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版）车德欣等|税收激励能否赋能企业绿色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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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期：《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年第9期
► 作者简介：车德欣，广东金融学院金融科技工程技术开发中心讲师；向海凌，广东金融学院金融与投资学院讲师，通信作者；吴非，广东金融学院行为金融与区域实验室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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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基于中国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重大现实和政策需求，本文选取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政府“有形之手”的影响出发，实证检验税收激励对企业绿色治理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税收激励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绿色治理动能。异质性检验发现，税收激励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的绿色治理具有显著驱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减税能够有效平滑风险、强化责任并激发绿色创新转型活力，这些改善都有助于企业绿色治理水平的提升。特别地，在地方政府对生态环境更加关注的情景中，税收激励能够发挥出更大的绿色治理驱动作用，并重点改善国有企业税收激励促进不足的问题，展现出了一定的结构性优化趋向。本文为理解政府税收工具的有效性和渠道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服务中国经济绿色低碳转型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绿色低碳转型；税收激励；企业绿色治理；政府生态环境关注度；税收工具引用格式
车德欣,向海凌,吴非.税收激励能否赋能企业绿色治理?[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44(9):3-21.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然而，随着经济增速逐步提升，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所带来的高污染、高耗能等问题也日益严峻。唯有抓住全面绿色治理这个“牛鼻子”，才能在新时代新阶段下切实赋能经济发展以实现提质增效。探讨如何驱动企业的绿色治理能力上新台阶，不但有助于提升企业核心价值，对于贯彻新时代新阶段绿色发展理念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客观来看，当前中国企业绿色治理的发展进程尚不尽如人意，并不能有效回应党和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关切和人民对现实环境改善的紧迫需求。然而，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无法对微观主体绿色治理活动形成有效激励，更不用说这种治理活动天然有着强烈的正外部性特征，市场失灵问题普遍内嵌于企业的绿色发展进程中，导致绿色治理活动低于市场的最优均衡水平。从这个角度来看，通过政府相关政策工具（手段）来服务企业绿色治理活动，更加关注“有形之手”的重要作用，在新时代新阶段的绿色发展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全球大历史观来看，各国政府采用减税手段来激励企业发展已成为政策工具箱中的常用手段。回归中国现实语境，实体经济整体税负过重的问题长期以来并未得到有效缓解，这在一定程度上损耗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动能。随着中国税收制度改革深化，各级政府部门基于减负思想打出了“减税降费”的组合拳，进而为企业创新、转型、治理等活动奠定基础。在当前推动经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大背景下，税收激励措施能否有效赋能企业绿色治理提质增效？针对该问题的探研，有助于发挥政府税收工具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为构筑“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的环境治理体系，加快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发展机制提供经验支持。
基于此，本文从“税收激励-企业绿色治理”这一角度出发，构建二者研究框架，探讨两者之间的核心关系和内在影响机制，基于中国现实情况解读税收激励赋能绿色绩效有效性问题，并进一步探讨税收工具增强企业绿色动能的制度性因素。二、创新之处
相较于以往研究，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在研究立意上，更加聚焦政府“有形之手”的税收工具应用在企业绿色治理领域的重要作用，从而与现有文献关注市场力量的研究形成鲜明对比，建立起“税收激励-企业绿色治理”的分析范式，从微观结构主体治理优化的视角出发对税收激励展开拓展性解读。
在研究内容上，从三大角度（税收激励的风险平滑、责任强化、绿色创新转型）出发对机制展开论述，强化理解政府税收工具对新时代企业发展的作用路径。
在研究拓展上，更加关注“税收激励-政府意志”的优化组合搭配，从政府生态环境关注度的视角出发，探讨在何种情景下能够最大限度专项、定点释放税收激励绿色发展动力的重要外部条件，从而在微观情景下的绿色治理效率评估中嵌入宏观叙事逻辑，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禀赋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道路提供中国智慧。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聚焦于微观经济主体的绿色治理活动，基于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税收激励对企业绿色治理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企业的绿色治理水平的提升离不开积极的税收激励，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稳健性与内生性处理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内部禀赋不同的企业对税收激励呈现非对称的影响效果。具体来看，税收激励能够显著促进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绿色治理，而对于国有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的绿色治理影响效果并不明显。第三，税收激励能够通过风险平滑、责任强化、创新转型机制提升企业绿色治理水平。具体地，税收激励一是能够增强企业主动性风险承担并降低创新活动风险，二是能够强化企业环境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双提升，三是能够激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力并加快企业绿色转型，这些影响都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治理水平。第四，政府部门的生态环境关注度是实现税收激励驱动企业绿色治理的重要动能。在较强的政府生态环境关注度下，税收激励对企业绿色治理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得到放大，这表明较大强度且具有专项性“绿色”偏好的政府注意力，能够正向调节税收激励-企业绿色治理这一核心关系的影响效应。进一步来看，这种政府专项的绿色注意力能够发挥出一定的结构性优化动力——能够显著改善税收激励对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绿色治理水平驱动不足的问题。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第一，坚定以减税策略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实现减税降费与绿色发展引导的协同效果。一方面，统筹协调各项税收激励政策，确保该类政策的落地实施，具体到微观政策的变革上，政府部门应考虑出台切实帮助市场主体降低绿色治理成本的专项“绿色税收激励”工具。另一方面，稳定企业对政府税收激励的预期，建立健全相关税收政策法规，引导企业开展长期内高投入性的绿色治理活动，帮助企业释放更大的绿色动能。第二，实行差异化税收激励政策，避免“一刀切”式的税收管理，以针对性地提升不同要素禀赋企业的绿色治理能动性。考虑到行业（企业）禀赋能显著影响税收激励对企业绿色治理的驱动作用，应因时制宜，针对性地开展减税激励工作，充分调动不同性质企业绿色治理积极性，以税收红利挖掘企业内部潜力，在税收工具的应用中应当充分遵循结构化思想服务企业加快绿色治理进程。
第三，重视税收激励政策与其他政策工具配套使用，为税收激励赋能企业绿色治理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一方面，重点针对具有绿色治理和转型需求的企业开展税务信息流动的制度性建设，推动税收优惠政策落到实处，激发市场主体绿色发展动能；另一方面，将环境治理的绿色责任嵌入政府工作绩效评价体系中，为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渠道和结构提供更具针对性的靶向支撑，加强其他多元化的政策工具与税收工具的配套建设，将软硬件措施与制度安排充分配置到企业绿色治理中，充分发挥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绿色治理的驱动作用。（全文刊发在《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年第9期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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