞德提到欧洲人把东南亚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使之成为任务单一但高效的“热带种植园”，许多农作物被商品化了，高利润的鸦片与烟草也在生产清单之列[45]。而20世纪下半叶在新加坡发生的经济奇迹，也与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有关。瑞德写到，李光耀把他在新加坡创造的经济成功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他的荷兰籍经济顾问阿尔伯特·魏森梅斯1961年对他的两点建议──“首先，清除那些妨碍经济进步的共产主义分子；其次，不要移走莱佛士爵士的雕像。”[46]不移走莱佛士雕像意味着新加坡并不打算在独立后切断与西方的经济联系，事实上新加坡正是在西方主导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全球经济体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因此致富。　　

　　关于东南亚历史的研究存在两种路径：一种是以国别与东南亚次区域（如小乘佛教地区、伊斯兰教海岛地区、某个大流域地区等）为线索来编织东南亚“所有的历史”，侧重论述东南亚内部历史的多样性、差异性；另一种是尝试探索东南亚历史的整体性，《剑桥东南亚史》和瑞德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东南亚史：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等属于这种路径。　　

　　而在尝试探索东南亚历史的整体性时，把东南亚本土历史与全球历史、世界体系的整体性联系起来，是很有必要的。论证世界体系的整体性是理解东南亚历史的整体性的关键钥匙。　　

　　弗兰克认为只有一部全球的、普适的、完整的世界史才能为一种更好的社会理论提供历史学的基础[47]。他反对局限在“欧洲路灯”的下面看待一切事物，他的学术雄心是超越任何种族中心主义，建构一种真正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和全球性社会理论[48]。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阐述了他整体视角的史学观点，他援引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的建议说，“首先需要寻找历史平行现象(世界上各个不同社会里的大体同时发生的类似发展现象)，然后判断它们相互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如果遵循这种建议去做，就会发现世界历史上的所有横向同时发生的事件都不是巧合，而是一种“整合的横向历史”中的“相互联系的历史现象”[49]。弗兰克认为尽管历史拼图中的每一片看上去都可能绚丽多彩，但是只有把它们放在整合的宏观历史中的适当位置，才能更充分地鉴赏它们；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充分理解各个社会或事件的“特殊性”的含义；在《白银资本》第5章，弗兰克提出了一种全球宏观历史分析的方法，他认为借助这种方法就会发现世界各地的各种事件和进程往往与共同的经济周期相关联[50]。他还论述说，《白银资本》一书对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考察所包含的另一个理论意义是，许多具体的“差异”本身乃是由一个共同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结构性互动造成的；“全球整体总是大于部分的总和。只有基于全球整体视野，才能充分理解各个部分以及为什么（各个部分）相互之间有差异”[51]。　　

　　借鉴弗兰克的上述论述，我们也可以认为，即便是在考察东南亚历史发展中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方面，对东南亚历史整体性的探究以及东南亚在整体性的世界体系中的角色的研究，也是开门的钥匙之一。事实上，东南亚各地历史的差异性不仅源于其地理因素的差异、对传统的传承，也源于各地在整体经济体系中的角色分工，源于各地对待这一整体体系的不同态度以及所受到的外部体系压力的不同。　　

　　弗兰克的史学观点师承法国年鉴学派。年鉴学派强调大范围长时段的分析方法，强调结构的整体性，强调总体史的写作。马克·布洛赫认为,“唯有总体的历史, 才是真历史。”[52]安东尼·瑞德的东南亚史写作也提到了年鉴学派对他的影响。他写道，布罗代尔关于地中海的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既揭示了一个广阔地区的“共同命运”，又展现了其丰富灿烂的多样性；“布罗代尔的辉煌成就让笔者斗胆相信，在风下之地，这种研究方法也会产生重大成果”[53]。瑞德尝试用整体性视角来考察东南亚的历史，他表示《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一书旨在揭示，在荷兰确立对东南亚商业霸权之前的两个世纪里，“整体的历史能够凸现许多重要问题”；在资料允许的范围内，该书集中关注那些最能影响一般平民百姓生活的特征和变迁⋯⋯，“这些变迁的历史跨度通常都非常大，只有同时关注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关发展并从时间和空间的广阔维度对其进行考察，才能搞清楚其来龙去脉”，“这些考虑决定了我们应该首先考察什么样的结构性因素造就了东南亚地区，而什么样的因素又限制了其发展”；关于《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两卷本的分工，瑞德表示第一卷致力于探讨贸易时代东南亚地理、物质和社会的结构性（长时段）概况，第二卷探讨上述背景下所发生的、年鉴学派所说的中时段运动与短时段事件[54]。　　

　　瑞德上述两卷本的内容顺序，也体现了年鉴学派的基本观点：长时段的整体结构决定了中时段里诸要素的运动周期与态势，以及短时段的事件。若是仅仅对中时段和短时段里的具体国别态势、事件进行就事论事式的分析，可能很难廓清这些态势、事件的深层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55]这一态势为近现代世界各国历史、各民族历史写作的整体性视角提供了事实依据。但是对于欧洲资本主义扩张前的东南亚历史的整体性分析方面，就需要突破欧洲中心视角，深入到当时历史的长时段、宽幅度的事实与事态中去。安东尼·瑞德关于东南亚的“贸易时代”的论述在这方面树立了一个典范。　　

　　在《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一书中，瑞德尝试把东南亚作为一个人文单元来探索东南亚历史的整体性。他论述说，东南亚的语言、文化和宗教，种类繁多、令人眩目，再加上其历史上对海外贸易的开放性，乍一看来，似乎很难对该地区进行整体性的概括；然而若把关注的视角从宫廷政治和宗教的“大传统”转而投向普通东南亚人的民间信仰和社会实践时，其共同性便跃然纸上、清晰可见了；东南亚一半以上的人口都讲关系密切的南岛语系，该语系当时的分布区域包括今天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最东端除外)和越南东南部(占婆人)地区，造成这种情形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同祖共宗；此外由于自然环境相似，东南亚人的饮食文化比较类似，且广泛拥有类似的稻作文化。瑞德发现，“从吕宋、苏拉威西、爪哇、苏门答腊，到暹罗和越南的部分地区，距离遥远，互不关联，但收割却都由妇女负责，她们不用镰刀，而是使用一种东南亚特有的手指刀，每次只收割一株，以示对谷神的敬重”[56]。　　

　　因此瑞德认为，是根本性的社会文化特质使得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与其毗邻的泱泱大国(中国和印度)不同的特征。其中最核心的特质包括神灵或使生物焕发生机的“灵魂”等概念，女性在世袭、仪式、贸易和农业生产中的主导作用，以及以债务来确定社会责任这一做法的重要性等等[57]。对此贺圣达教授有不同看法，他评论说：瑞德的这一看法当然有他的道理，但这是就东南亚与他国、他者的区别而言，强调东南亚在社会—文化上的某些特征。但是，因此而断言东南亚文化的整体性，缺乏足够理论上、学术上的依据和说服力，尤其是从东南亚文化史的角度看[58]。　　

　　笔者以为上述两位学者强调的是不同的层面，并未有直接的交锋。瑞德当然知道东南亚那些宗教“大传统”之间的鲜明差异，但他关注的是东南亚的“民间信仰与社会实践”，尝试探索东南亚社会形态的一般特质，从而为贸易时代的东南亚诸态势、事件提供一个整体性（但不是一致性）的结构背景。东南亚文化（包括宗教信仰）诚然不存在文化一致性，但具有（大范围的）社会形态的相似性与（某个长时段中）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当然也应看到，瑞德在探索东南亚的整体性的时候，为论述方便，确实省略了远离海洋贸易的一些内陆地区。瑞德承认，界定任何一个地区时，总有那么一些边缘地带的定位问题比较麻烦，“（关于本书里的东南亚）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所界定的是一个由水路交通联结在一起的海上地区；所以，尽管大陆东南亚北部地区的许多山地民族与沿海和中部平原的泰族人在文化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我的论述里对他们都着墨不多”[59]。关于中南半岛上的柬埔寨与占婆，瑞德认为在贸易取向和文化上，它们都毫无疑问属于东南亚；关于越南，瑞德说，“在东南亚，各个地区之间的内部联系都要比它们和中国或印度的联系更加密切。只有越南在一定程度上部分例外”。越南的作用是这样的：它是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一个边缘地带，而且非常关键。如果不是越南非常善于学习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军事技术，如果越南没有与中国奋力抗争、维持平等与独立自主的地位，那么中国的政治影响必将从海上和陆路齐头并进，向南进一步扩展；实际上，越南迫使中国人基本上是只能以和平商人的身份并由海路进入南洋[60]。在这个意义上，越南（其北中部）对于东南亚“贸易时代”的形成起到了屏障作用。至于越南该地区是否也能纳入东南亚“贸易时代”的整体历史，李塔娜的前述研究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瑞德也承认，尽管《东南亚的贸易时代》勾画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历史中的（整体）律动，但不同民族和不同地方所受影响不尽一致，“海洋贸易、银币铸造、新式武器、城市生活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对城市的影响自然大于乡村，对海岛和河口的影响自然大于山间要塞，对贸易孔道的影响也自然大于种植稻米的平原地区。”但他认为，就整个东南亚地区来讲，其一致性仍然跃然纸上，而且所考察的地区越广，这种一致性就越清晰可见。虽然国际贸易的大潮对东南亚居民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但所有人都饱经这场大潮的洗礼，无一例外[61]。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强化了东南亚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瑞德评述说，贸易时代的东南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致朝着更加商业化、城市化、中央集权化以及皈依注重道德说教的外来宗教的方向发展；当然他也承认，这种高度概括只有在广阔的历史背景和长时段的视角下才显得正确，在具体的史实中难免会有许多相左的例子[62]。　　

　　但是，如果过于执著于东南亚历史与社会中的差异性，则可能错失历史发展中那些根本性的、体系性的动力因素；同时，如前述弗兰克所言，执著于差异性的存在并不一定有利于找到差异性的原因，差异性的缘由也可以到整体性框架中去寻找。贸易时代的东南亚各地所呈现出的历史发展差异性，都与当时的经济—政治权力体系结构有关，世界级的体系涉及中国、印度、伊斯兰帝国、欧洲对东南亚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影响力的大小，区域级的体系涉及东南亚内部经济体系结构以及农业王国与港市王国之间的权力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