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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赋权:乡村弱势女性与草根社会组织之间的共生机制

王晔安、潘莉等 妇女研究论丛
2024-09-23


作者简介1.王晔安,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基层治理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社会服务递送、社会组织建设。2.潘莉，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基层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3.郑广怀,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劳工与数字劳动、公益慈善与社会组织、基层社会治理。

摘 要：当前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着服务碎片化和社群空心化的双重困境,乡村既缺乏成熟专业并在本地扎根的社会服务提供者,也缺乏积极参与且自信坚定的服务使用者。本研究基于生活政治视角,整合赋权和合作生产的概念,探讨同处于弱势状态的社会组织和乡村女性共同成长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通过信任构建、信心营造、认同建构、对话民主、能动式权力等过程,乡村弱势女性与草根社会组织之间形成了互利共生的双向赋权机制,既满足了乡村当下迫切的社会需求,也提升了自身作为行动者塑造乡村社会的能力。双向赋权机制揭示了乡村社会治理和服务提供“内外共生”的可能路径,有助于缓解新时代乡村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与经济新常态及后疫情条件下政府财政能力下降之间的矛盾。




一、问题的提出
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就“共建共治共享”而言,这意味着乡村社会治理不仅有赖于党和政府自上而下的规划和指导,而且需要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协同,需要广大村民自下而上的积极参与。就“社会治理效能”而言,社会组织和村民之间可能蕴藏着深入合作和持续创新的巨大潜力。
然而,在城乡二元结构高度分化和长期持续的背景下,当前的乡村社会治理仍然面临着服务碎片化和社群空心化的双重困境。一方面,乡村长期缺乏成熟的、具备一定专业性的、能够提供公共及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服务多由草根机构和志愿者团队提供[1](PP9-19,P110),与乡村巨大而分散的服务需求相比,这些服务的提供显得杯水车薪。另一方面,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乡村大多只剩下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这些弱势社群参与乡村服务的能力和动机十分有限。而要走出这一双重困境,仅仅致力于打造本地化的成熟专业的社会服务组织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无力扭转广大乡村逐渐空心化的趋势。同时,仅仅从资源输入的角度,着力提升乡村弱势社群(如“三留守”群体)的兜底保障和获得感也是不够的,因为它未能将其视为具有潜力和韧性的社会行动者,难以切实激发这些社群的内在动力。
由此我们要问的是,在乡村中,作为服务提供方的草根社会组织和作为服务使用者的弱势社群之间是否存在促进双方共同生长的机制,从而整合政社等多方资源解决乡村公共及社会服务供给的困境,进而实现中国式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二、文献回顾及概念框架
本研究在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的理论视野下,整合合作生产(co-production)和赋权(empowerment)的概念来构建研究框架(见图1)。首先,本研究将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和接受服务的乡村社群均视为合作生产方;其次,本研究引入赋权视角,认为正是社会组织和乡村社群双方的密切合作可能促进了共同成长,进而实现了相互的能力提升和再生产;最后,考虑到草根社会组织和乡村弱势社群的成长涉及行动者在宏观制度背景下“如何决定生活”以及“这种决定如何影响外部环境”的议题,本研究引入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生活政治”的理论,进一步探讨社会组织和乡村社群(本研究中具体为乡村女性)的能动性。

图1 研究的概念框架

(一)合作生产

合作生产指有效的服务是通过专业提供者和服务使用者之间的合作实现的[2](PP1073-1087),是公共服务供给方与服务对象通过资源互动、服务授权和公民参与等方式提升服务效果及效率的过程,包括服务对象参与公共服务实施、设计及决策的过程[3](PP1333-1357)。服务使用者和服务组织(public service organization,PSO)是合作生产的核心主体。
合作生产的本质是价值共创和社会价值建构的过程[4](PP59-66,P94)[5](PP23-32)。一方面,公民积极参与合作生产会使服务与其自身利益及需求结合得更加紧密,进而提升服务满意度[6](PP639-653)[7](PP503-519),并且合作生产过程中的发声、控制和影响会使公民产生赋权感[8](PP221-231);另一方面,合作生产有力地提升了公共服务的效能(包括效率和效果),回应了公共部门改革的需求[6]。简言之,合作生产就是一场服务供需双方共同缔造、共同成长的活动。
当前合作生产的实证研究多集中于成熟的服务供给方与普通公民之间的合作生产[9](PP54-70,P109)[10](PP112-123)[11](PP149-156)。鲜有研究关注合作生产双方均能力不足的状况,即弱势的服务提供者和弱势的服务使用者如何实现合作生产,而服务资源匮乏和困境群体众多正是广大乡村正处于并将持续面临的局面。

(二)赋权

赋权既用来描述草根或底层为对抗和改变不公正、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进行的斗争[12](PP502-520),也指外部力量推动的个体、群体或组织的增能[13](PP73-78)。赋权既是过程也是结果,过程视角强调赋权机制的发展和实施,此种机制保障个人及群体获得控制权、发展技能和应用知识;结果层面的赋权通常强调情感状态,如控制感的增强,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参与和提升参与者的积极性[12](PP502-520)。就个体层面而言,赋权可以分为三个维度,即面向当事人,激发其潜能并找回生命主体性;面向社会,倡导社会资源分配公平性及合理性;面向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框架,调动当事人运用现有资源,改变自身境遇[14](PP108-111)。就组织层面而言,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国家赋权和组织增能的关系,具体而言,政府的权力让渡和社会组织的能力提升是一个交互过程,即政府赋权是为了更好地提升社会组织的能力,而社会组织能力提升会进一步推动政府赋权[15](PP61-65)。在本研究中,赋权不仅指乡村弱势社群获得对生活和外部环境的控制权及权力感的过程和结果,也指在乡村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自身能力提升的过程和结果,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三)生活政治

生活政治是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的政治,从个人和集体的角度出发探究“我们应如何生活”的时代议题,关注微观层面的行动者与政治生活的连接,即在现行的制度背景下,个体如何决定生活,而这种决定又如何进一步影响外部环境[16]。生活政治所关注的生活决策,本质上是一种行动者如何选择身份和相互关系的政治,并着眼于边缘和底层群体[17](PP100-103)。
生活政治可以分为个人维度及社会和国家维度。个人维度涉及自我身份认同和内在真实性。自我身份认同是通过反身性而获得的成就,使过去的经验与未来形成一种合理联结。内在真实性是指在不断变迁的社会事件的背景下,将生命历程理解为一个统一体的手段,从而形成一个基本信任框架,即个体通过自反性组织起自我身份认同叙事[16]。生活政治的社会和国家的维度涉及能动式权力和对话民主两个方面,主要关注个人的自反性对宏观系统的影响。对话民主意味着个人、集体、组织和国家之间都可以在公共空间进行对话,以讨论和交流的形式形成政策和行动。能动式权力是生活政治运作的主要形态,强调“生成的行动者”和“生成的生活”。“生成的行动者”强调中观意义上的组织和微观形式上的自我都能以行动者的形式影响宏观层面的权力。“生成的生活”强调社会秩序是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中被行动者所建构起来的[18][19](PP89-95)。
通过生活政治的视野,本研究试图挖掘乡村女性在与社会组织的互动中如何塑造自我认同,进而自我实现,同时致力于探讨社会组织如何重塑对话民主的空间,进而促使自身成长为当地成熟而专业的服务机构。

三、案例与方法

(一)案例介绍

本研究选取的案例为K机构在湖南省A市W区开展的“困境女性赋能项目”。为了充分呈现案例的背景和细节,下面将对W区、K机构、弱势女性和赋能项目实施情况进行逐一介绍。
1.W区:乡村空心化和服务供给匮乏
W区地处城郊,原属于A市管辖的郊县,随着A市城市化的不断扩展,后撤县设区,目前处于由传统型、农业化县区向现代化、新型城区的转型之中。也正因为如此,尽管W区经济较为发达,但由于临近A市这个新兴的大都市,虹吸效应使得该区乡村中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中心区域或城郊工业园区务工,乡村空心化趋势明显,存在大量而分散居住的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同时,W区乡村公共及社会服务机构匮乏,能力较强的服务机构多落地于城市中心,对乡村的辐射能力较弱,导致向“三留守”群体提供的服务以专业性和资源不足的草根社会组织为主,有的乡村甚至缺乏服务供给主体。该区困境群体的巨大需求和匮乏的服务供给形成了巨大反差。
2.K机构:缺乏本地支撑的外来草根组织
K机构是一家外来落地W区的草根社会工作机构,原本专业性较弱且缺乏本地资源支持。W区民政局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来推动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举措成为本案例中赋能项目开展的起始条件。尽管K机构获得了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资金支持,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弱势处境。首先,对目前绝大多数社会组织特别是K机构这样的社会工作机构而言,政府购买服务资金是其维持运作的生命线。是否获得政府购买服务资金不是社会组织强弱的区分标准。只有那些能够持续获得大额资金且众多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机构才有可能是强势机构,而这些机构的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多与党政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K机构无论是创办人还是其他人员都缺乏这种联系,因而也缺乏对相关政府部门的影响力。其次,K机构获得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只是第一步,随着对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提升,本地化的专业服务人才就成为机构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外部引入的护理员存在流动性强、雇佣成本高、对乡村情况不熟悉的缺陷。因此,“初来乍到”的K机构为了实现居家养老项目落地,需要大量的乡村本地护理员来进行服务递送。
我们其实对当地的人文环境不是很熟悉,我们最先能够想到的是能不能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本地人服务本地是最好的,这样的话比较稳定,我们成本也低。我们就在入户调查的时候跟村社区包括镇街道进行咨询或者打听,就问一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一方面可以解决她们当地就业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我们服务成本的问题,我们当时也是出于这个考虑的。(女性赋能项目社工-HCX)
3.弱势女性:经济、职业与性别的多重困境
首先是弱势女性面临的经济困境。一方面,家庭的内外风险共同造成了经济困境。例如,XYH的丈夫2018年生病(2021年末去世),她的儿子还在上大学,她不仅需要维持家庭生计,还需要持续照顾生病的丈夫。WSQ的丈夫50岁时因车祸去世,同在车上的父母也不幸罹难,抢救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而两个孩子分别在上大学和高中,家里全部经济来源只有低保金。LGX的儿子出生时就患脑瘫,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人照顾,其父母和丈夫的身体都不好,家庭生计需要LGX里外操持。另一方面,近年来新冠疫情也对一些乡村女性的经济来源造成了强烈冲击。YQ曾在深圳做小本生意,但遭受疫情冲击难以为继,被迫回归乡村,失去了原有的收入来源。
其次是弱势女性面临的职业困境。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家庭照顾压力的增大,W区一些曾经在外务工的女性被动选择离开城市、回乡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例如,LXH认为:“(回去)一是照顾老人,二是照顾孩子、照顾家庭。……想起自己二十几岁就在外面拼搏,跟我老公都是在北京工作到39、40岁,外面还是不好赚钱的。”与此同时,由于前述经济困境的存在,她们仍然需要在本地获得一些工资性收入,简言之,她们需要的是一份能够平衡家庭照顾责任和个人就业机会的工作。但是,W区乡村内的产业发展状况与弱势女性就近改善经济状况的愿望形成了矛盾。这些女性通常无法在本地获得就业机会。此外,这些弱势女性本身的低人力资本也是其脱离劳动力市场的原因。她们的学历多为小学和初中,仅有极少数为中专学历,且大部分未经过职业培训。可以说,乡村工作机会的缺乏与其自身的低人力资本进一步固化和强化了前述女性的经济困境。
再次是弱势女性面对的性别困境。按照传统性别分工,乡村女性多担任“家庭妇女”角色,她们在家庭内部从事的无偿家务劳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在W区,我们发现一些女性原本在W区外的城市工作,但在家庭和子女面临照顾问题之际,她们通常会主动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归家庭。例如,WZB的妹妹和母亲都卧床需要照顾,为了让其他家人在外无后顾之忧,她只能留在老家进行照顾。又如,前述原本在深圳做小生意的YQ就表示,除了生意不好做,回来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丈夫的要求。由此可见,女性这种看似主动选择的行为背后,其实是受到父权制、家庭分工及劳动力市场限制后的无奈之举,这进一步压制了她们的发展潜力。
4.赋能项目:女性的成长和机构的发展
在承接农村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的过程中,K机构针对乡村中无业或者低收入的困境女性实施了一项赋能项目,通过“本土化—职业化—专业化”的策略,帮助女性获得职业培训和本地就业机会,并培育困境女性成长为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人员,将女性从家庭带入公共及社会服务领域。通过这一项目,这批女性初级养老护理员持证率达到100%,其中部分女性进一步获得中级养老护理员和助理社会工作师资质,还有部分女性通过成人高考进一步提升了学历。这些困境女性逐步主动嵌入服务实施、设计、管理和评估阶段,成为乡村服务的合作生产者。另外,K机构也由草根机构成长为能够设计乃至主导当地乡村服务的成熟机构,该机构的一些规章制度和工作方法成为当地公共及社会服务的参考蓝本和学习案例(见表1)。

表1 “困境女性赋能”项目实施前后的对比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案例研究方法,该方法是潘善琳等人提出的结构化案例研究方法,包括结构化(structured)、实用化(pragmatic)、情境化(situational)三原则,共涉及八个步骤[20](PP161-176)。按照这一方法的要求,本研究的研究资料来源于项目文件、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研究者最初收集了W区乡村社会组织发展状况、K机构发展情况及困境女性增能项目资料,并联系K机构负责人以获得访谈准入机会。然后,基于文献回顾和资料搜集,初步设计访谈提纲,并选取机构负责人和部分护理员进行预访谈。后期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并进一步完善访谈提纲,选取合适的理论视角并考察理论视角和访谈资料的融合度,达到理论确信点。随后,研究者继续对K机构的项目社工、困境女性及其服务对象、K机构所承接的乡镇社工站负责人等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同时开展参与式观察,并对研究资料进行编码处理,通过多轮补充信息以达到理论饱和。本研究最终访谈了20位参与过赋能项目的女性、1位机构负责人和6名社工。完成上述工作后,研究者得到一份整合当地政策及K机构发展情况的资料、多群体访谈转录文本、田野观察笔记等信息的质性研究资料,进一步整合并反复打磨模型至“理论—资料—模型”的一致性良好,使研究模型可以充分解释案例所反映的信息,最终进入文章撰写阶段。

四、双向赋权机制

(一)信任构建

1.乡村女性的信任基础:基层政权与亲友
乡村女性的赋权过程肇始于对机构的信任。吉登斯指出,对他者的信任可以产生跨时空的团结。对他者的信任可以转变为相互间的义务,这种义务在积极信任中体现为互惠。并且,熟悉和亲密关系并不是社群的替代者或退化形式,而是社群意识得以产生和持续的媒介[18]。困境女性对K机构的信任产生过程与吉登斯的论述非常类似,通常来自两个方面:对于基层政权的信任和女性自身社会支持系统中的信任传递。
一部分困境女性将K机构推行的赋能项目视为一种来自国家的“福利”或“激励”,将其视为基层政府对她们境况的关注和帮扶。例如,参与赋能项目的女性WSQ认为:“村上面介绍我过来的。因为我是低保户……所以镇上的主任就介绍我(做)这个事情。”也有女性将能够参与项目视为基层干部对自己个人能力和品质的认可。例如,参与赋能项目的女性ZG认为:“我沟通能力好,为人也善良,又愿意帮助那些老人家,(村委工作人员)说我适合做这个事情。”另一部分女性对机构的信任则源于亲属、朋友等社会支持系统中的信任传递。她们通过同村亲戚、朋友、邻居的介绍进入该赋能项目。
明天你们要见的罗姐姐,她跟我两个人是妯娌,她先接触以后把我们都介绍进来,她把她所有的身边的朋友,我们玩得好的,都介绍进来做这个事,所以我们都属于朋友、邻居之类的参与。(赋能项目女性-JGQ)
2.社会组织的信任构建策略:基层干部背书与资源交换
依托基层政权建立信任关系是社会组织寻求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有效的生活政治策略。社会组织(尤其是小型的、弱势的草根社会组织)寻求与国家机构的接触主要是为了获取公众信任,公众信任是这类组织运作项目、动员公民或筹集资金的关键[21](PP591-613)。依托村“两委”干部的背书使困境女性对K机构产生信任,成为她们参与乡村服务合作生产的起点。
困境女性跟村社民政专干是第一直接联系人,因为困境女性还是不熟悉我们K机构,我们机构主动去跟民政专干介绍我们具体是做哪些事情,让民政专干和困境女性去沟通。(养老项目社工-GY)
刚开始(困境女性)对我们不是特别信任,但是她(们)对社区还是有一定的信任度,我们有些事情会先和社区一起沟通,再和她们(困境女性)沟通。(女性赋能项目社工-HYJ)
如果说初期的信任可能建立在个体信任、熟人社会和权威的基础上,那么后期这种信任的延续主要依靠资源交换。随着后期女性与机构的互动增加,资源交换越来越多。这种资源交换不仅包括主体间规范、价值和认同的共享,还会激发信任与合作。女性凭借对基层政权的信任和基于亲友传递的信任进入赋能项目,在获得机构提供的服务资源后,常常会在完成机构规定的服务内容之外主动做出有利于机构的行为。具体表现为女性拓展服务内容、动员家庭成员开展志愿服务、发起公益行动等,从而强化了机构在乡村的影响力和美誉度。机构因此获得包括女性、老人在内的更广泛的村民信任,并依托女性为抓手更好地嵌入乡村服务体系。

(二)信心营造

1.社会组织的外部赋能与信心重塑
针对大部分女性信心匮乏及自我效能感不足的问题,K机构与女性协商采取了“专业培育”结合“以老带新”的信心营造机制。由机构链接专业的技能培训资源,并在女性熟悉的乡村场景中,由往期赋能项目的受益女性担任实务督导,引导新的项目成员熟悉工作流程、辅导职业知识学习并分享个人成长经验,通过同辈群体的互助行为重塑信心。专业能力的提升和服务对象的正向反馈促使困境女性实现了信心重塑,这是女性参与合作生产并获得身份认同的关键。
我们不断鼓励、引导,告诉她们不用担心,我们会在上岗之前培训(她们)到老人家里怎么开展沟通,怎么为老人做服务……经过一段时间的服务,她(们)和老人就建立了一种稳定的关系,慢慢地老人也比较信任(她们),对她(们)工作的尊重慢慢地就(会)增加她(们)的自信,工作技能的增加也让她(们)越来越自信。(女性赋能项目社工-HYJ)
2.乡村女性生活经验的延续及传递
在赋能项目的引导下,女性通过连接自身过去的正向生活经验,从而实现个体信心营造。
以前我生过一场病,之后就觉得我的脑袋好像已经跟社会脱节了。参加项目以后,我觉得我的头脑慢慢地在灵活、在运转,可以跟上这个时代了。我以前也不是很笨的人,我以前学财会的时候,别人说那个账是死账一直查不出问题……我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把账查出来了,所以他们科室对我刮目相看,我以前也不是个废人。(赋能项目女性-OYXY)
借由女性形成的互助小组和“以老带新”机制,女性个体生活经验在群体内部实现了传递。在女性自发的互助行动中,汲取经验的“新人”和传递经验的“前辈”都获得了自我实现感和个人发展的信心。
她首先也是问我这种工作好不好做、是不是很累。我说这个工作最初接触的时候是有点不理解,也有点烦恼……我把每个老人的性格都说给她听,她现在按照我的做法做得很好,也考了证,大家都在互相学习。(赋能项目女性-YL)

(三)认同建构

按照生活政治理论,自我身份认同在变迁的社会情境和关系中被形塑并通过反身性保持,即个体必须整合多元化的传递性经验所产生的信息与本土的实际生活,从而通过一种合理且连贯的方式联结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投射[16]。在赋能项目中,女性一方面在多元互动中接触外部信息和赋能资源,另一方面运用自反性与个体过去经验进行整合以指导实践,形成了自我身份认同的内外建构模式。内外建构使得困境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发生了一系列转变。她们此前的自我认知通常是家庭主妇、贫困者、弱势者、家庭权力关系中的附属者。通过合作生产,身份认同逐渐转变为家庭经济来源者、乡村工作者、志愿者、乡村精英乃至专业人员,随之也改变了女性在村庄系统中的位置。
1.女性自我身份认同的内部建构
一些女性的身份认同来自家庭成员的态度和认知转变。K机构定期组织家属分享会,邀请女性的丈夫和孩子参加,见证女性在赋能项目中的成长并分享感悟。
我还记得我儿子跟我说:“你在家都干了什么?”导致我感觉自己在家就像废人一样……所以这也是我坚持做这份工作以及之后不断学习的原因。我又参加成人高考,又参加别的考试。我儿子看到我拿了几个文凭,他也是蛮受感动的,他也想再提升一下自己。(赋能项目女性-OYXY)
部分女性的身份认同来自服务对象的正向反馈。在参与公共服务过程中,女性帮助其他弱势群体提升生活福祉,串联起乡村的其他弱势群体,如留守老人及留守儿童,激活了乡村内部的互惠机制。女性为其他弱势群体提供服务,服务对象也会为她们提供积极反馈及精神支持。在长期的服务过程中,双方甚至形成了类亲属的人际关系。一方面,这种情感劳动为困境女性创造了与他人建立信任、尊重和产生富有意义的情感的机会,女性从中获得积极的劳动体验;另一方面,乡村留守群体间的社会支持网络进一步强化。
像我老公过世(的时候),我有几个服务对象(老人)都来了,都来安慰我……现在就是一种亲人关系,他们就把我当作亲人,有什么需要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觉得挺好的。(赋能项目女性-XYH)
这些老人很多是没有子女的,他们缺少陪伴。搞不了的事还是需要我们去帮他搞,像手机坏了、电视打不开、洗衣机这些电子产品都是我们来搞,他们有的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开。跟他们打交道,我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感,获得了认可。(赋能项目女性-XYH)
因为她们(困境儿童)都是小学三年级、五六年级的学生,跟她们相处感觉也很好,跟自己的女儿一样,因为她们之间也差不了几岁。(赋能项目女性-ZHY)
然而在合作生产的过程中,女性并不总是能够获得他者认同和正向反馈,有时也会遭遇村庄内的他者质疑。当女性的服务行为遭遇污名化时,其应对方式通常是凭借自身对合作生产行为的认同感和道德感的内化,形成一套自我的话语。通过强调合作生产行为的价值感、社会效益以及自身行为的正义性,女性得以在他者的质疑中维持自我认同。
开始我还有点怕,毕竟刚开始的时候,别人会瞧不起。有的人就会说:“给你搞卫生的来了,给你当保姆的来了。”但是别人说多了,我就不搭他的腔,他也就不说了。(赋能项目女性-ZG)
我觉得这份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对于有些没有这个观念的人来说,他觉得是很下贱的工作……反正我现在已经做习惯了,我又不偷又不抢,我才是帮人家服务。(赋能项目女性-YL)
2.正向激励与认同的外部建构
女性通过参与服务获得了来自村庄内外的正向激励。首先,作为服务对象的老人们表示护理员经常来打扫卫生、陪着聊天,像自己的女儿一样关心和照顾自己,称护理员的服务很好,这对女性而言是非常直接的鼓励。
比如过年、过节以及老人过生日,我们去帮他们做饭,他也有玩得好的那些朋友,打牌的、一起来玩的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在桌上怎样表扬我们,怎样说我们能干,说我们把他关注起来,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鼓励了,我感到很高兴很开心,还是有人承认我们这个工作,是表现得好。(赋能项目女性-YL)
其次,来自乡邻、村社的认同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和认可。这种关注和认可建构起女性参与合作生产的意义感。
这些邻居都没有我熟悉这些村的情况。像我们这个村也是三个村合并的,她们(社工)说哪里,我就能带她(们)到哪里,(她们)都没有我熟悉这里的情况。(赋能项目女性-ZYP)
邻里、村上对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认可的。像社工站,我们也是经常走动,有的时候她们要去老人家里面,是我来带路;有时候有什么物质的东西,也会通过我带给老年人。(赋能项目女性-XYH)
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被看见”离不开K机构的推动和宣传。机构定期对女性的事迹进行总结和报道,并上报各级部门帮助女性争取各方认可和奖项,包括职业教育方面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颁发的“优秀护理员”奖、妇联评选的“最美家政人”、志愿服务层面的“中国好人”等。例如,通过机构的宣传和链接,YL一家的行为得到中央电视台的关注,并获得了“为老服务志愿家庭”的表彰。
我还带我这个小妹子(女儿)2019年去北京参加荣耀盛典了,还领了一个奖杯回来,也是代表一种荣誉,感到很荣幸的。(赋能项目女性-YL)

(四)能动式权力

通过与K机构在赋能项目及更广泛的乡村服务中的合作生产,女性逐渐获得了自我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具有自反性,即女性的认同在被环境形塑的同时,还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女性依托行动者的身份和能动性权力对乡村服务体系乃至更大层面的制度环境产生了影响,这具体表现在两方面:生成的行动者和生成的生活。
1.生成的行动者
生成的行动者是指女性对公共服务做出个体化的解释及反思。成为合作生产者的女性通常会在参与服务提供的过程中进一步拓展服务主体和服务内容的外延,表现出具有奉献性、社会性、多元化特征的成就价值观。
在服务主体方面,女性作为合作生产者,将其家庭成员纳入合作生产的范畴,形成家庭内部服务精神的传递。女性带动整个家庭的力量,成为合作生产主体拓展的有效手段。
我老公跟我去做了几次服务,有的时候也事情蛮多的,他跟我一起去给别的老人擦了窗户、擦了门……我老公还是支持我(做)的事情的。(赋能项目女性-CP)
我们只要做这个工作的,老公都很支持我们,如果需要用车、用人都会很积极地配合……我们大部分其实都至少带动了家庭的一个、两个成员参与在其中。(赋能项目女性-JGQ)
一些女性还尤其强调服务精神的代际间传递,将子女纳入合作生产的实践中。
工作带上我小孩她们,到时候等你老了她也会知道要孝敬父母,也要孝敬这些老人,可以帮他们做点什么就帮他们去做了,不会嫌弃这些老一辈的,到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是需要照顾的。(赋能项目女性-YL)
在服务内容方面,女性基于对服务的反思和自身的能动性,对服务设计进行拓展和个体化的解释,产生新的志愿行为,拓展了服务内容。女性成为村庄中的资源链接主体,并一定程度上激发起村庄其他居民的志愿行为和互惠行为。例如,WLM发现村庄内老人有售卖农产品的需求,于是链接社工等资源,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帮助老人创收,成为当地的助农典范。
她们发现自己有了更高的追求后,她(们)的视野会更宽,包括她们拓宽视野后会再返回去看自己现在这个工作,你就会发现她(们)的工作方法和别的区县、别的城市的农村居家养老护理员的做事方法会有不同……她(们)以前可能就是按部就班搞完工作,但是她(们)有了这两个背景,她(们)就会自己想办法来解决老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解决不了的,她(们)会反馈给我们,寻求我们的帮助,然后去给他(老人)解决。(K机构负责人-SJ)
由此可见,女性在合作生产的过程中能够敏锐地发现村庄内多主体的公共服务需求,从而拓展服务的内容和主体,以行动者的身份影响村庄整体公共服务环境,并且这种影响转变了女性在家庭和村庄中的权力结构和话语权,使女性成为家庭志愿精神的引领者、村庄资源的链接者和公共精神的倡导者,改变了此前在家庭和公共空间失语的处境。
2.生成的生活
生成的生活是指女性参与合作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重构乡村服务传统的过程,转变了原先单向的服务递送模式。女性个体和群体的合作生产行为已经逐渐成为村庄公共价值塑造和困境群体福利实现的一条可持续的有效路径,即女性个人的日常生活与乡村秩序产生联结。例如,村干部和社工会主动向参与项目的女性了解留守或困境老人的情况,并将她们视为在地化的资源递送者。村民则将这些女性作为困境儿童和老人的资源募集者。这表明,这些女性已经成为乡村中老人和儿童的多样化服务需要与服务提供方之间不可或缺的中介。
因为我们平常要下户,她们(赋能项目女性)每个月也都会下户,所以她们现在也变成了我们的志愿者……因为我们不熟那个地方,有时候我们就会让她们和我们一起下去(乡村提供服务)。(社工站项目社工-HBF)
民政负责审核对象符不符合救助要求、有哪方面的困难,但是真正为他(困境儿童)摆脱困难的还是需要一些志愿者或者服务人员,就是我们培育的这些女性。(困境儿童项目社工-LF)
不仅如此,这些女性在赋权后产生的自反性会通过合作生产中的合作设计、发起和实施阶段,进而影响机构的服务设计乃至区域性的制度设计。赋权后的女性已然成为K机构承接乡村服务的重要抓手。
这些困境女性成长起来之后,成为我们机构的一些核心骨干,相当于直接推动了我们机构的发展。(女性赋能项目社工-HCX)
我们在设计困境留守儿童的项目时,当时想得比较简单,认为我们可以链接到一些志愿者定期去陪伴困境留守儿童。但是实际上操作的时候,就会发现……像那种偏远一点的村镇之类的……志愿者就非常难以寻到,更何况要每周都去看望。刚好我们这些妇女也是本地的,离这些儿童相对交通比较便利,就更加容易和那些小孩子的监护人进行定期的沟通交流,以及去看望和陪伴小朋友的成长……另外,有一些困境姐姐代表获得了比较大的荣誉,民政就会找到我们机构,向我们购买这一类型的服务。(社工站项目社工-MYF)

(五)对话民主空间

对话民主强调个人、集体、组织和国家都可以在公共空间中运用宽容的对话关系和平解决问题和分歧,解决不同价值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从而形成政策或行动[18][19]。对话民主在本案例中主要呈现为女性和K机构通过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达成了价值共识,从而产生联合行动,两者共同影响更大的外部环境。
从女性角度而言,她们的声音在合作生产过程中被充分尊重。首先,机构在对其赋能的过程中充分倾听女性的需求和关切,如满足女性工作—生活的平衡需求、尊重女性的生活选择等。其次,女性的生活经验得到正向肯定并得以延续,使其能够在与其他女性的互助中实现主体能力的提升,转变既往的困境状态和弱势身份认同。再次,女性曾处于困境,因而能深度共情并挖掘困境儿童和老人的需求,依托平等的对话关系和积极行动(如协助链接各种资源)缓解乃至突破儿童和老人的生活困境。最后,女性反思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并向机构提出改进建议,影响后期服务规划和设计。简言之,女性在对话民主的空间中,成为乡村服务需求挖掘者、服务方案设计者、服务递送者和资源链接者。
从机构角度而言,机构初期与村庄和基层政府部门通过对话确定互益目标,从而获得初始的服务购买支持及合法性认可,后期则通过与困境女性的合作生产成效进一步扩大影响,获得更广泛的他者(包括村民、村庄及政府)认同,使机构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资源,甚至对当地的政策设计产生影响。K机构依托困境女性提升服务成效后,获得了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平等对话及影响政策的能力。不仅如此,由于项目得到了民政部多位领导的高度肯定,K机构还被邀请在全国农村养老服务推进会议上分享经验,为全国其他地区的乡村服务提供模式参考。
她们在赋能项目中获得一些荣誉的话,会提升我们K机构的知名度。在我们承接政府购买项目的时候,能够更多地获得区里民政的认可,给更多的资源让我们K机构做。(养老项目社工-GY)
第一,(困境女性的服务)把机构这个品牌打出去了;第二,从个体和组织的实践经验及行动逻辑转向对宏观制度的影响,得到了上面领导的肯定,也为我们机构带来了更多的资源,机构和女性双向互惠。(困境儿童项目社工-LF)
机构现在很多内部管理制度,都变成了各个领域的区、县、市里的政策,大家都以我们的管理制度、以我们的政策为蓝本,这就是返回到专业影响这一块。(K机构负责人-SJ)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生活政治的理论视野,整合赋权和合作生产的概念,勾勒出乡村弱势女性的成长叙事与乡村草根社会组织的发展叙事,呈现出两者之间的双向赋权机制。一方面,乡村女性基于对社会组织的信任,通过接受外部赋能和内在信心塑造,在与家庭、村庄等外部环境的互动中重塑新的自我认同,以行动者的身份影响乡村治理环境,此为双向赋权机制之一。另一方面,女性的积极行动推动社会组织更好地嵌入乡村并回应村民需求。社会组织依托对话民主的空间与公共部门进行沟通,以服务成效获得话语权、资源及政策影响力,影响区域的公共及社会服务设计和执行,乃至更大范围的宏观政策,此为双向赋权机制之二(见图2)。

图2 乡村女性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双向赋权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双向赋权机制不但促进了草根社会组织和乡村弱势女性的共同成长,也提升了乡村服务的效率和效果,并带动了服务对象在服务过程中和接受服务后的积极反馈。
首先,女性深度参与了养老服务的设计、递送和评估,通过对现有服务的补充和补缺,改善了服务提供的质量,提高了运作效率,如前所述,女性协助申请和传递民政、村庄、乡镇社工站和外部公益组织的资源给困境老人;女性自发提供或在乡村范围内为老人募集衣物、生活用品等资源;女性带领家庭成员为乡村老人提供陪伴和其他服务;女性自发帮助老人售卖农产品;等等。在服务递送不及时或现有政策无法提供资源时,女性作为合作生产者以利他精神为导向,投入自身掌握或链接的资源,切实优化了乡村的服务递送。
其次,女性提供的服务使老人感受到了切实的帮助,继而产生利他和公益行为。几乎所有女性养老护理员都提及,在为老年人提供护理服务和志愿服务的过程中,老人及其家人会对其做出积极的物质和情感反馈,形成老人和女性之间互助的良性循环。
现在她不是我的服务对象了,我都还会去看她。现在去就像走亲戚一样,没事的时候一去就坐一下午。我要是好久没去,她还会打电话过来。一走动就自然而然地亲近了。(赋能项目女性-ZG)
自从我生了小的以后,我心里就感觉自己有抑郁症一样。后来接触这个工作以后,我就可以跟老人谈谈心,老人也把我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交流。我觉得在我心里面有很大的舒展。(赋能项目女性-LSM)
不仅如此,一些老人的家属作为间接受益人,感动于这些弱势女性对其家庭的帮助,也积极投身到公益行动中。例如,一位老人的儿子身患残疾,看到养老护理员给父亲提供的诸多照顾后,主动申请担任志愿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处理项目资料,关注并反馈其他乡村老人的困境状况,并为困境儿童捐款。

五、讨论和启示

(一)乡村依托谁提供服务

面对乡村社会组织力量薄弱和弱势社群内生动力缺乏的现实,乡村治理效能和服务供给模式亟须找到提升路径。双向赋权机制揭示了乡村治理和服务提供“内外共生”的可能路径。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的背景下,当前关于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讨论出现了新的转向。传统的外部资源单向输送和自上而下的干预不足以有效回应治理困境,还需要充分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乡村基本公共及社会服务缺乏而引发的发展机会、能力与动力相对不足是导致治理困境的重要因素,因而治理核心在于推动服务动力转变、角色转变与供给改革,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22](PP146-155)。只有整合内外两种力量,才能回应乡村治理的多元化需求[23](PP31-39)[24](PP161-168)。
本研究发现的双向赋权式合作生产提供了乡村服务“内外共生”的有效实现路径。具体而言,这一路径就是,在外部制度支持下(如政府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以社会组织激发乡村弱势社群(如困境女性)参与公共及社会服务的合作生产为契机,带动乡村服务转型,改单向的服务递送模式为双向的服务合作模式,激发村民自我服务、积极自治的内生动力。一方面,这一路径有利于突破外部资源单向输入的可持续性困境,在激发乡村社群内生动力的基础上,实现了乡村服务的由表及里和落地生根,能够有效克服“输血式”服务的局限;另一方面,乡村社群与社会组织的双向赋权找到了一条将解决问题的精准性、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和服务对象的能动性高度融合的途径。多主体参与的乡村服务合作生产机制,既及时有效地回应了乡村各类困境群体的服务需要,也激发了乡村内外的资源发掘和共享,催生了邻里互助传统的复兴和再造,夯实了乡村治理的基础。双向赋权式合作生产的揭示意味着,乡村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既需要外部力量“自上而下”的战略规划和政策推动,也需要乡村内部“自下而上”的内生动力,需要将居民赋能、多元主体合作生产、基层自治能力提升和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多元化转型作为乡村振兴的根本动力来源。

(二)如何化解资源不足

本研究的发现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新时代广大乡村日益增长的公共及社会服务需求与经济新常态及后疫情条件下政府财政能力下降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随着新时代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乡村不仅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方面展现出越来越大的需求,而且随着乡村社会经济转型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多样化的、叠加的社会服务需求日益突出。例如,留守老人带着留守儿童居住,一旦留守老人丧失自理能力,现有乡村的服务体系难以全面迅速回应。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新常态和后疫情时代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不仅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增加,财政能力受到影响,中央政府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财政困难,还可能会削减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或减少财政支持。在此种情况下,单靠政府投入难以满足乡村的公共及社会服务需求。本研究揭示的草根社会组织和乡村弱势社群之间的服务合作生产模式及由此产生双向赋权机制展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在政府的财政能力不足的条件下,乡村如何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公共及社会服务的广泛覆盖和对弱势社群需求的快速精准回应。本研究实际上指明,在财政能力有限的条件下,乡村服务的快速扩面和持续运行不仅需要鼓励社会组织的参与,更为重要的是,需要通过社会组织激活过去被忽视的乡村弱势社群的潜能。这既需要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也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发扬和创新党的群众路线,促进群众路线的制度优势与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的叠加倍增。简言之,本研究强调的合作生产是新时代激发群众潜能和集中群众智慧、高效集约提供乡村社会服务、最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现实路径。
同时,双向赋权机制不仅在政府购买服务的背景下推动了第二次分配的高效集约实现,而且激活了乡村内外的公益慈善资源,探索了资源不足条件下第三次分配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一方面,双向赋权机制的存在使得乡村公共及社会服务的提供具备了多种服务并行实现的可能。本研究中K机构承接的居家养老服务项目不仅有效回应了养老需求,而且由此延伸到困境儿童救助、困境女性生计等需求的满足上。另一方面,双向赋权的过程催生了志愿精神和诸多公益慈善行为,如护理员帮助困境儿童及老人链接社会资源、主动提供额外服务、激发村民捐赠行为等,实现了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无缝对接。如果将第二次分配视为国家通过公共和社会政策推动“大传统”的举措,将村民积极参与的乡村服务和公益慈善活动视为村庄内生的“小传统”,那么本研究实际上揭示出,即使是弱势的社会组织也可以通过与弱势社群的深度合作,在整合大小两个传统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基层社会治理目标转化为村庄内在的价值导向和村民日常生活的行动指南。

(三)如何推动女性深度参与

本研究讨论了乡村女性的生活政治及社会组织采取的生活政治取向的赋权策略,挖掘了弱势社群和草根社会组织通过能动式权力和对话民主等方式参与乡村服务和基层治理,乃至影响区域制度环境的行动逻辑。但这并不意味着仅凭生活政治就能够解决乡村服务面临的多重困境。正如吉登斯所言,生活政治的勃兴并不意味着解放政治的消亡,二者将长期相互依存及发展[16]。在生活政治对个体生活决策的关注之外,相关主体还应当着眼于解放政治,即从制度层面减少不平等,促进权力和资源的平等分配,将社会生活从固化的传统中解放出来。尤其在女性议题上,政府和社会组织等主体可以进一步关注女性在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参与和发声,鼓励女性积极参与公共生活,挖掘女性的生活经验和能动性。就此而言,社会组织依托其专业优势促进乡村女性参与公共及社会服务,并以女性为主体串联起乡村困境群体的自助互助,应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之一。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本文来自《妇女研究论丛》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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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HSSCJS)、全国中文核心期刊（CJC）、中国核心学术期刊（RCCSE）、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社会科学版）、中国人民大学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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