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资深教授黄会林专访(下)/《中国文艺评论》

Original 黄会林杨卓凡中国文艺评论 202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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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国情怀”“中国影视民族化”

到“第三极文化”

——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黄会林

采访人：杨卓凡

黄会林简介：1934年生，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高校第一位电影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首任院长。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高教学会影视教育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承担国家级、省部级“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重大、重点科研项目及各种横向科研项目十余项。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研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艺术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全国艺术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影视文化对未成年人成长的影响与对策研究”等。发表文化领域著作、文章约620万字；与绍武合作创作电影、电视、话剧、小说、报告文学等约320万字；编辑或主编出版书籍约1540万字；共约2480万字。

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获得2011年教育部颁发的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七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特等奖，中国大学出版社第二届优秀学术著作奖一等奖、北京市“师德榜样”等多项奖励。从上世纪80年代倡导“中国影视民族化”到新世纪提出“第三极文化”理论；从上世纪80年代创建“北国剧社”、90年代创立“大学生电影节”到新世纪创办“看中国”项目，始终坚持知行合一、践行学术的大艺术教育理念，彰显中国文化自信，体现了对于民族、国家、时代的担当精神。

☞公号本期节选自《中国文艺评论》所刊万余字专访文章《从“家国情怀”“中国影视民族化”到“第三极文化”——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黄会林》后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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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电影节”与我国电影文化建设

杨卓凡：1993年您创办了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如今已经走过26个年头。请您谈谈创办大学生电影节的初衷。

黄会林：严格意义上来讲，大学生电影节的创办者不是我一个人。大学生电影节是我和几位青年教师共同发起的。大学生电影节的主人永远姓大，名学生。1992年我们创建北师大影视学科时提出三根支柱“教学、科研、实践”，在影视学科教学逐渐走向正规、提出影视民族化学术理念的同时，我们开始探索影视教育本该具有的独特培养环节——实践。从北国剧社到大学生电影节，我始终认为大学教育的使命应该培养“知行合一”的复合型人才，通过实践来印证所学理论与知识的价值意义。每每回望早期中国电影的鼎盛，再相较当时电影院落寞、录像厅却风靡境外电影的文化现状，我们满怀对中国电影民族化的学术理想与判断，认为应该通过某种途径为中国本土电影发声。在双重思考之下，我们决定以举办电影节的形式来实现我们的理想情怀。

黄会林先生在第13届大学生电影节上公布大影节“小飞虎”奖杯

首先，希望能够通过电影节这样一座桥梁，将大学生群体与中国电影联系起来，呼吁大学生走进电影院，同时让中国电影走进大学校园；其次，作为高等学府影视学科阵营的一支力量，希望能为当时的中国电影出把力；再次，希望将北京乃至全国所有高校大学生联合起来，打造一个电影节品牌。于是，我们在组织影片观摩活动之外，还组织了包括评奖、座谈会、见面会等一系列活动。而且大学生电影节一定是要由“大学生办、大学生看、大学生评”，这个机制沿袭至今，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执行机构各部门从部长到部员都由在读研究生和本科生组成，评委四分之三是大学生。

办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四处找经费拉赞助，不知吃了多少闭门羹。一次偶然机会我去北师大出版社争取经费时，遇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谈起了此事，她说可以试一试帮帮我们。结果这位女士真的为我们拉来了15万元的赞助，首届大学生电影节的赞助商是台湾的“营多”方便面。有了启动资金便立即开始筹备，我们骑着自行车去四处请嘉宾，协调电影局，骑着三轮车取送电影拷贝，手绘海报和横幅……第一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就这样在1993年的春天开幕了。

之后连续几年筹资困难，但我们既然认定这是一件颇具意义的事情，就一定要办下去，钱多大办，钱少小办，没钱也要办，甚至自掏腰包也要让它办下去！电影节就这样一次次“强行起飞”了。1995年，第三届大学生电影节提出了“青春激情、学术品位、文化意识”的12字宗旨，确立了有别于其他政府性、社会性电影节的生存基础和文化面貌，也成就了20年来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独树一帜的品牌立意，更因此得到了学界、业界的高度认可与强烈反响。

杨卓凡：大学生电影节对于推动我国电影文化建设发挥了哪些作用？

黄会林：第一，大学生电影节是中国电影的加油站。1993年，为促进学科发展，我们提出“中国电影民族化”，同一时期创办大学生电影节，为中国本土电影站台，切实践行中国电影民族化学术理念，树立文化自信。大学生电影节致力于挖掘时代电影人，鼓励本土电影创作。1992年，张建亚导演凭借《三毛从军记》获得第一届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后现代风格与技法给观众带来惊喜，通过大学生电影节也证明了这种风格是可以获得广大受众认可的。1997年霍建起导演的《赢家》获得第四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处女座奖，此后《蓝色爱情》《暖》《秋之白华》分别获得第八届、第十一届、第十八届最佳故事片奖，对他的鼓励也是很大的。张扬凭借《爱情麻辣烫》在第五届大学生电影节拿到他的第一个最佳导演奖……无论导演、演员，还是其他岗位的电影人，无论所谓的大导演还是新生力量，都比较看重大学生电影节这一平台，在这里获得奖项可以说明他们得到了广大青年群体的喜爱和认可。

第二，大学生电影节培养了中国电影核心受众。上世纪90年代初，是中国本土电影的低谷期，相比而言，香港电影、好莱坞电影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时代，覆盖了内地各线城市的电影院和录像厅。值此，大学生电影节将大量中国本土电影引进大学校园，号召大学生看中国电影，从北京高校扩展到全国高校，逐渐形成了品牌影响力，并通过评奖机制形成了大学生与中国本土电影、中国电影人的紧密联系，在互动过程中培养了中国电影的核心观众群。

第三，大学生电影节引领社会积极的审美观、价值观与文化观。“青春激情、学术品位、文化意识”是大学生电影节的立身之本，26年来所形成的社会公信力与文化品位有口皆碑。今年报送大学生电影节的影片共313部，突围初评的有34部，从青年评审入围的影片中可以洞见当代青年人的审美风潮，同时也可以发现青年群体审美取向所存在的一定问题。终评评委包括10位全国各高校青年专家，学生评委包括博士、硕士、本科生30位。可以说大学生电影节的评委会构成，兼具专业性、文化性与青年性，通过评奖、学术研讨、放映等活动，树立真善美，辨别假恶丑，引领社会正确的价值观、向上的文化观、健康的审美观，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文化风向。事实证明，大学生们的文化担当与文化责任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可以培养的。

第四，大学生电影节培育了一批电影理论与电影批评人才。学术品位是12字宗旨的中坚部分。除了评奖环节渗透了专业的学术品位，大学生电影节从创办开始就非常重视学术研讨与学术观影活动。在大学生电影节的论坛和学术放映中，聚集了一批又一批电影理论与电影批评的中坚力量与新生力量。在这里，大批的电影评论人才得到了锻炼，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可以说，26年来，国内大部分具有影响力的电影理论家、批评家都曾经在大学生电影节的平台上释放过学术才华，在这里注入了学术的力量。

北京国际电影节·第26届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顾问黄会林先生致辞

第五，大学生电影节培育了一批电影从业人才。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执行机构各部门均由研究生和本科生构成。在大学生电影节筹备过程中，学生们不仅要走出课堂参加社会实践，完成千头万绪的事务性工作，还要与一线影视机构进行沟通与对接，同时要在工作中快速处理各种问题，进行专业性的判断与决策。学生们的组织能力与执行能力得到了有力锻炼，为他们走上社会参加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在这里走出了一批青年电影从业人员，包括：工夫影业合伙人朱墨、腾讯影业副总裁陈洪伟、电影制作人蔡元、央华时代创始人王可然、央视海外传播中心统筹规划部主任陈礼东……可以说，大学生电影节举办26年来培养了一批影视从业人员。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官网首页

杨卓凡：作为创始人，您对大学生电影节的期望有哪些？

黄会林：大学生电影节走过的26载，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影视学科发展的26年，大学生电影节的发展与北师大影视艺术学科的发展息息相关。首先，期望大学生电影节继续坚持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基础目标，践行“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的理念，为影视学科教学、科研提供扎实、开阔、国际性的实践平台。其次，期望大学生电影节保持“大学生看、大学生办、大学生评”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在各环节设置上要坚持“青春激情、学术品位、文化意识”的文化定位，发挥专业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为中国电影发挥助力作用。

“第三极文化” 理论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

杨卓凡：您在2009年78岁高龄时提出了“第三极文化”理论，您提出这一理论的初衷是什么？

黄会林：中国文化拥有无可比拟的世界贡献，但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日渐式微。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全球化的影响，以欧洲文化、美国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大量涌入，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审美情趣被西方文化覆盖，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渐行渐远。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具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重视自身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加强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为此，我们提出“第三极文化”这一学术理念。

“第三极文化”并非站在沙文主义阵营，而是对世界文化多元化的理论思考。我们认为世界文化格局是多元的，其中最主流的、影响力最大的有三极，包括欧洲文化、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19世纪，欧洲文化影响力最大，依靠它先进的生产力与殖民主义走向世界，出现了很多弘扬人道主义作品、留下了很多不朽的文化经典。20世纪，世界的中心转移到了美国。美国文化伴随着垄断经济席卷全球，强调个人价值、崇尚自由民主、讲求理性与实用。这两种文明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都造成了一定的人类灾害。在这样的梳理当中，我们联想到中国文化，于是提出了“第三极文化”。我们认为中国文化有独立的传统，强大的基因，还有绵长的生命力，可以承担起当今时代的文化重任。理解“第三极文化”理论内涵离不开三个关键性时间数据。第一个是5000年，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人类文明从产生后就没有中断的只有中国。中国制度、中国经济、中国文化从古至今在世界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5000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第三极文化”的发展根基。第二个是180年，从鸦片战争至今已有180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经历了浴血奋战、积贫积弱的漫长岁月，并历练出具有自身定力的文化内涵，在世界文明史上堪称一极，这一层内涵可以理解为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第三个数据是70年，新中国成立70年，道路艰难但发展飞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内涵。

《“第三极文化”与中国影视民族化》黄会林著

“第三极文化”第一层含义，首先是在中国文化历经5000年、180年、70年不同时期历练发展中可以被发扬的精华部分，这些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内容可以作为中国文化范畴的“极”。而这一“极”一定是长期发展、被普遍认同、自觉认可、代代相传的核心价值。第二层含义是指在继承和发扬中国自身文化的基础上，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背景下加以观照。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欧洲文化以及其他民族文化互相借鉴，互相影响，共同构成灿烂的人类文化图景，构成一极。

杨卓凡：我们发现，无论“第三极文化”的提出背景，还是内涵架构，都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的战略性理论创建。从2009年提出至今，近些年您对“第三极文化”的拓展，又有哪些思考和期望？

黄会林：2009年我们从中华文明5000年、180年、70年发展进程中提出“第三极文化”时赋予其第一层内涵，即中国文化传承至今富有生命力的几个特征，概括而言分为四点：第一，充分尊重和维护人的价值之人文精神；第二，标举“君子为上”的道德品格、精神气节，指向人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第三，强调个人对世界、国家、民族的道义担当，即家国情怀；第四，崇尚“和合”的世界观、人生观、宇宙观。

近些年，我们提出了“第三极文化”的另外两层内涵。第一层新增内涵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等世界文化精华的借鉴与吸收，博取“他山之石”，萃取文明精华以丰富和发展自己。习近平主席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从1949年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到当下进入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人民在近代以来革命经验的基础上，积累和发展了新中国建设理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国，并将深刻改变整个人类的命运。因此，我们认为，“第三极文化”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道路发展中的实践经验与理论内涵。第二层新增内涵强调总结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红色革命文化经验，以及新中国发展至今的国家建设经验。这些内容和马克思主义既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更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百年来中国革命经验的历史总结和新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经验，与世界其他文化共同构成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图景。

如果提到对“第三极文化”理论的期待，我想还是要不断结合“第三极文化”的四个特质来发展这一概念。第一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根植于中华文明5000年文化传统，第二是与时俱进，第三是倡导文化多元，第四是追求“知行合一”实践性。“第三极文化”要不断吐故纳新、返本开新，尊重文化多元与差异，主张“和而不同”。“第三极文化”的提出目标是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归根结底是影响、引导“人”如何认识中国文化。我们希望“第三极文化”可以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

杨卓凡：我们知道先生于2010年79岁高龄时创办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初衷即是发展“第三极文化”，推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事业。那么围绕中国文化走出去，您和您的团队目前在做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切实成效？

黄会林：2010年11月19日，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共同组建了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我出任院长。希望能够有效整合高校、政府、企事业单位、个人方方面面的优势资源，通过开展扎实的学术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创作、跨文化传播实践，把中国文化有力推向世界，为构建世界多元文化贡献力量。我院主要工作可以概括为“看”“问”“论”“研”“刊”“创”“会”七个字。

黄会林先生2017年亲赴河南挂壁公路指导“看中国”项目，与以色列师生沟通选题

“看”指的是“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以下简称“看中国”)，这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品牌项目，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演讲时给予“看中国”重要肯定。2011年项目还叫“看北京”，2013年升级为“看中国”，截至目前已经举办八届，邀请到来自世界五大洲55国508名青年落地中国24省市创作了507部作品，获得了一百余项国际性奖项。2019年度“看中国”正在进行中，还会有来自40个国家100位外国青年到中国10省市进行文化体验和短纪录片创作。“看中国”的核心概念是邀请外国青年用影像讲述中国故事，并传播于世界。如今“看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国外不少电影节、知名高校中享誉盛名，很多外国青年进入大学第一天就向往着参加“看中国”项目并以此为荣。中美电影节连续四年为“看中国”颁发了金天使最佳系列微电影奖；全球二十余国家重要青年电影节、高校特设“看中国”展映单元；每年“看中国”启动仪式、颁奖典礼、闭幕展映都受到国内外学界业界、各国驻华使领馆的高度重视，业已成为大家翘首期盼的年度盛会。

黄会林为2019年度“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首发三支队伍授旗

“问”是指“中国电影国际传播”数据调研。这项工作自2011年启动已经连续开展九年，形成了约18万字的调研报告，出版《银皮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年度报告》八册，受到国家广电总局、北京广电局高度评价，认为我们的成果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评估方面的空白，提供了独家样本资料，提出了前瞻性学术观点，具有重要的行业参考和学术研究价值。

《银皮书：2017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年度报告》

“论”是指一年两次关于“第三极文化”走向世界的学术研讨会。一次“请进来”，一次“走出去”。每年11月最后一个周五举行“第三极文化”论坛，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主题，从多学科进行主旨演讲和讨论。每年9月最后一周赴海外与相关高校机构共同主办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论坛，自2012年陆续赴美国、法国、俄罗斯、瑞典、英国、希腊等国开展研讨，相关研究成果已集结出版八册《第三极文化论丛》。

《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第三极文化”论丛》

“研”是指围绕基础研究立项目、建平台、出成果。自2011年建院以来，已获得包括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在内的各类课题；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申报《中华文化学术体系与传播话语体系的战略建构及多元实践》，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学科交叉建设重点项目，联合开展了多项重要学术活动，努力将之建设成为面向学科前沿和政府决策的复合型交叉平台；研究院以现有课题和平台为基础，不断形成高水平阶段性学术成果和政府咨询报告，以“知行合一”的精神，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两个方面推出优秀成果。

“刊”是指英文学术期刊。2013年6月，研究院和德国Springer科技传媒集团就联合出版英文学术期刊《中国文化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简称ICCC)签署了合作协议。该刊是目前国际唯一关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英文学术期刊，由我担任主编，编委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西班牙、南非、新加坡、丹麦、瑞典、瑞士、比利时、日本等17个国家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研究院负责编辑工作，至今已出版16期。

“创”是指研究院的创作项目，包括长篇小说、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及VR体验项目等。绍武与我完成了一部80万字的长篇小说《红军家族(前传)》，作为向党的十八大献礼，希望可以给当代中国一个精神坐标，希望把作品中的革命精神和创造精神传承下去。

《红军家族(前传)》(上卷) 绍武会林著

“会”是指会林文化基金。这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公益基金，旨在推动以“第三极文化”为理论基础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事业。基金设立的“会林文化奖”，每年经过推选、投票、评审，最终评审出中外各一位为推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外人士，每人获奖金30万元人民币。

总之，提出“第三极文化”，始于我与绍武近些年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思考，也是我们两名“85后”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之期。我们希望它既可以在学术空间上加以深化，又可以与现实实践相结合。尽管它刚刚起步，但我们希望也相信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可以实现我们的这一份学术理想。

访后跋语

作为先生的弟子，此次应《中国文艺评论》之邀，受命对黄会林先生进行了几次访谈，对其家国情怀与学术思想进行了梳理，其间也包括平日所闻所见先生工作与治学的点滴记录，大致归纳了四个方面，以期给读者一个相对清晰且概括的描述。

近些年跟随先生求学、工作，耳濡目染先生创事业、做学问、带学生的精神品质，直接见证了先生的奉献精神，小到对学生的厚爱提携，对学校学科发展的倾心付出，大到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殚精竭虑。先生的老伴绍武老师曾说：“你们先生最可贵之处是她的人性。”只有走近她、了解她毕生对事业和国家的奉献，才更能理解这份高贵的人性之美。如今已85岁高龄的黄先生，还坚持授课、上班、写作、批阅文章、召集各种会议，处理事无巨细的工作，为协调资源亲自奔波各机构单位。从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一名女兵，到创办北京师范大学影视学科、北国剧社、艺术与传媒学院，以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从提出“中国影视民族化理论”到“第三极文化”学术构想，先生可谓是中国高等文化教育的一面先锋旗帜。初入“黄门”的弟子都会得到先生一句期愿“你们未来一定要超过我”，作为弟子，深觉此生无法超越先生，但求快速成长，努力帮先生分担一些。

*采访人：杨卓凡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选自《中国文艺评论》月刊2019年第7期(点击查看目录与四封艺术作品)文章《从“家国情怀”“中国影视民族化”到“第三极文化”——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黄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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