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杂志》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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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范若恩 刘利华

偏离叛逆/传播传承——“创造性叛逆”的历史语义和翻译文学的归属

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的“创造性叛逆”概念对当下国内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翻译文学是译入语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部分” 的论断即为其一，但埃斯卡皮曾多次明确反对过这一论断。但由于历史条件局限，国内对 “创造性叛逆”的阐释基本限于对其概论性著作《文学社会学》中某一段的解读，甚少谈及埃氏专门就这一概念撰写的长文《文学读解的关键词：创作性偏离》。这一关键性资料的缺失导致国内学界对“创造性叛逆”存在一定误读，而《文学社会学》等已有资料的中译本在关键处存在的误译则进一步加深了这一误读。通过疏通埃斯卡皮“创造性叛 逆”的词源意义并探讨埃氏相关论述的思想脉络，本文指出埃斯卡皮“创造性叛逆”的深层意义迥异于其字面意义，它实则兼具“背叛偏离/传播传承”等既相反又相辅的双重含义。从这一观点出发，本文首先肯定“翻译文学是译入语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一部分”这一命题在人类社会还处在民族国家阶段时具有的合理性；进而，本文认为，埃斯卡皮的“创造性叛逆”和古希腊口头文学时代的作品及作者观一脉相承，即一部作品虽归于某一作家名下，但其实质为历代跨越国家或民族疆域的创作流变总和。这也为我们理解翻译文学的归属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翻译文学并非是背叛、脱离原作母体的独立存在，它是在对原作的偏离和传承中产生的变体，我们最终应该超越民族文学的畦封，将其视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杨 敏 朱亭瑶

中国社会学史：一个学科的成长与学脉

学科意义的中国社会学产生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变迁过程中，中西学术源流的汇合共同推动了社会学学科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与此相联系，中国社会学从一开始就面对着“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理论-实践”的关系，由此也就决定了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历史方位、学理脉络和现实关切。在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不同时期以及不同阶段，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一直贯穿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中，推进社会学中 国化也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的总体趋势。中国社会学史依据“过程性”及其史料和素材的叙述，着力展现一百多年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和变迁，西方来源和本土渊源的汇合促成了中国社会学的始创，专业和学科意义的社会学初步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学、社会工作以及包括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在内的学科体系全面推进，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等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社会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快速积累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前进步伐。随着这一学科的蹒跚踉跄、起伏跌宕的努力前行，其研究范域日益拓展、日渐开阔。

安树伟 张晋晋

都市圈带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研究

我国已经进入都市圈发展阶段，都市圈经济发展条件优越、核心城市带动能力较强，在区域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都市圈通过自身的扩展效应、作为增长极的带动效应、都市圈核心城市连接形成发展轴的拓展效应、网络化的结构效应，能够有效带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现阶段都市圈带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是，通过提升都市圈功能以增强溢出效应；以生态保护和资源型经济转型为突破口，提高外围区域承接能力；畅通都市圈带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渠道；以市场化为重点推进黄河流域一体化发展进程。这需要继续完善基本成型都市圈的空间结构，在黄河上中游地区培育兰州都市圈和呼包都市圈，创新都市圈与黄河流域的耦合发展路径，在都市圈外围地区培育一批区域性中心城市，充分发挥其承上启下的功能，支撑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何爱平 安梦天 李雪娇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及其提升路径研究

黄河流域的绿色发展效率提升对黄河流域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我国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构造了一个包含能源消耗与生态保护指标的超效率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对黄河流域及流域内9个省区的绿色发展效率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黄河流域的绿色发展效率整体处于逐渐下降过程中，并长期低于全国整体及其他重大国家发展战略区域的绿色发展效率；流域内9个省区的绿色发展效率由高到低可以分为三组为：青海；山东、内蒙古、四川、陕西、宁夏、河南、山西；甘肃。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方式抑制了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科技进步促进了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黄河流域要提升绿色发展效率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科技发展，提升对外开放的程度与质量。

朱 军 李亦婷

算法时代的情感与文学——由AI诗歌的AI分析谈起

基于“小简” AI文本分析工具对“小冰”诗歌创作的分析，可见其“虚无化的感伤”“风格化的品位”“符号化的生产”等情感美学特征。基于“方程”与“算法” 的人工智能在观点、句法、语义的探索中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在“篇章级”语义、整体结构与全局视野上的缺陷难以弥补，这也促使人工智能转向以“学习”为导向的联觉主义范式，希望借助人类的诗性智慧重构情感的机器及其创造的逻辑。现象学对“诗性之思” 的求索正在成为人工智能的重要发展方向。通过进一步开启生物与日常世界打交道时的行为方式研究，人工智能在可能的情境中直接把握意义，不断探索、熟悉、改进与世界交往的方式，打开算法时代情感与文学的拓展路径，以此反身促进对人类“知情意”的重新理解。

江宁康 吴晓蓓

人工智能·多元交互·情境美学

本文参考了近年来人工智能的最新研究动向，探讨了人类审美活动中情境意识、多元交互、在场体验和审美模式等几个相关的理论观点，在结合审美经验现象学、身体美学以及相关审美案例的基础上，分析了国内外关于人工智能在情感计算、多元交互、艺术创新等方面的有关论述，对情境美学涉及的人类神经网络机制、“人-机-境”多元交互、审美体验数理模型等方面进行了理论探讨，在情境美学和人工智能的跨学科研究方面做了相关的理论阐述。

杨伟清

后果、动机与意图——论密尔的道德评价理论

后果、动机与意图是理解密尔道德评价理论的三个关键词。在密尔那里，后果指的是实施行为时所能带来的结果如何，动机指的是行为背后的根本驱动力，而意图指的是行为者想要做什么。行为的动机是意图产生的原因。密尔把道德评价明确区分为对行为和行为者的评价。在对行为进行评价时，他是根据行为的可能后果来进行的。当他说行为的对错取决于行为的意图时，鉴于他所理解的意图就是对行为结果的预测，这一表述就与说行为的对错取决于其可能后果是一回事，两者并不矛盾。他认为行为的动机无关于行为的道德性。这一说法值得商榷。行为的动机的确不能决定其对错，但会影响到其道德价值。在对行为者作评价时，他潜在地区分了短时的和长时的评价。就短时的评价而言，动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特别有助于认知行为者的内在自我。当然，同时也需要考虑行为的可能后果。就长时的评价来说，动机并非关键因素，真正重要的是行为的实际结果怎么样。

蓝法典

论“德福一致”的内在危险与实践指向——对牟宗三相关阐释的反思与辨析

牟宗三对“德福一致”问题的解决，其根本目的不在于说明“德福一致” 的可能性，而在于借此问题反驳康德人的道德是有限的判断，证成“无限智心”与“天地万物一体”二者的无限性乃是“一致”的，继而使儒家良知本心所具备的价值性与物自体的价值意味可因此无限性的确认而得到“一致”的落实，最终兑现为儒家“新外王”理想的责无旁贷。故而牟先生用以解决“德福一致”问题的“诡谲的即”的逻辑虽是一种圆善意义的表述，但其实质只是强调儒家伦理追求的有意义以及它可以对外王追求做更充分的理性说明。在这一过程中，良知本心“既存有又活动”的“活动特质”缓解了道德在“诡谲的即”的逻辑中被消解的危险，最终将“德福一致”问题的实践指向落实为“新外王”这一针对他人不幸福的生活状态必然改善之、创造之的社会理想。

王子今

秦强国扩张的重要政策：“收周余民而有之”

秦“东略之世”在“土地”和“民人”两个方面行积极扩张。“东略之世” 早期有对“岐以西”“岐以东”地方的占有以及“收周余民而有之”政策的成功。秦文公“收周余民有之”，很可能是秦人较早收纳秦部族以外“民人”的历史记录。秦史进程中，“收周余民”对于全面地学习周人农耕生产经验以及选择性继承周人礼乐文明传统，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秦“收周余民有之”，是向东方进取的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步骤， 既是明智的历史表现，也显现了秦文化的开放胸怀、实用原则与科学精神。

于京东

近代法兰西的国家形象及其传播——兼论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构建

17世纪以后，“法兰西”这个政治符号在主权者象征、疆域意识、社会生活与公共舆论等领域得到了具体的呈现。拟人化的国家人格、有限特殊的高卢版图、多元一体的领土景观与温情包容的“祖国”想象等，一同形塑了人们从“家乡”到“祖国”的体验与记忆。在这种“统一体”的叙事框架下，近代国民的共同体意识不仅是想象中的“同胞”，也是地域性的“共居”，国家内部可以有着不同的族群、方言和传统，但人们却认同一个法兰西国家的存在。这不仅构成了近代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话语中的一种元叙事，更为此后的历史书写与制度设计提供了一个同质化的范畴。也正是在符号、象征、仪式、媒介与日常生活所展开的这类文化性场域中，民族-国家的形象被不断地描绘、复刻、传播与重现。

白少凡 白仲林 宋丽荣

债务中性原则、政策负担与国有企业 预算软约束——基于主体模型的政策模拟

债务中性原则是竞争中性原则的关键一环，文章着眼于探究债务中性改革、破解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功效与措施选择，以期为竞争中性取向的经济改革提供有力证据。文章依据存流量一致原则，采用基于主体的建模方法构建了能够反映中国经济典型事实的ABM模型，对债务中性取向改革政策下的微观企业行为和宏观经济效应进行仿真模拟分析。研究发现：在债务中性原则下，如果减轻国有企业就业负担，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负债率均保持在40%之下，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得以纾解；在债务中性原则下，减轻国有企业就业政策负担有助于降低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债务中性原则取向的改革政策有利于改善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顽疾；债务中性原则取向的改革政策和减轻国有企业就业负担政策的合理协调具有明显“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激发国有企业活力”的作用。因此，深化债务中性原则取向的国有企业改革，营造公平融资、平等竞争的市场营商环境，以及积极协调债务中性竞争政策与宏观调控工具是我国经济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安排取向。

刘金海

知识实践视角下的“乡村建设”研究——基于定县教育、邹平实验和乌江试验的比较分析

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既是一场文化建设运动，也是一场知识的实践活动。从知识实践角度来看，中国乡村在乡村建设者那里有了差异，“乡村问题”出现了分歧，“建设”本身有“运动”“实验”“试验”之分，建设路径亦有“方法的实践”“理论的实验”和“技术的试验”之别，知识的作用也因此而异。所谓的乡村建设，仅仅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们运用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在乡村社会进行的一场实践而已。对此应作以反思。仅靠文化教育既不能实现乡村建设目标也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乡村建设实践既离不开政府支持也不可能脱离政治，知识分子在乡村建设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应具体分析。现在我国正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建设行动”，这对于充分认识知识下乡活动及如何发挥知识分子作用有借鉴意义。

桂 华

迈向强国家时代的农村基层治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状、问题与未来

强大的综合国力构成国家善治的必要条件。基层治理属于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与国家治理针对整体社会不同，基层治理重点回应群众需求和基层社会秩序。在治理体系建设中，基层治理具备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需妥善处理国家治理与农村基层治理的关系。随着国家财政支出能力增强、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和技术治理手段的运用，我国乡村治理进入强国家阶段。农村基层治理程度越来越大地被纳入国家治理的整体范畴中，乡村治理过程因此而发生改变。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需激活基层治理的自主性，将国家能力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的相互强化，避免国家治理消解基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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