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版）王文举等｜乐在其中还是权宜之计？——数字零工劳动者工作意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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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在其中还是权宜之计？——数字零工劳动者工作意愿研究
王文举 魏巍 刘贝妮
► 刊期：《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年第10期
► 作者简介：王文举，北京物资学院经济学院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魏巍，北京物资学院商学院副教授，通讯作者；刘贝妮，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
本文以327名数字零工劳动者为研究对象，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在理性选择理论下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如何影响数字零工劳动者工作意愿。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家庭支持是影响数字零工劳动者工作意愿的重要因素；第二，胜任力感知和工作乐趣是主动型工作意愿的重要推动因素，并且有一定的替代作用；第三，数字劳动是面向未来的劳动形式。本文从组态视角出发，对数字零工劳动者主动型和被动型工作意愿不同前因要素的互动过程和组态效应进行梳理和分析，弥补了单一因素研究的不足。
关键词
零工经济；数字零工劳动者；数字劳动；数字平台；工作意愿；理性选择；组态效应
一、研究背景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倒逼经济环境和经济活动变革。新业态的快速发展拓宽了就业渠道和就业岗位增量市场，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移动互联网技术快速匹配劳动力供需方的新模式，产生了按需性（on-demand）和众包性（crowd work）动态匹配劳动力的新供需方式，催生了零工经济（gig economy）、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这种新业态的本质是平台型企业基于数字化硬件，通过算法构建更加灵活多样的新就业形态。数字劳动平台应运而生，其迭代呈现出高速、敏捷的特征，可分为通过算法和定位进行实时任务分配的基于位置的数字劳动平台（如网约车平台和网络配送平台），以及通过任务发布者和任务承接者的需求和技能进行实时任务匹配的基于网络的数字劳动平台（如创意、媒体、设计等众包工作平台）。本文以活跃在基于位置的数字平台上的体力劳动为主的服务型数字零工为研究主体，包括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家政服务员等，不包括基于网络的数字劳动平台提供解决方案的知识工作者。
学界对零工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数字平台的发展、算法监管、从业者保障困境等，对劳动者工作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基本局限于对单一因素净效应的分析，鲜有涉及数字零工劳动者工作意愿的研究。而数字经济情境下数字科技与组织形态变革交融，已呈现出生态整体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平台能否通过有效管理提升不同类型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进而增加其在该平台的服务时间、增强其平台黏性，是新业态能否健康有序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拓展就业岗位蓄水池的重要路径。
二、创新之处
本文基于理性选择理论，通过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对零工经济中数字零工劳动者的工作意愿影响因素进行路径组合，探究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对主动型和被动型工作意愿影响的联动效应，以期为有效提升零工经济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和数字劳动关系质量、保障零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第一，采用QCA方法，从组态出发，刻画了数字零工劳动者工作意愿并识别出其交互效应。第二，突破传统一分为二的视角，厘清了主动型和被动型工作意愿的不同前因组态，通过价值合理性和目的合理性，较为全面地识别出数字零工工作意愿的影响因素，弥补了单一因素研究的不足。这种新尝试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学者对于工作意愿研究的呼吁。第三，对于家庭支持、异质性工作经历、工作乐趣、胜任力感知等变量的选取，符合新时代劳动者的职业价值观和以零工经济等新业态为代表的未来工作的特征，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三、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第一，家庭支持是影响数字零工劳动者工作意愿的重要因素，且在产生主被动工作意愿结果的所有组态中，无论家庭支持作为核心条件还是边缘条件，都不会缺失。第二，主动型和被动型工作意愿的驱动路径均为五条，且在主动型工作意愿的高价值型组态中，胜任力感知和工作乐趣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胜任力感知或工作乐趣均会推动数字零工劳动者主动从事数字零工工作。第三，无论主动型或被动型工作意愿，数字劳动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劳动者对于职业的新需求，例如获得相对自由的工作时间，能够兼顾家庭和工作的平衡进而获得家庭的支持等。可见，网络技术的发展解除了办公室内办公的束缚，而内部的交流和协作，甚至跨地区的分工，成为劳动者行为的重要内容，因此零工经济和数字劳动是面向未来的劳动形式。（二）政策建议一是企业层面。平台企业要通过管理创新实践增加平台工作的吸引力，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的同时，也要以提升数字零工劳动者的幸福感为管理要义。首先，重视互联网技术与平台运行机制、情感劳动、时间内嵌等因素在算法管理中的作用，探索数据价值正循环的平台生态。其次，深入挖掘平台工作者的价值需求，通过算法设计开发游戏化的任务分配方式和人性化的操作系统，增强数字零工劳动过程的工作乐趣感知和成就感。再次，探索在工作设计中融入意义感设计，增加社会舆论的正向引导，提升数字零工胜任力感知，增加数字零工的获得感和职业荣誉感。最后，减少算法带来的“算法霸权”,增加以信息公平、程序公平、分配公平为导向的算法协商和民主参与程序。二是劳动者层面。网络市场平台的兴起，为工作和人的实时连接匹配提供可能，催生了新业态。新业态下平台型企业的发展为改革、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相对于传统劳动关系将迎来全方位、颠覆式的改变。工作的不确定性提升了人力资源管理的难度，如何保持甚至提升员工的忠诚度尚有待解决。首先，新业态劳动关系处于模糊地带背景下，零工劳动者供给不稳定、流动性强、权益保障差等工作特征，亟需劳动者增强自我保护和维权意识。其次，家庭成员的支持成为影响数字零工劳动者工作意愿的重要因素。因此，劳动者在进行多元化职业选择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工作-生活平衡，实现工作-生活增益。最后，数字劳动是面向未来的工作形式，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价值主体的重要作用，以共创心态参与平台管理，提升工作中的意义感和幸福感。三是政府层面。平台经济作为新的生产力组织方式，是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对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升级、拓展消费市场、稳定就业等都有重要作用。政府要积极发挥监管调控作用，通过政策创新提升数字零工劳动者的工作意愿，保障零工经济健康发展。首先，解决目前社保政策未能覆盖的平台从业者职业意外伤害、安全事故、大病救治等相关费用支出的问题，探索利益相关者多方共赢的解决方案。其次，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监管和行业标准制定，制定与实际相符的劳动基准，建立配套的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制度。最后，政府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监管监督、风险防范等方面的作用，探索开展“沙盒监管”、触发式监管等包容审慎监管试点；倡导零工、平台、居民、政府、社区等多主体生态化共治，以监管规范促进零工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全文刊发在《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年第10期第96—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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