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观点 | 辛德勇：黄河奔浊浪，是天生不清
注：文章来自于“辛德勇自述”公众号
黃河奔濁浪，是天生不清
——合理認識人爲因素對黃土高原
水土流失和黃河水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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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同學、各位老師、各位朋友：
大家好。很高興來到黃河流域和黃河文明核心腹地的河南大學，來到河南大學的“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和大家交流我對黃河變遷和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問題的一點看法。
請大家諒解，我今天來和大家講的，並不是什麼新的研究，而是若干年前寫下的一些讀書心得。單純從時間角度看，似乎已成“舊說”，可或許是由於大家都很忙，或許是因爲我的研究做得不夠好，而且人微言輕，好像並沒有引起什麼人的關注；至少不像我寫《製造漢武帝》，寫《海昏侯劉賀》，寫《建元與改元》，或者像我最近發文附帶談到所謂商周“族徽”根本不可能是“族徽”，宛如一石激起千重浪，波浪連連，甚至有些浪頭像磚頭一樣拍上了自己的額頭。
在我自己看來，下面要談的這個問題，在學術史上的影響和意義，是絲毫不亞於所謂“製造漢武帝”、“海昏侯劉賀”、“建元與改元”或所謂商周“族徽”問題的。所以，希望能夠藉這個機會，簡略地向大家重申我的觀點，愿更多的人，能夠對拙說有所瞭解，當然也歡迎有識者能夠對拙說予以匡正。當然，衹要認真思索，動真心來說真情話，即使是老調重彈，舊說新講，也會有一些新的思索融入其中間，在既有認識的基礎上向前有所推衍拓展。
很多年以來，由於人類不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所造成的環境問題，已經成爲全世界各國各界共同關注的焦點。
在東方，在中國，提到人類活動影響環境的重大歷史事件，首當其衝的一個著名案例，就是中國北方黃土高原的植被破壞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及其對黃河下游水患與河道變遷的影響。
在這一方面，從民國時期起，中國本土和來自西方、東方的域外學者就做過一些研究工作。例如，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南京金陵大學森林系的美國籍教授羅德民（W.C.Lowdermilk）先生，即已通過考察汾河流域的水土流失狀況，明確提出了“人爲加速侵蝕”的概念；稍晚，中國水利學家李儀祉先生也明確意識到，上中游區域缺乏足夠的森林植被覆蓋，是黃河下游泥沙大量淤積於河道並引發河患的關鍵因素；另有日本學者松本洪先生，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出版《上代北支那の森林》一書，初步嘗試復原北方黃河流域包括黃土高原在內的各個地區古代森林植被的原始覆蓋狀況，這樣的研究，也是基於原始森林植被遭到人爲破壞之後水土流失的加劇。不過，與這些學者相比，更爲重要的工作，卻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復旦大學已故教授、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所做的一項研究。
1962年，譚其驤先生發表了《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後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從歷史上論證黃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決定性因素》這篇文章。文章指出，歷史時期黃河決徙頻仍，主要是黃河中游黃土高原地區的森林和草原植被遭到破壞所致。這也就是說，黃土高原上的農業開發，導致農業植被取代了原始的森林和草原植被，從而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而由黃土高原衝刷到黃河中游河道裏面的泥沙，被水流搬運到黃河下游河段以後，沈澱於河道，日積月累，致使河床升高，河水外溢或是河道決口，乃至改道他流，造成嚴重的環境問題。——即謂人爲活動的影響，是造成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和黃河下游水患最爲重要、最爲根本的原因。
這篇文章，在中國，首次以具體、清晰而且在較長時段內進行了前後對比分析的歷史範例，深入論證了黃土高原中游地區農田開墾所導致的植被變遷極大地加劇了水土流失的速率，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因此，後來關注黃土高原植被變遷的學者，紛紛仿效其事。譬如，業師史念海先生關注黃土高原和黃河變遷問題，其首要着眼點同樣是在這裏，並引導中國學者，做了大量類似的研究；而且這些研究，正在中國以及日本等世界各個地區，引起更爲廣泛的關注和影響。
這樣的情況表明，譚其驤先生這篇文章不僅在黃河變遷研究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而且在中國歷史植被地理的研究、乃至現在很多人參合進來議論紛紛的所謂“環境史”研究中，也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篇典範之作。
就其基本原理或者一般趨勢而言，譚其驤先生所說自然不容置疑。
不過，造成黃河下游河水決溢的原因，遠不止泥沙淤積一端，諸如下游河道的形態、河道流經地點的地理環境、叉流宣洩洪水的能力、堤壩的堅固程度，乃至海平面和降雨量的變化等項因素，同樣也會起到重要作用。
情況雖然相當複雜，有許多問題，驟然之間，確實不易說得清清楚楚，但也不能把這種複雜的情況看作是稀裏糊塗的一鍋粥，想怎麼說就怎麼有理，怎麼說都能自成一說。通過一些典型的事例，人們還是可以在一些關鍵的問題上做出取捨從違的判斷。
前面一開頭我提到的敝人“若干年前寫下的一些讀書心得”，主要是指《由元光河決與所謂王景治河重論東漢以後黃河長期安流的原因》這篇文稿（收入拙著《舊史輿地文彙》）。從題目就可以看出，這是在闡述一些與譚其驤先生不同的看法。
下面，我就主要依據這篇文稿，以漢武帝時期的元光瓠子河決作爲例證，來具體驗證一下黃河中游的土地開墾狀況與黃河下游的水患之間，是不是真像譚其驤先生所講的那樣具有直接的對應關係。
黃河中游植被變遷所引起的河水泥沙含量變化雖然當即就會有直接體現，但對下游河患的影響卻要通過河道的逐漸淤積抬高間接地表現出來。因而，並不是植被一遭破壞，下游決溢改道就立即增加；反之，則植被一得恢復，河患就立即減少。由中游河段水流中泥沙含量增加，到下游河段河牀上泥沙沉澱淤積，抬高河床，再到壅高的河水漫溢兩岸，或是潰決堤壩，造成嚴重的災害，這三種現象相繼發生的時間順序，不妨姑且稱之爲“時相滯後”。也就是說，黃河下游河牀的淤積抬高要滯後於中游水流泥沙含量增多一段時間，而下游河水泛濫成災，較此還要再滯後一段時間。
按照譚其驤先生的看法，在河患嚴重西漢時期乃至秦朝之前，黃土高原上基本應屬畜牧區，同時，射獵還佔着相當重要的地位，農業的比重很小。因此，“原始植被還未經大量破壞，水土流失還很輕微”。——這是戰國以前黃河下游很少發生決徙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譚其驤先生又總結說，從漢文帝十二年起，到新莽始建國三年，在這一百八十年期間，黃河決溢有十次之多，其中五次還導致了改道，水災波及地域範圍廣大，進入了一個河患嚴重而且頻頻發生的時段。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譚其驤先生認爲，主要是在秦始皇和漢文帝、乃至後來的漢武帝時期，朝廷向黃土高原遷入了大量農業人口，極大改變了黃土高原的人口構成成分和當地的土地利用形式。
然而，除了秦始皇三十五年在黃土高原南緣涇水岸邊的雲陽徙入五萬家一事確實會在一定程度上加大黃河中游的水土流失之外，譚其驤先生列舉的其他幾次移民墾殖，或無法落實，或移民徙入的地點是在黃河上游河段，而現代水文測量表明，黃河下游河水當中的泥沙，主要來自內蒙古托克托縣河口鎮以下的黃河中游山陝峽谷河段以及涇河、洛河和渭河流域，河口鎮以上上游河段的來沙量只佔9%左右；特別是淤積在黃河下游河床中的泥沙，有將近70%是大於0.05毫米的粗顆粒泥沙，而這些粗顆粒泥沙絕大部分源自中游地區，河口鎮以上的上游河段只佔粗泥沙總量的5.4%，可謂微乎其微。
所以，即使真的像譚其驤先生所說的那樣，在漢文帝以前，即已向黃土高原遷入大量人口，但由於譚其驤先生所說遷入地點，絕大多數都在托克托縣河口鎮以上的上游地區，這些遷入黃河上游區域的移民，恐怕不大可能會給黃河下游河道增加多少泥沙。
另一方面，秦和西漢初年，黃土高原上即使有較大規模的人口輸入，按照“時相滯後”原理，也不應該很快就在黃河下游引發水災。
就是在這樣的移民墾殖背景之下，文帝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黃河下游河道發生了自戰國以來的第一次大規模決口。這也就是譚其驤所說歷史上第一個河患頻發期中的第一次重大水災，但研究表明，在此之前，能夠明顯加重中游地區墾殖程度的移民行爲，只有秦始皇三十六年向雲陽遷入五萬戶居民這一起，而相對於整個黃河中游這一廣袤區域而言，雲陽一隅之區區五萬戶人家，絕不可能在大範圍內普遍加劇土壤侵蝕，因而也就不會向下游河段多輸送太多泥沙，並直接導致河堤潰決。
三十年後的漢武帝建元三年春，黃河下游就又發生泛溢，農田大面積受損，導致嚴重飢荒，竟至“人相食”的程度（現代人自然很容易明白，“人相食”純屬“自然災害”的結果，與政治統治良善與否是沒有多大關係的，這無損漢武大帝的賢明形象）。又過了六年，在武帝元光三年的春天，同樣是在東郡境內的河段上，“河水徙，從頓丘東南（北）流，入勃海”，但這次決口再沒有留下什麼其他記載，估計時間很短，就被堵塞復原。孰知到了這一年夏季五月，東郡境內又發生了更大規模的水災，“河水決濮陽，泛郡十六”，水漫六分之一左右的國土，而且這是全國最富庶的地區，以致朝廷不得不徵發高達十萬以上的民夫，試圖堵塞決口，也沒有取得成功。這次水患前後持續二十三年，到漢武帝元封二年四月，才由漢武帝親臨施工現場，“發卒數萬人”，並且特地作歌吟唱，激勵民心，這纔徹底堵塞決口。
文帝十二年和武帝元光三年五月這兩次河決，影響重大。在漢文帝十二年黃河在酸棗決口以後的三十多年時間內，並沒有見到朝廷向黃河中游區域遷入農業居民的記載。因此，武帝建元三年黃河在平原的泛溢和元光三年春夏之間前後相繼的這兩次大規模決口泛濫，同樣沒有理由簡單歸咎於中游地區農業生產發展對天然植被的加速破壞。
事實上，在西漢這幾次黃河決口和泛溢發生之前，在黃河中游黃土高原大部分地區的土地利用形式當中，牧業生產還佔有很大比重。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分區敘述各地物產特徵時指出：“龍門、碣石北多馬、牛、旃裘、筋角。”這些物品當然都是畜牧業的特產。司馬遷所說龍門、碣石以北，應當包括有今山西、陝西黃土高原的很大一部分區域。史念海先生論述秦漢時期的農牧業區域劃分，就主要依據這一記載，將農、牧業區域之間的分界線划作關中平原北緣，向東經過黃河龍門之後，轉趨東北，斜貫今山西中部，再大致沿今燕山山脈東至碣石。
那麼，前述西漢文、武兩帝時期的河患，特別是元光三年的決口泛濫，又是由什麼時候沖積下來的泥沙所造成的呢？
前面一開始，我就提到了美國學者羅德民先生提出的“人爲加速侵蝕”這一概念。按照正常而又簡單的邏輯來思維，不言而喻，有所謂“人爲加速”的“侵蝕”，就另有一份即使沒有人類活動影響、甚至世上根本就沒有人這個物種它也依然存在的“自然侵蝕”。事實上，早已有學者分析指出，黃河中游地區的水土流失，除了人爲加速侵蝕之外，原本還存在着不因人類活動而增減的自然侵蝕。在這種情況下，中游區域天然植被的破壞或者恢復，對下游河道的泥沙淤積究竟有多大影響作用，就還需要慎重評估。
依據景可先生等人的研究成果，在全新世中期，黃土高原的年侵蝕量爲10.72億噸，而在公元前1020年至公元1194年期間，黃土高原的年侵蝕量爲11.6億噸，比全新世中期大約只增加7.9%，數量之微，以致地理學家只把這個增加量看作是“自然加速侵蝕量”。相比之下，“人類對土壤侵蝕的影響當可忽略”。這種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黃土”易於“流失”的特性所決定的。
自然科學工作者這一測算結果，在歷史文獻當中也有反映。如《左傳》引述周人逸詩，就有“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的感嘆；又如戰國時張儀說秦王，謂齊國“濟清河濁，足以爲限”，燕王當時亦有類似語句云：“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由此可以看出，早在西周至戰國時期，黃河便是以水色渾濁而著稱於世。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自然是從上中游流域挾帶下來的大量泥沙。
上述情況顯示出，至少在秦和西漢時期以前，黃河下游的泥沙，主要是來自中原黃土高原地區的自然侵蝕，人爲加速侵蝕量非常微弱。這種情況，正如唐朝人孟郊在一首題爲《自嘆》的詩中所形象描寫的那樣：“黃河奔濁浪，是天生不清”。——因此，在我看來，現在學術界和社會上通行的黃土高原土地利用形式直接導致中游水土流失嚴重加劇並引發黃河下游水患的通行說法，應當予以修正。我們應當以一種更爲科學、同時也更爲客觀的態度，合理地對待黃土高原與黃河的環境變遷以及災害治理問題；至少對於中國絕大多數人文社會學者來說，這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
清張文虎節錄本
《孟東野詩集》
深化對這一問題的認識，需要做很多細緻、艱辛的探索，而不是像現在很多文史學者那樣，衹是簡單重復像譚其驤先生和史念海先生這樣一些前輩學者多年前所提出的觀點。這樣的做法，不大像是在做學術研究，而更像是搬磚。在建築工地上幹活，到現在，搬磚似乎還是必不可少的工序，可是在學術研究領域，搬磚不僅無益，還很有害。它會把這個領域的場景，弄得一片狼藉，看着都很不舒服，更不易釐清前進的方向。
歷史學的研究，由於研究資料的限制，存在很多難以避免的缺憾，因而需要一代代學人世代相承，不斷在前輩業已做出的業績上，向前做出新的探索。
其實不惟後學晚輩，就是老一輩學者本人，或者說每一代學者自身，其學術認識，也是與時俱進，不斷深化的。現在有些學人，對自己的老師或是欽心崇敬的師長，往往容不得他人提出絲毫不同的看法。尋繹其動機和緣由，自是多種多樣，但不能清醒認識到每一位前輩學者也像我們晚生後輩一樣有一個成長的過程，認識不到這些前輩學者早期的學識通常不會像後來那樣精湛老到，甚至也會有一些幼稚的地方，這對於很大一部分人來說，至少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因素。
像我近年論述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問題，寫《製造漢武帝》，其中部分內容，談到了與田餘慶先生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對拙說不予認同並固持田餘慶先生的舊說，這固然各有各的道理，不過在我看來，至少其中有些部分人士，對田餘慶先生中年時期讀書和思考的周詳程度，是有很強迷信的——這些人士是按照田餘慶先生晚年更深醇的學術素養來仰視其當年的情況，可這並不一定符合實際情況；更何況做學問就是一件遺憾的事情，任何一位學者的學術素養也都不會至善至美，誰都會留下一些不可避免的缺憾。
在《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後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這篇文章發表十幾年、接近二十年之後，譚其驤先生相繼發表了《〈山經〉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和《兩漢以前的黃河下游河道》這兩篇論文。我覺得，這是譚其驤先生爲我們留下的兩篇非常重要的大文章，其學術價值一點兒也不比《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後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那篇文章低。
通過這兩篇文章，特別是後者，譚其驤先生非常清楚地揭示出黃河下游河道在戰國中期以前的基本形態——即黃河下游的幹流至少曾往返遊蕩於三條河道之上。這三條河道，一條見於《山海經·山經》的記載，譚其驤先生名之曰“《山經》河”；另一條見於《尚書·禹貢》的記載，譚其驤先生稱之爲“《禹貢》河”；此外還有一條見於《漢書·地理志》的記載，譚其驤先生稱作“《漢志》河”。
譚其驤先生這一研究的重要意義，在於他清楚指明了戰國中期以前曾存在至少三條以上的黃河下游河道，而且這幾條河道疊爲幹流，變換不定，甚至有時會有兩股河道同時並存；同時不管是那一條河道，都經常漫溢氾濫。至戰國中期以後，纔由人工修築的千里長堤把黃河下游固定在一條唯一的河道上。
就自然地理的基本原理來說，在沒有人爲的控制介入之前，像黃河這樣的大河，在其下游進入坦蕩的平原地域之後，通常都會散播成多條河道，齊頭並進，匯入大海。上述《山經》河、《禹貢》河和《漢志》河這幾條河道，實際上就應該是這樣一些平行並列的“汊流”。其實《禹貢》記述黃河下游在“北過降水，至于大陸”以後，“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講的就是這樣的情況（“逆河”是指與“支流”相反的“汊流”，“九河”是表示有多條這樣的汊流同時並存）。
譚其驤先生對相關問題的解釋，雖然尚且未達一間，沒有能夠完全中其肯綮，但已清楚揭示出戰國中期前後黃河下游河道兩種絕然不同的形態，而這樣的河道形態，對以漢武帝元光年間瓠子河決爲標誌的重大河患的發生，是具有重要的決定性意義的。
在戰國中期以前，由於黃河下游有多股汊流並存，洪水得以隨時自然宣泄。可是，當戰國中期黃河下游被固定爲唯一的一條下游河道之後，由黃河中游河段挾帶而下的泥沙，在河流進入下游河段之後，自然大部分都會逐漸沉積在這條唯一的河道的河牀上，而河牀上沉澱下來的泥沙愈積愈高，就很容易引發漫溢決口，直至改道他流。從戰國中期起，到西漢文、武兩帝時期，這條河道已經行用將近三百年時間，河牀淤積已經很高，河決成災，也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寫下《由元光河決與所謂王景治河重論東漢以後黃河長期安流的原因》一稿之後，這些年，我常想，假如閱讀譚其驤先生是先寫出《〈山經〉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兩漢以前的黃河下游河道》這兩篇文章，再做黃河下游河道變遷的研究，那麼，他會不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呢？這是一個很吸引我思考、但也令我困惑無解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學術研究的魅力與困惑。
總之，基於上面講述的情況，我認爲，黃河下游在戰國時期形成的唯一河道，應該是造成漢武帝元光年間黃河決溢的首要原因，而不會是秦始皇以至漢文帝、漢武帝時期在黃土高原上加大的土地開墾。——這也進一步清楚證明了“黃河奔濁浪，是天生不清”。
好了，我的話就講到這裏。謝謝大家。
2019年5月24日晚講說於河南大學
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
图为会后讨论与签名留念环节
END
来源：辛德勇自述
整理、排版 ：林丽
责任编辑：郝娜
审核人：任宇飞 王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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