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康宁 || 当代世界经济重大变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本文刊发于《江海学刊》2020年第1期

徐康宁

东南大学首席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内容提要  当今世界经济正处于重大变革阶段。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世界经济始终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复苏。在科技创新成果日新月异的条件下，世界经济长期低速增长，一定意义上预示着世界经济的重大变化以及内生的重大结构性矛盾。实际上，在增长动能结构、全球生产与需求的空间结构、发展的平衡性等领域，世界经济已经呈现若干结构性矛盾，导致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和平庸表现。造成世界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全球经济失衡、国家主义盛行、非包容性增长和国际政治与经济矛盾交织是主要根源。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经济形势，坚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仍然是中国最好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  世界经济  结构性矛盾  全球化  非包容性增长

“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其名著《双城记》中对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做出了这样的生动描写。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用这段话开启了他的主旨演讲。当今世界，一方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步伐不断加快，另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充满了困难与障碍，而且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与纷争反复交织于其中，世界经济处于重大变局之中。世界经济的重大急速变化，预示着其内部有许多深层次的矛盾。解开当前世界经济变化之迷局，应当从分析这些深层次矛盾入手。

不妨将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事实作为本文分析的开端。

第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事实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科技新发现和创新在总量上几乎可以和20世纪整个100年相比，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崭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正在改变世界，说明世界范围内的科技创新正在加快。但与此同时，无论是长期研究世界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所做的研究成果，还是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样的国际经济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都表明，过去十多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最慢的，实际上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缓慢增长的长周期。迅猛发展的科技创新为什么没有像以前那样带来世界经济的迅速增长？这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需要作出理论回答。

第二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事实与国际政治有关，但根源还在于世界经济。2015年5月9日，为纪念前苏联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阅兵式，但由于乌克兰问题，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无一出席，以示抵制。就在第二天，德国总理默克尔突访莫斯科，并向红场无名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这是德国总理对拒绝出席莫斯科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的一种弥补。德国为什么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态度有别？事实上，德国已经变得不像20年前的德国，不仅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不与美国保持一致，而且开始在欧洲事务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这也说明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利益诉求存在不小差异。

上述事实背后的基本逻辑是，世界经济正在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大一次历史变局。一是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经济发展的重心迅速转移，增长版图正在重塑，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经济不再单独作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世界经济多极化的时代真正到来（德国近年来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其根源也在于该国在西方经济阵营中的独特优势），这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二是全球科技创新步伐加快与世界经济低速增长并存，增长动能结构存在严重障碍，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正在遭遇旧的结构挑战。三是世界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新兴经济体，而全球的市场需求过分依赖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不景气致使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难以持续。四是全球价值链呈现新变化，在提高国际分工效率的同时，全球价值链也正由于自身脆弱而出现解构的风险，全球价值链经历重塑和再造。五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国家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反全球化势头明显上升，经济全球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逆转和曲折。六是国际各方经济利益的融合和矛盾反复交织，全球经济治理关系日益复杂，国际地缘因素更加凸显，整体格局正处于演化之中，新的平衡关系有待建立。

当前世界经济充满了变数和复杂性，过去不常见甚至不曾有的现象层出不穷，各种矛盾不断涌现，呼唤新的治理和新的秩序。透过现象把握内在关系，揭示世界经济重大结构性矛盾成为不容回避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世界经济从未像现在这样，经济增长的引擎主要来自于部分新兴经济体，仅亚洲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度就超过六成，而全球需求仍然主要由发达经济体提供，世界经济的增长版图与需求版图之间存在严重不平衡。

世界经济从未像现在这样，一方面科技创新日新月异，许多重大创新改变世界和人类行为，但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增长严重不同步，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缓慢增长的长周期，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所罕见，科技创新与世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结构不匹配。

世界经济从未像现在这样，经济多极化与“第一火车头”责任真空化同现，世界经济秩序出现紊乱。美国在全球经济领导者角色定位上的部分退缩是当前世界经济的大概率和突出现象，其公开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废除TPP就是明显佐证，预示着世界经济多极化与“第一火车头”责任缺失同时出现。中国正在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但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应承担“第一火车头”责任。这种状况将有可能长期存在，世界经济深度结构调整不可避免。

我们要透过众多世界经济重大变化的典型现象，深入研究现象背后事关世界经济大局的结构性矛盾，只有这样才能紧紧把握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的基本潮流和方向，厘清全球经济变局的基本线索，揭示当前这种大变局的基本脉象。在分析逻辑上，本文沿着以下三条线索展开。

第一条线索：是什么原因导致当前的世界经济变化无常？为什么在过去一二十年科技创新成果加快涌现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反而进入了漫长的缓慢增长期？

第二条线索：世界经济的主要结构性矛盾有哪些？这些结构性矛盾有什么主要特征？怎样影响着当今的世界经济？

第三条线索：如果说当今世界经济存在重大的结构性矛盾，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是什么？这些重大矛盾为什么会在近期得以集中暴露？

解决了上述关键问题，就可以很好地破解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些理论难题，从而深化对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促进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同时在理论观点突破的基础上，形成有学理依据的政策建议方案。

过去十几年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际生产到国际交换，从国际资本流动到地区经济增长，均处在一种不平衡之中。全球经济增长越来越缺乏稳定性，在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的十多年时间内始终没有出现像样的经济复苏，这种复苏乏力的严重性甚至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大危机在爆发5年后，西方经济就出现了明显的复苏，1934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经过了十个年头后，于2017年才开始出现温和的复苏，但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较为宽松的统计，当年增长率也仅为3.8%。近些年，反经济全球化浪潮明显抬头，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经济摩擦明显增多，导致刚刚形成的温和复苏势头未能持续下去，反而迅速降温，经济重回低速增长。自2018年7月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续6个季度下调其对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基本上每个季度下调0.2个百分点，从最初的年增长3.9%下调至3.0%（2019年10月最新预测）。世界经济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延续一种“平庸式”增长的轨迹，原因在于世界经济处于内生的结构性矛盾之中。聚焦世界经济的内生结构性矛盾，深刻揭示这一矛盾的演化机理及其深刻影响，是理解和把握当前世界经济动向和发展规律的关键。

所谓世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是指主导和制约世界经济运行和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基础性矛盾、关键性矛盾和系统性矛盾。与一般的矛盾相比，这些结构性矛盾是内生的、上仍重要影响的、深刻的，关系到世界经济调整的方向，关系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有大量的特征化事实证明，世界经济存在着诸多重大的结构性矛盾。例如，一方面，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催生出许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但另一方面，世界经济进入长期增长停滞或慢速增长阶段，科技创新的节拍与经济增长实效严重不一致、不协调，整个世界经济的结构正在进行深度调整。世界范围内的科技创新为什么没能带来全球经济的显著增长？这一命题正在拷问经济学家和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根据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罗伯特·戈登的研究，美国自1970年之后的经济增长就主要不是依靠科技创新带动的，而是依靠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商业组织的更新。虽然这种观点还只是一家之说，但世界经济正在进入长期慢速增长阶段却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当前世界经济有一些积极的复苏迹象，但从长周期看，世界经济很难出现像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初那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显著增长。世界经济长期增长乏力，预示着必然存在重大结构性矛盾。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不仅增长步伐明显放慢，而且增长结构长期不平衡，增长动力源过分集中，增长版图与需求创造版图形成结构性的对立。当前，全球经济增长过多依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仅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就超过了50%，而中国一国就达到32%；但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的需求又过多地依赖发达经济体，到目前为止，发达经济体的需求变动仍然是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幅度的主要因素。世界经济增长空间过分集中在新兴经济体，需求空间仍然主要由发达经济体创造，这必然造成新兴经济体增长的持续性不够稳定，还造成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在市场开放、国际收支平衡、知识产权等问题上的难以协调的矛盾。世界经济的增长版图与需求创造版图在空间结构上的对立和矛盾，预示着世界经济正在经历长期的调整。

此外，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带来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的重组再塑，带来市场边界的显著扩大，提高了专业化水平和生产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福利创造，另一方面，又带来各国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全球范围内的分配不平等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加大，从而导致逆全球化思潮的高涨。当前经济全球化遇到的问题，不是经济全球化本身的方向错了，而是传统的经济全球化主导结构有重大缺陷，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存在结构性的矛盾。不解决这些矛盾，经济全球化不仅会遭遇重大挫折，而且难以继续支撑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可能会走到尽头。

凡此种种，说明世界经济的现有格局正处在一个特殊的阶段，寻求发展和进步是内在要求和基本呼声，但又充满了矛盾，其中有一些是重大结构性矛盾，或者说事关全局的基础性、系统性矛盾，必须要深入研究这些矛盾。

2016年春季，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耐人寻味地用了“太长时间的太慢增长”（Too Low for Too Long）这样一个标题，说明世界经济已经在太长时间内过于缓慢增长，不合常情，更加不合当代世界科技创新加快的时代背景。实际上，与历史上相比，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低速增长的长周期。世界经济与科技创新步伐脱节的缓慢增长，是当今时代经济领域的总问题，其背后有一系列复杂因素和具体矛盾，必须对各种复杂因素和具体矛盾加以逐一分析梳理，才能发现其本质矛盾，也就是重大的结构性矛盾，从而建立现象与本质、困境与根源的逻辑关系，进而准确把握因结构性矛盾而起的世界经济深度结构调整给中国带来的历史机遇和风险。

世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不是一般的矛盾，是对世界经济全局有深刻影响的基础性矛盾。有必要分析研究世界经济重大结构性矛盾与一般性矛盾的区别与联系，透过纷繁复杂的世界经济现象，总结概括出若干个对世界经济全局有重要影响的重大结构性矛盾，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研究这些重大结构性矛盾形成的根源及其背后的本质和共同特征。

世界经济充满了矛盾，几乎在增长、贸易、投资、技术传播、产业链、供应链等各个领域都有大量难以细数的矛盾，但在这些无数的具体矛盾背后，有若干重大结构性的矛盾在起关键作用，正是因为这些重大结构性矛盾的存在，才在世界经济众多领域引起各种复杂而具体的矛盾和分歧。概括而言，当前世界经济的重大结构性矛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增长动能结构上的矛盾，世界经济增长旧动能逐渐消失，新动能尚未全面接续，导致增长动能不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剔除1973年和1980年两次石油危机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和21世纪初的短暂低速增长周期因素外，在大部分的年份里，世界经济保持了较为强劲的增长。这种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和以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生产方式的更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呼唤新的科技革命，并借助后者实现了又一轮的强劲增长。与此同时，新时代出现对资源环境保护的新诉求，那种简单重复大规模生产的生产方式也遭遇新的挑战。十多年来，新的科技革命不断得到孕育，以信息化、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成果大量涌现，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并没有使世界经济出现如同以往科技进步带动强劲增长的局面，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很“炫”的新技术也没有完全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十几年前相比，世界的新技术画面无比炫目丰富，但现实中经济增速却明显缓慢。与20世纪的主要科技创新相比，当代的科技创新到底是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还是相反？戈登2016年的研究结论是否成立？如果结论成立，那就是世界经济的增长动力结构出了问题。如果结论不成立，那至少是世界经济承接科技创新的“接入端口”出了问题，也是一种重大的结构性矛盾，新的动能在接替旧动能的转换过程中遇到了巨大障碍。

第二，世界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产与需求在空间结构上严重不协调的矛盾，供给与需求之间难以顺利对接，拖慢了经济增长。自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版图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增长空间已由原先传统的发达经济体转向新兴经济体，尤其是转向亚洲的新兴经济体。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部高收入国家或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从未超过3%，增长率最高的2010年，也只有2.9%，而前一年却负增长3.3%。有世界富国俱乐部之称的“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成员过去十年中最好的增长率只有2.9%（2010年），其中美国只有3%，即便是发展状况最好的德国和澳大利亚，最好年份的增长率也分别只有4.1%（2012年）和3.9%（2012年）。而除去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三个高收入国家之外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却表现出强劲的经济增长态势。2008年以后的增长率始终保持在6.3%到9.8%之间，其中中国更为突出，在6.6%到10.6%之间。与此同时，印度也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过去十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版图主要集中在亚洲，整个亚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三分之二。但是，整个世界经济的市场需求一端主要还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本身经济增长缓慢，难以创造满足新兴经济体增长要求的需求，导致了全球范围内供给与需求在结构上的严重不均衡。新兴经济体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过分依赖发达经济体提供的市场需求，这种增长与需求在空间结构上的严重不平衡自然困扰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也是世界经济的一个主要结构性矛盾。

第三，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富国与穷国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发展赤字逐渐加大，导致整个世界经济内在结构失衡。尽管联合国早在2000年9月就发布了“千年宣言”，正式启动《千年发展议程》，提出要在2015年前使世界极度贫穷人口减少一半，缩小贫穷国与世界的发展差距。2015年9月又通过了《可持续发展议程》，确立了17个目标，更加强调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其中第一个目标就是消除贫困，并适用于更为广泛的国家。但遗憾的是，今日全球贫困问题仍十分突出严重，与21世纪初相比，多数贫困国家与世界的发展距离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据联合国的数据，今天仍有7.8亿人生活在每天只有1.9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下。据《2018年世界粮食安全与营养状况报告》，世界上有8.2亿人处于食物不足状态，即大约每9个人中就有1人面临饥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联合国启动千年发展计划时，低收入国家的人均GDP（以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为486美元，世界平均为5492美元，OECD成员国平均为32980美元；2008年，这三组别人均GDP分别为598美元、9532美元和36720美元；十年后的2018年，三组别人均GDP分别为732美元、10881美元和39930美元。无论是做18年还是全球金融危机后10年的对比，都可以发现，虽然低收入国家人均GDP占世界平均和高收入国家人均GDP的比重略有增加，但绝对差距仍越拉越大。金融危机10年后，低收入国家人均GDP占OECD成员国人均GDP的比重虽然由1.63%提高到1.83%，提高了0.2个百分点，但绝对差距却又增加了三千多美元！世界经济基本上还是沿袭着一种非包容性增长模式，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必然导致经济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第四，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制度与规则的调整与改革等经济治理严重滞后，全球经济治理处于赤字状态。过去20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全球的经济版图重新塑造，新的多极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格局的最显著特征，呼唤新的治理模式和新的秩序规则。20年前，当经济全球化拉开加快发展的大幕时，美国、西欧和日本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三足鼎立，其中美国经济以某种强势统领天下。1998年，美国一国GDP规模就占世界GDP总量的28.89%，欧盟占比达到30.63%，日本占比为12.86%，这三极加在一起占全球经济的72.38%。20年以后的2018年，美国占比已下降至23.89%，欧盟和日本占比下降更多，分别只有21.86%和5.79%，三者加在一起为51.54%，比1998年下降了20个百分点以上。与此同时，亚洲经济、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东亚经济体占比迅速提高，包括中国和东盟在内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的占比，由1998年的21.86%提升至30.21%。尤其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占比，20年内由当年微不足道的1.43%提升至15.86%，差不多相当于日本加上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中国以及以金砖国家、东盟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呈现新的极化效应，世界经济出现了新的多极化格局，但事关世界经济运行的制度安排、规则使用仍基本沿用旧制，后者已难以适应新的世界经济，客观上形成了经济新生力量与旧的治理模式的结构性矛盾。

第五，世界经济要素配置呈现结构性失调，一定程度上存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世界经济在近一二十年的发展中，出现了要素配置结构紊乱的特征，即过多的要素配置在虚拟经济部门与环节，世界经济同样存在“脱实向虚”的问题。近年来，世界范围内金融技术的创新力度似乎要大于实体经济领域的技术创新，互联网经济在虚拟技术的推动下呈现爆发式发展趋势，但这种模式不一定能够带动经济的增长。例如，在虚拟技术的支持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下，美国Airbnb（空中食宿）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了全球最大的酒店集团希尔顿，吸收了大量的资本和相关技术要素，但创造的就业机会不足后者的1/50，这是世界经济的新现象和新特征。世界经济一定程度上已经陷入要素结构配置紊乱的陷阱，对世界经济长期增长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

第六，全球价值链越来越精密化、高效化、增值化，但同时也越来越碎片化、脱链化、地区化，终于形成了自身的结构性矛盾。全球价值链促进了世界生产效率的提高，价值链的链条在分工细化的基础上越来越长，价值增值的空间不断拓展，但价值链自身隐含的风险也在加大，其中一个“碎片”受损或“脱链”就会对全球价值链带来巨大风险。这方面最经典的案例就是韩国三星Note7手机的电池质量风波，导致全产业链受到严重影响。此外，技术创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应用越来越被主导性跨国公司所左右。如果跨国公司从价值链中获取的利润大于运用创新技术获取的利润，技术创新应用的步伐就有可能放慢。美国苹果公司在前几代的智能手机iPhone中使用了大量新技术，促进了产业创新，但在后几代（从iPhone5到iPhone8）中明显技术创新不快，很大原因是苹果公司凭借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和内部严密分工就能获得高额利润，从而放慢了对新技术的追求。事实上，苹果公司现在每年用在研发上的经费已经落后于三星公司和华为公司。

目前暴露出来的世界经济重大结构性矛盾已经严重影响了全球的经济发展，拖慢了经济增长，导致经济更不均衡，甚至影响世界的稳定。这些矛盾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有其深刻的根源，只有认清这些矛盾的根源，并从根源上着手，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矛盾。

首先是全球经济失衡多年的积累，生产与消费之间、供给与需求之间长期得不到适应性调整，导致最关键的结构性矛盾越积越深。近一个世纪以来，先后出现过多次的全球经济失衡，都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最近的一次始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表现为新兴经济体的经常账户持续顺差，发达经济体的经常账户持续逆差，持续时间长，失衡程度高。从本质上讲，全球经济失衡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必然后果，源于“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以美元为单一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只要这种单一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不改变，全球失衡就很有可能一直持续。此外，全球经济失衡还有更加深刻的含义，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自身的经济结构长期失衡，缺乏自我调整，生产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调，最终影响世界经济的整体结构平衡。美国国内储蓄率长期过低，消费处于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状态，一般消费品和大量制成品严重依赖进口，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生产能力长期超过国内市场需求，过多依赖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市场，使得全球范围内生产与消费的结构长期不协调、不一致，极容易出现“硬调整”的结果。美国国内储蓄率长期过低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即美国的投资相当大程度上需要借助于国外资金和美国以外的美元。美国多年来仅保持2%～3%的储蓄率，而美国又需要一定规模的投资，以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理论上讲，若要取得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投资率一般应大于这个增长率，美国在国内无法依靠自身储蓄来保证一定的投资规模，势必要依靠来自国外的资金。事实上，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多年来吸收了世界上最多的国际直接投资（FDI），其中2015年和2016年分别为5091亿美元和4944亿美元，比排在第二位的中国多出2666亿美元和3196亿美元。美国需要来自国外的投资，其前提必须是美国以外的国家（包括中国）保持国际收支顺差，即手中要有美元，而美国以外的国家手中要有美元，其前提又是美国必须多进口、少出口，这样才能让美元流出去。事实上，美国现有的经济结构以及相关联的世界经济结构就是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其他国家手中的美元帮助美国建设了经济，结果却成为贸易冲突的导火线，而真正的火种在于美国国内长期过低的储蓄率！逻辑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其次是全球化遭遇严重挑战，国家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加剧了世界经济的内生矛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经济结构的重构所导致的各种矛盾凸显，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越来越突出。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中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及利益冲突不断加剧。例如，美国与欧元区对于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的争夺，欧元区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在欧元区宏观经济政策上的分歧等，都是突出表现。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冲突逐步凸显。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导致美国对世界经济的领导力和控制力不断弱化，而美国也力图将其内部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转嫁给新兴经济体，这些都加剧了其与新兴经济体的冲突。由于全球化带来发展步骤的不一致，导致全球化利益不均衡，无论是在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还是在发达国家内部，甚至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阶层之间，都出现了推动全球化和阻碍全球化的两股力量。近年来以一系列“黑天鹅”事件为标志，以市场保护主义为主要特征的逆全球化现象不断涌现，深层原因就在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未能随经济全球化步伐而调整，原有的经济全球化暴露出内在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并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前景。

第三是世界经济长周期中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国家内部阶层之间的冲突上升，转化成世界经济范围内的矛盾。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各个国家都在全球化中获益，但从劳动资本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几乎在所有参与国中，都突出存在着收入分配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尤其反映在参与全球化程度深的国家，反映在参与全球价值形成和分配的各个阶层中，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劳动收入份额的普遍下降。劳动收入份额是反映劳动与资本要素分配关系的关键指标，相关研究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劳动收入份额普遍发生了显著下降。2019年11月30日出版的《经济学人》杂志，专门以“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为封面文章，报道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分配高度集中于少数阶层的情况，无论是传统资本主义理念占上风的北美，还是提倡公平均等的欧洲，1%最富有的阶层集中了过多的财富，其中以美国最为突出，1%最富有阶层占有的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比例达到49%。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意味着资本收入的提高，而资本收益往往集中于少数资本所有者，这样就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断提高的趋势。收入不平等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各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内向型而非开放型的政策特征开始在一些经济体中显现。世界经济的前景依赖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而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导致收入份额分配结构的调整，能否处理好当前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是关系世界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

第四是国际政治矛盾与经济矛盾交织在一起，加深了世界经济的重大结构性矛盾。从经济上看，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通过贸易战和“再工业化”等策略压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有进一步加深全球经济摩擦、加大经济风险的趋势。从政治上看，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也正在出现新的交锋甚至隐形“冷战”的局面，从当初的“颜色革命”到后来的“阿拉伯之春”，再到最近的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政治动荡，这里面既有一国内部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有世界范围内不同社会制度交锋的因素。从外交上看，在世界多个舞台上，始终有合作和不合作甚至对抗两种不同的声音，各种新的利益冲突层出不穷。所有这些复杂的现象，背后反映出国家与国家之间，尤其是一些大国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甚至可以说，当前世界政治经济领域存在严重的信任危机。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2019年3月在巴黎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国际社会正面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四大挑战，信任赤字是其中一大关键，国际社会缺乏彼此间的足够信任，导致世界经济积累起一些重大的结构性矛盾。

最后，当代科技革命发展的方向以及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也和当前世界经济重大结构性矛盾有一定的关系，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没有带来同步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包容性的增长。虽然进入新世纪以来，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的技术不断涌现，引发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但与以蒸汽机、电力、电子化为代表的前三次工业革命相比，生产的动力机制变革不够显著，带来效率提升的部门和领域也不够广泛。例如，蒸汽机、电力、电子化的广泛应用，使得原有产业和催生的行业效率都是成倍增长，过去难以利用的闲置劳动力都被吸纳到新的生产部门中。虽然当前的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大大提升了许多行业的效率，但更多存在于虚拟环境，并未像以往工业革命那样造就大量的新生产部门和新的就业。而且，新的技术革命一定程度上与原有生产模式存在着替代关系，如“机器换人”的智能制造，这与当初机械化大生产和电子化广泛应用带来新工厂、新岗位、新市场还是有所不同的。此外，新技术往往造成阶层之间和国家之间的“鸿沟”加深，从新技术中获得的利益更加集中于少数集团和国家。例如，现在世界上最有“势力”的公司都是使用数字技术的公司，2019年全球市值最高的10家公司中有7家都是从事数字生产的公司，其中6家占据前六位。不同于实物生产，数字的生产与销售极易出现难征税的情况，与实体生产公司相比，生产数字的公司普遍缴税较少，也极容易导致非包容性增长。所以，近年来法国等一些欧洲国家提出要对美国的亚马逊、谷歌、Facebook等数字巨头征收“数字税”。此外，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也容易造成极少数“技术精英”的特别优势地位，和20年前相比，全世界不仅资本与劳动的收入分配比严重不平衡，而且少数“技术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越拉越大。未来科技革命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科技革命如何与经济增长紧密对接，是今后值得重点关注和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愚蠢的时代。”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一段中还写下这样的句子。当前世界经济扑朔迷离，正经历重大变革，是我们研究世界经济的最好时机，更是考验我们为世界经济提供新智慧、新方案的时代。梳理和分析这些重大的结构性矛盾，探寻造成这些矛盾的根源，既要看到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充分估计由这些矛盾引起的各种挑战和困难，也要看到这些矛盾的相互作用能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会，当前仍然是我们可以大有作为的时代。迎接这些挑战，抓住挑战背后的机遇，关键还在于坚定不移地加快对外开放。唯有处在世界经济大海的前潮，才能劈波斩浪、船行万里。

〔责任编辑：李  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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