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杂志》2023年第11期
学术性·思想性·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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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司文晶 宣朝庆
历史社会学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拓展与理论追求
历史社会学是当前中国社会学的热点领域，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也为历史社会学的主题拓展提供了新方案。作为历史社会学的内嵌议题，现代化在当下阶段的思考需要落脚于对城乡中国的理解与诠释上。这一方面需要看到人的现代化和城市等级秩序下未来城乡的融合发展态势，另一方面需要从构建城乡叙事和城乡记忆的角度为现代化速度过快而引发的心灵危机提供解决方案。将以城乡中国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议题纳入历史社会学视域，有助于进一步打破城乡区隔，更快更好地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张立群
搜集与整理现当代文学地方性史料的原则、方法与意义
基于近年来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热和“地方性路径”研究的启示，搜集与整理现当代文学地方性史料以互相叠加的方式形成了新的研究视域。“搜集与整理”为现当代文学地方性史料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地方性史料”的介入以具体、生动的方式凸显了搜集与整理在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和史料学建构中的重要性。搜集与整理现当代文学地方性史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一项具体的、实践性显著的工作，可以依据已有的理论和经验、结合对象的特殊性制定相应的原则，确定相应的研究方法，相互促进、共时展开。在此基础上，探究搜集与整理现当代文学地方性史料的意义和价值也将得到提升与总结。
刘方喜
互联网、人工智能新技术要素塑造新文艺形态
把有关“制作精良”和“技术要素”改变“文艺形态”等论述，与习近平有关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论述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对于探讨推进文艺生产方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蒸汽机等使人类生产方式实现了能量自动化，当今计算机等则正在使之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自动化，并极速改塑着文艺的形态和传播、制作工艺方式，昭示着文艺发展新进步大势；互联网使文艺生产、传播越来越网络化，文艺消费的大众化、人民性得到显著提升；人工智能正在使网络化向智能化跃升，将使文艺制作越来越智能自动化，文艺生产的大众化、人民性将得到更大提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这种新进步大势存在冲突，文艺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此更相适应，抢占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要素制高点以创新文艺生产方式，已成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要求，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跨学科创新发展的突破口。韩 伟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时代意涵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艺理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展开的，有着鲜明的“时代内涵”。新时代，意味着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不断创新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应该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以时代性的历史重大问题为导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有效结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文艺理论论题”，激活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从而为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论文聚焦影响当代中国的三个重要主题词“百年党史”“以人民为中心”“小康中国”，结合相关文艺作品，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三个重要属性“历史性”“审美性”“实践性”来深入分析和阐释，试图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时代课题进行深入思考，从而为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丁四新 赵乾男
人文易与意象美——萧萐父的易哲学思想探论
1990年，萧萐父正式提出了“人文易”说。“人文易”以“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为其思想主旨。在继承王夫之以来“明有、尊生、主动”之大易精神的基础上，萧萐父以“时代忧患意识”“社会改革意识”“德业日新意识”“文化包容意识”阐明了“人文易”的精神内蕴，并用“民族魂”一词强化了它的重要性。随后，在“易道三分”说的基础上，萧萐父肯定了“神道意识”，认为可以把它作为人类的“精神家园”来看待。在推展“文化包容意识”的基础上，1993年萧萐父超越了民族主义立场，提出了他的文化哲学——通观—涵化说。1999年，萧萐父提出了“意象美”说，认为“意象”是《周易》特有的思维和表达方式，传统诗、书、画的意蕴、意境实际上是通过“意象”表现出来的。“意象美”说与“诗化哲学”说所处理的问题层面不同。萧萐父是珞珈易学学派的开创者，王夫之是珞珈易学学派的远源，熊十力是其近源。王志平 吴敏霞
清代关学学者张秉直理学思想初探
文章在分析明清关学发展流变的基础上，考察了清代关学重要代表人物张秉直的理学思想，认为张秉直以“天人一理，理一分殊”为自己理学思想展开的哲学本体论，进而以“理载气中，理为原始”的命题引申到了“天地之心”的心性论，最后“以穷理为始，以知命为要”的思想逻辑过渡到人生修养与社会政治，构建了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张秉直理学思想有着鲜明的特点，在实现清代关学由陆王心学重归程朱理学的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刘 俊
吴澄《春秋纂言》的诠释特质及其学术史意义
吴澄的《春秋纂言》是《春秋》诠释史上颇具特色的经学文本。缘由在于其继承朱熹疑经改经的治学进路，以己意“点窜经文”，于经之阙文处以方空补之，终成一家之言，呈现出以天道论《春秋》、博采诸家和尊奉朱子的诠释特色，涵具丰富的学术史意义，为元代《春秋》学研究注入了别样的元素，尤其是在官学《胡传》系统之外，开辟了尊奉朱子《春秋》学的新路径，一方面为朱子《春秋》学的延承赓续学脉，另一方面也昭示着元代《春秋》学绝非只有《胡传》一系，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故而吴澄的《春秋纂言》就成为我们考察和管窥元代《春秋》学多元衍化和走向的一个鲜活而生动的个案。陶 伟 于 博
金融结构改革与实体经济“脱虚返实”——传导机制、改革逻辑与政策建议
脱实向虚不仅是资产价格泡沫激励下的企业逐利行为，更是融资结构扭曲在外生冲击下的必然反应。研究发现：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加剧了企业的信贷依赖，诱发了企业融资结构扭曲，导致企业在经济下行期因债务积压过重而转向金融化投资，从而推升了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水平。债务积压对脱实向虚具有U型影响，即处于债务分布区间高低两端的企业脱实向虚水平均较高，但高债务区间下的脱实向虚更具经济危害性，因为该区间下的脱实向虚存在自我强化机制，使得U型拐点左侧的曲线斜率高于右侧。金融结构改革可以破解自强化机制，进而改变U型曲线的拐点位置和斜率，从而削弱脱实向虚企业的自我扩容能力。最后，推进金融结构改革的重点是修复资本市场功能，而修复策略应以减缓扩容、完善投资者保护为重点，且扶持企业技术创新能缓解金融结构改革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冲击。因此，构建“金融结构改革+创新驱动”的联动战略是实现防风险与稳增长双重目标的关键。林光彬 冯 帅
中国金融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分配差距研究
在实质性推进共同富裕发展的新阶段，我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重要问题。基于统计数据和A股上市公司数据，首先对金融行业与其他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金融行业整体收入远高于其他行业，且差距在持续扩大，其产生的问题已达到了引起警戒的程度。其次从行业地位、公司治理、高收入来源分析了金融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分化背后的原因与机制。最后，根据实证和原因分析，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国家对金融体系的治理能力，按照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对特许经营行业进行监管，出台引导文件，规范整个社会国民收入分配体系，把收入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邓 创 谢敬轩
汇率预期变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效应——基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分析视角
当前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显著增强，汇率预期呈现日益分化特征，由此引发的汇率预期冲击对金融稳定的威胁不容忽视。基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视角，深入探究汇率升、贬值预期变动对金融稳定影响效应的时变性与非对称性特征，研究发现：第一，汇率预期变动呈现显著的阶段性特征，特别是经济新常态以来汇率贬值预期一度走高，我国国际资本净流出现象明显加剧；第二，汇率升值预期对金融稳定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尤其有助于金融体系职能发挥能力的提高，而汇率贬值预期会对金融稳定造成潜在威胁，但随着我国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加强，其负向影响已开始持续走弱；第三，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是汇率预期作用于金融稳定的重要中间渠道，汇率升值预期背景下国际资本短期内大量流入对我国金融稳定造成了显著冲击，并使得汇率升值预期对金融稳定的促进作用明显减弱。因此，应加强人民币汇率预期引导，防范预期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顺周期羊群效应，同时协调搭配宏微观审慎管理与资本流动监管措施，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张彦华 顾秦一
区块链技术诱发国家政治安全的风险样态、逻辑与治理
区块链作为智能革命的重要支撑技术，在诸多领域表现出独有的治理优势，但也可能诱发诸多政治安全风险。相关数据和案例表明，区块链自治社区容易削弱用户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区块链技术的不当使用容易干扰政治制度运行的民主公正状态，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分布式架构容易增加国家政权安全的保障难度。这些问题亟需纳入信息生态、智慧治理等理论框架中予以分析、解决。研究发现，区块链政治安全风险诱因系统呈现出涵化逻辑、权力博弈逻辑和把关失灵逻辑。基于在智慧社会语境中提升我国政治安全水平的需要，应采用诸如优化主流意识形态风险应急的全链条治理体系并强化智慧技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赋能效应、以技术创新赋能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并提升我国政治制度的国际竞争力、持续完善智慧治理体系并提升不同信息主体的把关效能等相关智慧治理策略。
崔开云
数字时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变革、挑战与应对
数字时代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数字技术推动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领域向网络空间和心理空间双向拓展，改变了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家和用户之间，以及南北方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增强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筹款服务和倡导动员等方面的行动能力。但与此同时，“国际非政府组织＋数字”也给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和国内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公私领域数据的安全性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间的平等性带来了新挑战。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中国须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将国际非政府组织境外涉华活动纳入法治轨道；加强国际非政府组织涉华数据行动规制，确保国家数据安全；强化技术赋能，提升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影响力。
张祚庥
“亡秦或楚”：基于秦亡之际反秦势局的思考
秦统一后，楚地爆发过多次反秦叛乱，但皆被镇压。陈胜吴广起事能发展壮大应与秦内部动乱有关。因始皇帝生前未明立储君，胡亥即位后，大肆屠戮秦宗室大臣，这是陈胜吴广起事的政治环境。战国末期，赵国曾多次击败秦国，并一度挫败了秦统一计划。赵人在反秦战争中表现十分积极，亦有灭秦之志。结合秦简中相关记载，秦统一后，整个新地时常发生叛乱，原六国的反秦运动在统一后并未停息，这是秦末六国反秦运动发展迅猛的一大重要原因。章邯击败项梁主力大军后，楚国一度危如累卵，项羽所率援赵大军目的是保楚，而非灭秦，项羽大军在巨鹿击败章邯所率秦军主力，带有较强的偶然性。考虑到秦末内外交困的局面，亡秦是必然的，而由楚国来完成亡秦之业，是偶然的。张利杰
红军东征与国共两党的抗日谋略
1936年前后，晋绥两省成为中日交锋的前沿地带。中共把“经营山西”作为“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国民党则将两省视为南京中央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联手抗日的重要阵地。然而，国共两党并不了解对方的抗日谋略，中共为了“争取迅速对日作战”倾全军之力东征山西，国民党则因担心日本势力插手而欲从速阻拒东征的红军。国民党中央军大批开入山西后，中共为保存抗日力量主动撤回陕北，待陕甘后方稳固后再东向抗日；国民党则顺势将中央军留置晋绥周边，悄然转化为防日的国防力量。东征之役虽是一场内战，但其缘起、过程和结果都深受国共抗日筹谋的作用。它客观上改变了双方的抗日布局，影响了两党的关系走向以及全面抗战初期山西抗战格局，在抗战史中具有一定的枢纽意义。人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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