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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卫、蔡珂 | 数字素养、性别与可持续发展——从“性别与发展”理论视角探讨数字环境下如何促进性别平等的发展

卜卫、蔡珂 妇女研究论丛
2024-09-23




作者简介1.卜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传播与社会发展。2.蔡珂,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与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研究方向:国际传播、传播与社会发展。

摘 要：数字环境正在重新形塑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但研究表明,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并不必然带来性别平等。基于这种思考,本文将讨论数字素养、性别与可持续发展的复杂关系。首先,分析数字素养概念的建构性,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在社会发展的情境中去理解数字素养。其次,梳理“发展”“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发展”“妇女与发展”等重要概念的理论脉络。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从“性别与发展”理论视角揭示性别数字鸿沟,尝试提出通过包容性数字素养教育促进性别平等和发展的政策方案。这个方案并不局限于技能或技术方面的培训,而是要挑战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消除一切阻碍妇女获得权利的障碍。数字素养提升不仅是为了改善妇女生计,还是为了通过信息技术在生产、再生产和社区(社会)发展等领域中赋权妇女,以促进性别平等和社会公正。



不论是在全球还是在一国之内,互联网的传播在教育、医疗、劳动生产力、民主化、公民身份、社会凝聚力和经济一体化等方面均已产生重大影响[1](P67)。数字环境正在重新形塑有关家庭、教育、健康、社会福利、社会公正、政治和经济等活动。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正迈向曼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所说的“将信息生成、处理和传输作为生产力和动力的根本源泉的社会组织形式”[1](P66),因此,获取技术过程中存在的机会不平等关系重大。以前“买不起奔驰并不影响工作、获得教育和公民权的机会,但无法掌握应有的互联网相关技能则有可能限制这些机会”[1](PP67-68),回顾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些乡村儿童上网课的艰难处境以及部分老人和残障人士因不会使用“健康码”等原因被排斥在公共场所之外的情境,他们的教育权利、公民权利等无疑受到了影响。
不仅数字环境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主流人群对数字技术的利用及其文化反过来影响了数字环境或数字生态。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考虑,利用传播技术促进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还是以技术为中心的仅仅追求经济效益和管理方便的发展?这种考虑也可称为技术的政治性,即:信息技术促进发展,促进的是谁的发展?技术的结果是谁积累了更多的资源以及谁在社会和发展中拥有了更多的权力?技术的结果形成了谁的“社会”,谁的“商业”?谁被卷入了谁的“商业”?在不平等的情况下,是否存在以及存在何种“共赢”?就整个社会而言,是减少还是增加了社会不平等?
基于这种具有挑战性的思考,本文将讨论数字素养、性别与可持续发展的复杂关系。本文将首先分析数字素养概念的建构性,其次分别梳理关于“发展”“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发展”“妇女与发展”等关键概念的理论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性别与发展的理论视角,讨论性别数字素养鸿沟并尝试提出通过包容性数字素养教育促进性别平等和发展的政策方案。

一、数字素养的内容及其分析

在联合国层面,追踪“数字素养”概念的建构有两条重要线索。其一,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各国媒介与信息素养研究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3年定义了“媒介与信息素养”的概念;其二,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全球峰会通过了《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以下简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监测其中的教育目标的实现情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8年提出针对公民数字能力的评估指标框架。
素养(literacy)本义为“识字”、“有文化”和“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在20世纪大众媒介时代,“素养”被引申为具有使用/利用各种形式的大众媒介及其信息且能预防被“伤害”的一种能力,如具备识字、阅读和写作能力一样,是个体在现代社会必须学习和具备的一种能力。首先在欧洲和北美地区,然后在亚太地区、拉丁美洲和非洲,陆续出现了媒介素养研究和教学实践。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交流报告》中介绍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亚太地区、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经验[3]。
研究者发现,媒介素养、信息素养、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素养或数字素养等来自不同学科领域。媒介素养源于媒介与公民研究,信息素养源于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领域,信息通信技术素养和数字素养则缘起计算机科学和信息学等,但它们在如下几个方面有所重叠:(1)研究对象——均为信息或媒介,数字技术或“信息通信技术”实质上也是使用了数字格式的媒介;(2)人权视角——媒介或信息素养被看作一种获得开放包容教育的公民权利;(3)批判和反思——无论何种素养,均是对信息或是媒介运作及其生态的批判和反思;(4)能力建设——四种素养教育的目的都是提升公民获取、评估、利用、分享和创造信息或媒介的能力;(5)素养提升对个人、职业生涯和社会性发展预计有正面的影响[4](PP29-30)。
2013年,为促进全球媒介与信息素养普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全球媒介与信息素养评估框架:国家状况与能力》[4],将媒介素养、信息素养、“信息通信技术”素养等合并为“媒介与信息素养”(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MIL)。“媒介与信息素养”被定义为“一组赋权公民的能力”,即“以批判的、伦理的和有效的方式”去“接近、检索、评估、理解、利用和创造信息和各种形式媒介内容”的能力,使之能够参与或从事个人的、职业的和社会活动[4](P29)。“媒介与信息素养”包括知识、技能和态度。这个定义明确了“媒介与信息素养”的根本性质和意义(公民赋权)、内容(一组能力)以及基本目标(从事个人的职业的和社会的活动)。这个定义也特别说明,媒介与信息素养是一组相互交叉的概念群,包括基础素养、数字素养、“信息通信技术”素养、信息素养、媒介素养、新闻素养、图书馆素养、文化多元性以及其他形式素养等[4](P31)。可以清楚地看到,合并后的“媒介与信息素养”包括数字素养。
但为什么数字素养要单独提出来?这需要提到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全球峰会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是继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之后,2015年9月由193个会员国共同达成的关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此文件中提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包括17项大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其中,目标4为“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具体目标4.4提出“到2030年,拥有就业、体面工作和创业所需要的技术和职业技能等相关技能的青年和成年人大幅增加”。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统计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组的报告》(2016年3月8日至11日)拟定了一个全球指标框架,其中,就目标4.4提出“按技能类型分列的掌握‘信息通信技术’的青年/成人所占百分比”的测量指标。至此,信息传播技术素养被纳入可持续性发展全球框架。
为监测各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目标4的进程,联合国教科文统计所开展了数字素养全球框架的研究项目,通过实证研究于2018年开发了《数字素养全球参考框架》(A Global Framework of Reference on Digital Literacy Skills for Indicator 4.4.2)。数字素养被定义为“通过数字技术安全适当地获得、管理、理解、整合、沟通、评价和创造信息的能力,以有利于就业、体面工作和创业”[5]。
数字素养或数字能力(Digital Competence,Digcomp)先后被建议为以下七个领域[5][6]:(1)硬件设备和软件操作(如开关机、充电以及锁定等方面的硬件操作基本知识,用户账户和密码管理、登录以及如何进行隐私设置等方面的软件操作基本知识);(2)信息和数据素养(浏览、搜索、过滤、评价和管理数据、信息和数字内容);(3)沟通与协作素养(通过数据技术互动、分享、合作,通过数据技术以公民身份参与,网络礼仪,管理数字身份);(4)创造数字内容素养(开发、整合并重新阐述数字内容,版权和许可证,编程,等等);(5)数字安全素养(设备保护、个人数据和隐私保护、健康和福利保护、环境保护);(6)问题解决素养(解决技术问题、发现需求和技术响应,创造性地使用数据技术、计算思维、辨识“数字素养鸿沟”);(7)职业相关的素养(操作和利用某一特定职业领域数字技术的知识和技能,如在农业、能源、金融和运输等领域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等,或使用相关工程设计软件和硬件工具等)。
我们发现,“媒介与信息素养”定义与数字素养定义多有重合,特别是在面对信息时要具有接近、理解、利用和评估乃至分享和创造的能力。只不过在大众传播时代和互联网普及初期,前者更强调使用批判的、伦理的和有效的方式来使用媒介及其信息,在新技术传播日新月异的时代里,后者更强调提高以安全适当的方式整合、管理、沟通和创造信息的能力,使公民能够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我们注意到数字素养并没有提到有关媒介的素养,包括接近并使用大众媒介或自媒介、新兴平台媒介等方面的素养。它与“媒介与信息素养”重合的地方主要在信息素养。但是,在所谓的“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社会,我们仍然需要批判地理解媒介生态,即所有媒介形式运行的规律及其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因素。因此,我们有时会同时使用数字素养/技能和“媒介与信息素养”两个定义。
应该注意到,数字素养不仅是一种能够使用新技术的技能,也是一种社会文化观。第一,它提出了关于传播技术及相关知识的文化观点。20世纪提出的关键概念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如莱恩·马斯特曼(Len Masterman)提出的:所有的媒介信息是建构的;信息创造者会使用一定规则编码;受众解码;媒介内容和信息一定根植于一定的价值观和社会立场;信息编码具有目的性——传播者通过传播获得利益或权力等[7](PP374-377),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就是要解构信息编码规则的来源和立场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第二,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媒介素养教育出现了一种转型。以往以阅读和辨识信息为主,将文本与文本的环境、与受众的情境联系起来,使阅读产生意义;现在则重视“重写”。真正的“重写”是从自己立场和情境出发的“重写”,即数字素养中的整合、创造信息,展示了一种能被看见的权力或“再现”的权力,但也因为资源等在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不平等,谁拥有更多的“再现”的权力值得质疑。第三,我们与媒介或信息的关系不是自动形成的,而是依靠我们对自身的社会位置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理解和行动形成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在人文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等情境中去理解和翻译信息,并以此维系或建构新的行动逻辑和生活方式。

二、发展、“信息通信技术”与不平等

(一)什么是发展

“发展”是一个不断被建构同时不断被质疑的概念。20世纪二战后的一段时间内,国际发展领域曾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中心,唯经济增长的考虑和把发展归结为数量上增长的测量方法曾居于统治地位,甚至把经济增长等同于人类进步。一些社会不公平常常被当作经济增长的必然代价而被视为理所当然。如果“发展”仅仅等同于单纯的经济增长进而损害了部分人的人权和利益,那么“发展”就是一个贬义词。
“发展”概念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活动。西方学术界曾试图探索一种发展模式,解释西方国家经济为何会迅速增长,以此作为发展中国家迅速改变贫困状况、制定变革政策的理论基础,这就是所谓的现代化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观点为:尽管目前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特征不同,但当它们完成现代化的时候,必然具备现代西方社会的种种共同特征,如工业市场经济、持续的经济增长、大规模的科层组织、正规教育的普及、不平等程度降低、社会流动增加、城市化、低人口出生率,等等。这种趋同论的主要根据是技术和工业化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科学技术和工业化决定社会结构,因此,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的普遍化,社会结构自然发生趋同,甚至意识形态都有可能发生趋同。现代化理论形成不久,就受到了来自实践方面的挑战和理论方面的批判。按照现代化理论模式塑造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取得将其变成发达国家的效果,反而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如经济没能如预想的那样迅速发展、陷入巨额债务、由人口膨胀带来的“功能性文盲”增加、贫富差距拉大、外来媒介污染本国文化,等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的发展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认识到,单纯的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更不能牺牲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去获得所谓的“发展”。1974年联合国大会的《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是开始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和内源发展战略的一个里程碑。在发展中,人开始成为被考虑的中心,认为发展是从内部产生的,一个社会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联合国大会在《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中宣告:“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实行自己认为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而不能因此遭受任何歧视。”[8]
在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内源发展战略”。其首要含义是:尊重各国人民享有自己文化的权利。内源发展意味着“人类又开始着眼于恢复自身的中心地位,人类既是发展的动力,又是发展的目的”[9](P308)。内源和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有两个基本要求:在形式上,发展应该是从内部产生的;在目的上,发展应该是为人服务的。内源发展战略否定了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唯一性,否定重物不重人的发展模式,认为人是一国真正的财富。事实上,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让人类拥有更大的自由。
1986年,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将发展定义为“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进程”,“其目的是在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发展及其带来的利益的公平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的福祉……”。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相比,2015年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彻底地摆脱了唯经济增长,强调社会公正、环境正义、和平与伙伴关系,即更加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不难发现,经济增长的概念也与20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的经济增长概念不同,它包括了人均GDP、有效就业、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社区等重要内容。社会公正不仅包括国内的公正,也包括国际社会间的公正,即要消除各个国家内和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为纠正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偏向,1990年联合国开始使用人类发展指标(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来评估各国发展的状况,即通过衡量健康、教育和收入方面的平均成就来测量人类发展水平。201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表了《人类发展指数与指标:2018年统计更新》,提供了更多的维度来测量人的自由和机会状况,主要包括:不平等调整后人类发展指数、性别发展指数、性别不平等指数、多维贫困指数、发展中国家人口趋势及健康和教育成果、国民收入与资源组成、工作与就业、人身安全、人力和资本的流动性、对个人福祉的感受、基本人权公约现状等[10]。

(二)传播技术与发展

在“发展”由褒义词转向贬义词、又转向褒义词的过程中,不同的利益集团、国际组织、各国发展机构都参与了“建构”。其中,对于传播技术在发展中的作用一直采用比较乐观的态度。经验表明,贫穷及促进可持续发展要求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与自我掌控生活的能力。“信息通信技术”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知识传播、信息赋权、经济发展、文化自主性、政府治理等;也可通过另类或替代性的经济系统、政策改变和社会变革使社会更加平等。对“信息通信技术”的战略性使用,不仅可以加快知识的获取,还可以加速发展可提高生活质量的基础服务项目,使最边缘、最脆弱的群体受惠。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主流信息技术包容所有人,被看作跨越数字鸿沟的主要战略。这一技术包容性源于电信普遍服务的基本概念。电信普遍服务是指对任何国民都要提供无地域、质量、价格等方面的差别且能够负担得起的基本电信业务[11](P1)。如中国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计算机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以及手机普及率的逐年提高,都受惠于国家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及主流信息技术的推广。其中技术包容性的案例之一是全球著名的小额贷款银行印尼人民银行在2016年6月19日成功地发射了一颗通信卫星。在此之前,印尼人民银行已开发了手机银行系统、移动汽车银行和移动快艇银行,但没有一家通信公司能将信号覆盖到印尼17500多个岛屿。BRIsat号是世界上第一颗由金融机构发射的通信卫星,借助该卫星,印尼人民银行将能够为10600多家支行、236939家外部代理以及印尼约5300万客户提供更安全的银行通信服务。除满足自己的需要外,还可为东盟国家、东亚(包括中国的一部分)、大多数太平洋岛国和澳大利亚西部等地区提供服务。卫星发射成功的重要意义在于,小额信贷与普惠金融的发展正在拓展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并推动了信息与通信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12]。
但是,传播技术可以促进发展,其主要的理论依据还是“趋同论”,即技术和工业化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在传播学研究领域,也曾出现过“靠传播而现代化”学术转向,结果落入了“技术中心”的巢臼[13]。实际上,传播技术的普及以及在发展中的应用也让我们看到“乐观态度”的反面。
当今,技术驱动的创新(如通信技术、机器人、生物科技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也带来了不平等。在原来不平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和阶层鸿沟。“问题之一是收入不平等的延续和贫困的有增无减,而财富的急剧膨胀仅仅是发生在少数人口范围内。另一个复杂的问题在于,尽管新信息和通信技术被称赞为民主式的平等,但是倾向于现存经济强势的群体,而对于低收入和少数民族社区要么绕道而去,要么是施舍点滴恩惠。这些存在的不平等既影响了家庭也影响了整个社区。对前者,影响其购买和使用高速因特网服务的能力;而对后者,影响其拥有控制媒体企业的能力。”[14](P221)所谓的数字鸿沟来自社会不平等的阶层、性别等鸿沟。“但从市场和技术的角度来阐明数字鸿沟问题,忽略了全球范围内贫困和欠发达的现实,规避了过去更多整体的和交叉的解决途径。需要一个替代的、交叉的、合作模型作为市场唯一论架构的必要更正。”[14](P229)
应该认识到,数字技术不仅是改善生计的工具,而是促进社会发生改变的工具。作为一种发展资源,信息普遍服务以及互联网普遍性等是所有人的人权,数字技术要能为人民的普遍福祉和增加社会平等做出贡献,就要“以人为本”。

三、赋发展以性别视角和方法

讨论数字素养、性别与发展的关系,不仅要理解“信息通信技术”在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可能影响,也要理解性别与发展理论。性别与发展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不同的针对妇女的发展项目或方案背后所持有的不同的性别理念和经验来源——或挑战了不平等的结构并支持了性别平等,或维系了原来的社会性别结构。如果说数字素养是现代社会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必备能力,那么,性别与发展理论会带领我们发现数字素养推动性别平等的起点。
长期以来,“信息通信技术”支持妇女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帮助妇女使用“信息通信技术”或提供一个“信息通信技术”就业岗位,是否就是支持妇女或等同于性别平等?为回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溯“性别与发展”的理论。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内如提到“妇女发展”,“关注的是妇女自身的发展及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有人把‘妇女发展’当作‘妇女与发展’的简称,与其交替使用。”但是,“妇女发展”和“妇女与发展”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其讨论的基本问题和所涉及的概念完全不同[15](P49)。
伊娃·M.拉斯格博(Eva M.Rathgeber)长期从事性别与发展的国际研究,著有大量有关发展中国家发展、科技政策等问题的著作。1990年曾在《发展领域杂志》(Th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发表题为《妇女参与发展、妇女与发展、社会性别与发展——研究与实践之趋向》的文章,分析了妇女与发展领域中先后出现的三个流派:“妇女参与发展”(women in development,简称WID)、“妇女与发展”(women and development,简称WAD)和“性别与发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简称GAD)[16](P171),其理论基础、基本观点及与此相连的发展战略和项目见表1。

表1  妇女参与发展、妇女与发展、性别与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践(2)

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妇女参与发展”理论,其理论基础是现代化模式:现代化——通常与工业化等同——会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妇女参与发展”理论在经济发展分析中第一次系统地使用了性别变量[16](P172)。在此之前,假定男性的普遍经历可以涵盖女性的经历,现代化会使人平等受益[16](PP172-173)。所以它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妇女”是一个重要的分析单位。对“妇女参与发展”理论的批评集中于其方法深植于现代化理论。在多数情况下,所采取的措施可以归入“技术解决”(technological fix)范畴,其侧重点在技术转移,提供推广服务及信贷便利,或开发能减轻妇女工作负担的所谓适用技术[16](PP173-174)。与现代化基础相联系,“妇女参与发展”理论接受现存的社会结构。结果,“妇女参与发展”理论将妇女作为分析单位时忽略其内部存在的重大分裂及剥削关系[16](PP174-175),也忽略了妇女生活中的再生产劳动。典型的“妇女参与发展”项目通常是创收活动,向妇女传授一门具体技术或手艺,也教一些有关卫生、识字、育儿等方面的知识。这些项目通常带有福利色彩。事实是,当妇女的创收活动确实成功了而且成为重要经济来源时,往往会被男人取而代之[16](P175)。
“妇女与发展”理论又称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始于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妇女与发展”理论建立在对“妇女参与发展”理论批判的基础上,认为“把妇女融入发展”的概念已经与维持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国家对工业化国家的依赖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了[16](PP175-176)。持“妇女与发展”理论观点的人认为不存在“将妇女纳入发展”的问题,因为妇女从来就是发展进程的一部分(其所承担的家庭内外的工作一直对社会的维持起着关键的作用,但不被承认或看见——笔者注),只不过妇女的经济贡献是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服务罢了。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国际体系,注重阶级压迫问题,主张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自力更生,认为妇女只能在男权制的权力结构之外得到发展。他们尽量不与传统的发展结构发生联系。这种方式多为一些地方非政府组织所采用,搞一些帮助贫困妇女的小型项目[15](P56)。
但“妇女与发展”理论与“妇女参与发展”理论一样,第一个弱点在于将妇女视为同一群体,不对她们之中的阶级、种族或族裔分别作强有力的分析,而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对她们的实际社会地位产生巨大的影响[16](P176)。“妇女参与发展”理论和“妇女与发展”理论第二个共同的弱点是对生产领域的单一关注,以至于影响了对妇女工作与生活中再生产方面的研究。因此,“妇女参与发展”/“妇女与发展”的干预战略往往专注于创收活动的开展,而没有考感到这种战略在时间等方面给妇女增加的负担。发展项目计划者往往把西方的偏见及假设强加给南方,而且妇女在家中所做的工作(包括再生产的工作)没有被赋予经济价值。她们在家庭维持上投入的劳动——包括生养抚育儿童、家务劳动、照顾病人及老年人等——一直被认为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不在旨在加强创收活动的发展项目的范围之内[16](P177)。
“性别与发展”理论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作为对普遍流行的“妇女参与发展”理论关注点的替代。它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把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构建作为妇女受压迫的基础,关注社会性别的社会关系,对不同社会中赋予男女两性角色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他们并不轻视女性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各方面更多参与的重要性,但其首要关注点在研究“为什么”妇女一贯地被赋予次等或二等角色[16](P177)。“性别与发展”理论最重要的是全方位的视角,检视“社会组织经济及政治生活如何建构了妇女的生产和再生产角色的解释,反对公私领域两分法,不仅关注妇女本身,更关注社会性别的构建以及对男女两性特定的角色、责任及期望的指定。“性别与发展”同时重视国家在促进妇女解放上的职责[16](P178)。“性别与发展”方式把妇女看作变革的主体而不是被动的发展援助的受援人,同时强调妇女必须组织起来,发出更有效的政治声音[16](PP178-179)。
从“妇女参与发展”、“妇女与发展”到“性别与发展”理论,不难发现有三个重要转向:(1)从把妇女作为孤立的变量“加入”发展进程转向把妇女放在她们所处的社会性别与阶级等社会关系中来检验[15](P56);(2)从把妇女当作“问题”和不发达的表现,因而从妇女身上寻求解決办法,转向把妇女当作发展的能动者,为发挥她们的作用创造条件[15](PP56-57);(3)在发展实践中,从重视第一世界专家的知识转向强调第三世界妇女的知识及经验。
为提高从事发展的人们对性别问题的敏感性及保证“妇女参与发展”或“性别与发展”思想在发展项目中得以实施,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生了多种培训战略与方法。最主要的三种方法是:与“妇女参与发展”相连的社会性别分析(gender analysis)、与“性别与发展”相连的社会性别计划(gender planning)以及社会性别能动影响力培训(gender dynamics training)[15](P57)。
作为对“妇女参与发展”的批判性回应,“性别与发展”主张在所有发展工作中采取综合的社会性别视角,并将重点放在女性与男性的权力关系上。该方式向许多传统的计划方式背后的设想提出了挑战[18](P62)。社会性别计划的摩塞框架是这一挑战的重要组成部分。顾名思义,就是要将“社会性别计划”发展成独立的计划。其目标是使妇女从其附属地位中解放出来并在争取平等、公平及赋权方面取得成就[18](PP62-63)。摩塞框架的中心内容包括三个概念/分析工具。

(一)妇女的三重角色

该工具通过“谁做什么”的问题来描绘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分工。摩塞(Caroline Moser)认为,多数社会的低收入妇女有三重角色:再生产(再生产性质的工作指对家居及家庭成员的照料及维持,包括生育及照料孩子、准备食品、收集水和打柴、采购生活所需、料理家务及照顾家人[18](P63)、生产(生产用于消费和贸易的商品及服务)以及社区工作(包括社区服务等志愿无酬劳动和社区政治工作等有酬劳动并做决策)。经验表明,妇女常常承担再生产的无酬劳动,其生产的贡献也被赋予较低价值。妇女主要承担的社区管理工作被看作女性再生产角色的延伸,而男人则主要从事生产及社区政治活动[18](PP62-63)。“妇女参与发展”和“妇女与发展”强调妇女的生产角色,“性别与发展”则关照三重角色并挑战塑造这三重角色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

(二)实用性及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

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摩塞框架从社会性别视角区分实用社会性别需求(practical gender needs)和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strategic gender needs)。
实用社会性别需求是指在现存的社会性别分工下,两性角色中所产生的在生活上的迫切需求。这些需求的满足并不挑战现存的两性关系格局(女性的附属地位)[19](P40)。这些需求来自两性现存的生产和再生产角色,其需求满足将使两性有效完成并继续现存角色要求。
对妇女而言,实用社会性别利益可以包括:减低工作量(饮水工程、发展普及柴灶、粮食加工坊、碾米机等);住房保障;改善健康方面(卫生室服务、计划生育服务、提供干净水源等);改善基本社会服务方面(建立教学点、开路、改善新法接生服务等);增加家庭收入方面(技术培训、提供贷款、提供技术推广服务等);改善教育机会(提供成人扫盲班等)。对男性而言,可以是增加就业机会、提供安全的生产环境等。应该注意的是,这本来是家庭中所有成员的需求,但因为妇女承担着满足家庭成员需要的责任,因此就演变成了妇女的特殊需求[18](PP65-66)。
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则是针对妇女从属于男人的地位和权力关系而言的,是以改变现有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状况为目标的需求。摩塞将其定义为:一旦满足妇女的这些需要,她们将可以改变存在于两性之间的权力不平等的关系。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是由于妇女在社会中所处的附属地位,这些需求会根据具体环境而发生变化。它们与性别分工、权力与控制议题有关,涉及的问题可以包括法律权力、家庭暴力、平等工资以及妇女对自己身体的支配等。满足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将帮助妇女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平等,并且挑战妇女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包括她们的社会角色[19](PP39-40)。
对妇女而言,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可以包括:家务劳动及养育孩子的平等分工;消除对女性的暴力,保障妇女不受性侵犯;突破社会性别的男女定型;提供社会性别平等教育(如提供社会性别敏感教材、提高教师社会性别觉悟等);改善对妇女的控制、使用资源机会(落实土地划分妇女政策、落实分房妇女政策等);加强在决策上的妇女参与;创造平等就业机会(打破性别行业观念及旧有用人政策、男女同工同酬等);扩大妇女社会空间以及走出家庭的选择权。对男性而言可以是通过立法提供男人与女人享有同等产假;接纳男性表达感性、提倡非暴力处理情绪以及解决矛盾的态度与方法。

(三)“妇女参与发展”/“性别与发展”的政策路线

妇女参与发展/性别与发展的政策路线(政策模式)包括福利政策、反贫困政策、效率政策、公平政策和赋权政策[16](PP282-302),它们在发展实践中被用作评估工具。其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只看到妇女再生产的角色还是关照三重角色,是否质疑现存的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分工及妇女的从属地位,以及是否从性别、阶级、民族等因素交织的视角,通过发动基层妇女如组织妇女团体提出她们的实用性社会性别需求来间接地满足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等。
现在,我们可以回应这部分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帮助妇女使用“信息通信技术”或提供一个“信息通信技术”就业岗位,是否就是支持妇女或等同于性别平等?从“性别与发展”理论视角,无论妇女使用“信息通信技术”或提供一个“信息通信技术”就业岗位,要检视发展项目是否在妇女的三重角色上做出有利于妇女的改变,检视发展项目是否挑战并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性别秩序和妇女从属地位以及赋权妇女,是否满足了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如果回答“是”,即是支持了性别平等。数字素养提升被看作一种技术赋权妇女的一个重要过程,但仅仅提供技术或技能,无视妇女的再生产角色和社区角色,无视影响妇女权利的各种因素,很可能产生延续传统社会性别秩序的结果。

四、数字素养中的性别差距

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带来了巨大的科学红利,数字化“在改善妇女和女童的社会和经济成果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电子商务、数字金融服务和数字化公共服务为改善妇女生活创造了条件。但是,数字化也给实现性别平等带来了新的挑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3年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67届会议(以下简称“第67届妇地会”)开幕式上强调,持续存在的父权制和刻板性别观念导致科技领域出现巨大的性别差距,“全球仍有30亿人没有接入互联网,其中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和女童;在全球范围内,妇女和女童仅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学生的1/3;在科技行业,男性人数是女性的2倍,人工智能领域的女性员工数量更是只占到约1/5;在科学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当中,女性的比例仅有3%”。妇女和女童在科技领域“掉队”了[20]。
应该指出,数字鸿沟来自不平等的社会排斥。这种社会排斥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局限于技术“接近”(access)。1999年,为促进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企业曾联合举办以“知识、青年和创新”为题的“网络小姐大赛”,70%的竞赛内容是互联网知识和技能,30%是一般社会历史知识。陈帆红,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女性,1998年就发展了个人主页“菜青虫之家”(www.greenworm.com),并为病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有关骨科矫形的网站,但她获得浙江省冠军后却被告知不能以正式身份参加国家级决赛,原因是不能跳健美操就不够靓丽、不够活力(年轻)[21](P188)。虽然经过个人抗争和媒体支持,陈帆红最终获得了全国冠军并于2000年出版了关于网络平等的《网络与现实之门》,就个人的数字素养而言达到了当时的顶峰,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残障歧视和年龄歧视,凸显了传播新技术领域男性中心的价值观或男性科技霸权。如前所述,“妇女参与发展”倡导女性技术参与,“性别与发展”则帮助我们审视整个社会环境中影响女性技术参与和赋权的障碍,并要通过做出社会改变以清除障碍。因此,我们更需要“性别与发展”理论视角来分析乃至清除这些障碍。
从“性别与发展”视角,我们看到数字素养的性别鸿沟并不局限于“技能”或技术使用。
1.硬件设备和软件操作素养
为促进第三世界人群使用数字技术,2.1版框架增加了“硬件设备和软件操作”指标。具备并能够使用开关机、充电等硬件操作知识以及用户账户管理隐私设置等软件操作知识属于技能范畴,而理解这些技能背后的文化并对其具有批判性则属于素养范畴。不难发现,阻碍女性使用传播新技术的不仅包括是否拥有技术设施以及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因素,还包括计算机文化或新技术文化。从个人计算机普及开始,计算机营销似乎只针对男性。20世纪90年代一项针对全国十大城市黄金时段电视广告的研究指出,在电子、科技、机械类的广告中,男性主角占71%;在这类广告的旁述中,男性占85.1%[22](PP45-58)。随着计算机及其互联网普及,其广告量迅速增加,但科技或计算机主要是“给成功的男人点睛”(某计算机广告词),展示了男性是计算机的当然使用者,而女性却并未出现,更无缘于在社会上“成功”[23](P312)。欧洲研究者发现,“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常常被描述为一个“科学的”、“没有妇女的世界”和“冷硬文化”(chilly culture);“信息通信技术”行业不是绝对的没有妇女,而是不接受女性气质。“冷硬文化”源于男性气质在“信息通信技术”文化中的支配地位,它所强调的狂热的进取与程序设计技能构成了计算机行业文化的基础[24](P286)。
2.信息和数据素养
浏览、搜索、过滤、评价和管理数据、信息和数字内容的能力提升需面对三个问题。
第一,这些数据信息或数字内容会呈现无偏见的内容吗?其性别鸿沟主要表现在网上或云上是否有性别平等的大量内容可用来浏览、搜索和过滤,以及依据哪个群体的经验或观点来建立评价和管理数据的标准。以平台为主的媒介通常是用户生产内容。那么,这些用户是谁?为什么目的而生产内容?偏好生产什么内容?有无性别、是否残障以及民族、城乡等方面差异?这些内容与女性群体的经验联系性是什么?
第二,数字技术不是天然平等的技术,它的运转机制及其算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信息或知识的再现。2018年,亚马逊的招聘算法被曝光存在性别歧视——该算法偏向于选择男性申请者。亚马逊后来不得不取消了这款他们花了四年时间研发的AI招聘APP[25]。2016年,由中国香港汉森机器人技术公司开发的类人机器人索菲亚(Sophia)亮相,索菲亚被设计成女性形象,并能模拟人类的情感和社交技能,以更好地与人类互动。苹果智能语音助手Siri在推广时也被设计为女性声音,初衷是为了让用户更容易接受和亲近[26](P97,P101)。有学者指出,Siri助长了女性“温柔、谦卑、顺从和需要保护”的形象,助长了性别偏见的形成、传播,并进一步向社会渗透[26](P110)。Siri会对男性用户的性偏好做出挑衅性的回应,但不会对女性这么做。将服务性的人工智能语音设定为女性现在会被认为是一种性别歧视[26](P109)。
第三,所有用户包括女性和男性是否都能意识到这种性别差距背后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并能在浏览、搜索、管理和评价这些内容时批判并有效地使用和管理这些信息?
无疑,面对数据和信息素养的鸿沟,首先需要性别平等教育。
3.沟通和合作素养
线上的沟通和合作素养与其线下素养密切相关。在现实中缺少资源或缺少权力的某些特定人群,原本社会资本不足导致合作经验不足。如果试图通过数字技术进行互动、分享、合作或以公民身份参与社会,那么在线上“社会”可能会被主流人群的忽略,或受到传统新闻价值的影响成为“爆款”而被主流收编。因此,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平等的、以主体性的公民身份进行互动,并且能保证不被性骚扰或性别骚扰,是妇女能够安全有效地利用技术所面临的挑战。
4.数字安全素养
这一素养涉及设备保护、个人数据和隐私保护等方面,可能会遭遇与硬件软件操作素养类似的性别方面的障碍,同时,女性还可能遇到基于性别的“网暴”。目前没有统计说明有多少女性因为被“网暴”停更、注销帐号等告别网络甚至告别生命,但我们已经知道,不仅要提高数字安全素养,还要提高个人抵御性别歧视网络性别暴力的能力,更要改变网络社会的环境以彻底消除暴力。
5.创造数字内容素养
创造内容素养包括开发、整合并重新阐述数字内容,或创造全新的内容及编程。虽然这一素养在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要,但能发现线下沉默的群体往往也并不习惯在网络上“发声”。与拥有话语权、经常“发声”的人相比较,其“发声”的能力也相当脆弱。语言及其表达方式,如标准汉语、汉语拼音、主流社会惯用的词汇、网络通用语、常用技术英语以及网上各种有关性或性别的“梗”的互文性等,不仅造成了边缘群体受到伤害的感觉及理解障碍,也构成了其创造数字内容的障碍。
6.问题解决素养
“问题解决”一直是教育系统重视的学生必备素养之一。学习过程通常可以看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经验表明,具有以学生为中心的、灵活的教育教学方法,且经常在计算机课程中学习解决问题的学校,其学生更容易形成计算思维,这能帮助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并通过运用逻辑推理提升解决复杂问题的数字素养。但是,长久以来“计算思维”或“以问题为导向的技术响应”常常被看作男孩的优势。在延续20多年的计算机大赛、机器人大赛以及目前的AI比赛中,可以看到男孩数量明显多于女孩。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和国内都开展了为女孩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项目,以促进女孩的技术参与。目前,使用ChatGPT这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更需要“提问”和“沟通”等一系列与问题解决相关的能力。
7.与职业相关的素养
与”硬件和软件操作素养“相同,这一素养也出现在后来的2.1版的框架中,为的是关照第三世界国家青少年在农业、能源、金融和运输等领域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以实现体面就业和有效就业。不难观察到,能够操作某一特定职业领域的数字技术并能较好地解释数据信息内容的大都是男性。如在使用房屋设计或工程设计软件和利用硬件工具方面,较为常见的是男性设计,女性接待或辅助的情形。
数字素养方面的性别差距有社会结构性原因。第一,如第67届妇地会指出,对技术和创新的性别层面存在错误认识。数字化采用了无视性别差异的创新模式,在利用技术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往往忽视性别、年龄和种族等因素,缺乏满足妇女和女童需求的主动意愿,因此无法开发出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性别偏见和促进性别关系变革的技术。此外,根植于父权制的性别社会规范和刻板性别观念阻碍了妇女和女童获得和使用数字工具和服务[27](P4)。第二,新技术催生出新问题和新风险,如技术助长的性别暴力和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的性别偏见,使女性及其他少数群体面临新的不利处境。技术助长的性别暴力是指基于性别原因,使用通信技术或其他数字工具实施、协助、加重或放大对某人造成伤害的任何行为,如网络性别暴力、网络性犯罪、网络人口贩卖和网络跟踪等,这些行为会造成身体、性、心理、社会、政治或经济等伤害[27](PP9-10),从而阻碍女性或其他少数族群利用信息技术。应该注意到,人工智能技术是由反映社会现实的大数据驱动的,当人工智能通过机器学习习得这些带有性别歧视特征的大数据并将其认定为“社会规范”时,据此做出的智能决策同样是带有性别偏见的[27](P8)。
因此,仅仅改善基础设施不足以使所有妇女都能“切实使用网络”[27](PP9-10)。社会性别规范影响着妇女和女童是否以及如何使用数字工具和服务。填平数字鸿沟的目的不是进入一个具有统一标准的更易管理的、更易商业化的数字经济社会,而是为了每个人发展有更多的选择性,使社会发展更为平等而非更加不平等。因此,仅从市场和技术的角度来提升女性的数字素养是不够的,数字素养提升需要性别平等视角。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平台经济的大量兴起,让我们看到了资本如何通过数字技术完成它的调试,并维持和生产现存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在这些社会结构中,性别不平等的秩序被卷入资本的增值之中,不仅促进了资本的扩张,同时还获得了巩固和维持。女性主义的视角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数字资本的扩张及其对劳动者的影响,也帮助我们打破数字劳动研究中的“性别盲点”[28](P44)。

五、促进性别平等与发展的包容性数字素养教育

据2022年《数字经济与中国妇女就业创业研究报告》统计,截至2022年3月,在数字贸易、电商、直播等领域,数字经济已创造5700万女性就业机会。电商平台、直播博主、快递外卖等行业,女性的参与率、活跃率、贡献率逐年上升,成为支撑中国互联网业态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29]。
但是我们仍然不难发现,数字技术应用并没有自动带来性别平等的发展。例如,在乡村旅游的项目中,家庭中的女性在民宿中打扫卫生、给客人做饭等服务性劳动并没有被视为工作,而似乎是无酬的家务劳动的延伸;男性使用网络技术招募游客则被视为工作。女性没有银行卡也不会使用相应的技术;男性使用银行卡接收民宿经营的报酬,并决定如何分配这些报酬。这里有性别鸿沟也有数字素养鸿沟,两者共同作用强化了结构上的不平等及其意识形态。
即使女性依靠数字技术可以“体面”就业,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招募返乡女性进入本地工厂做标注工(人工智能培育师),看起来便于妇女就近照顾家庭,解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问题,实际上是延续了妇女的传统角色。如果只考虑生产领域不考虑再生产领域和社区管理领域的改变,可能会给妇女增加额外的负担。同时,乡村女性仍然处于技术产业链的最低端,容易被替代,《训练人工智能的中国县城工人》称这类企业为“互联网版富士康”[30]。
蚂蚁集团的女性公益部“数字木兰”项目试图在技术支持妇女方面进行创新。项目考虑了乡村女性生产、再生产以及社区管理的三重角色,不仅有“数字木兰”的生产支持,也有“加油木兰”(健康教育保险等)对再生产领域的支持,并鼓励女性利用数字技术参与社区管理(如管理数字技术支持的金融或保险项目)。女性公益项目通过帮助乡村女性建立安全感(提供健康教育保险)、成就感(促进就业创业)和幸福感(打破性别刻板印象,如支持女孩足球的“追风计划”等)关照妇女整个生命周期,从而使乡村妇女真正获得技术赋权。
应该注意到,数字技术的应用确实方便了公共治理,但对未能有效使用数字技术的人群进行了明显的社会排斥。数字素养不仅指关于使用硬件和软件的技能,更重要的是获得从数字技术中获益的能力。这种能力应使任何有不利处境中的人走向有利的处境,从而成为可以参与发展并从发展中平等获益的人。《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5是“实现性别平等,赋权所有妇女与女童”,其中,提到要充分利用信息通信这种能增强能力的技术,促进妇女赋权[31]。性别平等的数字技术应用及其素养教育就是要赋权妇女,并消除一切阻碍赋权的障碍。
我们已经看到,“发展”“妇女参与发展”“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发展”“提升妇女技术素养”等并不能自然地带来性别平等。从“性别与发展”理论视角看,促进性别平等和发展的数字素养教育应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妇女与男性一样平等接受数字素养教育。数字素养教育的假定前提是妇女已经与男性一样平等接受教育。但事实是,平均受教育水平女性低于男性,还有一些错过教育机会的妇女是文盲和半文盲。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妇女文盲半文盲人口为28232118人,占全部文盲半文盲人口的75%,有的省份妇女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其妇女总数的10%以上[32]。为妇女创造促进性别平等的数字学习环境应提到议事日程。“包括投资于学校基础设施,开发免费、安全和可获取的数字公共学习资源,提供优质、多语种和切合实际的教育内容,培训教师使用促进性别平等的线上线下结合的学习方法”[27](P19)等,在此基础上提供适合各阶层妇女的数字素养教育。
第二,改革数字素养教学,实施“性别与发展”理念和方法的数字素养教育。首先要消除课程、课本以及教学过程、教育者行为和态度中的性别偏见,为支持女性在科学、技术、工程、教学领域的学习和工作建立友好安全的环境;其次,将数字素养教育与当地女性想从事的职业发展需求结合起来,支持女性通过数字素养教育在生产领域、再生产领域和社区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建设对妇女友好的社区。
第三,摒弃技术中心论及其“最新技术等同于先进创新”的价值观,发掘妇女使用替代技术的经验并支持其技术创新。比如,20世纪90年代文盲妇女如何利用电视学习识字,现在的文盲或半文盲妇女如何利用手机改善自己的生活。研究中国晚期帝制时期的技术与性别的专家白馥兰(Francesca Bray)曾经在其著作中展示了一张装配棉织机的图片,说明当时的妇女如何日常性地运用装配复杂机械所需要的技艺,她们并不是仅仅在男人已经装配好的棉织机上转动把手等[33](P173)。但是随着男性中心社会的发展,妇女使用的技术及其对生产的贡献被贬低并被边缘化了。我们重视传播技术或智能技术,并不是将妇女仅仅看作可以用技术武装起来的发展资源,而是要研究技术对于当代性别建构的重要作用,研究技术在塑造和传播关于性别的意识形态中扮演的角色,并在此基础上,以推动性别平等和社会公正为目标发掘、利用和创新为妇女的技术。警惕盲目的妇女“提素”(提高素质或提升妇女媒介素养)项目,以免落入“解决妇女问题”而不是“解决性别问题”的“妇女参与发展”巢臼。
第四,开展包容性的数字素养教育。数字素养教育不仅要传播具体的数字技术的知识和信息,更重要的是要联系参与者的生活生产经验,通过数字素养教育发展他们改变生活的能力。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如果是以人为中心的数字素养教育,一定会关注到不同阶层的人群的需求,自下而上地发展适宜的教育内容和方法。而这种教育内容和方法应该是建立在技术包容和心理包容的基础上的。理想的数字素养教育不是简单地追赶新技术潮流、单方向地“跨越”数字鸿沟,而是在社会包容的基础上增加替代技术或使传统技术仍保持一定效率,消除这些鸿沟给处境不利的人群带来的消极影响,逐渐消除“信息主义”带来的社会排斥。
第五,妇女平等参与技术设计与决策。虽然数字化常常被描绘成机会均等,但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它延续了已在“模拟世界”中看到的无视性别差异的创新模式,缺乏明确主动的意愿来开发满足妇女和女童需求的、能够解决导致性别偏见的根本结构性问题的、促进性别关系变革的技术,从而导致了恶性循环,不平等现象通过数字工具被放大和永久化[27](P4)。因此,妇地会建议,要“推广循证方案并促进最佳做法的交流,以提高妇女和女童对科学技术的参与度,包括教授计算思维和将社会科学与科学领域教学相结合的跨学科方法”[27](PP19-20),创造更具包容性、更少性别偏见的技术。
当人们在批评“算法歧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纠偏。2020年联合国妇女署在中国开展“北京+25青年社会创新大赛”,面向青年人征集有活力、有创意和可持续的性别平等促进和推广方案,让我们看到了为性别平等的技术创新。例如,提高女大学生空间使用安全感的校园社交软件HERS,包括社交网络模块、在线课程、讨论空间、安全地图、紧急求助以及防范校园性骚扰等模块。又如,针对社会新人“后生价值”技术设计,包括SeeForShe共情体验坊、共情盒子(游戏化协作工具包、卡牌游戏、VR体验)等,以预防和消除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设计者特别提到,“任何关于性别的暴力都是整个社会一起完成的”,因此“我们需要结构性、系统性的倡导和促进公众认识性别暴力、防范性别暴力的较为系统的教育模式”。只有技术开发者具有社会性别视角,才可能生产有利于性别平等的技术。
第六,将妇女权益保护纳入数字素养课程。支持并参与推动颁布性别平等的法律、政策和法规,以应对网络性别暴力、侵犯隐私以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的性别偏见。据悉,网络性别暴力(与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相同)的报告严重不足,只有约25%的女性会向发生暴力行为的平台报告,只有14%的女性向保护机构报告[34]。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让数字领域成为对女性来说更安全的所在。例如,在《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的基础上,通过“妇女促进人工智能伦理”(Women4Ethical AI)网络,促进科技行业的多样性和包容性[35]。
第七,为妇女和女童可以平等地利用数字技术创造安全环境,为此,要教育全体公民,“将数字公民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使年轻人特别是青年男子和男童、照护者和教育工作者了解何为合乎道德和负责任的网上行为”[27](P20)。我们不能将女性平等利用数字技术变成“妇女参与发展”框架里的“解决妇女问题”,将推动变革的责任推给妇女,而是要致力于改变社会消除针对妇女的歧视和暴力,消除传统性别社会规范。在这里,变革的责任是社会,是全体公民。
数字技术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将妇女卷入发展浪潮中,而是在使用过程中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支持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一种科技就是在其社会语境中行使的技艺,正是这一社会语境给予生产出的物品以及生产它们的人以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科技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生产人自身:制作者被制作所形塑,应用者被应用所形塑。”[33](PP13-14)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第一次提出“媒介素养”,即“全面提升妇女的媒介素养,提高妇女利用信息技术参与新时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性别平等的数字素养教育是在包容性发展的基础上将信息技术素养嵌入其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中,不仅是为了改善生计,也为了通过信息技术在生产、再生产和社会参与等领域中赋权妇女,以促进最终实现性别平等和社会公正。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本文来自《妇女研究论丛》2023年第3期


《妇女研究论丛》是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管、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中国妇女研究会主办的全国性学术期刊。1992年创刊，1999年成为中国妇女研究会会刊。
       本刊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HSSCJS)、全国中文核心期刊（CJC）、中国核心学术期刊（RCCSE）、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社会科学版）、中国人民大学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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