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版）张杉杉、杨滨伊｜零工经济中平台型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供给影响因素研究——来自外卖骑手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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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经济中平台型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供给影响因素研究——来自外卖骑手的证据
张杉杉 杨滨伊► 刊期：《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年第6期
► 作者简介：张杉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滨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本文以外卖骑手为例，针对零工经济中平台型灵活就业人员中的过劳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并通过区分外卖骑手对工作灵活性偏好的不同类型，构建一个跨层次模型，进一步研究个体层面、平台层面、区域层面对外卖骑手工作时间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外卖骑手对工作灵活性的不同偏好影响工作时间，平台架构在其中分别发挥中介效应与遮掩效应，城镇化水平调节了平台架构对工作时间的影响。因此，外卖骑手的工作时间及工作状态一定程度上源于他们的自主选择，外卖行业特征及高度弹性化的工作安排给予其改善生计的机会；同时，平台架构对外卖骑手工作时间具有显著影响，因此需要引导平台不断改善管理方式以保障外卖骑手的劳动权益。
关键词
网约送餐工作；外卖骑手；劳动供给；平台架构；灵活性偏好
一、问题提出
随着平台工作的兴起，参与非正规工作的劳动者已成为目前增长最快的劳动群体。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中国“包括零工在内的灵活就业人员数以亿计”。其中，以平台型就业为典型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已经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力量。不少学者关注平台型就业规模急速扩张的现象，将这些灵活就业人员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愿从事，他们渴望灵活性和自主权；另一类是由于非自愿的经济情况或无法找到长期工作而被迫从事。不同于主要受人力资本、户籍制度、年龄性别等客观因素影响其市场行为的传统灵活就业中的劳动者，在零工经济中，平台型灵活就业劳动者的市场行为，诸如工作体验、价值实现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力逐步增大。在中国，平台劳动者多是来自第二产业的蓝领工人，他们规模性进入平台的现象体现了个体自主选择的倾向性。平台就业规模之所以在近几年得以迅猛扩张，不仅因为其依托于高效率的互联网技术，也是因为这种就业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劳动者的工作偏好。朔尔等（Schor et al.，2020）指出，平台工作的创新意义在于劳动者能够自由选择工作时间，虽然平台工作是非正规工作中的一种类型，但是与许多低薪且高监管的临时工作相比，劳动者选择平台工作是因为他们对于灵活性与自主权的偏好。相比于传统工厂工作的纪律严格、连续高强度的生产方式，平台不强制要求到岗和在岗时间，类自雇的工作方式更为灵活自由。
然而，在平台的管理策略下，即便是那些出于灵活性偏好进入平台的外卖骑手也没有享受到真正的灵活。平台不仅通过工作游戏化设计提高了外卖骑手的工作卷入度，而且运用算法技术对骑手的劳动过程进行监管、对送餐时间进行压缩，使得骑手在不自主的情况下增加了工作时间投入。帕特南等（Putnam et al.，2014）将之概括为“自主-控制”悖论，即拥有工作自主权的劳动者反而会表现出更长的工作时间。平台内部的确存在着大量过度劳动的情况。一个解释是，这些劳动者并非自愿参与此类灵活工作安排，而是出于人力资本不足的原因被迫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较低的小时工资率使其不得不工作更长时间以维持生计。然而，这不符合补偿工资理论所提出的工作灵活性与工资补偿的替代关系。对于那些偏好灵活性的劳动者而言，如果说一份工作既减少了他们自由支配的时间，又缺乏相应的工资补偿，那么基于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劳动者会选择退出平台，而非被动地接受平台管理。因此，现有研究仍然无法合理解释在主观偏好与客观现实相悖的情况下网约就业人员的工作参与行为。
同时，关于平台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研究也发现，并非所有人都表现出超长工作时间，有相当一部分人每周工作时间较短。这说明出于灵活性偏好进入平台的劳动者在工作时间投入上是多样化的。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差异？在平台管理之下，平台型灵活就业人员对工作灵活性偏好的内涵是什么？灵活性偏好又是如何影响其工作时间投入的？
二、创新之处
本文以网约送餐工作中的外卖骑手为例，试图回答上述问题。中国外卖行业在经历十余年发展后，已成为目前体量最大的线上到线下（O2O）领域，而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外卖骑手人数的井喷式增长，因此选取网约送餐工作作为零工经济的研究对象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文通过构建跨层次模型，将外部市场因素与内部平台管理因素纳入研究中，明晰零工市场中劳动者灵活性偏好的内涵，考察该灵活性偏好对劳动者工作时间的影响，探讨网约送餐工作中过度劳动现象的成因，并从更广泛的角度讨论灵活工作中劳动者的劳动供给行为。本文试图在以下方面做出贡献：第一，运用实证研究探究平台工作中灵活性的含义与表征，解释“灵活性悖论”之下劳动者主观偏好对其工作时间的影响，丰富对平台劳动者工作行为的研究；第二，区分平台劳动者对灵活性的不同偏好，分析平台劳动者构成的多样性，为后续研究奠定良好基础；第三，结合微观与宏观视角考察平台管理方式与平台外部环境对劳动者工作时间的影响及其路径，拓宽目前对零工经济的研究视野，丰富对平台管理方式及其作用的认识，为深入探究技术对劳动的影响提供经验证据。
三、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针对外卖骑手过度劳动的现象，构建了一个跨层次模型，从个体灵活性偏好、平台管理特征及城镇化水平考察了外卖骑手工作时间的影响因素，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外卖骑手对工作灵活性存在不同偏好，自给自足和多劳多得的灵活性偏好对其工作时间产生了不同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平台工作中“灵活性悖论”的现象。第二，平台架构在自给自足型偏好和工作时间中发挥中介效应，在多劳多得型偏好和工作时间中发挥遮掩效应。这说明平台给予外卖骑手根据偏好与需求自主选择工作模式的机会，而外卖骑手的工作时间仅部分受到其主观因素的影响，平台的业务策略与管理方式对外卖骑手劳动供给数量具有显著影响。第三，城镇化水平调节了平台架构对骑手工作时间的影响。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区域，平台架构中众包模式削弱了对外卖骑手工作时间的负向影响，说明零工经济中按需型工作受外部市场影响较大。这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在大城市的网约送餐工作中，劳动者也是以农村移民居多。（二）研究启示本文通过将网约送餐工作置于更广泛的弹性工作中，研究了在灵活工作中劳动者供给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平台工作灵活性吸引了不同偏好的劳动者进入其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工作灵活性的优势。但是，如下问题应该得到更多关注。首先，平台内部存在不充分就业现象。这既体现了弹性工作中劳动者对工作时间的自主安排权，但也反映出工作机会的缺乏和个人技能的不足。中国目前平台工作以提供即时性服务为主，这类工作对技能水平要求较低，难以为劳动者形成有效的技能积累。随着年龄的增长，外卖骑手的体力下降，他们的未来职业生涯在哪里？因此，今后的研究需要考虑外卖骑手职业生涯的发展，关注平台劳动者的技能提升问题。其次，要注意引导平台内部管理模式的改善，促进平台工作向兼具灵活性与稳定性的方向发展。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不少劳动者出于灵活性偏好进入平台，但是受到平台管理策略的影响，劳动者仍然需要面临灵活性带来的困境，即收入的增加以工作自主权的减少为代价。考虑到此类非标准工作中传统社会保障渠道的缺失，平台劳动者面对较大的劳动风险，因此灵活就业者的劳动保障问题不可回避。最后，本文仅考察了网约送餐工作中外卖骑手的劳动时间影响因素，但是不同平台工作中的劳动者特征仍然存在差异。以网约车司机为例，网约车平台存在一定的进入门槛，即司机需要拥有自己的车辆；在部分城市，司机还需具备本地户籍。因此，网约车司机的构成人群大多具备一定资产，而外卖骑手则年轻化趋势更明显，且平均学历低于网约车司机。在后续研究中，应当注重平台劳动者类型的区分，谨慎推广结论。（全文刊发在《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年第6期80—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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