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评论》|论电视媒介下的音乐价值传播/崔健
尼尔·波兹曼在1985年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娱乐至死》。这本书主要讲述电视出现以后，很多节目都以娱乐的方式出现，人类成为娱乐的附属品，其结果就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我觉得，30年前美国所出现的现象现在正在充斥着我们的精神文化世界。除了传统的媒介以外，网络的迅速发展把一些娱乐化、低俗化的东西带入我们的生活，潜移默化地对当代人的精神文化价值产生影响。
电视与网络正在向我们传播大量的音乐文化信息，不论是央媒的音乐频道还是地方频道，相继推出了歌唱比赛节目来提高收视率。节目的播出虽然褒贬不一，但为了某方利益，主办方仍然选择扎墩儿举办同类节目。某种程度上，高收视率的背后是一种趋利关系，对于大量娱乐化音乐选秀节目，我们更多地选择了被动接受。
音乐的泛娱乐化生长
2004年湖南卫视首次推出《欢乐中国超级女声》选秀节目成为电视音乐节目“娱乐化”现象的转折点。与青歌赛不同，《超级女声》选拔门槛不高，涉及层面更广，让一般人能触手可及地实现明星梦。经过几年的发展，很多卫视相继推出了类似的选秀节目，如浙江卫视的《我爱记歌词》、《中国好声音》，东方卫视的《中国梦之声》，央视的《星光大道》《非常6+1》，广东卫视的《今夜唱不停》，山东卫视的《先声夺人》，江苏卫视的《谁敢来唱歌》，湖南卫视推出的《我是歌手》等。在形式上，不管是模仿，还是照搬国外的音乐选秀节目的成功模式，各大卫视通过各种方式制造着娱乐热点。
在流行音乐发展过程中，娱乐化的音乐节目是否应该无限制扩张？值得我们深思。如果一味的追求娱乐化音乐所带给我们的快感，忽视音乐发展的本质规律，会导致音乐的泛娱乐化现象侵蚀主流价值观念。
《中国好声音》
电视音乐节目的
现实状况与问题所在
居其宏先生在《我国音乐批评的新时期状态》中写道：“让音乐回归本体,成为名副其实的‘艺术的音乐’。”[1]但是，电视媒介的娱乐化让音乐本身蒙上了一层薄纱，最终，音乐沦为了电视媒介娱乐化辅助品，这样做的好处不言而喻，但是坏处确是不可估量的，最重要的就是价值导向问题。电视媒介与网络是最直观的媒体方式之一，相对于传统的纸媒，年轻人更加青睐前者。所以，电视给我们什么，我们就要接受什么，没有选择的权利，给我们的东西如果不具备艺术审美的最低标准，轰炸式的来袭，我们的价值导向就会产生偏离，长此以往，价值观也会改变。
音乐文化的本真性就是最终告诉我们想要表达什么样的目的，这才是音乐文化本身的价值所在。利益为主的音乐文化会让我们忘却音乐本身功能性作用。失去了音乐本体性的存在，那我们真的要面临“娱乐至死”的境地了。
除了目前的选秀节目以外，电视媒介对艺术呈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即乐器电子化发展趋势。尤其表现在电视媒介音乐文化中的民族乐器的电子化发展现象，这一现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迎合某种需求，改变了原本的认知层面，误导了观众对传统文化的理解。随之透明的电二胡、发光的电琵琶、电扬琴等乐器出现在电视媒介中，激情四射的舞动，完全颠覆了我们对审美的认知。民族音乐真的需要这样改吗？在这里我提出质疑。收视率虽然制约着节目的发展，但是，一味的迎合，视收视率为最高标准，只会对民族音乐的发展起到反作用。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对娱乐至上的一种妥协，是对娱乐至死的一种屈服，更确切的说，是对民族音乐文化的破坏。
2017年鲍勃·迪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奖项绝对给音乐界带来了不小的震撼，音乐人应该思考为什么歌曲中的歌词获得了文学大奖。这在历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中也是第一次。歌词原本不属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歌词，这让很多音乐人看到了不一样的路。那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对鲍勃·迪伦的歌词情有独钟？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歌词的文学性，它所表现出的艺术境界已经单纯超越了歌词的范畴，这就是艺术价值之所在，艺术与文学的结合才能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流行可以有很多方式，歌词也可以诗意化，电视媒介应该推出更具欣赏价值的艺术作品、艺术节目，引导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打造出更具艺术魅力和正确价值导向的音乐节目。
细心地观众可以看到，每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总会有一些精心设计的环节，让观众捧腹大笑。这是建立在艺术的基础上，以艺术的方式通过小的环节让本来庄严的音乐会有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没有超出音乐本身，或是乐器、或是乐曲中的小谐谑，这种娱乐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的娱乐。究其根本，这种形式并没有改变艺术本身的本体性，而是在艺术形式之内加以变化。反之，娱乐的艺术是以娱乐为主体，强调娱乐作用而忽视了艺术本体，把娱乐包装成艺术作品，这样就不是简单的经济效益问题了。娱乐的艺术不仅仅是电视的产物，网络的巨大传播功能也是渠道之一。很多语言低俗，内容肤浅的歌曲得不到电视的传播，从而以网络的方式流入社会。这些歌曲的传播虽能麻醉性地缓解人们的工作、生活上的压力，但是，对现代人的价值导向和审美水平一定会产生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
前不久某网络推出的《中国有嘻哈》节目，着实“火了”一把，部分嘻哈歌词突破人们的道德底线，不时出现血腥、暴力、色情、下流的所谓“元素”。有这样的歌词，怎么会有好的音乐？在这种音乐滋养下，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怎能提高？爆红加上花边新闻，终于得到了广电总局的封杀，制止了这场闹剧。这种爆红现象的产生得到了舆论的大力支持，这就是电视媒介的“功劳”。这一现象不仅对嘻哈音乐的形象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现象，我们发现了当下存在的问题。电视网络这一直观的形式，如果没有筛选，没有审美标准，把凡是能够吸引眼球的全部拿到媒介上，就会让观众的文化价值导向产生偏颇。
不论是电视音乐选秀节目，还是主流媒体音乐频道的所谓创新和网络的音乐节目的传播，其遵循的规律一定是从艺术本身出发，再华丽的外衣，没有实质的内涵，也只是昙花一现。所以，媒介应该承担起推动艺术发展的重担，把正确的、正面的价值观传达给观众，这也是对青年一代的责任感。
文化的传承一定是在保留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单纯的把创编理解为创造，那我们不是在传承文化，而是在破坏，我们不是在引领，而是在迎合。插电的二胡，曼妙的舞姿，动感的节奏，炫酷的灯光，这难道就是音乐的内容吗？媒介文化真的能够毁掉音乐本身的纯粹性。我认为，这些问题并不是音乐性质所致，而是我们本身。在我们经历了浮躁的电视媒介音乐文化发展之后，应该回归理性，回归传统。
每年央视转播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无疑是最成功的品牌节目，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庆祝新年的方式，那么像这样的音乐会，在电视媒介中所占的比例又有多少呢？我们除了买票观看室内乐、歌剧、交响乐等音乐会外，电视媒介应该给我们更多的机会去欣赏这样的音乐会。如果平衡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又或者说放弃一些经济利益，才能促进电视媒介把高质量的音乐节目，更有价值的民族传统音乐传输给大众，同时也起到了文化引导功能。电视媒介应该起到文化引领功能，把真正的艺术作品搬到荧幕上来，弘扬民族文化瑰宝，给现代人提供一个文明、优雅的精神世界。
[1]居其宏：《音乐创作与批评的当下视野》，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193页。
*作者：崔健，就职于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辽宁省音乐家协会理事
*节选自《中国文艺评论》月刊2019年第3期(点击查看目录与四封艺术作品)文章《论电视媒介下的音乐价值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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