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杂志》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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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永胜 张馨艺

中国共产党创新思维百年演进的历史经验和时代启示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反思历史经验、顺应历史规律、洞悉历史矛盾、破解历史难题中，实现了创新思维的演进，并在遵循创新思维内在要求和辩证否定中，提升创新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从哲学视角剖析中国共产党创新思维的历史演进，把握其内在演进规律，对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更好地开创未来，汲取守正创新、开放创新、发展创新和自主创新的思想智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刘 涛

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功能定位、实践逻辑及时代任务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乡村有效治理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经历了自主性建设时期、全能管控时期、改革建设时期、均衡发展时期等四个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结合不同时期的功能定位，适时调整治理目标、治理模式，从引领型治理、管控型治理、协同型治理向统合型治理转变，持续推动党建嵌入乡村治理，构建起党领导乡村治理的适用性模式及体系。新时代乡村治理要总结运用好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经验，以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为导向，以乡村全面振兴为目标，强化党对乡村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以农村党建统合乡村治理，构建起党领导乡村治理的长效机制。

刘清平

“义政”和“善政”的统一 ———先秦墨家视域下的政治发展概念

西方学界的政治发展概念由于包含了时空维度上的现代化和西方化意蕴，存在着相对忽视正义底线、片面强调民主投票程序、对主体品格关注不够等理论缺陷。相比之下，先秦墨家明确主张“万事莫贵于义”，彰显了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在政治领域内对于民主程序和贤能品格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对症下药地克服西方政治发展概念的片面性弊端，并把“义政”和“善政”的内在统一确立为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

林光华

本体与境界 ———冯友兰的《老子》诠释及其推进

当代对《老子》之道的诠释方法与种类很多，但在思维方式上还是以客观论的解释为主流，以冯友兰为代表。冯友兰将道诠释为“总原理”，在哲学史上源于韩非子，在诠释方法上源于西方的本体论与共相论。但冯友兰又提出“四个境界”说，将“道”境解释为“天地境界”，超越了主客对立的思维，“境界”比“本体”更契合《老子》之道的含义。张岱年的“本根论”克服了冯友兰本体论的局限，牟宗三的“大客观境界”更明确地揭示了道境超越主客对立的特性，从诠释史的角度看是一个进展。

钞小静 薛志欣 王昱璎

中国新经济的测度及其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分析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发展新经济已经成为加快形成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迫切需要。本文首次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ＢＰ神经网络分析法”测算了中国新经济的发展水平，并从信息技术、知识能力、智能技术与平台经济四个层面考察了新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及其作用效应。研究发现：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中国的新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且地区间差异相对较大。新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正向效应在经济发展质量较高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时指出，新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信息技术的信息匹配效应、知识能力的知识溢出效应、智能技术的技术提升效应以及平台经济的网络协同效应。新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且区域发展水平与投资程度均正向调节了新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最后，本文指出我国应通过加快完善数字化、智能化基础设施水平等举措加速发展新经济，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任玎 吴非 常曦

企业杠杆率与技术创新：促进还是抑制？———基于渠道机制与结构异质性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技术创新转型的需求，本文采用中国沪深两市Ａ股上市公司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数据实证检验企业杠杆率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不同属性杠杆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整体杠杆率攀升确实不利于技术创新，这主要是通过恶化企业财务状况，挤出企业有效投资来冲击技术创新活动的。基于杠杆结构属性划分后发现，商业信用杠杆和经营性杠杆能够有效驱动企业技术创新，而银行杠杆和金融杠杆则有明显抑制作用，债券杠杆尽管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产出，但更多地是低端创新泡沫；基于企业属性划分后发现，国有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会由于企业的加杠杆行为而受到更大的负面冲击。有鉴于此，不能简单地对企业杠杆进行“一刀切”式的管理，应根据不同属性特征的杠杆行为，分别进行“去杠杆”“稳杠杆”乃至“加杠杆”，纳入结构化的思维对企业杠杆进行优化，有助于提升微观经济主体的技术创新动能，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吴子林

文化交往或对话可能吗？———论东西方文化的和合创生

文化交往或对话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的有效性。只有形构一种理想的“对话语言”，即贯通“理性认知”与“审美认知”的言说语言，东西方才能展开真正的文化交往或对话。西方的“指涉性”语言重视“存有”，汉语的“过程性”语言重视“生成”，在中国哲学文献的翻译中，“语言串”与“多重定义法”的运用是对中国古代思想的过程性阐释，它们较好地克服了目标语言（外语）与被翻译语言（汉语）之间的错位。在诗与哲学之争的“尼采式”转折之后，西方现代哲学语言与具有诗性特征的汉语形成了某种精神的联系，预示着东西方的“综合”正处于稳步而顺利的实现过程当中，并以多样化的形态走向“文化交往”的“和谐”状态。

徐思雨 胡友峰

论西方环境美学对康德美学的批判与误读

从理论缘起来说，自然审美地位的确立首要归功于康德美学对“审美无利害”命题的推进，但理论发展上，环境美学极具代表性的“如其本然地欣赏自然”以及“环境整体主义”观却对康德美学持有鲜明的批判立场。其中部分批判实则源于环境美学对康德美学的误读：将康德的“经验”与“先验”混淆，“审美层面”与“目的论层面”混淆；环境美学过度强调自然地位而割裂人与自然的联系。这些误读造成了环境美学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境。回到康德美学，发掘其中被忽视的生态之维，正是解决环境美学双重困境的关键所在。

任 锋

大一统与政治秩序的基源性问题：钱穆历史思维的理论启示

学界对于大一统的重思，应当注重其在现代语境中生成的争议性、复杂性和基源性。处于现代中国转型期的大一统问题，长期以来被学人置于专制主义进路中加以批判和解构，由此在历史认知上为通向政治实践抉择提供起始条件。对大一统的常见讨论，或者聚焦于秦汉以来两千年政治传统，或者注重《春秋》公羊学所代表的经学义理。钱穆强调“一统”和“多统”是中西政治传统的基本差异，主张在通史基础上透过历史政治传统的实践性阐释来揭示大一统的系统涵义。钱穆的研究揭示出，秦汉以前与之后两大时期历史代表了大一统的两个形态，各自包含国家形态与政教机制两个层面。文化地理、经济生活方式透过族群聚合而形成的国族认同表现出强韧的传统延续性，而政制文教在因承维系中又深具调适弹性。道统相对于治统、礼治相对于尚法、封建分权相对于郡县集权、经义相对于法术、正统相对于偏离，在一系列争持中衍生出富有活力的张力结构，内在驱动着大一统体系的辩证宪制逻辑。中国文明透过“统”与大一统所开立的基源，不仅在历史时间的意义上指向文明演进的起始和趋向，也在秩序建构的维度上揭示出国家形态与政教体制的机理。大一统作为规范理论所包涵的超越性和天下性，为反思世界政治的文明前景提供了更富生机的进路。

杨红燕

政府重大态度的隐喻表达机制研究——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为例

隐喻扎根于日常生活，悄无声息地传递说者对所评之物、所言之事的态度。本文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为研究对象，结合概念隐喻与评价理论，梳理其中的隐喻类型，揭示其态度表达机制。文本以战争隐喻、建筑隐喻、集体隐喻以及人体隐喻为主，其中战争隐喻使用频次最高，隐喻以情感的正负形态调动读者情感，又以正面判断表达对中国人民坚韧品质与出众才能的肯定，亦有以正面鉴赏对中国抗疫行动的价值表示认可，策略性地传输情感。在政府白皮书中恰当地使用隐喻，能够提升话语交际功能，巧妙传递态度，增强舆论导向效果。隐喻作为态度表达机制，不仅使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中，而且在政府工作报告和各类政治演讲中也常被使用，这种隐喻表达机制使受众能更好地理解政府的施政效果和施政方向。

陈 鹏

“汉人”与“海人”：秦汉时期滨海人群的身份认同

在秦汉帝国重塑“华夏”的进程中，“秦人”“汉人”认同的建立与维系，遭到来自滨海地域的阻碍和挑战。滨海人群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渔人、船人、方士、海商和海贼等“海人”，二是农户、盐民等滨海陆上民户。滨海人群，尤其是“海人”，呈现出游走于“汉人”与“夷越”之间的面貌。他们受地理、经济和政治等因素影响，可能脱离编户身份，放弃“汉人”认同，甚至成为“东夷”或“外越”。对此，秦汉帝国统治者重视对滨海地域的控制，并积极将脱离王朝统治的“海人”拉进帝国秩序，重建编户齐民身份和“汉人”认同。纵观滨海人群身份认同的变化，在秦汉时期，身份认同往往取决于政治身份，但也受到社会身份的影响。

崔建华

西汉时期“汉家尧后”说的生成及演化

“汉家尧后”是汉代的重大政治命题。学者多认为该说源于眭弘，但所据基本史料存在疑点。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看，“汉家尧后”说的生成或与黜秦复古的潮流密切相关。在这一潮流中，五德终始说、三统说将当代政权与上古圣王勾连起来，这种做法背离了朝代更迭的历时序列，使汉朝的继统问题抽象化，这一点与“汉家尧后”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汉家尧后”易于牵涉宗庙问题，长期以来并未被国家所接受。元帝废除擅议宗庙的禁令，汉成帝完成了“通三统”的程序，最终使“汉家尧后”成为国典。在这个过程中，“汉家尧后”命题的性质亦由汉家的历史定位演化为汉皇的寻根问祖，而刘向应是将这一寻祖命题经典化的关键人物。

张海柱

新兴科技风险、责任伦理与国家监管——以人类基因编辑风险为例

面对新兴科技风险的不断生成和显现，如何进行有效的风险监管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以人类基因编辑为例进行的考察发现，当前的监管模式以“科学监管”为核心，包括科学共同体的“自我监管”以及科学咨询制度的支配，而国家与社会等监管力量弱化甚至缺位。然而这种科学监管模式往往因科学自身的不确定性等局限而陷入监管困境，最终造成风险的隐匿与监管迟滞。责任伦理则要求企业、政府与社会等多元主体共同承担科技发展的责任，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监管责任的回归。基于责任伦理的监管改革要求国家主体承担更为积极的风险预防职能并履行“前瞻性”监管责任，在此基础上推动风险监管模式的改革，以合理界定国家监管的范围、强度与方式，最终实现“创新”与“安全”的平衡。从整体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对国家风险监管责任的强调不仅有助于新兴科技风险的有效治理，也将促使国家治理形态向“风险监管型国家”转变。

袁 超

“技术利维坦”的傲慢与偏见 ———以“社会化技术权力”为中心的讨论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开启了技术体系的历时性演进，技术参与定义了现代性，而技术进化则在社会权力的作用下垄断了现代性。技术是历史性质的人造物，其本质是“人性”与“物性”的辩证统一，它不存在自主意志的技术权力，任何形式的技术权力都来自社会权力的转化，是社会化的技术权力。“技术利维坦”是失控的社会化技术权力对技术本质的反叛与侵夺，并集中体现为“权力的技术逻辑”和“技术的权力惯性”这两种过程形态。实现技术型时代的人类自救须尊重“有限性”，张扬克制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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