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我今年四十有二，过了“不惑”之年，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哪怕想不明白，也要逼迫自己想明白，到了这个年龄了，也还搞不清弄不明到底什么是人生、什么有价值、怎样才有意义，但我一直很珍视“真实”这两个字，我更愿意自己成为一个接地气儿的贴近生活的真实的人。我欣赏一切真实和本真，不喜欢虚伪和面具，当然自己也力所能及真实地活着。之于我的人生，我希望我的生产（写论文、申报基金等）、我的生活（家庭、旅游等）、我的身体（打篮球、健康等）、我的生计（偶尔写个稿子赚点稿费喝个酒撸个串等）尽量平衡发展。作为一个人文地理学人，我希望我的身体和灵魂同步，希望我的研究和我的日常生活相关联，我无法接受我研究的东西和我的日常生活风马牛不相及，我希望两者可以尽量融合。我与广场舞研究结下的缘分，大概根源也就在这里吧。要写一写广场舞研究“背后的故事”，这得从2013年我升级当爸了说起。

  缘  起  

遛娃遛到了“广场舞大妈”的人群里

 2013年，我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娃，爸妈从湖北黄冈农村老家过来帮忙带，我才有了和他们朝夕共处1年的机会。坦白说，在此之前这样的机会寥寥，打上初中开始住校，高中去了县城，此后大学、研究生和工作则远赴武汉和广州，密集接触则仅限于寒暑假。换言之，我们彼此深度卷入对方日常生活的时机并不多，我很难说我很了解我的爸妈，爸妈亦然。一年下来，我和妈妈在价值观、认知层面的巨大差异，使得我们相处不甚愉快；爸爸则因为生性内敛，不喜外出和社交，宁愿终日呆在家里玩IPAD“斗地主”以消磨时光，伴随而来是各种身体不适。无奈，我只能尊重他们的意愿，让他们次年回乡，回归他们习惯了一辈子的老家。我很遗憾，感觉自己很失败，囿于自己的沟通与交流能力有限，始终无法帮助二老适应广州，不能像别的家庭一样，可以与父母、子女三代同堂、和睦相处。这也让我开始思考，那些大量进城帮子女带娃的“老漂族”们是如何做到适应都市的生活的？他们每天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面对陌生的大都市及与子女相处可能引发的各种冲突与矛盾，他们拥有怎样的生存智慧去理性化解？家里老人不在广州，加之2016年我有了二孩，不得不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奶爸”：我踩着一辆电瓶车，小的坐前面，大的坐后面，去公园，去广场，去热热闹闹的群众生活中间，四处遛娃，这几乎成为我和孩子们每天的日常经历跟体验。遛娃过程中，我经常接触一些广场舞的场景，恰好孩子们喜欢驻足观看奶奶们跳舞，每次可以逗留不少时间，我也因此有了宝贵机会和热情的阿姨们交流一番。她们有相对充裕的时间，她们开朗、热情和大方，我知道，我开展调查研究的机会来了。慢慢地，我从中结交了一些朋友，同她们一起聊天、喝茶和爬山，尝试走进她们的日常生活。

近些年，我将自己的研究方向锚定为底层群体的空间实践和底边社会的空间性，对大背景下的“看不见的社会”、“弱势群体的空间性、社会性和自组织性”尤其感兴趣，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和吉登斯的“社会行动者”等理论为我提供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视角。从具体的研究对象变化看，我经历了一个逐步具象化的过程：从博士期间的较为宽泛的“流动人口”，到后来的“摩的司机”，再到如今以女性占主要比重的“广场舞大妈”和“老漂族”，我开始关注城市中的女性和她们的空间生产与管制等问题，这种轨迹大概也顺应了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理念和潮流：因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基于性别视角的研究在人文科学领域中愈显份量，并成为学术研究一个重要的增长点，这既源于人类对性别平等与公平等普世诉求的学理性回应，更是对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导向下的普遍真理和无视性别区分的纠偏。后者往往通过忽视和贬低女性来合理化、正规化和常态化建构男性主导的权力（霸权）空间，通过抽象和均一的方式消解和模糊传统的性别角色及男性对女性的各种剥夺。其实性别不只关乎个体身份，更应将其视为社会关系，生理差异具有社会属性的根本原因是在其基础之上建构的社会关系。

具体到“广场舞大妈”，不难发现极具中国特色的广场舞已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大妈们把原本风靡于我国大街小巷、庭园广场的广场舞跳到了俄罗斯的红场、巴黎的卢浮宫及纽约的公园里。

这该如何理解呢？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在全球范围的生长与发育”：国家富裕了，百姓的生活殷实了，对精神生活便有了更高的追求，大家都希望私人生活能够更加丰富多彩一些，广场舞便得以蓬勃发展。广场舞流行了，关于广场舞的研究也很多，但存在两个问题：

问题1

对广场舞大妈的理解还比较表面化

只是简单地把她们默认作同质化的群体，过于笼统和抽象地分析她们的特质和价值，没有更多关注广场舞大妈们内部的多元化和差异性。其实，大妈们生长的宏观时代背景和个体差异，造就了她们对广场舞有着不一样的理解与看法。

问题2

缺乏社会空间的研究视角

基于社会空间的维度分析鲜见，对广场舞与地方认同、身份认同、自组织性的互动关系研究不够，自上而下层面的“新型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外来人口本地化”，和自下而上层面的老人在城市里过得“开心不开心”、“幸福不幸福”、“快乐不快乐”，地理学科视角的对应话题就是地方认同与身份认同。

我们遴选了3类广场舞社区为研究案例，包括以本地人为主导的老城区广场舞社区---明月社区广场，外地人主导的郊区广场舞社区---三泰公园和有效利用社区周边遗留下来的城市闲置公共空间的广场舞社区---广州大桥底，采用深度访谈为主的质性研究方法，对上述问题开展研究。

  发  现  

广场舞跳的不只是舞，还有寂寞

 对于广场舞的意义阐释，已有研究认为广场舞作为一项全民健身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健身需求日渐增长的产物，其主要功效和积极作用体现在提升老龄人口的生活质量、改善妇女身体机能与平衡能力、有效防治糖尿病等疾病方面云云。换言之，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广场舞的强身健体、休闲娱乐等显性功能与意义，而对其社会与文化意义探讨相对较少。

我们的研究表明：广场舞不仅是一项城市娱乐休闲活动，而且是有助于建立和改善都市社会关系、增强地方认同感的社会空间实践；不仅体现了都市人的健康与运动需求，更体现了他们在现代化冲击下克服孤独寂寞、渴望社会交往的精神需求，也为现代城市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打开了新的空间。广场是社会关系的孵化器与发生器，广场附着、再生和衍生出一系列新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和人地关系。这种从物质空间（健身功能）到社会与文化空间（非健身功能）的升格，是空间择取、空间冲突与矛盾解决、社会资本的衍生与再造、历史记忆与集体生活体验的回归、身份认同的建构及发展自组织等一系列过程综合作用的结果。

图片来源于网络

通过广场舞对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意义差别分析，我们进一步发现，广场这一公共空间是具有多重意义建构的社会空间，这种空间的生产或建构与中国的市场化和城市化发展紧密关联。对本地人而言，广场是再造社会集体生活、延续同事关系的社会空间，某种程度上发挥了类似单位社区的意义，有效弥补了市场化改革后单位社区瓦解留下的社交空间空缺，广场舞缓和与消解市场化给习惯了组织化集体生活的单位职工带来的社会与文化冲击，提供其再融入“社区”的渠道；对外地人而言，广场成为他们社会网络异地生产、生活方式再塑的社会空间，某种程度上发挥了类似家乡社区的意义，对因迁移而导致的社会关系断裂具有再造与修补的作用，它填补了快速城市化下移民尤其是异地农村居民迁移到城市后业余活动欠缺的空白，帮助外来移民了解和适应本地文化与本土生活方式，促进异地农村移民更好地融入城市、增进居民的身份认同和地方认同感，有助于居民的自组织行为和社区能力的建设。

作者自拍

  感  悟  

扎根生活世界，地理学研究的天地更广阔

转型期的中国为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们已经、正在和必将经历工业化、前工业化、后工业化和现代化、前现代化、后现代化等多种语境与多元思潮并存的时代。超脱宏大叙事的传统套路，拥抱真实的“生活世界”，我们的研究会更接地气、更有温度、更有广阔空间。

改革开放已40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地理人在国土规划、空间生产与修复等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由于在社会建设、社区治理方面“欠债”太多，当前中国社会人地关系与人际关系遭遇着各种风险与危机，区域不协调、空间不平等、空间冲突与管制、底层群体的空间抗争等，成为国人的惯常性体验与感知，这理应成为新时期社会地理研究的重要素材。社区是不同制度交锋、利益相关者博弈、空间紧张、社会关系孵化的重要场域，是观察和研究当下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视角。后单位制时代，社区更多是地理临近性的空间，本应是居民自治组织的社区居委会更多成为上级政府各种政策与规制的宣讲、传达与执行机构，其应有的“自治性”属性完全潜伏。回归到真实的社区日常生活实践，我们会发现，那些有时间、有耐心，尤其是会跳舞、性格开朗、热衷于集体活动的老人，在社区活动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她们是社区组织建设的中坚力量。她们自发形成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社团与社群组织，为消解社区隐匿带来的挫败感、提高社区聚合力和竞争力、增进居民社区认同感、构建幸福社区做出了重要贡献。

传统地理研究偏向于宏大的空间尺度，不少研究往往见空间而不见人、重结构分析而轻关系探讨，强调宏观的“大生态”而忽略微观的“小生态”，后者主要指研究对象生长与成长的特定生境和情境。众所周知，人口老龄化时代老龄人口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精神上的孤独和社会交往的锐减。当代家庭面临亲子代沟、育儿观念差异等普遍问题，进城的“老漂族”们未免动辄得咎，经常得小心翼翼，无人走进他们真实的内心，会进一步强化其自我封闭和自我身份认同迷失的倾向。通过广场舞这一媒介，老人可以结识处境、阅历和心态类似的同龄人，他们的交流与群聚使其生理和心理需求得到满足，为其晚年岁月增添了丰富的娱乐与社交。“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并非空谈，因为健康、开朗的老人和愉悦、充实的老年生活是家庭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和谐家庭关系的润滑剂，也是构建和谐社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围绕广场舞导致的各种冲突事件，本质上是缺乏公共空间意识下的冲突。按照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定义，它是“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公共领域包含的公民意识作为与公共领域伴生的一种现代思维方式，既注重对人的张扬，同时又饱含对社会的关注。理性解决广场舞引发的问题，是锻造和根植国民拥有良好的公共空间意识的契机，将推动中国公民意识与公共空间意识的建设。广场舞诸多问题的破解，有赖于不断的协商、谈判与妥协，最后形成解决方案，这也是公民训练的过程。

在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等核心价值观越来越根植于城市发展与规划的语境下，越来越呼唤我们要重视从人群细分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从性别角度来说，女性应当是当下城市发展与规划需要关注的重要群体，要更加关注女性空间、女性对城市的塑造过程与作用等，关心她们的空间需求、空间认同及其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及演化等。

  感  恩  

拟题成文，四易其稿，一路感谢有你

近日，拙作《空间的力量：广场舞的社会文化意义与地方认同效应》收到了《地理研究》编辑部发来的录用通知书，通知我们此文已通过终审进入待刊发表阶段。必须声明，这篇文章是一项集体智慧的结晶。论文至始至终，每一位合作者都付出了不少时间和智慧，都做出了实质性贡献，我要对我的四位合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平易近人的周春山老师，从2008年中大读博以来一直各种关心和支持我的学业和工作，除了学术指教外，在为人处世方面更是对我关怀备至，特别在我情绪低潮、陷入迷茫的时候他总是耐心倾听和指点迷津。在本文的总体思路、研究设计与相关讨论方面，周老师提出的很多建议让我茅塞顿开。黄耿志和陈昆仑两位既是我中大同门师兄弟，也是我今生今世的好兄弟，虽然两位都年轻于我，但在学术造诣、言谈举止、关系处理等方面都远甚于我。我们三虽天各一方，耿志和我在广州，昆仑在武汉，但一年下来少说也能聚上十余次，每次相聚，总是一醉方休外加彻夜长谈，聊母校、聊人生、聊研究、聊未来，相互勉励、鼓劲和加油。在本文大纲和标题拟定、研究主线圈定、图件绘制、评阅人意见回应等方面，两位都给我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我的“女闺蜜”邵小文博士，作为中大哲学系毕业的高材生，严谨、细腻、细致与温润，每次和她交流都宛如沐浴春风，对本文的逻辑顺畅、用语与用词规范、标点符号使用进行了认真校对与修订，拿到她批注后的文章，我既羞愧于自己的不严谨，也折服于她的一丝不苟。

周春山，中山大学教授

从左至右：姚华松，广州大学副研究员；

陈昆仑，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

黄耿志，广州地理所副研究员

邵小文，广州大学副教授

从最初的投稿，到四轮大幅修改，到最后被接收，非常感谢《地理研究》编辑部和评阅专家们提出的宝贵意见。记得投稿后不久，编辑部就觉得我们文章的“地理味道差了一些”，我们在研习《地理研究》相关研究基础上重点增补案例地示意图和案例地的代表性、区分广场舞与广场的概念、强化广场舞的空间环境分析、阐述质性分析的特征等内容，再次感谢编辑部适时的基于学科归属的善意提醒。这也警醒我在以后的学术研究过程中，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学习与借鉴其他学科研究范式的情况下，始终不忘自己“地理人”的身份识别，任何时候不能“忘本”。论文的两位评阅老师给了我们很多犀利的意见，正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批阅意见越长，表明老师们看文章越用心，让我越发明白自己的短处与不足，论文修改的方向当然也越明晰。“人间正道是沧桑”，搞研究没有捷径：必须耐得住性子字斟句酌，经得起一次一次的“虐”，严谨到滴水不漏，反复交流与碰撞，反复推敲与打磨，衷心感恩你们赐予我这些可贵的学问之道。

转眼间2018年就要过去了，自五年前因缘际会走近广场舞开始，我一直在努力走进广场舞大妈们的生活与内心世界，努力去读懂她们的喜与悲、爱与愁、快乐与寂寞，努力去读懂热热闹闹的舞步里那些跃动地生长着的空间、关系、组织和认同。

这篇论文也许是这一努力交出来的一份暂时的答卷吧。我们对广场舞研究的阶段性认知表明，地理的研究完全可以从空间视角切入，从人地关系、人际关系研究的维度去开显、阐释广场舞的社会文化功能与意义。同时，大妈们轻盈的舞步和灿烂的笑容，昭示和见证着社会的自发性生长和发育，这是有效解决当前我国发展短板（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的重要途径，也是生活世界研究的绝好案例与素材。当然，大妈们舞出的“寂寞”也在严肃地提醒我们，以及相关政府部门，未来有必要更多关心、关注和关切她们对公共生活与公共空间的巨大需求，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共同努力。

广场舞还在各地继续盛行，无数这样的空间与事物还在生长发育，这赋予我们建设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社会以更多的想象和可能，让我们自信满满地去谱写新时代的风采华章！

姚华松

湖北黄冈人，本硕在武汉，博士来广州中大，师从许学强先生。中大地理学院一直有“以小见大”的研究风格，加上与一个做瑶族巫术研究的人类学博士做室友，我也就耳濡目染，把研究领域圈定为底层群体的空间实践、底边社会的空间性。或许是个人的家乡情结比较重吧，近些年也关注一点乡村建设方面的东西。从专业的角度先后撰写了《一位浠水籍博士的“乡愁”记录》、《博士回乡记：湖北浠水县FX村》、《博士献策浠水发展：有四张好牌值得打出去》、《为什么我们不得不投奔城市，远离浠水老家？》、《浠水籍博士乡村改造：从陶家仓看中国乡村》、《浠水返乡博士：春节指南》、《高考志愿怎么填：博士有话要说》等系列观察乡村的文章，更因为组织策划的“陶家仓论坛”有幸上过中央电视台。平日有事没事喜欢走街串巷，偶尔记录所思所想，当然也开展了一些田野调查，但囿于理论提升和抽炼能力有限，有显示度的研究成果还在积极孕育中。对于未来，力求踏实做人，认真做事，无愧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