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评论》|陶行知育才教育对伍必端艺术人生的塑造(版画图集)
从幼苗到大树
——陶行知育才教育对伍必端艺术人生的塑造
郝斌
1939年7月，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开展现代艺术教育的实验性尝试。酆中铁曾评曰：(育才)“一般的幼年成绩，即可与中等学校相比，特出的成绩，有时竟超过专科学校”，可见其显著成绩。伍必端先生即有幸成为育才第一批学生，并在育才度过了整个青少年时期，留下了深刻印记。在育才这株“大树”的庇护、培育、影响下，伍必端才得以从一株弱小的“幼苗”，逐步成长为美术界中一棵“大树”，进而他又培育了更多的“幼苗”。
《陶行知教育集》陶行知著
伍必端的“生活”启蒙与革命启蒙
陶行知曾明确指出：“创办育才的主要意思在于培养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伍必端同样因为绘画的“特殊才能”，才得以有幸选进育才：“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到保育院来挑选学生时，保育院也把我作为可以培养成画画的苗子，推荐给‘育才’学校的。”伍必端是一名孤儿，是那次残酷战争的受害者。育才的收留，却不仅给了他一个躲避战争的温暖港湾，更提供了一个促其成长、培养才能的舞台。伍必端曾慨言：“从保育院到‘育才’学校，可以说是我的人生道路的开始……使我在少年时代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并被引导走上了进步的革命道路。”
伍必端的革命艺术启蒙与版画创作启蒙
对于育才艺术教育，陶行知曾指出：“育才的生活、学习、工作将生活和学习相统一，集体生活与日常社会服务相统一。” “生活教育”经由育才的实践，体现出鲜明的生活启蒙、艺术启蒙、思想启蒙的教育意义。陶行知邀请的育才老师许多都是“共产党员和进步的青年教师”；甚至周恩来也多次来到育才参观、探望全校师生等，这都体现出育才教育的进步性。
具体到育才美术教育，其强调美术创作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秉持现实主义的美术教育思想；强调绘画创作学习和绘画理论学习的结合；强调艺术创作与展览、出版、发表的结合，一方面使得艺术参与社会、服务社会，另一方面也鼓励、促进了孩子们的艺术学习，体现出革命艺术教育的鲜明特征。育才还将当时极具革命性的木刻艺术首次纳入学校艺术教育体系之中(1938年4月建校的延安鲁艺为首次，育才紧随其后)，体现了陶行知进步而敏锐的艺术眼光。为鼓励和推动孩子们的木刻创作，育才不仅在重庆中苏友好协会举行了《抗敌儿童画展》(主要是木刻作品，1942年)，而且出版了两本木刻集——《幼苗集》(1941年3月出版第一集；1942年3月出版第二集)；还积极将绘画组同学的作品推荐到当时的刊物中发表，如伍必端的一幅《血的控诉》木刻还被张望老师推荐到《新华日报》发表。我们今天还可以从民国的期刊上找到大量育才绘画组孩子们的木刻作品，如《儿童月刊(四川)》《联合画报》《战时教育》《民主教育》等刊物，成为今天我们了解育才绘画组木刻教育成果的重要材料，其中即有很多伍必端的木刻作品。
1940年，育才美术组教室。图中，张望老师正在指导伍必端等学生印制木刻。
在木刻老师指导、培育下，伍必端已快速成长为一名活跃在大后方重庆的“小木刻家”了。
《农家》(木刻，1939年)是其创作的第一幅作品，体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取向。伍必端记述：“老师常带我们外出画速写，虽然学校周围的风景很美，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好像我们没有心思画纯粹的风景”；而是去“画农田里的耕牛，画农家，画农具”。这幅作品正是育才绘画组开展美术教育新探索的重要印证：伍必端从身边的现实生活汲取素材，聚焦写生活动中所接触的“劳动”题材，描绘了在一所普通农家庭院中，一位农民正撵着一头耕牛拉石碾的劳动场景；一缕晨光从东方照射过来，映在劳动者朴实的面庞上，整幅场景显得平凡而伟大，也是对劳动和农民的一曲赞歌。
《工作检讨》(木刻，1940年)，是《儿童月刊(四川)》1940年第7期所刊用的一幅封面木刻，表现了孩子们身边的生活——育才学校的“集体生活”。陶行知曾指出：育才学校倡导一种“集体生活”，而“真的集体生活必须有共同目的，共同认知，共同参加”。而这幅作品就生动地表现了这种认真严肃的“集体生活”。
《血的仇恨》(木刻，1941年)，是伍必端所认为的一件他育才时期的代表作，该作品采取倒金字塔式构图，画面的焦点聚集在前景“一个被炸死的孩子的惨状”，在这个孩子身旁，还有许多被炸死的尸体，而上方折断的电线杆、残破的房屋、凌乱的街道、远处的硝烟以及呼啸而过的敌机又将观者的视线引向远方，也明确地告知了观众是谁造成了这样的惨剧，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该作品也成为我们今天考察“重庆大轰炸”的重要历史文献。
此外，我们还查询到伍必端育才时期的其他多件木刻作品，都体现出鲜明的抗战主题和为抗战服务的创作意识，体现出伍必端的革命启蒙——他当时曾热切期望奔赴延安，继而在重庆中共代表团秘书处工作，最后终于在1946年春奔赴华北解放区，如愿成为一名解放区革命文艺工作者。
育才学校的影响与伍必端的革命艺术人生
经由育才教育，伍必端逐步形成了自己进步的艺术观和坚定的革命信仰。但从伍必端个人艺术成长经历而言，虽然经过育才美术组多年的木刻教育，却也未能促使得伍必端就此直接走上木刻创作的艺术道路，而直到1956年赴苏留学后才真正投身于版画创作道路。究其原因，伍必端将其归结为“革命理想的追求”：“我们当年的思想就是追求革命，没有时间去刻木刻，更重要的是去前线，画宣传画、画漫画。”正如当时陶行知创建育才学校的目标是为“应济生活需要”并构筑“抗战建国的真力量”，是“为老百姓造福利，为整个国家民族以至全人类谋利益”，这是时代使然，也“时代的选择”。
育才教育的深刻印记是难以忘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伍必端在中央美术学院担任创作课助教时仍采取当年育才教育倡导的“每个月都要举办一次木刻作品观摩会，大家把这个月创作的作品挂在墙上，大家讨论，最后再由老师来讲评”的教学方式。改革开放后，育才的深刻记忆更成为激发伍必端艺术创作的重要方面。
1980年，为了怀念周恩来总理，伍必端作木刻《周恩来同志到育才学校参观》，生动地刻画了1940年9月周恩来副主席携邓颖超一起参观育才学校的情景(画面左边第一个小孩即是伍必端)；同年作木刻《陶行知先生与“育才”学校的学生在一起》，画面左下角牵着陶先生手的孩子正是伍必端，他还饱含深情地绘制了《陶行知像》(草图)等，表达了对那个童年“美好”时光的怀念及对周恩来总理、陶行知先生的思念之情。
伍必端《陶行知先生与育才的孩子们在一起》木刻 1980年 安徽歙县陶行知纪念馆藏
2006年，在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作品之际，在翻看作品的过程中，他似乎再次回想起了育才时期的宝贵经历，他不仅将1980年的《陶行知像》(草图)进行再创作，制成一幅木刻作品《陶行知像》；而且，重制了育才时期的代表作品《血的仇恨》(1941年)，捐赠给中国美术馆收藏。这都饱含着伍必端对于育才的深厚感情。
“美育”在新时代我国教育事业中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回信指出：“美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作用”，“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2018年)。在“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的今天，我们更应当珍视、研究此前我国美育教育的重要经验，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念和实践正是其中的重要经验之一：既要重视“全面教育”，也要珍视学生的“特殊才能”，“使得有特殊才能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并将“美育”与新的时代命题、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并非“为艺术而教育”，而是“为社会而教育”，真正培养出“为老百姓造福利，为整个国家民族以至全人类谋利益”的新时代人才。在那个“抗战建国”的艰难时期，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开展艺术教育的崭新实验，取得了显著的教育成绩，培养了一批大像伍必端一样具有“革命理想的追求”的儿童。这些儿童逐步成长起来，传承陶行知和育才的教育精神，而伍必端的育才经历、创作及其革命艺术人生，正对该课题的深入考察、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伍必端艺术人生的成长和成就，正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和育才学校美术教育重要价值的生动印证，值得珍视和研究。
☞伍必端作品欣赏
伍必端《唐山大地震》2006年 黑白木刻版画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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