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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确权、金融可得性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

► 刊期：《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年第4期

► 作者简介：许恒周，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牛坤在，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博士研究生；谭荣辉，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副教授。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2013年和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应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直接影响，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检验农地确权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能够降低农户家庭未来陷入贫困或持续贫困的概率，其间接路径是通过促进农户从事非农就业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金融可得性在农地确权影响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中起到调节效应，金融可得性越高，农地确权降低贫困脆弱性的作用越大。对处于不同贫困脆弱状态的农户家庭而言，农地确权降低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存在差异。上述结论对通过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推进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相对贫困治理工作意义重大，并为评估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

农地确权；贫困；贫困脆弱性；脱贫攻坚；金融可得性；非农就业

一、问题提出

截至2020年底，中国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减贫工作的主要内容正在从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移。进入后扶贫时代，受到来自经济、社会、自然等方面的不良冲击，农户面临着致贫或返贫的风险，将阻碍推进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土地作为农村居民重要的生产生活要素，承担着农产品供应、社会保障等多重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户家庭贫富状态。农地产权是影响土地分配、交易、投资的基础和核心，稳定安全的产权被认为是改善农户家庭福利水平的关键。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开启了新一轮农地确权工作。其实质是在实测的基础上，以证书的形式将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确权到相应的农户家庭中，从法律层面赋予农户更加明晰、稳定、安全的土地财产权利和允许特定产权的交易行为，进而盘活土地资源、资本和资产属性，激发附着于土地的农村劳动力和资金等要素的流动性，必将对农户家庭贫困状态产生影响。然而，这一政策效果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尚不明确。回答该问题不仅有助于全面评估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的实施效果，而且有利于从土地视角出发探索新时期中国贫困治理的有效路径。

二、文献综述

农地确权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渠道影响农户家庭贫困状态：一是鼓励农业投资。不安全的农地产权带来的征地风险将抑制农村地区的土地投资。反之，农地确权带来稳定的农地使用权能够提高农户对土地投资后的收益预期，激发农户对农地的长期投资意愿，由此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改善农户家庭福利状况。二是促进农地流转。明晰的产权有利于降低农地市场交易成本，土地从生产效率低的农户家庭转入生产效率高的农户家庭。转入农地的农户实现土地集中和规模化经营，通过获得高水平农业生产经营性收入提高家庭总收入水平。转出农地的家庭通过非农就业和出租农地提高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缓解家庭贫困。同时，有研究表明，农地转入并未显著促进农户家庭增收。三是提高金融信贷参与度。产权改善为被排斥在金融借贷门槛外的低收入家庭提供有效抵押品，这些家庭将抵押农地获得的贷款用于生产性项目，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家庭收入。与之相反的观点是，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还受到农地经营规模、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改善土地产权不能提高农村居民的信贷市场参与度。四是优化家庭内部劳动力配置。农地确权通过降低农民害怕进城务工失去土地的心理预期，促进劳动力非农转移，工资性收入增加将改善农户家庭总收入。也有研究认为，农地确权通过促使农地转入户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生产规模增加有助于改善农户家庭收入水平。

农地确权是缓解农户家庭贫困的一项重要政策举措，对农村贫困治理很有意义。相关研究呈现的特点是：从农业投资、农地流转、金融信贷参与度、劳动力转移四个核心机制出发，普遍关注农地确权与贫困的关系，收入水平是衡量贫困的主要变量，研究结论尚不统一。既有研究仅分析农地确权的当期减贫效应，未考虑农户家庭现在和未来一段时期内遭受冲击后陷入贫困的风险，不能全面评估农地确权在贫困治理中发挥的长期减贫作用。尤其是当前中国农村地区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始终面临着来自个体、自然等方面的冲击和挑战，如因病致（返）贫、因灾致（返）贫、因疫致（返）贫等，将风险因素纳入农地确权政策效果的分析范畴，采用贫困脆弱性概念衡量贫困，对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此外，金融扶贫是贫困治理的关键举措，金融服务被证明是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核心要素。米尔彻（Milcher，2010）发现，使用银行服务的家庭比未使用银行服务的家庭拥有更低的贫困脆弱性。间接地，伴随农地确权后农户生计发生转变，农户家庭的信贷需求大幅度增加，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也日益提高。黄宇虹和樊纲治（2020）发现金融环境好的村庄中，农地确权表现出促进非农创业的积极作用。路晓蒙和吴雨（2021）发现农地转入户有更高的农业信贷需求，但是却有较低的信贷金额满足度和较大的信贷金额缺口。农地确权背景下，提高农户家庭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减轻农户家庭的信贷约束，可能改善其生产经营活动并以此实现农民可持续减贫。金融可得性可能在农地确权的减贫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但鲜有文献将农地确权和金融可得性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中。

本文使用2013年和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借助双重差分方法（DID），得到农地确权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的净效应及其具体路径，并尝试分析被较少关注的金融可得性发挥的调节效应，补充农地确权减贫政策效果评估的研究。此外，处于不同贫困脆弱状态的农户特征存在差异，农地确权对不同类型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可能具有异质性，需进一步考察农地确权减贫效应的异质性。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在研究视角上，一方面，考虑导致贫困发生的风险因素，以前瞻性视角评估农地确权的长期减贫效果；另一方面，深入探讨农地确权的差异性减贫效果，有针对性地考察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不同类型农户家庭的影响。在研究内容上，同时关注农地确权和金融可得性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探索后扶贫时代土地制度改革扶贫、金融扶贫的新路径提供政策启发。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实证分析了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机制，旨在探究农村土地赋权、强权和稳权在今后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相对贫困治理工作中发挥的实际减贫效应。结果显示：第一，农地确权政策的实施降低了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即农地赋权降低农户家庭未来陷入贫困或持续贫困的概率，有利于推进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第二，作用机制方面，农地确权显著促进农户家庭非农就业，进而降低其贫困脆弱性，但是农地经营规模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增加金融可得性增强了农地确权降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减贫作用。第三，从异质性视角出发，农地确权只显著降低持续贫困脆弱和持续非贫困脆弱的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对其他群组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

在政府确保农地确权证书有效发放的背景下，本文针对如何有效降低农户家庭未来陷入贫困或持续贫困的概率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为有意愿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发育良好的土地流转市场，鼓励和引导这部分群体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农地，获得财产性收入。与此同时，完善非农就业市场体系，在农村地区开展非农就业培训，增强非农就业农户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其次，政府应出台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方面的政策，联合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村地区居民的金融支持力度，降低金融借贷准入门槛，提高农村地区金融可得性，为有需求和有能力的农户缓解信贷约束，赋予其自由就业机会，提高其风险抵御能力，增强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降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最后，农地确权未能惠及刚刚摆脱贫困脆弱或陷入贫困脆弱的农户家庭，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相对贫困治理工作的开展要求必须探索降低这类群体的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有效路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持续观察和瞄准对这类群体贫困脆弱状态的影响。

•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年第1期

•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年第2期

•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年第3期

•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年第4期

经济与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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