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翻译本质的理论翻译学构建
黄忠廉教授
摘要：本文以理论翻译学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科学哲学的元反思方法，通过对翻译学学科发展历程、认识论基础、学科核心问题等方面的探究，力求从翻译本质出发，阐明构建理论翻译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明确其内涵外延，勾勒其学科框架，探讨其建构方法。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指出：理论翻译学是翻译科学发展的必然产物，理论翻译学具有元学科的作用。
关键词：翻译；本质；翻译学；理论翻译学；元学科
1.引言
1972年，霍姆斯一文确立了翻译学独立学科地位，将其定义为经验科学，所拟学科框架与研究范围具有里程碑意义。霍姆斯之后，Toury（1995），Pym（1998），刘宓庆（1999），Munday（2008 / 2012 / 2016），William & Chesterman（2002），谭载喜（2004），曹明伦（2007），Doorslaer（2009）等多名中外学者都曾通过重建学科框架，厘定学科的内涵与外延，尝试引领翻译学良性发展。依据学科学，拟定学科框架是促进学科良性发展的手段之一，但从元学科层面进行科学哲学反思或更具有实际效果和理论意义。进而言之，如果翻译学隶属经验科学，那么，学科发展需首先重返经验世界中的翻译现象和翻译问题，基于翻译本质进行学科的元反思。是则，本文以构建具有元学科意义的理论翻译学为目标，尝试回答为何要建构理论翻译学、理论翻译学为何基于翻译本质、如何构建理论翻译学三个问题，逋过重审翻译学经验科学本质，反思翻译理论的普遍解释效力，探讨翻译学的内部结构与关系，借以明晰理论翻译学的内涵、外延及构建方法。
2.为何要建构理论翻译学
2.1 翻译学学科产生、历史与现状反思
如果“经验科学以描述经验世界的特殊现象以及建立具有解释和预测功能的普遍法则为其主要目标”（Hempel, 1952: 1），作为经验科学的翻译学是从经验世界的翻译问题出发，基于翻译思想抽象出具有普遍解释效力的翻译理论，并最终形成范式和科学共同体。明确的研究问题、科学的研究方法、普适性理论构建以及享有一系列同一价值观的科学共同体都应是构建和促进翻译学必不可少的因素。回顾翻译学的科学发展史，学界似乎更注重对科学方法的追求，轻视了上述其他重要问题。1950年代以来，以Vanay & Dablenet、Nida、Catford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开始借用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探索翻译的“科学性”，力图通过细致的语言对比，证实翻译中存在的某种“对等性”，以此证明翻译的普遍性。虽然持续发展的翻译研究否定了“对等”的存在，但奈达等人所采用的提出假设、验证假设的方式极大地推进了翻译学的学科创立，将翻译问题探索从经验主义的泥潭带出，为翻译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一系列亟待解答的问题。
1980年代以来的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揭示了翻译与译语文化的种种联系。“转向”意味着摆脱传统观念束缚，从已有观点出发，引入新的视角。以图里为代表的描写学派调整了研究起点，将翻译视作“译语文化的事实”（Toury，1995:29），明确指出科学研究范式是翻译学成为合法学科的基本条件。图里采用描述分析法，分析了以色列建国之前犹太翻译家如何翻译本民族作家用其他语言写就的作品，尝试用综合法说明译者翻译策略和原作的选择是由本土既存规范决定的。描写学派对翻译与文化关系的探究同样可视作对翻译研究科学性的有益尝试，表明分析与综合这一辩证逻辑方法能描述关于特殊翻译现象的经验。受此影响，西方译界扩大了分析综合法的使用范围，引入了“后殖民转向”“社会学转向”等多重研究视角，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采用分析综合法得出的结论是否因此具有普适性？正如霍姆斯曾指出的：“有些看上去是普遍理论的理论，实际上只适用于西方文化区域。”（Holmes, 2007:75）
威尔斯在反思翻译学的跨学科性时将翻译学比喻为“综合市场”，他认为当下翻译学充斥了无数价值观、标准和概念，关于翻译的讨论看似永无休止的论争（Wilss，1999:132）。威尔斯的反思富有洞见，当下翻译学虽已显出一定的科学性，能用归纳、实验验证、观察、理论建构等多种科学方法分析和探讨经验世界中的翻译现象与问题，但经多次“转向”以及对其他学科方法大量复制借用后，翻译学自身的边界却开始变得模糊，暴露出碎片化、概念模糊、复制借用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学科的发展和扩张使得翻译这一原本清晰的学科研究对象变得越来越含混”（Brems et al.，2014:2）。这说明，上文所提及的明晰研究方法、研究问题、普适性的翻译理路和享有相同价值观和信念的科学共同体等问题并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那么如何从当下的碎片化回归到常规科学的发展路径？对翻译研究开展元学科反思或许是有效方法。
2.2 翻译学发展需要元反思
元学科反思首先是从反思翻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开始的。“元”（meta），有“本初”“开始”“基本”之意。将“元”的概念运用于学科的发展得益于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他于20世纪初提出了元数学概念，希望以整个数学研究为研究对象，超越数学研究的具体问题，元学科层面反思，是哲学层面的超越，是将整个学科作为研究对象，探明其预设问题，通过研究元科学概念和元科学问题，研究其中的认识论和逻辑问题，其根本目标是要推动学科的科学发展，消除学科内部的疑惑，促进正确知识的产生。
当下译学研究拓展的部分原因在于经验世界中的复杂翻译现象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一是包括语料库研究、本地化研究、职业化研究在内的新的研究领域不断产生，二是学界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如神经学、认知心理论学等继续推进“翻译过程研究”“译者研究”等已有研究领域。但翻译学的科学发展还需要对经验进行分析、抽象和综合。单纯对现象的描述无助于学科的整体发展。与此同时，大量借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仅能说明翻译研究需要多重研究方法，还不足以将翻译学界定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因为跨学科的本质不在于借鉴和挪用，而在于对他学科知识的推进。因而，翻译学研究领域虽扩展，研究方法虽多元，其学科边界却越来越模糊。元学科概念的提出正是一种引导和规范，通过对翻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考证，重新确立翻译问题在翻译学内部的中心位置。
3.理论翻译学构建为何要基于翻译本质
在科学发展中，对知识和实在本质的反思是学科发展的终极问题，属形而上的思考，由追向对象的本质而求得，需通过学科内部的研究求得答案。
3.1 翻译本质是翻译学基本问题的出发点
从本体论层面看，翻译本质是开展形而上学思考、探求翻译有无普遍性这一哲学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亦是其他一切翻译问题的起点。本体论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从柏拉图提出“理念”或“型相”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到亚里士多德确立形而上学，再到黑格尔以绝对理念为自己的哲学本体，本体已成为宇宙创生的动力因。“在已知的任何时期，科学在其前沿的运行总是遭遇到有关知识和实在本质的哲学议题，在具体科学中，关于存在是什么以及如何知晓它的问题会引发特殊的关注。”（郭贵春、殷杰，2016:1）哲学的根基是形而上学，本体反思是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要任务。理论翻译学的元学科反思以翻译本体论为基础。
本体有广狭二解。广义上，本体是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需要通过认识论而获得。于翻译学而言，“翻译”本体探索是探讨翻译是否存在普遍性，是一切翻译问题的出发点，也是翻译学的重要研究目标。经验科学中感性常常僭越知性，本体能起到限定界限的作用，划定知性范畴的运用界限。在哲学本体论中，本体、本质和现象皆是认识的出发点，决定和指导认识方法，本体与实在有关，现象是相对的、个体的、片段的经验，本质是真实的、绝对的、整体的经验。现象多面，本质唯一。进而言之，经验世界的现象是个体多样的经验，但本质是对本体的拷问。故此，翻译学终需回归和追问翻译本质。
翻译本质与“实践”“经历”等行为或事件直接相关。翻译行为是翻译学最核心的研究对象。汉语中，“翻译”之“翻”仅为摹状，“译”为“翻译”之本。作为人类交流行为，“译”翻译行为及其译学研究坐标系中处于原点位置，如图１所示（黄忠廉，2015）。“译”即“易”，后者本意“熔锡铸器”，有“变化”和“改换”之意。探究翻译，旨在明了其中的“变化”与“改换”，而“变通”与“转化”为“变”之本，翻译学的核心研究对象是内蕴于翻译的“变通”与“转化”，即翻译行为。根据上述本体论分析，获得关于翻译最真实、绝对的、整体的经验理解和认识翻译行为基础，以此为获得关于翻译正确知识之途径。
图1
3.2 翻译本质应是当今翻译学的重要对象
作为经验科学，翻译学的一切证据皆来自于经验世界中的翻译问题。若无对核心研究问题的把控，科学方法所得的普遍性知识并能完全推动学科的进步，毕竟“不同学科是为解释各种现象而划分”（Okasha，2009:55）。果如上文所析，翻译之本是“译”,译之核心是“变通”与“转化”,译学理论则需解释“变通”与“转化”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果，并对经验世界的变通和转化进行预测。这一现实需求从国家层面也可得到明证，比如2016、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指南为翻译学研究所定唯一选题便是“双语对比与翻译转换研究”。
本体论亦可促建“翻译”研究关系树，形成“翻译”研究的关系网，其形如树。“翻译”是树干！其轴心是“变（通+转）化”，“翻译”可以顶天立地，其上，枝繁叶茂，上可产生翻译的思想、理论、学科等；其下，根系发达，下可深究翻译的几大要素及其关系等。根深才能叶茂，抓住了翻译的本质，才能一剑封喉，把握翻译学的本体。
3.3 无学科构建需要基于翻译本质
纵观科学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取决于科学方法的应用，还同样依赖于系统性的理论和明确的问题研究。科学研究始于问题，对翻译学本体研究的元学科反思显然是理论翻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霍姆斯1972年的宣言将翻译学研究对象界定为“翻译现象”，进而将学科目标设为“描述关于特殊现象的经验，建立解释和预测现象的原则”（Holmes,2007:75）。以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文化学派将学科目标定为“关注译本生成和译本描述过程的问题……创立一套能用作译本生成指导原则的综合理论”（Lefevere,1978:234-235）。在他看来，翻译学的研究对象是“译本生成和译本描述过程的问题”。诚然，不同的理论家有不同的研究视角，翻译研究者理论上属于同一科学共同体，共享一系列相同的信念和价值观。比较霍姆斯与勒菲弗尔关于翻译学的描述，二者似乎并未就研究对象达成共识。
霍姆斯宣言发表45年以来，翻译研究无疑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缺乏明晰研究对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德拉巴斯蒂塔曾用“充满讽刺性的矛盾”来形容翻译学研究对象的偏离：“翻译学的学科地位越牢固，翻译这一翻译学核心研究对象就越来越被消解。”（Delabastita,2003:9）毫无疑问，翻译学的研究对象是翻译，但翻译本身是个多义词，其复杂性见于语言、文化和思维三维空间。“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研究解释翻译的复杂性，取得了较大突破，翻译在跨文化交际、身份认同、冲突调停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日见显著。但翻译学的研究重心不在翻译现象和事实，而在背后的本质间题。如何真正对翻译进行理论研究，仍需慎重思考。以翻译本质为基础，开展元反思无疑有助于翻译学的未来发展。
4.如何构建理论翻译学
理论翻译学对翻译学的整体发展意义重大，其构建却任重道远。“构建”即“构想”并“建立”，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构想，即构思与设想，那么，构建理论翻译学旨在尝试厘清理论翻译学的性质与对象、内涵与外延等，勾勒理论翻译学的学科框架。
4.1 理论翻译学的理论学科性质
翻译科学体系含有理论部分，各类科学均有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分支。从学科定位看，理论翻译学是翻译学元学科，是整合普通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的上层学科，是运用理论思维研究翻译本质问题，研究翻译学根本性质理论的翻译学分支，以揭示各种翻译现象之间以及现象与现实关联的规律为己任，既解释、预测并有意识地支配翻译行为，又可指导翻译学各局部分支学科的研究；既由一系列不同层面的理论范畴及其体系组成，又相互整合，形成内部具有高度自洽性和命题之间具有逻辑一致性的理论整体。
或有人误解，认为理论翻译学无实际内容，只讨论抽象原理，如，翻译的本质、翻译与思维或智能的关系、翻译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故而不能指导具体实践。上述观念或受实证和实用主义影响，认为只有观察与实验，才有发现。但事实上，理论翻译学同样基于事实或数据，甚至是实验，旨在指导探讨研究方法论，并用之解决和解释具体翻译问题。即使翻译学研究流派，或专门研究翻译学研究方法论，也须结合实际研究说明方法本身。理论翻译学并非务虚翻译学，具有实践意义，能产生具体的指导意义。
理论学科是整个学科发展的基础，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需给予它足够的重视。理论翻译学具有抽象和综合功能。抽象与综合是寻求真理的重要方法，追问21世纪人类最复杂行为之一的翻译本质不能仅凭零碎的经验材料，必须对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深究，舍去次要的偶然因素，发现其本质和一般性，这种抽象和综合的过程是理论翻译学的重要功能。
4.2 理论翻译学的学科内涵
理论翻译学是以翻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是翻译学的元学科，旨在从元学科层面反思翻译孥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理论翻译学由翻译学学科史、翻译学元理论以及翻译学方法论三部分组成。翻译学学科史旨在对翻译学发展进行哲学反思，追问翻译学的研究对象，批判性地认识翻译学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整合学界对翻译学的认识。翻译学元理论旨在厘清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诸多要素，清理翻译学术语、概念、陈述和命题的逻辑结构和语言表述，考察概念的构建，理解翻译经验与翻译理论之间的张力关系，消除含混性，建立翻译学公理体系。翻译学方法论旨在通过分析归纳演绎、假设实证、抽象综合等具体科学方法在翻译学中的应用，考察翻译学如何提供关于翻译的正确知识，规范翻译学研究，引导翻译学研究以翻译本质为核心进一步发展。
本体论层面，理论翻译学旨在探索翻译的普遍性，也即发现各种翻译现象之间统一且支配各种过程的统一规律。理论翻译学家的基本信念之一，便是相信存在支配整个翻译世界的统一规律。众所周知，翻译知识并非始于经验，而是始于问题；理论在逻辑思维层面先于经验观察，指导经验观察，因为翻译学家观察具有目的性和选择性，他总是以某种预想的理论去观察事物，观察在理论指导下进行。当下翻译学所使用的经验材料全部来自“自然语言”，揭示的是特殊现象的个性。理论翻译学对翻译的普遍性提出假设和预测，引导后续的翻译研究始终以翻译本质探讨为核心，运用假设和验证、归纳和演绎、抽象和综合等方法，在逻辑思维层面追问翻译的普遍性问题。
认识论层面，理论翻译学以建立翻译学公理体系为目标。任何科学知识都借助术语或概念、陈述或命题表达。由于语言的模糊性，概念和命题都会出现所指含混、表达不清、逻辑混乱等问题。将翻译学理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理论背后的逻辑和语言问题，采用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方式消除语言含混，使翻译学的术语明晰，概念清楚，判断准确，论证严谨，以突显翻译学自身的逻辑化和科学化。进而言之，理论的逻辑分析，可以判断和鉴别概念、命题、理论的真伪。依据逻辑学原理，命题有必然命题与或然命题之分。必然命题要么真，要么假，一经逻辑分析，可以确定。而或然命题在某些条件下可能真，可能假，需要经验验证。翻译研究所涉及的是或然命题，因此翻译学研究若是将必然命题当成或然命题，做大量的观察和实验，则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是财力于伪命题，而逻辑分析可以鉴别理论概念的必然性还是或然性，以省“三力”。元学科自省式反思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对于当下翻译学瓶颈问题显得特别重要，甚至是不可或缺。
方法论层面，理论翻译学旨在通过为翻译实践建立理论模型，试图揭示所有翻译现象的运行机制，通过理论条理化，解释且预测翻译现象。学科的发展需要科学共同体共享相同的信念、认识和价值观。理论翻译学居于普通翻译学之上，通过译史研究，反思翻译问题和翻译科学发现之间的逻辑结构，探明译论的真伪，保持科学方法和翻译问题的逻辑关系，以翻译学现有理论为基础，解答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疑惑，并为后续翻译学发展提出研究问题。
据此，可得理论翻译学的初步框架，见图2。
4.3 理论翻译学的学科外延
理论翻译学与翻译学理论、应用翻译学、普通翻译学等的关系各异，表现为相对、相叠与相隔关系。
X学理论与理论X学不是一个概念，翻译学理论与理论翻译学二者可做适当区分。前者属于翻译学学科史研究对象，多关注翻译学理论发展的研究，比如产生、流变、内容构成、比较、所产生的影响等，不专注翻译的本体。而后者是元学科，必须直面学科本身，评判学科的产生、发生和发展，探究学科的元理论和科学方法，引导和推进学科的科学研究。二者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差异很明显，也是普通翻译研究和翻译哲学研究的差异。具体而言，对特殊翻译现象的描述和解释属于翻译学理论研究的范畴，但考察理论如何从经验抽象出来，理论的逻辑结构是否自洽则属于理论翻译学的研究范畴。创立术语和概念体系属翻译学理论研究的范畴，但反思术语和概念体系的清晰和适用范围则属于理论翻译学范畴。二者的研究相互关联，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对象，即理论翻译学的结果可以进入翻译学理论。
根据功能，翻译学可分为理论翻译学与应用翻译学。将翻译学理论运用于实践、研究应用翻译领域的翻译学科，合称应用翻译学。理论翻译学是诊断性的，重在翻译学理，主要研究是什么、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即关于求知的学问。应用翻译学是治疗性的，重在学理在翻译中的应用，主要研究如何用、如何解决的问题，即求用的学问。理论翻译学与应用翻译学，前者是后者的理论指导，又在后者中不断完善。研究后者能为前者提供新事实，检验其正确与否，从而丰富和发展前者。
根据对象，翻译学可分为普通翻译学与特殊翻译学。对各类翻译做综合研究，以求其共同规律的翻译学科，叫做普通翻译学。普通翻译学，亦称一般翻译学，以一切翻译现象为研究对象，是翻译学的重要的理论部分，基于各种具体翻译研究成果而建立，对专语翻译学研究具有指导作用。其基本内容有：翻译的定义、类型、原则、规律、机制、单位、过程等。理论翻译学比普通翻译学理论性更强更高更抽象。特殊翻译学，或称具体翻译学、个别翻译学、专门翻译学、领域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可为普通翻译学提供丰富的材料，可应用普通翻译学的成果，接受其指导，进而接受理论翻译学的指导。特殊翻译学以一对或几对符号（主要是语言）的翻译为研究对象，分析研究其发展规律特点。普通翻译学的理论基于特殊翻译学而建立，对具体翻译领域的研究越多，材料越丰富，越利于普通翻译学理论的发展。特殊翻译学比普通翻译学更远离理论翻译学。
5.结语
元反思和自反思是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经阶段和重要任务。正如霍姆斯在1972年提出翻译学创立宣言之际即呼吁翻译学界开展翻译学的元反思，其重要性不容置疑。具有元学科性质的理论翻译学构建体现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综合性理念，是现阶段发展翻译学的重要途径。理论翻译学将会引导翻译学始终基于翻译本质，以翻译现象和翻译事实为其经验材料，获得关于翻译和翻译研究的正确知识。翻译本质是翻译学基本问题的出发点，元学科构建需要基于翻译本质。通过反思翻译学学科史（翻译思想、理论与学科的历史），探讨翻译学元理论（主体论、客体论、受体论、行为论、工具论、目的论、性质论等），解析翻译学方法论（翻译思想、理论与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可以尝试构建理论翻译学的框架。所建的理论翻译学是翻译学理论的基础，前者研究的结果可入后者；与应用翻译学功能上呈相对关系；与普通翻译学任务上呈相叠关系。
作者简介
黄忠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学、语言对比。
方仪力，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方向：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本文发表于2017年《中国翻译》第4期，第5-10页上，参考文献从略。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发布于“大民说英语”公众号，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