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杂志》2021年第2期

魏屹东

论具身人工智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人工智能能否发展出人类水平的智能，即类人智能，取决于它能否拥有像我们一样的身体，这是人工智能的具身性问题，也是具身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20世纪70年代末侯世达曾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提出十个预测性问题，有些预测并不准确，有些问题依然存在，莫拉维克悖论则进一步促进了人工智能的具身性研究。目前的人机交互、人机混合只是具身人工智能的过渡阶段，意向—自反循环机制可说明类人智能的涌现，并有望克服莫拉维克悖论。然而，这种具身性研究取向是否合理可行，发展类人或超人机器人是否必要，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唐庆鹏

在工程与人文之间：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本质及发展原则

重新检讨人工智能的技术本质，是更好发展人工智能的前提。既有的人工智能讨论虽然丰富多样，但却存在着认知的窄化、理解的碎化甚至误读，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人工智能思考方式的张力指向不同概念参照视角所引发的认知浅表化迷思。为此而辨析人工智能形而上思考传统，梳理人工智能技术本质的人文理解和工程认知的四种形态，揭示作为对象的人工智能、作为活动的人工智能、作为知识的人工智能以及作为意志的人工智能，对应人工智能的物性、活性、知性以及人性等基本属性。在此基础上整合人工智能技术本质呈现的智慧，遵循其应然发展原则，务实地发展人工智能、全栈景式发展人工智能、可解释地发展人工智能以及负责任地发展人工智能。

张一兵

迈克尔·波兰尼：意会推论在科学研究的融贯性逻辑力量

科学认知的本质，是识别新的科学范式场境突现出来的格式塔革命转换，它将造就一种全新的融贯性意会认知。意会认知中发生的从附带觉识到焦点觉识，从近侧项到远侧项的功能性转换中，发生着双重改变：一是这种格式塔式的突现首先是显相塑形上的整体改变，二是存在论上的格式塔场境发生。意会认知有着自己独特的逻辑构式，它不同于人们已经熟知的理性主义构架中的言明知识，甚至，意会认知会进一步揭示构成言明知识存在和发生作用的隐秘基础。

陈壁生

郑玄的“古今”之辨

两汉今文经学以经为常道，克服经的“时间性”与“历史性”，五经之文，在材料的意义上，是先王之法，经过孔子的删削述作，把殊时、异世，各不相沿袭的先王之法，结合成为统一的孔子一王之法。郑玄吸纳《周礼》，并以《周礼》为本注其他经书，将经传中大量与《周礼》不同的内容理解为唐虞夏殷之法，其中最典型的，是在对《士冠礼》“古者生无爵，死无谥”，《祭统》“古者不使刑人守门”，《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税”等问题的解释上，因其制度是“古”，又与《周礼》不同，所以郑玄将“古”理解为夏殷之制。在这一类问题上，今文经学以“古”为价值，郑玄以“古”为历史。经过郑玄的重新理解，整个五经体系的内部出现了一种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带来的结果，就是在经学内部构建起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制度上具有继承性的不同的圣人之法。

祝永庆 刘民权

生活质量评估主客观福利的机理分析

通过评估生活质量，了解其内涵对我们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的价值。国际上目前将生活质量的研究分为主、客观福利两大方面，但未就它们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探讨。通过引入心理学中关于人们行为的动机理论，特别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本文构建一个关于生活质量的理论框架，有助于思考和把握生活质量主客观福利及其主要维度间丰富而复杂的关系。进而指出，在目前国际上衡量生活质量的一些主要尝试中，所提出的客观福利中客观条件各主要维度之间的关系可借助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进行理解和勾勒，而客观机会可理解为“锚定”于已实现的客观条件之上并与当下的优势需要有关。主观福利则取决于优势需要实际被满足的程度和过程，以及满足这些优势需要的可行能力大小，其重点在于反映人们对当下及以往生活的主观感受。同时指出，对生活质量进行准确评估有助于个人和政府做出更好的决策，从而推动个人与社会更好地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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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源源 高洁超

宏观审慎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强化效应及挑战——兼论“双支柱”框架协调

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近年来备受学术界和政策界关注。在此背景下，深刻把握“双支柱”政策交互关系至关重要，本文通过辩证剖析以对宏观审慎政策影响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治理有效性的作用机理进行探究。研究发现，宏观审慎政策对货币政策调控具有明显强化效应，有利于缓解货币政策调控的“结构性缺失”及“脱实向虚”问题，并助力货币政策更有效引导宏观经济行稳致远；宏观审慎政策亦给货币政策调控造成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抑制宽松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在长期引发“低利率”和“通货紧缩”恶性循环以及弱化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等。鉴此，本文认为央行应充分发挥宏观审慎政策对货币政策调控的支撑效应，并科学预判宏观审慎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挑战，据此促进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良性协调以有效提升央行的宏观经济治理能力。

罗必良 张 露

城市化是人类应对贫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并共享文明成果的重要路径，但城市的集聚性、规模性、连通性却为传染病的泛滥提供了天然温床。全球生物性公共安全事件的高频爆发及其所引致的隔离或将成为新常态，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未来。有必要改变过去单纯地由经济效率思维所决定的大城市化模式，选择规避风险且有利于应急治理的城镇化路径。适当放弃过密城市化所付出的经济效率代价，远不及疫病及其次生灾害所带来的伤亡、心理恐慌、财产损失以及秩序混乱所导致的社会成本。一个有效率且能够规避风险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应该是既能够化解疫病风险，又分享聚集经济红利，同时有助于促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发展模式。因此，促进县域及中心城镇发展是人口大国应对疫情风险常态化的重要策略。

朱志荣

论审美意象的空灵性

董志强

简圣宇

审美是一种主体间的交流活动，意象的生成需要超越个体的范围而在创造者与其他接受者之间展开。意象生成具有递进特性，主体的“心象”的显现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故而不能将“心象”等同于“意象”。“心象”的生成和显现看似个体行为，实则依托于其所属的具体文化语境，包含着时代精神和他人意识的回响。而由于个体主体在自己意识中创构的“心象”无法直接传达给其他主体，需要通过文艺文本作为载体来实现其外化过程，于是在文本中出现的意象就由此成为推动审美对话活动的关键枢纽。文本意象作为处于意象创造者和接受者之间的特殊存在，属于对话关系当中具有相对独立生命力的意义主体。

朱子彦

孙吴政权正统性观念的构建——兼论吴晋争夺天命

三国政权中，唯独孙吴建国面临合法性、正统性的巨大缺失，孙权把称帝与孙吴政权的正统性、合法性，与“东南有天子气”“紫盖黄旗，运在东南”的说法绑定在一起，以宣传孙吴是天命正统。这在盛行天人感应与谶语、童谣、民谣广为流布的时代中，是很起捕获人心和政治宣传作用的。孙皓即位不久，魏蜀皆灭，只剩下吴国与西晋对峙。故而符瑞又被孙皓重新用作二国争天下时的政治策略，因此孙吴这个正统性、合法性最差的政权，反倒成为三国中生存最长的国家，并且以一国之力与北方强大的晋国对峙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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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绪武 管西荣

苏区的公共阅读建构——以《红色中华》的大众阅读为例

鉴于苏区民众文化知识水平和报刊发行数量的现实，中国共产党以开辟广泛的阅读空间和组织集体读报的方式建构公共阅读。俱乐部、列宁室及其内设的图书室或阅报室等公共阅读空间的创建，为苏区民众接触和阅读《红色中华》等报刊提供了可能和便利；而组织化、多样化、经常化的集体读报活动，较好地解决了工农大众和红色战士不能独立阅读的困境；通过集体读报的方式开展公共阅读，读者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意识提高，参与党和政府及报纸的各种动员活动，同时积极向报社建言献策并被采纳，由此实现读者、政府和报纸的多方互动及共赢等实际成效。

陈 明

分工深化、去依附与乡村政经分开改革

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来自分工的产生与拓展。传统乡村的现代转型是大规模分工渗透进乡村社会，带来依附性关系解体的过程。每个国家有着不同的“体制存量”，使得传统乡村的现代转型成为一个特定的政治经济问题。近年来，随着分工深化和专业农户崛起，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进程正在逐步推进。在这一背景下，对当前乡村社会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产权单元与治理单元、社区自治与社区民主等三个问题的分析，都指向政经分开这一改革目标。推行乡村政经分开改革，需要在治理体制、产权制度和自治制度等方面深入探索。

杨 乐

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除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外，家庭教育是实现未成年人受教育权的重要途径。为保障未成年人在家庭教育中的受教育权，国家应履行相应义务并通过立法予以保障。本文从法律视角，以基本权利功能理论为研究基础，剖析了家庭教育中未成年人受教育权的基本权能；从尊重义务、保护义务和给付义务三个维度，探究保障未成年人在家庭教育中受教育权的国家义务，并从立法、行政、司法角度提出实现国家义务的全景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