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人文杂志》2022年第10期
学术性·思想性·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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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任保平 任欣怡
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规律。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性体现在立足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对国内外现代化建设教训与警示的总结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上。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性体现为在正确把握世界发展的时代主题、向世界开放和对世界各国现代化成功经验教训予以借鉴的基础上，遵循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民族性特征，又具有世界性特点，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性是由无数的民族性所构成的，民族性是世界性的现实存在方式；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性中包含着一定的世界性，无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性如何特殊，都需要遵循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汤吉军
资源再配置、沉淀成本与统一大市场构建研究
本文从沉淀成本角度审视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标准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假设资源充分流动，从长期来看，由于没有沉淀成本，企业面对产品市场需求或价格变化，可以自由地进入和退出市场或产业，最终实现零经济利润，市场价格的自发调节会导致帕累托最优，看不到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然而，若打破资源充分流动这一假设前提，引入沉淀成本概念，则企业不可能无成本地重新进入或退出市场或行业，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定理失灵，可以合理地解释真实世界的滞后效应、寡头垄断、非市场组织和观望等经济现象，从而发现，构建统一大市场离不开非市场组织和政府干预。通过解析沉淀成本的性质与起源，不仅可以确立有无沉淀成本经济理论的两分法，而且可为打造统一大市场提供新的政策建议，其关键在于加强沉淀成本管理，将有效市场、非市场组织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起来，尽可能促进生产要素充分流动，这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对于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任剑涛
人同此心：儒家善性道德的普适关怀
儒家的善性道德言说所持的是普遍主义立场。这种伦理理论建构，建立在人的道德心理类同性、必然性与永恒性的基础上：善性四端说，是人同此心强有力的普遍主义证明；善心广被或仁心仁政的连接机制，是人心同然的普遍化社会规则的鲜明呈现。儒家这一对人的高度同质化的哲学自觉，不仅是中国先秦时期诸家的趋同特点，也是轴心期世界主要文明体系的共同特征。这是“人”之作为“人类”降临的显著标志：不仅在人的根本特性上，于不同地域诞生的文明体系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精神突破，而且在如何组织人类的群体性活动的原则上有类的高度相似性。人心之所以同然，不是因为轴心期碰巧出现的、相同的人的觉醒，而是因为人类文化的创生者们共同意识到了“人是目的”的价值与功能。这是儒家善性道德的伦理学建构最为引人瞩目的世界贡献。谢青松
发现“吾心之良知”——对王阳明《大学问》的一种解读
王阳明晚年口授的《大学问》，高度浓缩了他生平讲学义理，堪称“阳明之心印”。在此文当中，王阳明依次回答弟子关于《大学》文本的提问，集中体现了王阳明“心学”之思想精髓。所谓“大人”，就是发现了自己并非这个有形有相的血肉之躯（“形骸”），而是那个无形无相的纯净意识（“万物一体之仁”），进而认同于“万物一体之仁”的人，那是“我”的真实身份（“真己”）。“大人之学”旨在探索自己的真实本性，发现“吾心之良知”。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保持觉知、安住当下，进而超凡入圣，达到“至善”之境。蓝 江
物体间性的形而上学——数字空间中的新唯物主义的反思
数字技术的革新不仅带来了存在论哲学的变化，也进一步冲击了自笛卡尔以降的主体哲学的模式。数字物的存在，迫使人们不得不从外在于主体来思考在数据交换和算法控制中出现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势必带来一种不再以主体间性，而是以物体间性为基础的新唯物主义的诞生。这种新唯物主义，从根本上就是面对数字技术、元宇宙技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时，在主体观念之外，寻找物在数字空间中的呈现方式。这种物的呈现方式重构了物的形而上学，从材质构成和形式构成的形而上学，转向以掌控关系、使用关系、纠缠关系为主要形式的人类主体参与物体间性的形而上学。田 野 袁祖社
大数据发展中的文化遗失与找寻
从“结绳记事”到“算筹计数”，从数据模型到数据治理，人类经历了漫长的数据认知与应用历史，人类文明样貌也随之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可以看到数据的文化意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有不同程度的解读与改写。数据的发展历史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式演进史，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相互关系的互动转化史，亦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博弈确证史。但当今时代数据为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出现了技术异化和伦理困境。究其原因，乃是大数据发展过程中文化遗失导致的大数据物质主义本性凸显、开发无限度、运用无边界。对大数据进行文化找寻是大数据时代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基础，也是技术治理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价值支撑。大数据时代所吁求的生存样态，是在公共价值逻辑下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生存范式，遵循以人为本的主体原则、创造性开发的限度法则、数据化生存的适度法则，合价值、合伦理、合政治、合经济地接受文化规训和教育引导，打造一个低能耗、细颗粒、多维度的大数据良性进化格局。吕明元 程秋阳
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效应与机制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工业互联网成为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是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的关键支撑。本文提出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三个阶段，分析了工业互联网平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路径，进而利用2012—2019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测度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水平，从结构升级和生产效率提高两个角度估计了工业互联网平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四大区域发展差异较大；从制造业结构升级和生产效率提高两个角度来看，工业互联网平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都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但其推动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可以通过提升资源配置能力和创新能力来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但资源配置能力的中介效应对生产效率提高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我国进一步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有积极启示。张 鸿 董聚元 王 璐
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现状及对策
“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需转向深化、规范、普惠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但数字经济理论研究滞后于现实，尚未形成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与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数字经济内涵和现实发展情况，结合高质量发展定义，从理论视角的“效率”“产业发展”“创新”“可持续”“公平”五个维度概括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从实践视角，指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仍面临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产业资源配置不协调、数字产业基础薄弱、产业融合不充分、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数字经济区域和结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开放共享程度低等问题；从政策视角，提出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理应持续优化数字基础布局、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步伐、完善数字经济创新环境、加强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支撑、加大数字经济开放共享力度等对策。尹 林
从破冰到争鸣：20世纪80年代文学评论期刊的文学史意义
创作与评论是文学的两翼，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成绩离不开文学评论期刊的导向和扶植作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大量重要评论刊物的创刊，丰富了文学评论的思维面向以及价值取向。从文坛回春早期的破冰之旅，到80年代中后期的争鸣意识，80年代文学评论期刊打破了原来以工农兵方向为主导的评论格局，通过文学主体论和本体论的双重建设形成了文学批评的争鸣态势，并对80年代中期逐渐失控的方法热和文学形式论进行了删汰与规约，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的建设作用。陈 光
解缙之死与明初台阁诗风的生成
解缙在明初以才子之名与狷狂之气著称，其惨死使文臣意识到，耿直狂放的文人习气并不适合当时的政治生态，士人逐渐形成老成持重、端庄谨厚的人格特征。这意味着士人心态由文人化向官僚化与模式化的转变，并推动着台阁诗学审美形态的变迁：端庄敬敏的士人心态是仁、宣时期君臣相谐的重要原因，为台阁文学的生成提供了现实土壤；更重要的是，此种老成心态外化为形式工稳、情感平和的台阁诗风。台阁诗学具有模式化与官僚化的双重特征，从馆阁文臣心态转变的角度入手，有助于探明其生成的内部机制。杜丽红
清末东北鼠疫防控策略的文化冲击探析
面对来势汹汹的东北大鼠疫，清政府在防控中被迫采取西法防疫措施，并在疫情结束后召开国际鼠疫大会，彰显出官方对科学医学的认同。然而，西法防疫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显现出科学医学的不确定性和措施的非人道性，对医学界和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巨大冲击，形成了中西文化对峙的潜流。中医们不平而鸣，与主张西医的新闻舆论界展开中西医学的争论。西法防疫的严苛，加之清朝官吏们的假公营私，不仅激起了普通民众的反感，而且凸显了中西之间人道主义的观念差异，引发社会对西方的反感。由于与国家主权息息相关，尤其是俄国对华政策藉疫情变本加厉，防疫成为社会各种思想情绪的宣泄口，加深了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清政府的失望与反感弥漫开来。秦 勤
近代“国民体育”说的生成及实践
在清末知识界救国救亡的浪潮中，“国民体育”概念逐渐生成，其内涵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传统体育文化以及西方体育经验等因素密切相关。随着时局的演变，“国民体育”的作用对象亦由最初的学校学生扩展到全体民众，成为知识精英追求民族复兴的支点之一。“国民体育”不仅在思想领域影响甚巨，还被不同政治力量融入到自身政策中，从而将国民体育从理论层面引入政治实践。全面抗战爆发后，围绕国民体育的言论聚焦于全民族的抗战动员，集中服务于民族复兴事业。王 哲
作用与反作用：中共革命与延安“五四”纪念(1938—1949)
全面抗战爆发后，因革命动员和抗日情感的双重需要，中共在延安组织了规模浩大、内涵丰富的“五四”纪念活动，将延安打造为新的“五四”纪念中心。中共革命需求作用于延安“五四”纪念中，使得纪念活动凸显中共革命内容，发展出革命功能指向的新型纪念活动，并将革命宣教与纪念休闲有机融合，呈现出彻底革命化的纪念形态。纪念反作用于中共革命，完成中共的革命史重构、革命理论更新、革命领导权强化、革命方向集中，建设出统一的革命思想基础，并灵活助力中共各时期具体革命目标，推动了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共革命与延安“五四”纪念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不断更新生产纪念形式、革命内涵、革命目标的“延安模式”，有力地维护了中共革命秩序，意义深远重大。人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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