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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杂志》2023年第7期
学术性·思想性·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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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何祎金
重思东亚现代性的理论话语与内在张力
对东亚地区工业化转型和社会发展的关注形成了东亚现代性的理论话语。东亚的文化特征与发展动态被视为与西方相异的现代性个案，东亚内部历史与文化的相互交织也衍生了不同版本的现代性话语，如何理解和阐释差异是东亚现代性的核心问题。东亚由一个“异常问题”进入西方视野，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定义不仅带来了西方样板与东亚变体的相对主义解释困境，东亚本土学者对文化独特性的建构也易于落入自我他者化或自我东方主义化的陷阱。在新历史变局下，重思东亚现代性及其内在张力，阐释差异的政治对走出我者与他者的二元认识论迷思和反抗西方中心主义现代性的象征暴力提出了要求。谢章典
论维护数字劳动正义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做出了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战略部署，同时要求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数字劳动正义与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具有相互作用的联动性。维护数字劳动正义十分重要而又非常复杂，需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劳动正义理论叙事；维护数字劳动正义的根本价值导向是共同富裕，必须将共同富裕理念嵌入维护数字劳动正义全过程；维护数字劳动正义必须依靠法规政策保障，加强制度供应是维护数字劳动正义的迫切要求；维护数字劳动正义的行动必须系统推进，协同治理是其重要的实践路径。石英
社会全息论纲
社会全息论认为，组成社会的任一部分都包含着所属社会整体的全部信息。哲学、数学、生物学、光学、量子力学和系统科学从不同角度为全息理论提供了依据和支撑。“全息”包括“显信息”和“潜信息”两个层面。“显信息”为可数据化信息，反映事物表层和局部属性；“潜信息”不可数据化，隐藏着事物带有根本性和趋势变化的整体属性。全息认知可区分“粒子视角”和“波动视角”两个维度。社会全息论的本质，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整体性和“整体即关联”的量子整体观。依社会全息论观照人类社会：文化是民族生生不息得以延续的遗传基因，是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是不确定性社会最大的确定性因素。依据母语文字类型进行文化聚类、划分文明形态，比之宗教文化圈的划分更为科学、更有意义。“象形文明”和“拼音文明”恰好对应于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两大文明形态，也对应于波动性整体思维和粒子性分析思维两种思维模式，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体两面。二元文明已深度嵌入对方，相互学习、互鉴互补，必将创造出美好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李禹阶
论中国古史“‘历史记忆’的层累式整合”——兼论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的是非与启示
20世纪初的“古史辨”思潮提出了百年之问，当代古典学、历史学中的疑古、辨古、信古思想均是对其的回应。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层累说”是该学术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着巨大的学术启示意义，同时亦存在方法论、认识论的局限。实际上，早期中国具有丰富而“多元”的上古历史，由于传统史学“史以载道”所含蕴的“助流政教”的“资治”功能，古代史家所塑造的文本书写的历史主要是以中原国家“礼义”文化为中心的历史，而少见上古时遍及我国各区域聚落先民的社会活动的史迹记载。“历史记忆”是人类早期史迹的遗留，但是“历史记忆”成为历史文本则有一个被后代史家再加工的创造活动，这种创造活动往往是史家的史学理念对“历史记忆”进行“层累式整合”的结果。我国传统经典所载上古史正是“历史记忆”在“层累式整合”中完成的，它既使史前丰富多彩的各区域文化被融入早期中原国家礼乐文明的历史中，同时也在这种历史书写中保留着中国上古真实史迹的痕迹。蓝庆新 史方圆
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现状、问题和对策
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经济形态，发展势头强劲、涉及领域广泛、效应不断释放，已成为数字经济重要组成并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但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平台垄断、数据安全、新的收入差距、监管体系不健全、法治保障不完善、与美国平台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等问题。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对我国稳定经济运行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指出：需要推动“国民共进”，筑牢经济安全防线；加强数据认识，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坚持和维护按劳分配主体地位，优化社会分配格局；健全监管体系，补齐监管短板；完善重点领域立法，健全平台经济法律体系；多措并举，支持平台企业发展等建议促进我国平台经济健康发展。韩文龙 彭颖怡
平台经济创新与治理协同互促发展研究
平台经济凭借其独特优势，可集聚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力及生产资料融入社会化大生产中，积极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同时也面临国内与国际日益激烈的竞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深度融合、数据产权与数据安全、数字平台垄断与资本无序扩张等困境与挑战。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持续发展要求正确认识平台经济创新与治理的辩证关系，创新发展是根本，规范治理是途径，二者对立统一于平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实践之中。新发展格局下，需围绕构建创新生态体系、构建有效治理体系、构建创新与治理互促的“三大平台”等，建立健全平台经济创新与治理协同互促的长效机制，推动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付文军
马克思历史概念的理论阐释与当代意义
马克思是一位“具有杰出历史感的哲学家”，历史概念占据着马克思思想的核心位置。思辨哲学家和古典经济学家较早地展开了对历史的反思与考察，前者驻足“精神世界”找寻世界的理性而深陷神秘主义的窠臼，后者聚焦于“个人利益”寻求牟利之方并塑造了天然合理的社会形态。马克思精准地剖析了他们的形而上学思维范式及其永恒论、辩护论的意图。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统合“历史”和“现实”的生成性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将研究视域从神学问题转向世俗问题，研究领域从逻辑思辨转向现实生活，历史发展的策略从理性和解转向革命实践。同时，马克思立足于现实个人及其感性对象性活动，深刻阐释了历史的发生学根据、本体论基础和主体性问题，在时间和空间、自然与社会、乡村和城市、过往和未来之间勾勒了历史的全景并呈现了历史的张力，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得以成型，“历史之谜”也得到了妥善回应。在世界局势大变化的今天，我们必须树立“大历史观”以把握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契机和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以践履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抱负。
张雯
青年马克思道德理论的转向及其范式意义
从康德的精神自律到黑格尔的国家理性再到卢梭的公意，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道德主张呈现出与伦理理性主义之间的紧密关系，也表达出对前者的反思。到了《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则围绕“人的解放”这一政治议题，吸收费尔巴哈的思想资源，形成了深具人本主义色彩的道德论述。最终，在《巴黎手稿》中，伴随着从“政治异化”到“劳动异化”的范式转向，马克思在市民社会的经济关系中对道德实现了新的锚定，并由此确立了一种以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为基本架构的道德理论。总的来看，青年马克思的道德理论虽然经历了不同转向，但保持着内在一贯的理念，那就是追求自由的实现、个体尊严的保障以及作为共同体的人的解放；而此后对于道德的各类阐发，也大体上延续了这一时期所开创的思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青年马克思确立了其道德理论的基本内容。傅绍良
玉堂伴直：王孟故事在唐宋的误传与接受
“玉堂伴直”是在宋代流传较广的关于王维和孟浩然的故事。故事源自孟浩然夜入宫禁陪伴王维的典故，但这个典故是唐末文人的误传。误传的原因是唐末有“秘省伴直”“玉堂同直”现象，而孟浩然“间游秘省”和“夜伴金銮”的传说与这两种现象容易混杂，当宋代苏轼吟出“玉堂伴直”的诗句后，宋人便把王孟故事定格为“玉堂伴直”。宋代诗人的“玉堂伴直”题写，是在当时宫禁制度不允许前提下的一种想象，他们借“玉堂伴直”的特殊语境，借孟浩然塑造了一种理想的文人品质，建构了一种基于文学的人生知音模式。郑天熙
科举场域中明代古文选本文化功能的嬗变
明代古文选本数量多达五百余种，远超宋元，绝大部分是科举参考书或教材，与科举教育密切相关，其文化功能必须放置在科举场域中来考察。“规导”教化与“服务”科举，是选本兼具的两种文化功能。为适应举子需要，选本逐渐由“规导”嬗变为“服务”，发展出比宋代更为深细、丰富、有效的举业教学形式，激活了选本的文章学价值。服务科举对选本在编选对象、古文经典谱系、编辑样式和文章评点等方面有至深影响。“规导”和“服务”，也是制约选本生成的两股对抗性张力，实质是古文在“载道”和“重文”两方面相互制衡的体现。进入清代，意识形态的强势力量使选本文化功能又向“规导”拨回，不再仅以指导举业自居，受科举支配的生成逻辑也就随之改变了。李建森 赵逸琳
延安时期毛泽东劳动伦理教育思想的价值取向及其现代意义
延安时期毛泽东劳动伦理教育思想在逻辑上别开生面，其历史影响深刻而持久。它立足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过渡性社会伦理实际，拱绕“无产阶级化”价值旨归，建构了一种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更具劳动主体层次丰富性的道德本体论，以一种纵横捭阖的理论气魄在现代中国伦理生活领域掀起一股劳动伦理思想新风。其理论创新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伦理教育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操持正确价值取向具有重大的实践镜鉴意义。无产阶级所推崇的劳动修养绝不是寄托玄思情结或宣泄失意心绪而隐遁的自我放逐，绝不是“与民并耕而食”的乌托邦恣肆，而是摒弃道德修养碎片化的革命现实主义伦理超越，以期在道德人格上升华为“最干净的人”“一个纯粹的人”。韩康康
巴黎和会时期北京政府索赔决策的转变：从参与到退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因日德在山东的战事损失严重。对德宣战后，中国政府获得了对战败国索赔的资格。北京政府为寻求和会索赔，在各个时期做了很多努力。日德战事后，政府内部已有向战后和会寻求解决的想法；对德宣战后，又正式提出战后对德索赔的诉求，并积极筹备和会索赔，包括设立战时会计处、战时损失调查处，统计各项损失；同时，依据赔偿委员会的指示厘定债务、清理敌产。为保和会顺利取偿，北京政府以“联美外交”作为和会交涉的主要方针，并在和会交涉中与美国代表保持一致。然而随着山东问题的失败以及和会赔偿在担保、划分上的偏离，北京政府对和会取偿甚为失望，并最终决定退出和会赔偿。邱志萍 刘举胜 麦思超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网络的结构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文章采用瞬时拟相关系数测算2000—2021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关系，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实证研究其经济周期协同网络的结构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网络的密度偏低，具备典型的“小世界性”的结构特征；“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关系的紧密性和集聚性有所强化；沿线国家存在明显的个体特征差异，其相对影响力与中介作用并不完全匹配；中国在网络中拥有相对较高的影响力，但相应的枢纽作用仍偏弱；双边贸易强度、经济发展差异和历史类因素显著强化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关系，而财政政策差异、产业结构差异、政府治理差异和地理距离显著弱化了协同性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双边贸易强度、产业结构差异、经济发展差异、货币政策差异、政府治理差异和区域贸易协定对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关系的影响日益增强。文章为加强沿线国家协同性关系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新的政策依据。人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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