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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攀升

► 刊期：《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年第5期

► 作者简介：刘宇，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沈坤荣，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增长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铭丞，南京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推动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GVC）中高端，是开放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亟需破解的问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不确定性的冲击深刻影响着企业对外投资的战略和决策。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行业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和投入产出表数据，引入国内国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量，综合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冲击下，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中国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的GVC降级效应，世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强化了这一负效应。分行业看，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拖累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且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波动对制造业攀升GVC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因此，应当提升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和绩效，完善对外投资的经济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积极布局自主安全可控的区域价值链，构筑促进和提升国内大循环的缓冲地带和外部环境。

关键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外直接投资；全球价值链；调节效应；对外开放

一、问题提出

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GVC）中高端的有效途径，也是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拓展新空间和构建新格局的重要战略选择。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超过外商直接投资，标志着中国成为资本输出国；2020年，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存量顺差为6618.35亿美元，同比增长54.1%，连续6年保持2位数以上增幅。这一趋势表明，国内要素禀赋结构出现趋势性变革，资本已经成为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经济高质量增长的能力基础正在加速形成。与此同时，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化和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生产和销售的全球布局，不断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向区域化和多样化演进，促使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出现重构的战略机遇期。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迟滞了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不断加剧后金融危机时代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博弈。2020年5月，党中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统筹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构想，成为新时代中国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根本方向。2021年11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新形势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提出了更高供给质量和发展韧性的新要求，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扎牢风险防控网络”的新的主要任务。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企业如何有效应对不确定风险，以高水平对外直接投资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环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府、企业和学界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

二、文献综述

随着交通运输技术进步和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化，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随跨国公司的跨边境贸易投资活动而实现自由流动，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已有研究普遍认为，企业OFDI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逆向技术溢出、出口贸易创造和市场竞争等效应，促进母国经济增长。张宏和王建（2013）、杨连星和罗玉辉（2017）都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企业OFDI模式及其对全球价值链攀升作用，认为OFDI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推动GVC升级。刘斌等（2015）从行业和企业层面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促进了产品质量和功能升级，从而显著提高了价值链分工地位。此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也显著促进了母国和东道国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

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下，以增加值为纽带、以中间品贸易为主体的全球价值链分工逐渐成为当今国际分工的主导形态。伴随着国际分工在生产环节和工序上的不断深入和细化，企业通过OFDI能否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也不断受到学界关注。企业是否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一般可以从出口前和出口后两个视角进行考察。出口前视角基于产品生产过程中各环节的增加值核算，根据中间品出口占比、产业出口上游度、前向和后向产业关联度、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等指标，衡量某产业或某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相对地位；出口后视角则从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生产率水平、单位价值和市场份额等方面入手，观察产品在一定时期内的变动趋势，进而判断该产品或该产业是否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

针对企业OFDI的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正向效应，学界并未形成普遍共识。第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会对国内投资产生替代作用，进而对国内产业发展和要素资源投入带来挤出效应，拖累国内产业的转型升级。第二，东道国排他性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的壁垒，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外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因此，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投资可能导致价值链升级呈现负向或中性效应。第三，边际产业转移引致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伴生产业空心化的外部效应，导致本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对攀升价值链中高端造成负面影响。最后，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高，对国外链主企业的技术依赖就越强，因此越容易被低端锁定在中低附加值环节，不利于其分工地位的提升。

关于OFDI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效应的研究，现有文献较少涉及经济不确定性对这一效应产生的调节作用。2008年以来，世界各国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及其衍生灾害的冲击。由于科技水平、全球化程度、制度变迁和国家实力消长的伴生作用，相比于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此轮危机持续深化和次生演变所带来的技术变迁冲击、贸易保护抬头、民主政治倒退和国家利益再分配，对世界经济的深远影响难以估量。特别是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实施了一系列保守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政策，单方面挑起无差别的经贸摩擦，加剧了世界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普遍担忧。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疫情恶化和来自发达国家金融约束的双重打击，世界经济复苏前景日益分化。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进一步扩散，尤其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由封闭状态逐渐向其他梯队的国家开放。原有的以发达国家消费、新兴经济体生产、资源国支撑的传统全球价值链治理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因此，在后金融危机和后疫情时代叠加的环境下，如何促进企业有效应对不确定性冲击，通过更高质量的对外直接投资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拓展新空间、提供新动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将基于行业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和投入产出表数据，构建OFDI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效应模型，并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量，综合考察国内国际经济政策不确定冲击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显著促进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使用最新的世界投入产出增加值数据和前沿的GVC分工测度方法，对2007—2019年中国企业OFDI带来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效应进行检验；二是间接拓宽了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引入了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外生冲击，从理论和实证上对OFDI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效应进行校准调节。

三、结论及启示

为了验证OFDI能否有效促进中国企业向GVC更高附加值的环节攀升这一核心问题，本文综合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加权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模型，利用2007—2019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数据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验证了中国OFDI是否促进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并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OFDI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其攀升全球价值链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这一效应的发挥影响不显著，而国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则会显著强化这一负效应。从行业的角度看，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抑制了全球价值链升级，且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负向效应尤为显著。通过国别比较分析得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发挥取决于该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相对位置，且与该国当前所处投资发展周期密切相关。一国产业嵌入GVC分工的位置越低端，国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其OFDI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削弱作用越强。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企业通过提升对外直接投资质量不断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必须坚持以下几点策略。

首先，本文得出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负向效应的结论，表明中国目前低绩效和低质量的对外投资使得企业无法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一方面，流向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往往基于跨国公司削减低附加值生产要素成本的动机，但可能会带来国内产业空心化和在国际市场中被长期低端锁定的情况；另一方面，流向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极容易受到竞争性和非经济性政策的干扰冲击，甚至是致命的恶意打击和直接遏制，因而无法通过增加值的提高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因此，一是要重点推动中国新兴优势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如新能源汽车、高速铁路、人工智能和5G通信基础设施等已有良好应用基础的新兴行业，提高产业整体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相对位置；二是增加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对外投资，鼓励企业在全球建立海外研发基地，促进创新要素资源向自主的全球价值链上游不断集聚，集中攻关突破发达国家垄断的“卡脖子”难题；三是要抢抓后向关联度更大的价值链关键节点，延伸全球价值链长度，依靠拥有核心知识产权的高附加值中间品，形成以我为主的内需驱动型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获取其中的大部分附加值份额。

其次，本文验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对于对外投资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调节抑制效应。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大多属于偶然性和突发性的外生冲击，中国跨国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完全规避政策风险。因此，必须要善用国内政策工具组合，加强政策的连续性和精确度，保障中资企业在外的核心利益和基本权利。如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通过一系列打压措施限制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海外业务发展。中国政府及时调整了《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部分内容，保障了中资企业的核心资产不受损失。因此，一是要形成科学动态的经济政策出台和调整体制机制，完善经济宏观调控工具，加强与微观市场主体的沟通联系，最大限度规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是必须以强化原始创新能力为投资政策导向，加快培育一流公司和知名品牌成为链主，提高服务企业对外投资的公共产品供给质量，构建安全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价值链；三是要充分发挥现有国家间经济合作战略的协同效应，以“一带一路”建设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作为布局区域价值链的重心和依托，加快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高标准经贸合作协议谈判进程，通过高标准制度型开放营造和平友好安定的区域政策环境，拓展中国高水平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发展空间和缓冲地带，助力构建服务和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国际循环格局。

•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年第1期

•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年第2期

•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年第3期

•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年第4期

•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年第5期

经济与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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