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12月20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和北京大学联合召开“中华美学精神”专题研讨会。来自中国文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夏潮、仲呈祥、叶朗、李德顺、陈来、朱良志、王一川、张法、牛宏宝、刘成纪、高建平、白建春、张晶、王德胜、彭锋和庞井君等参加研讨。现将部分与会专家观点摘登如下。

“中华美学精神”亟需开展深入研究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夏潮）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命题。中华美学精神具有托物言志、寓情于理，言简意赅、凝练节制，形神兼备、意境深远的特点，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总书记对传承包括中华美学精神在内的中华文化的方法论做了概括，特别强调传承中华文化不是简单的复古，也不是简单盲目的排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勾勒了“中华美学精神”最核心的内容，是研究和传承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指针。中华美学精神是一个内涵深刻、内容丰富的理论命题，又是一个对现在的文化实践或者说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具有指导性的实践命题，亟需围绕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涵、特征、内容，中华美学精神产生、丰富和发展的历程，如何发挥中华美学精神对各艺术门类创作和批评的指导作用，以及中华美学精神和西方美学在美学范式、标准和要求等方面的不同点等开展深入研究。

中华美学是一座亟待开采的富矿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央文史馆馆员 仲呈祥）

美学是隶属于哲学的。中华美学精神包含在中华哲学之中，与西方哲学主张主客二分不同，中华美学主张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为21世纪人类面临着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矛盾提供了一剂哲学良方，或叫美学良方。要把中华哲学精神和美学精神的长处同西方哲学里适合中国国情的东西兼容整合，取长补短。中国的文人是既出世又入世的，中国的审美思维通向民生、民情、民意，通向大地，而不是寄托于虚幻的宗教的天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非常契合。中华美学精神是超功利的，有追求意境的写意传统，与西方古典美学强调写实不同。中华美学的写意精神和美感的神圣性相契合，与西方过度的狂欢娱乐不同。柳宗元早在公元815年被贬柳州刺史时为其兄写的散文《马退山茅亭记》中就提出过“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准确地从主客观辩证统一的高度回答了“美是什么”。叶朗先生领衔并邀请30多所高校的百余位专家编著的19卷、千余万字的《中国历代美学文库》记载了中华民族丰富而深刻的美学资源。今后，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大有可为！

中国传统审美价值的思维和表达方式

（中国政法大学（资深）教授、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会会长 李德顺）

与西方着重于“从实然向应然”的审视思路不同，中国传统思维的特点是着重于“从应然向实然”的转进，这表现在许多文学艺术形式之中。西方的主要思路是以事实主导，弄清楚“是什么”，然后体会“应该是什么”，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路很多都和西方不同，中国的传统思路是先确定“应该是什么”，以“应该”为主导来看现实“是什么”。中国的文学艺术特别注重表达和表现时所贯彻的主体理念，特别注重在艺术形式中贯彻自己的理念，这是一种主体性特别强的表达方法。如果和西方的艺术表达方式相比，他们重在强调对象本身的实在，想办法从那里揭示出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善的，从而形成一套语言或者艺术造型表达的方式。这是两种不同的意境，我们有我们的长处，他们有他们的长处。近代以来，中西方美学开始交融、互补。当下的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实践还缺少理念上相应的支撑，我们应努力建构体现我们审美理念和审美方式的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

艺术与精神境界的反思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馆馆员 陈来）

“美感的超越性”值得注意。冯友兰先生提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我讲的美感超越性是对功利而言的，指超功利性或无功利性的境界。从中国文化角度来讲，功利境界以上的超功利境界至少有三种：儒家是道德境界，它是反功利的境界，用道德境界压制、约束、主宰功利意识，儒是用道德境界反功利而达到超功利的形态。道家的自然境界则不是压制功利，而是淡化功利，是用超越功利主义的办法达到超功利的境界。佛教境界是无相境界，它是根本破除功利的境界，是真正最彻底的无我之境。针对一些通俗文艺的功利趋向，从艺术表现和人生境界上应对传统文化的超功利境界兼容并蓄，不仅要积极地发扬儒家的道德境界，也注重吸收道家、佛家阐发的精神境界。中国文化还有一个特点，中国人所讲的超功利境界，要追求超功利的精神境界，可是这个境界不离生活，不是跟现实生活完全隔绝，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不离生活而追求超功利的境界，这就是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

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几点思考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王一川）

不再一般地使用中国美学精神而是提中华美学精神，这一修辞策略在当前应有特殊的意义和针对性：它不再是一般地指汉民族美学精神所代表的那些东西，而是在新的意义上特别地指包括汉民族美学精神在内的中华多族群美学精神的交融体。中华美学精神本身是一个在时间维度上不断演变和在空间维度上持续交融的历史性过程，有着多层面构成。首先，从族群形态看，中华美学精神可以视为中华我者与外来他者之间的长期的文化涵濡（Acculturation）的历史性成果。涵濡这个人类学术语原来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体系间因持续接触和影响而造成的一方或双方发生文化变迁的状况，在这里可借用来指中华我者与外来他者之间发生的内在、微妙而又重要的隐性变化过程。正是中华我者与外来他者的长期的文化涵濡产生出一种异质交融的新美质——这正是构成中华美学精神的基本层面的东西。这样的中华美学精神本身就并非单质物，而是中华多族群生活方式的持续交融体。其次，在哲学思维上，中华美学精神的构成可以视为以道、气、阴阳及气韵生动等系列学说为特征的中华思维方式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再次，在审美习惯上，中华美学精神的构成与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民族对那种富于“兴味蕴藉”的审美对象的偏好有关。最后，在人生境界上，中华美学精神的构成还需考虑我们这个作为多族群联合体的国家内部不同族群审美趣味之间的相互交融与共生状况，这突出地体现为一种有关人生境界的层层上升的追求，如“和而不同”等。这样理解的中华美学精神，应当为当今置身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各民族文化贡献出中国人才有的独特美学智慧及其价值系统。

中华美学精神的历史、文化、哲学关联

（中国人民大学美学与现代艺术研究所所长 张法）

中华美学精神的提出，表明中国美学有与世界其他文化的美学不同的特点和固有精神，其特点和精神与中国悠久的历史紧密相连。首先，内蕴在远古以来的彩陶、玉器、丝绸、青铜以及夏商周秦汉以迄唐宋元明清的多种多样的艺术类型和生活方式之中。其次，内蕴在中华民族文化特点之中，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最独特之处是从未间断地延续了下来，在其从远古各族融和中产生延续的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精神。其三，内蕴在中国的宇宙观和事物观里，中国的宇宙、事物、艺术都体现出虚实相生的特点。艺术亦然：文以气为主，画以气韵生动为第一。中国文化的和而不同和中国美学的韵外之致，正是与宇宙和事物的虚实结构相连而产生出来。每种文化的美学精神在其特殊面貌之后，又包含和关联着普遍性，中国虚实相生结构的宇宙、事物、艺术，与现代物理学理论有很多相似和一致。认识中国美学精神，形成中国美学话语，在与世界对话中共创人类美学的丰富性，对于中华民族在当代的崛起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美学精神与美的尺度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牛宏宝）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它既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对艺术实践的指导性价值，也有文艺发展与中华文化复兴的战略思考。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一直致力于“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是文化上“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组成部分。“传承”是要接续中华文化和美学精神的源远流长的丰厚脉络，“弘扬”则是要在今天特殊的历史时代里，创造性地发展“中华美学精神”的独特性和具有贡献于人类的世界性价值，以打牢“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中华美学精神”在其漫长的涵濡中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审美文化、又具有世界价值的“美的尺度”，如自然与人的和谐，真、善、美的融合等。我们应该挖掘这种“美的尺度”，助力于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中华美学精神的“神圣”价值

（北京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 刘成纪）

中国人对美和艺术的理解不同于西方的形式分类，而是关注其内在精神的贯通。中华美学精神的本质特性包括四方面。首先，传统中国对国家属性的界定，不在其经济和军事实力，而在于文明。诗教、礼教、乐教作为审美教育，构成了华夏文教的核心，也使美学精神成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其次，中国美学具有类似宗教的性质。审美境界被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宗教承诺的超验世界被给予了审美的把握。第三，中国美学在有与无、居尘与出尘之间游移的性质，使其具有鲜明的形而上品质，但又从不说尽最后一句话。中华美学精神的神圣性，就在于它既向宗教式的超验之境上升，又避免了宗教的迷信和愚昧。它存在于通向信仰的途中，昭示了美作为信仰的可能性。第四，在世俗生活方面，儒、道、禅均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肯定精神，但并非因此沉沦于世俗欲望，而是标举一种雅化、诗意的生存格调。生活态度上的参与与超越，价值层面的和谐与自由，为中国美学提示了一条从物质到精神、从经验到超验的上升之路，所谓中华美学精神的“神圣”性，就是这种既立于现实又不断寻求精神超越的属性。

让中华美学精神为当代生活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所长、国际美学协会主席 高建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多次谈到美和美学，这是“美学的复兴”的重要信息。中华美学精神有着丰富的内容。如何传承中华美学的丰富遗产，为当下的实践服务呢？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对于理论研究者来说，要明确这样的立场，即认真研究中国传统美学，从传统中汲取营养，但基本的立足点，还是当下的实践，要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第二，对于艺术家来说，要提倡“百花齐放”，多样化地对待传统的中华美学精神。不同的艺术种类，有着不同的对待传统中华美学精神的方式，国画与油画不同，戏曲与戏剧不同。通过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提升当代的艺术创造，为时代、社会和人民服务。第三，无论是美学理论，还是在艺术创作、欣赏和评论中的美学实践，都要以创新引导继承，以创新态度来弘扬传统。只有通过创新，才能使传统活在当下。

中华传统美学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美学思想的实质对接

（《求是》杂志总编室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白建春）

中华传统美学的基本精神，是通过人的完善达到社会的和谐。以人的问题为基本问题，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贯传统和鲜明特色。唯物史观的创立标志着美学质的飞跃，“感觉”和“感性”把“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与“抽象的人”区别开来，同时成为人的生命存在和本质力量的确证。与以往“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的思想家不同，立足于“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历史定义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把促成“人的感觉的丰富性”和“具有感觉丰富性的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理想，视为自己最崇高的使命，也使作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美学成为科学研究“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的学说。人的问题作为超越时空的贯穿线索，为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打通了道路，也展现了美学回归自身的深广领域和光明前途。类同的价值目标、相应的学术范畴和深厚的理论积淀，使这种对接及其贯通具备了得以实现的可能。

中华美学精神在文学艺术思维中的外显特质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张晶）

中华美学精神来自于中华文明的远古，又活跃于当下中国人的审美生活之中，是中华民族集体性的审美意识的精髓和灵魂。它是一种精神实体，却并不表现为固态的形质，而是体现在中华民族的优秀审美创造的结晶体中，如文学、绘画、书法、音乐、建筑、园林等领域，使中国的文学艺术彰显出与西方的文学艺术迥然有异的独特风貌和发展轨迹。

中华美学精神外显于文学艺术思维中的特质包括：其一，中国哲学传统中最基本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观念，使中国人的审美创造上有普遍的感性创造思想和宇宙生命感。其二，真善美高度统一的审美价值观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内涵。其三，理性与感性的动态和谐是中华美学精神的一个重要特质，不同于西方美学思想中或侧重于理性或强调非理性的趋势。其四，与西方的模仿说有明显区别的是，超越于模仿现实的意象与意境追求，是中华美学精神的艺术表征

“中华美学精神”命题的实践性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王德胜）

“中华美学精神”命题的提出，一方面着力强调了当代中国文艺内在精神层面的“中华立场”，另一方面又内含着鲜明的实践性指向，将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的美学品格明确化、具体化了。“中华美学精神”，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更是一个指向鲜明的实践性命题，引导我们自觉地站在文艺实践的当下层面，充分关注并具体把握文艺创作与批评活动的实践价值。当前，中国文艺要实现“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就不能不认真面对一个问题，即：在坚守社会理想价值、提升大众精神品质的同时，如何又能够具体贴近当下生活现实、充分传递大众生活情感？也就是说，当代中国文艺实践要既超越功利生活，又不离生活功利。离开了对生活功利的具体介入，文艺创作与批评就难以深入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没有对功利生活的精神超越，文艺实践就会陷入思想苍白化、价值平面化、趣味低俗化。

中西美学精神的流变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艺术学理论系主任 彭锋）

首先，从起源上来看，中西美学精神的差异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考古学研究和民间调查的结果显示，人类具有共同的审美观。最近，进化论美学研究证明，人类对于美的看法具有普遍性。不过，在随后的发展演变中，中西方美学精神的差异逐渐突显出来。据法国汉学家朱利安的研究，基于希腊文化的西方美学强调固定的形，基于华夏文化的中国美学强调变动的神。美国美术史家包华石认为，中西美学观的差异，源于宇宙观的不同。随着现代社会的来临，中西方审美观的差异似乎又在变小。一般认为，这是西方向全球输出现代性的结果。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进程，是一个由二元论宇宙观发展为一元论宇宙观的进程，它明显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当西方向中国输出现代性时，中国人接受起来似乎并不困难。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中国美学精神还是西方美学精神，都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国美学精神向来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如果我们能够继续保持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就能创造出更加灿烂的审美文化。

彰显中华美学精神中的自然价值内核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 庞井君）

价值论是美学的重要哲学基础，美学精神的内核就是审美价值观。从价值论的角度看，一切价值都可以归结为自由、自然两种元价值。因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西方文明强调人的自由价值，中华文明强调人的自然价值。中国传统文化认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乾父坤母，万物一体，人和自然是“亦师亦友亦爱亦一亦神”的关系。人在自然中，自然在人中，人是精致的微自然，自然是放大了的人。大自然不是人极力要征服、改造、分析、实验的对象，而是人需要敬畏、尊重、热爱、学习、融入、归依乃至真正实现自由的伟大存在和身心家园。中国人的最高生命理想不是战胜一切、唯我独尊，而是通过融入自然万物而实现伟大、自由、永恒和超越。这种价值观贯穿于从先秦到明清的历史演进和儒释道等各家哲学学说中，也广泛渗透融入社会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在文学、绘画、书法、中医、饮食、园林、建筑、教育等各个文化领域中得到具体生动、淋漓尽致的表现和发挥，积淀生成了独具特色、光辉灿烂的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中的气韵生动、写意传神、阴阳化育、涵化融通、和谐共生、感悟直观、情理交融等艺术追求，以及融入其中的生命精神、超越精神、天地精神、无我精神等，都是中国人自然价值观的艺术再现和审美阐发。面对当今全球发展的困境和难题，开掘和彰显中华美学中的自然价值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能为全人类走向未来、构筑新的自由自然价值体系作出中华民族独特的贡献。

（来源：《 光明日报 》（ 2014年12月26日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