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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慈善学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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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因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首个公益慈善专业停招，学界和舆论各方针对公益慈善学历教育又展开了热烈讨论。作为慈善研究学历教育的受益人和从业者，我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抛砖引玉，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供大家批评讨论。研究与教育密不可分，本文放在一起讨论，但对研究部分更有侧重。结合我的实践、求学、科研和教学经验来看，民间资本、知识范式和学术共同体是推动美国慈善研究学科建设的三个重要因素。在过去十年，我经历了慈善教育从无到有，从参与短期培训到接受学历教育，是这个大趋势的受益者。2010年之前，我作为草根公益组织的负责人，主要关注留守和流动儿童，期间因获选壹基金潜力典范，有幸在2009-2010年间两次参加壹基金组织的赴港考察学习。之后受福特基金会中国奖学金项目资助，在北师大社发院完成了三年的硕士求学。硕士毕业后做了一年记者，主要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之后于2014-2018年在印第安纳大学慈善学院攻读慈善研究博士，毕业前在哈佛大学定量社会科学研究中心（IQSS）做了半年研究员，并同时获得了目前任职机构的职位，职位全名是“慈善与非营利研究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 in Philanthropic and Nonprofit Studies）”。慈善研究在美国的发展颇为复杂，是经济、政治和学术多重作用的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我们之前的两篇文章《美国非营利管理教育研究综述》和《美国公益四百年：从原点到起点》(马季，2017; 朱照南，马季，2016)。学术文章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味同嚼蜡，本文在大致描述社会背景的前提下，主要讨论一些我的个人总结和观察，以及可供国内公益慈善教育发展借鉴的地方。本文的写作分成三部分，每次讨论一个因素，期待大家反馈（文末设置了微问卷，欢迎参与），从而在推送下一篇的时候，能对之前的内容进行解释或完善。因此这篇文章更像是一个对话，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建构。第一篇主要讨论民间资本在美国慈善研究与教育中发挥的作用。第二篇讨论知识范式对学科建设的作用，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慈善研究到底研究什么，慈善研究是否及何以成为一门学科，等等。感兴趣的师友可以提前阅读我们的文章《非营利研究一百年：慈善研究知识纵览》(Ma and Konrath 2018)。最后一篇讨论学术共同体，关注的问题包括：学者的学术、学科身份认同，学会、学者和学术期刊对慈善教育与研究的推动作用，等等。
美国慈善研究学科建设的基础
作者：马季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LBJ公共事务学院 助理教授
慈善家族“发明”慈善研究，支持、建立教学和科研院所慈善活动在美国存在已久，但将其视为一个研究领域也只是这五六十年的事儿，且最初的发展与大慈善家和财团密不可分。无论是“慈善研究”、“非营利研究”还是“非营利部门”，这些概念都是美国自1960年代开始，由洛克菲勒三世召集众多慈善家和学者“发明”的(Hall 2006, 54)。召集的目的是为了合理化政府对于慈善组织的立法——这些机构为什么有资格享受税收优惠？不管是基于利己（例如：保护财产继承）还是利他的目的，慈善家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和游说都火力全开，自那之后美国诸多顶尖高校都成立了以非营利和慈善为主的研究中心。以我就读的博士项目为例，礼来家族慈善学院的前身是印第安纳大学慈善研究中心，其科研与教学活动多年来一直受到众多捐赠人支持——要知道科研活动是极度烧钱的。2013年，慈善研究中心升格为学院，并冠名“礼来家族”（就是掌管礼来制药的家族）。慈善学院的软硬件一流，对科研与教学有着充足的资源支持，很多方面甚至超过我后来在哈佛的工作单位，比如很多书籍和电子资源，以及行政人员的配置。再比如说我现在的工作单位，之所以职位名称中有“Philanthropic and Nonprofit Studies”是因为我的一半职务隶属于RGK Center，其最初也是由家族基金会发起（RGK Foundation）。目前RGK Center还掌握着一个可观的永续基金，每年用其孳息来支付机构开支。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LBJ公共事务学院
图片由作者提供
资本主义制度造就了美国庞大的民间资本积累，而基金会和永续基金（endowment）便是传承这些财富的重要手段。英文语境中提及“传承”时一般用legacy，它包括有形的物质财富，但更重视无形的精神财富和家族祖先白手起家实现“美国梦”的故事。慈善家推动慈善研究和教育的动机肯定不完全是利己的，但传承legacy肯定是驱动力之一。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宗族组织的作用则很类似西方的基金会和永续基金。虽然当代中国的地方治理打破了宗族自治的社会和政治基础，但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很多地方的宗族自治正在回归，并融合了现代治理的特色。此外，非公募基金会的兴起和慈善立法也为民间资本的积累与传承提供了机会。但这些能否帮助中国慈善家传承legacy，为慈善研究和教育打好经济基础，是需要研究和倡导的问题。
美国的学科建设自由开放，但要在严谨的同行评议的学科体系中有一席之地，需要有扎实的知识与范式积累，而知识积累又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教职人员才能形成气候（这里主要指终身序列教职，英文里称tenure和tenure-track，中文可以理解为“铁饭碗”或“有编制”）。任何一个tenure职位都是一笔巨额投资，但学术研究和学历教育既烧钱短期内又难以衡量成果。不同的学科和研究领域都经历过或还经历着资源和知识积累的双重考验，最终能在大浪淘沙中立足的凤毛麟角。
慈善研究在美国的发展，则首先是民间资本铺路，给学术研究打下了组织基础。凭借着这样的基础，慈善与非营利研究才得以在美国的一流高校中迅速确立地位。学科建设并不完全遵循市场原则，它首先满足的是教职人员和背后推动者的利益。
作为这一趋势的受益者之一，我在慈善学院攻读的是“慈善研究博士”。这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专业——专业主修“慈善研究”，但还要求辅修一个与研究方向相关的专业，我选择的是“数据科学”。跨学科在这些年颇受追捧，但找教职工作时最尴尬的就是传统学科的人问你学的是什么，你说“慈善研究”，对方可能会表示疑惑。我博士论文委员会的一位导师告诫我，能找到工作就好，别想太多。他是对的，美国学术圈，特别是社会学、经济学或政治学这样的传统学科，非常讲究“出身”，即非常看重你的博士项目，看重你是不是“科班出身”。以我的经历想去任何一所高校在传统学科任职，都是极难的一件事。但幸运的是，我的这个职位就是慈善研究，刚好对口，所以就打破了“出身”这样的天花板。换句话说，打破天花板的不是我，是弘善资本（以及我的导师）。
为什么大力呼吁的“跨学科人才培养”在教职求职过程中并不吃香？我在接下来有关“知识范式”和“学术共同体”的文章中均会有所讨论。
从民间资本的角度来看国内的慈善研究与教育，挑战和机遇并存。首先，中国的民间资本随着改革开放积累迅猛，2004年之后非公募基金会和企业基金会的快速发展就是例证。如果参考“美国模式”，这的确为慈善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例如，壹基金组织的赴港考察与学习在十年前是鲜有的机会，但今日组织出国考察、支持公益组织领导人和学者进修，甚至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已不鲜见。一些基金会，例如敦和基金会，资助并推动国内高校开设/优化公益慈善学历教育课程。但相比较于美国来说，有能力又有意愿的推动者还是太少，学历教育的短期回报更难以衡量。此外，国内的学历教育很大程度上受政策制约，所以不管推广慈善教育的需求有多迫切，供给侧的形势终究不乐观。
另外，中国的企业家和慈善家能否形成民间资本的利益共同体，也是推动慈善研究和教育的一个重要前提。我们的实证研究给出的答案是乐观的——至2013年，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已初具规模，有一定的自主性，并且能“抱团取暖”(参考《国家权力与精英自治：中国基金会的理事会关系网络》Ma and DeDeo 2018)。但是，拥有自主性的精英团体如何处理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将决定慈善研究和教育的主导权归属。
美国的政治制度以保护民间资本为宗旨之一，资本家与政治是高度互嵌的（可参考Domhoff的一系列专著《谁在统治美国》Who Rules America?）。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慈善研究和教育，很难不以慈善家的利益为出发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重视保护集体利益，因此中国的慈善教育是不是要走和能走以民间资本为基础的“美国模式”，还是另辟蹊径，是我们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电子版可在https://jima.me/open/csjy 下载）
Hall, Peter Dobkin. 2006. “A Historical Overview of Philanthropy,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1600–2000.” In The Nonprofit Sector: A Research Handbook, edited by Walter W Powell and Richard Steinberg, 32–65. Yale University Press.
Ma, Ji, and Sara Konrath. 2018. “A Century of Nonprofit Studies: Scaling the Knowledge of the Field.”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9 (6): 1139–58. https://doi.org/10.1007/s11266-018-00057-5.
朱照南, and 马季. 2016. “美国非营利管理教育研究综述.” 中国非营利评论, no. 01: 49–64.
马季. 2017. “美国公益四百年：从原点到起点.” In 美国公益图谱：从传统到现代, by 徐宇珊 and 朱照南, 1 edition.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Ma, Ji, and Simon DeDeo. 2018. “State Power and Elite Autonomy in a Networked Civil Society: The Board Interlocking of Chinese Non-Profits.” Social Networks 54 (July): 291–302. https://doi.org/10.1016/j.socnet.2017.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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