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 | 著名地质学家——孙枢院士

孙枢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是我国沉积大地构造学的开拓者，是地球科学领域的战略科学家，为我国地球科学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贡献。我曾有幸在孙先生身边学习、工作，作为“编外学生”得到了先生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终身。每当想起那些时日，我的心中总会升起对先生的景仰之情。

我第一次见到孙枢先生是在1986年。那一年，我被录取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所的所长就是孙枢先生，这使我有了见到先生的机会。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个高、消瘦、儒雅、和蔼。那时，我在学习古地磁学，和先生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当我再有机会见到先生时，已经是8年之后了。

1994年，为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加速培养造就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国家拨专款设立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并于当年资助了49位青年学者。我幸运地名列其中。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负责管理的，时任副主任的孙枢先生在办公大楼接见了我们这49个年轻人，他说话语调不高，面带微笑，鼓励我们不要辜负国家的希望，努力工作，早日成才。时隔8年，再见到孙先生，感到非常亲切，有一种游子回家见到家长般的感觉。这次见面，也开启了我有机会亲身得到先生指导的大门。

1997年，孙枢先生开始担任国际岩石圈科学委员会（SCL）执行局委员。当时超高压变质作用研究在国际上方兴未艾，而我国的大别山-苏鲁超高压变质带又是国际瞩目的热点地区。孙枢先生高瞻远瞩，认为目光不能局限在超高压变质作用这一点上，中国科学家应该在这一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他和刘光鼎先生商议，看看能不能联合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力量，一起做点前瞻性的研究。孙枢先生和刘光鼎先生都具有战略科学家的目光，又都是国际岩石圈科学委员会中国全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他们一致认为，应该向中国科学院提议，设立一个重大项目。于是，我和学长王清晨研究员就做起了“联络员”。

记得那是初春的一个晚上，我和王清晨一起去孙枢先生家拜访。先生很早就在客厅泡好热茶等我们了，我们进屋后，亲自给我们斟茶。这真让我们受宠若惊，忙不迭地连说“谢谢，谢谢。”先生和我们寒暄了几句之后，就进入正题讨论。他首先对我们讲了他自己对项目的总体设想，又谈了他对课题分解和队伍组织的初步想法。先生一边讲，一边还征求我们的意见：地球物理还需做哪些工作？沉积学工作还有谁适合做？等等。这是我第一次参与这么大项目的组织工作，一开始真有些摸不到门路。听先生从头细细剖析，我逐渐对项目的轮廓、脉络有了清晰的认识。那一晚上，我真的如醍醐灌顶，受益匪浅。不知不觉中，我们竟然聊了两个多小时。我和王清晨学长怕影响先生休息，准备起身告辞。但先生丝毫没有倦意，一再问我们，这计划中是不是有什么重要遗漏。我们又继续聊了一会儿，先生才放心地嘱咐我们，要我们俩再进一步征求一下刘光鼎先生的意见，并要我和王清晨先起草一个项目建议书。孙枢和刘光鼎两位先生们作了认真的修改，之后报送中国科学院相关部门，很快就被批准了。我也被列入项目负责人之一，协助先生们负责重大项目“中国大陆岩石圈构造及其地球动力学背景研究（KZ951-A1-401）”的组织和实施。

项目开始实施后，孙枢先生对项目的进展十分关注。他不仅亲自参加每年的项目年度进展学术研讨会，而且还亲自领导和参加了其中“大别山造山带周边盆地的形成演化及其与造山作用的构造耦合关系和动力学机制”课题的研究工作。孙先生把他的沉积大地构造学思想贯彻到对大别山的研究中，指导课题组成员对大别山超高压变质带的揭顶历史开展研究，通过研究大别山两侧沉积盆地中碎屑岩成分的系统变化，阐述了超高压变质岩折返出露地表的确切时间。孙先生还十分关注地球物理学课题的进展，尤其是对我负责的“中国大陆岩石圈块体运动学特征”和刘福田先生负责的“中国东部大陆岩石圈与软流圈的三维结构”课题更为关注。当他得知我们的课题分别揭示出了大别山两侧板块的旋转碰撞在二叠纪至早侏罗世持续进行、超高压变质带深部存在俯冲板块断离的证据时，他连连称赞，鼓励我们尽快发表研究成果。在先生们的领导下，项目硕果累累，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研究论文。同时，我也开始从先生们渊博的知识和国际视野的领导才能领悟到了组织和领导“大科学”研究的一些真谛。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我有幸时常聆听先生的教诲，有机会得到先生如何做人做事的“零距离”指导，成为先生的“编外学生”，这使我受益终身。

与孙先生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旧址前合影（2009）

2007年，我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位置变了，肩上的责任也大了。怎样处理好本身承担的科研任务和带领全所进行科研这二者间的关系？这实际上是每一个从科研岗位走上所长岗位的人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我想到了孙枢先生，孙先生一直从事沉积学研究。1984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他曾出访瑞士，与时任瑞士联邦高等理工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的许靖华教授详细商讨两所间的国际合作规划。

他们就中国大地构造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详尽地讨论了地球科学大革命对大地构造学和沉积学的根本性影响。孙枢先生还实地考察了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地质。正是这次访问，使孙枢先生看到了地质学理论观念需要彻底革新的迫切性。回国后，孙先生不仅开创了我国沉积大地构造学研究新领域，更重要的是带领全所科研人员从板块构造理论出发，前瞻性地开展了全球岩石圈演化的研究，使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上世纪80年代引领了中国地学的发展方向。正是孙枢先生的榜样，使我也尽力带领全所开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技术研发能力，不断提高研究所的国际竞争力。

在国际合作中，我所的岩石圈演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一马当先，起到了引领作用。而在岩石圈演化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中，孙枢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岩石圈演化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岩石圈构造演化重点实验室，孙先生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他对实验室的建设和运转情况都做了具体的指导，并且为把实验室建设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出谋划策。经过大家的努力，科技部于2005年4月批准建设岩石圈演化国家重点实验室，2007年1月，岩石圈演化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过了科技部验收，由我担任实验室主任，陈颙先生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我们一起向孙枢先生请教，如何建设好国家重点实验室。孙先生指出，一定要坚持全方位开放，把实验室建设成岩石圈研究领域的国际性研究中心。我们按照孙先生的指示，瞄准国际前沿重大科学问题开展研究。一方面在国内紧紧抓住“华北克拉通破坏”这一重大科学问题，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提出研究计划；另一方面，走出国门，与意大利和法国地球物理学家开展国际合作，在阿尔卑斯造山带布设流动地震观测台阵，对被誉为世界经典地质教科书的阿尔卑斯造山带开展深部构造和碰撞造山带动力学研究。与此同时，我还代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与法国奥尔良大学签署了国际合作协议。经过努力，“华北克拉通破坏”重大研究计划和中意法阿尔卑斯地震探测（CIFALPS）项目都取得了成功。我深知，这些成功中饱含着孙枢先生的心血。

孙枢先生不仅在国家实验室建设中为我们出谋划策，而且对研究所的建设尽其所能给予帮助与指导。他一直强调，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应该考虑解决国家重大需求，既要营造自由探索的文化氛围，也要强调以国家需求为导向的科学与技术创新。在孙先生的鼓励下，我所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我所借国家“千人计划”契机，引进高端技术研发人才，对项目的成功实施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孙先生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我深深感到，我们所能有今天的成就，成为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领域第一个“创新研究院”，与孙先生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在研究所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上，先生总是本着“帮忙不添乱”原则，高屋建瓴地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充分体现了孙枢先生远见卓识的大科学家智慧与风范。孙枢先生无愧于战略科学家的称号。孙先生是一位智者，更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他身体力行教育我们后辈尊重历史与前辈。

看望孙老师（2015）左起：林缅（朱日祥夫人）、朱日祥、孙枢、谢翠华

在先生离开我们一年之际，回首往事，眼前又见到先生那慈祥的笑容，耳旁又听到先生那亲切的教诲。我永远怀念我的良师孙枢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