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钧：坚守与求索：张柏然教授的译学思考与人才培养

张柏然先生（1943-2017）

摘要：张柏然教授为我国著名翻译家、双语辞典编纂家，曾任中国辞书协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江苏省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新时代英汉大词典》主编。张柏然教授毕生致力于中国特色译学理论的构建与翻译人才培养工作，先后培养了28位翻译学博士。本文梳理了笔者与张柏然教授携手译学研究与翻译传承二十余年的友情，结合张柏然教授的著作《译学研究叩问录》，分析新时代背景下翻译学科面临的际遇与所应担负起的学术使命。

关键词：张柏然；中国特色；译学研究；人才培养

2017年5月26日，张柏然教授因病溘然辞世，业界大恸，我的悲伤尤甚。张柏然教授与我交情甚笃，我们俩在翻译的认知、对翻译事业的追求以及翻译学研究生培养理念上一直非常投契。5月，往往是学人最为忙碌的月份。在徐州开完江苏省翻译协会年会回到南京，心里总想着病中的张柏然教授。26日早上起床后，没有任何来由，我突然特别想去看看当时在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张柏然教授。上午十点左右，我进入病房，见到我，柏然教授显得非常高兴，虽然已不能清晰交流，但他端起正由亲人手持的水杯，独立将水喝完，向我证明他一切都还好，目光中透出的坚毅深深地嵌入了我的心底。不便打搅太久，短暂探视后我很不舍地告辞离开。未料，当天下午三点半，便接到他辞世的噩耗。那日的短暂会面和动心的交流，至今仍清晰地刻在我记忆的深处。二十多年的时光如梭，与张柏然教授相知、相交的一幕幕，宛如一幅新时代译学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

一、道一风同：携手译学研究与翻译传承

1991年我调入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从事法国文学的译介研究与翻译人才培养。张柏然教授当时已是南京大学双语词典中心主任，在英文系执教，是国内外语界为数不多的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已经参与翻译出版《职业的选择》《人生的枷锁》《超载》《大白鲨》《死胡同》《沸腾的群山》《血谜》《人的本性》以及《绿阴山强盗—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选》等英美文学名著，其中《人生的枷锁》获中国外国文学优秀图书二等奖。共同的工作环境，对文学、文字的痴迷，我们之间的交往逐渐多起来，成为学术上的好同事、好朋友。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国外起步于世纪中期的各家各派翻译理论研究成果被逐渐介绍到中国来，激发起一批具有敏锐前沿意识和宽阔学术视野的学者对翻译理论的关注，翻译研究成果一时蔚为大观。1997年，张柏然教授与我从江苏译界学人此前近20年间陆续发表的学术论文中选出52篇汇集而成《译学论集》。这一年，张柏然教授明确提出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主张，呼吁翻译界在西方翻译理论引进高潮中，结合当代学理开展中国翻译理论冷思考，对一些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译学经典进行现代性的“还原释读”，超越非此即彼的东西文化冲突模式，凝练出翻译研究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张柏然教授的这一主张具有号召力，在打开视野开展翻译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当代翻译理论几乎都是西方的，便希望能把中国几千年来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状况做个梳理与总结，使其得以进入国际学术交流中去，让西方了解中国的翻译理论和研究现状。因此，也是在这一年，我给世界著名翻译学理论杂志META主编写信，希望就中国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做一专号，让翻译世界听到中国翻译学者声音，这一愿望得到了主编的首肯。而选编《译学论集》，我特别赞同张柏然教授所确定的文集整体遴选方针，那就是“中国译论要有中国味”。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规模大且影响深，致使中国传统的美学和译论一度遭受冷遇。在他看来，在大量引进西方现代译论和美学思想的同时，我们必须要重新重视且广为弘扬我国传统的翻译理论和美学思想，“只有把握住了我们自己的传统，才可能在对话中充满底气，使弘扬落在实处，为创造打下基础。”（张柏然，1997：2）集内所收论文，有的是学贯中西、蜚声中外的学界耆宿之手笔，有的是著译颇丰、成绩斐然的中年学者的研究成果，有的则是学坛新秀的精心之作。他们或从理论的高度，对翻译理论作整体的把握和全方位的思考；或借鉴“西方话语”，从某一特定视角入手，对所议论题层层剖析，在具体分析中去展示译学的迷人风采；或以美学为纲绳，探测挖掘翻译这一特殊人类“生命－精神”活动的美的灵光。《译学论集》中的论文从哲学、美学、语言学、文体学、语义学、社会符号学等不同视角对中国译学展开系统的理论探讨，同时还从译者主体、翻译过程、审美同构等前沿视点展开对文学复译、典籍翻译，以及异国情调再现的批评研究。《译学论集》的问世既是对既往翻译学理的梳理与回顾，也预示了新世纪译学研究的走向—中国翻译学界将从跨学科的角度展开对中国翻译的走向、翻译的基本问题、翻译的本体、翻译与文化的关系等重要问题的系统、科学研究。

站在世纪门槛处的中国学者逐渐褪去（20世纪）90年代初对于西方译论的普遍狂热，多了些冷静的思考，越来越多的学者有了明确的中西比较译学意识，注重从西方译学获得启示，展开对中国译学研究的理论思考，群策群力创建中国翻译学。此时，“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和“中国翻译学”已呼之欲出。2001年末，张柏然教授在《光明日报》发文，呼吁“发展中国的译学研究”，倡导在多样性的世界文化中发展我们的中华文化，让中国译学走向世界（张柏然，2001）。2002年春，张柏然教授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赴港，在“词典与翻译”的主题演讲中第一次在境外正式发声，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香港《文汇报》两地书刊栏目刊发长文《为翻译学画龙点睛》，专题报道张柏然教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的学术主张，在境外人文学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为了更加系统地总结我们译学领域的最新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回答译学界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建设之路，张柏然教授又与我着手选编《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论文集。我们倡导“中国现代翻译学应该站在现代文化的立场上，寻找曾经孕育了她几千年历史的文化之根，重建传统，同时吸取西方翻译学的智慧，参照现实文化变迁的需要，创建一种具有新的文化精神的翻译学。”（张柏然、许钧，2002：编者絮语 6）45篇选文或开展理论性的思考，或作学科分支性的研究，抑或进行应用性的研讨，都力图从特定的学术视角对具体翻译现象进行准确诠释，在总揽实际和翔实的资料分析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思路。学者们意识到对中西译论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与作用，中西不同的哲学思想、不同的价值体系以及不同的语言文化，始终对中西译论体系有着重要影响，中西哲学和思想体系对事物的命名传统，对各自译论术语的形成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谭载喜，1998：16），因此，译学界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如何发展既切合民族特点，又能与国际接轨，易为外界理解与接受的一整套术语，以期建立一种具有东方神采的“感悟翻译哲学”，破解中国思维方式的秘密，融合中国翻译文化的基本特征，促使中国译论走向生命科学，创立一种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的“文化-生命翻译诗学”。文集中既有对中国传统译论现代转型和西方现代译论借鉴与使用的思考，也有基于西方学术范式更迭对中国翻译学科的畅想，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论文向学界展示了我国老、中、青三代学者新时期以来在译学领域所作的不懈努力，以及他们在融通中西译学、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译论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有学者评论说，该文集“处处洋溢着编著者对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执着和热情，表现了他们对中国翻译事业在新世纪腾飞的坚定信心。”（肖辉，2004：80）

十二年是我国传统天干地支计年法中地支的一个轮回，对世纪之交的中国翻译学而言，十二年则意味着一代学术新人的成长、一股学术中坚力量的养成，意味着翻译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质的飞跃。自张柏然教授与我联合推出《译学论集》之后的第十二个年头，中国翻译学学科建设已取得重要进展，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省在翻译教学、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服务等方面更是成绩喜人，学科建设成绩显著，翻译理论研究成果斐然，翻译人才培养规模与速度突飞猛进，省内多家院校相继设立翻译系、翻译硕士专业，招收和培养翻译学的学士、硕士或博士。为了展示江苏翻译学人在译学研究领域所作的不懈努力和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与发展，为了梳理和总结江苏译学研究的成果，促进同行间的交流，让更多的人来关心翻译学科的建设，我们从江苏译界学人在《译学论集》（1997）刊印之后陆续发表的论文中遴选出48篇，以《译学新论》为题结集出版。该论集中，既有对《译学论集》原有的“文学翻译经典化”“翻译哲学”“翻译美学”“翻译文体学”“翻译过程”“译者主体性”等话题的深度探讨，也有从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互文性理论、计算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新视角对翻译研究范围的拓展；既有对中国翻译智慧，诸如林语堂、董秋斯、梁实秋、傅雷等翻译家思想的再发掘与再阐释，也更明显、更集中地体现了反思西方翻译理论，建构中国译论的学术努力。全书从一个个侧面体现了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在艰难中探索前进的轨迹。新时期的翻译理论改变了原有的面貌，它探索的锋芒射向翻译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论集所收的文章讨论的不少问题是过去的翻译理论研究未曾涉及的，新见迭出。

“随着全球化进程日渐加快，中外交流日益扩大，目前我们几乎能够实现对西方学术界最新成果的同步接受。这看似一种进步，实际上给我们造成的困扰也不小。”（许钧，2014：245）翻译学理论的大批、快速涌入，出现了理论速食主义倾向，致使翻译学科在繁荣发展的同时也暗藏危机：“翻译研究在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有一种被其吞食、并吞的趋向，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又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张柏然、许钧，2005：总序 5）也正是在普遍主义与本土理论传统之争，文化研究冲击与审美经验在翻译学中地位的进与退，西方的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等“后学”话语的引入与对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状况的现实思考中，柏然教授提出建立一种“渊深宏通、胸襟开放和新锐高效的学术创新体制”的学术主张。可以说，此种学术主张在我与张柏然教授对翻译学博士生的培养上体现得非常明显。1995年我们同时开始指导自己的第一位翻译学博士生，经过整整十年的摸索与共同商讨、切磋，当这批学术新人带着殷殷的学术期许，加入翻译研究的洪流中并迅速成长起来后，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支持下，张柏然教授邀我共同策划主编了一套“译学新论丛书”，从2005到2009年共推出翻译学博士生论丛33部。《译学新论丛书》有着明确的追求：一是入选的课题力求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原创性，能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是研究力求具有系统性，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科学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论证和翔实的资料保证研究质量；三是研究力求开放性，其开放性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又要把握国际翻译理论研究前沿的进展状况，特别是要在研究中具有探索的精神，力求有所创新。如今，这33部著作的研究者已基本成为当前翻译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为我国翻译学理论研究与探索的不断深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对翻译事业的共同热爱，到同时指导翻译学博士生；从联袂推出第一部翻译学论集，到共同打造译学新人学术丛书；从对外国文字、文学、文化的痴迷，到翻译学科建设的担当，张柏然教授与我从英语、法语出发，跨越荆棘丛生的字林、语林，在文化与思想的层面思考翻译问题，培养翻译学者，共同推动并见证了中国翻译学科建设的一代风华。

二、“应然”与“实然”：叩问译学之“是”

2016年末，张柏然教授大作《译学研究叩问录——对当下译论研究的新观察与新思考》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刊印发行，堪称国内翻译研究领域首部以问答形式对当下译论研究展开全方位观察与思考的著述。该书是柏然教授指导他的博士辛红娟教授，从宏观理论构建出发，结合具体翻译现象和当下热门话题，对翻译之“应然”与“实然”发出的学术叩问，全书从酝酿到成稿，经历了张柏然教授与病魔抗争，接受化学治疗的全过程，可以说，这部著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可视作张柏然教授毕生开展翻译理论追索和翻译人才培养的学术映像，令译界后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一）《译学研究叩问录》学理脉络

在《译学研究叩问录》中，柏然教授将数十年来对译学研究的所思所想，以最生动的问答形式呈现出来。实际上，叩问的做法正是西方贤哲苏格拉底与东方圣人孔子对事物本源的追索方式，能够以灵动的思维无限逼近事物的“应然”与“实然”。全书分上、中、下三编，试图在一问一答之间，或从理论的高度，对翻译理论作整体性的把握和多方位的思考；或秉持中国传统译学理论、借鉴西方译论话语，从某一特定视角出发，对所论议题进行剖析，在具体分析中去探索译学的奥秘；或以哲学、美学为纲绳，探测、挖掘翻译这一人类特殊的精神活动的丰富内涵。该书既侧重于对翻译本体、中国翻译学建设、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理论研究、中国传统译论现代转型、中国翻译学术话语体系创建、传统译论美学思想、中国翻译研究基本走向、中国翻译研究流派创设等学理问题的形上之思；也聚焦当下时新文学传播、文化交融、数字革命等文化大事件，通过莫言获奖引发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热潮、中国文化典籍海外译介与研究等文化事件，深入剖析在讲述中国故事的大背景下，如何培养能够承担起历史重任的翻译人才，如何打造中国话语体系；既有对翻译理论研究的语言学派与文化学派的理论偏向的冷静思考，也有对语言大数据时代语料库翻译、语言服务等命题的理性分析。作者还立足文化记忆，展开对语词翻译、术语流变的历史描画，通过中国学术思想史进程中具有典型个案意译的系列语词的翻译流变，镜像式阐述了人类文明交流中因文化接触而促生的语言传播。

读《译学研究叩问录》上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所梳理的中国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轨迹，作者在比较中西翻译研究方法和话语方式的异同的基础上，对翻译学的当代存在方式展开追问，剖析了翻译之“是”的丰富内涵。在对译学研究的元理论向度、翻译的本质、中国翻译学的立足点、传统译学的定位等一系列命题展开思考之后，张柏然教授倡导，当代翻译理论界应继承中国古代诗性、存在哲学的传统，在新的文化范型中进行元理论探究，努力找到一个可以与古代翻译理论资源进行对话与整合的理论生长点，提高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的自信与对相关翻译理论问题的阐释力。该书在肯定中国传统译论具有深厚的哲学-美学渊源、丰富的美学思想和显著的文论色彩及美学特点的同时，以兼容并蓄的发展眼光提出，每一种译论都有它的盲区和局限性，其适用性范围都是有限的，中国译论的现代化存在于中国译论家的持续创造之中，创造是对中国传统译论和西方译论的超越。只有把我国译论典籍研究透，确切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译论，联系20世纪以来翻译和译论所发生的变化，探索中西译论的异同，洞察世界译论发展之走向，密切注意研究和解决世界译论多元发展中所共同关心的翻译问题，在参与世界译论创造的过程中，挖掘我们的译论资源，发扬我们的译论特点，增强创新意识，才能在21世纪建构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富于当代气息的译论话语和理论体系（张柏然、辛红娟，2016：60-61）。

《译学研究叩问录》中编立足于对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研究和文化学派理论研究的冷思考，剖析当今翻译研究的具体向度，展示修辞学零度、文化旅行理论、社会符号学理论等对翻译研究的阐释力。该编通过对毛姆作品汉译与经典化、莫言小说英译与传播、国际汉学视域中的《道德经》接受等个案分析具体阐释了翻译对文学、文化跨语际传播的影响力，预言一股讲述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交流大潮即将到来。在该部分，柏然教授既能够结合数十年双语词典编纂、悠游文化之林的体验，从“旅行”概念的语源学梳理入手，结合后现代文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进行哲学还原和理论解读；也能够轻松裕如地借助中国本土语言学家三一学派代表人物、南京大学文学院王希杰教授的零度－偏离理论释读东方主义学者爱德华·赛义德的理论旅行。纵横捭阖的理论剖析方式和对古今东西文化理论的信手拈来，彰显了柏然教授治学的理论深度与广度。柏然教授分析指出，无论是文化语词的跨语际转换还是文学、文化文本的异域传播，都会因距离的跨越而“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钱锺书，1981：19），但《周易·观卦》卦辞“旅贞吉”对于作为文化中间人的译者而言无疑具有无比重要的启示意义，也就是说，只要译者在文化斡旋过程中保持谦柔守正的态度，必定获得“吉利”。

《译学研究叩问录》下编则更加与时俱进，紧扣翻译研究发展的社会现实，剖析大数据时代翻译协作应运而生，翻译技术突飞猛进，翻译研究、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等正在体验的各种变革，以及这一飞速变化的时代给翻译理论建设提出的新问题。数字化时代，翻译活动在内容、工具、形态和职业范畴等方面均发生了重大改变，机器翻译、网络翻译、云翻译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不仅为新世纪的翻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也对新世纪的翻译学理论建设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21世纪的中国翻译学何去何从，如何应对数字化科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颠覆性革命，如何创建充满睿智与活力的中国翻译学新体系，如何应对轰轰烈烈裹挟而来的数字化大潮，如何调整传统翻译学研究路径，以快速解决蜂拥而至的时代命题，如何在喧闹的数字化翻译中保持理论的冷静与理智，如何对翻译研究进行数字化的重新思考……这些源自现实又超越现实的问题，无不是柏然教授叩问的内容。张柏然教授在改编中对当下各种翻译热点问题，诸如翻译服务、语料库翻译学、翻译学双语词典、术语与中国现代性、字母词现象、研究型翻译教材编写、应用型翻译硕士专业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逐一展开镜像式扫描与思考。张柏然教授秉承“参互古今、打通中西”的学术态度，立足文明对话的学术视野，对这些翻译研究领域的新问题或展开敏锐的新观察，或进行务实的新思考，或给予具有参照性与操作性的建议。

张柏然教授指出：“任何一个文化大国，它在建设自己的翻译理论体系的时候，都是要以本国的翻译经验作为自己最基本的认知材料，作为整个知识体系的骨架和网络”（张柏然、辛红娟，2016：61）。基于这一学术风骨与洞见，张柏然教授力主我国译论建设应该“坚持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以本民族的文化和译论资源为依托，古今沟通，中西融通，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翻译学学术话语体系。在他看来，要使我们的翻译理论体系具有中国的优势，必须重视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智慧，要养成我们中国式的人文情怀、文化姿态和叙事方式，直接进入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体验和思辨出具有自己文化专利权的原理、原则。然后对东西方的原理、原则进行互相参照，互相贯通，相同的东西通之，不相同的东西比较之，在参证比较中得出更加深层次的结论。为此，他在毕生研究的基础上，为我们指出了重建中国译论的三条重要道路：第一，以现代观念去整理中国的译论遗产，探究中国译论的现代价值与意义。第二，以创造性思维对西方译论流派进行变异，在世界译论流派史上刻上中国的名字。第三，以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去整合西方片面精确的译论，使之在更高的文化层次上得以整合与优化（同上：128）。

（二）《译学研究叩问录》主要特色与贡献

全书以“叩问录”形式展开，这一“问答式”的行文风格非常新颖，引人入胜。每一次叩问都直击当下译学研究的关键话题，这其中既涉及宏大的翻译命题（如：中国能不能建立翻译学？建立中国翻译学，立足点何在？），也观测到了翻译研究中微观层面的具体现实问题（如：怎样看待严复译名的存留问题？中国现代学术术语译介方法有何变化？）；既有对传统论题的新追问（如：翻译本体论研究究竟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中国建立翻译研究流派的意义何在？），也有对新生论题的敏锐捕捉（如：中国文学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数字时代大背景下如何开展翻译理论建设？）。针对每一问的回答都丝丝入扣，精彩纷呈。在对翻译学关键命题的追索中，论者或旁征博引，或开宗明义，逐层揭开翻译学的神秘面纱，为后辈学人呈现一幅气韵生动的中国译论建设新图景，而读者往往仅从一次叩问的妙言答语中就能获得巨大的信息量，可谓读之酣畅。例如，在回答“翻译学建设过程中传统的定位和选择问题”时，柏然教授并没有简单地给出任何先入为主的定位导向，而是首先探讨了当今译论与传统译论、西方译论之间的张力问题，分析指出“现代译论一方面享受着西方译论的开明之处，一方面对其局限性和适用性进行着研讨和反思”（张柏然、辛红娟，2016：25），又以史为鉴讨论了对传统译论的评价问题，继而对当代译学理论的处境进行深入的观察，对中西译学理论各自的优缺点进行反思，在给读者以充分扎实、贯穿古今中西的详实背景知识之后，方对传统译论的定位与选择进行具体说明，并提出要合理有效地做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换。答语内容可谓构思严密、层层铺进。

翻译研究应该与翻译实践相结合，诚如罗新璋先生所说，“任何一种翻译主张，如果同本国的翻译实践脱节，便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没有渊源的崭新译论，可以时髦一时，终难遍播久时。”（罗新璋，2013：79）这里说的是整个国家的翻译研究，用到翻译研究者身上同样适用。虽然目前我国翻译界已基本走出了翻译研究者与翻译实践者相互抵牾的泥潭，但由于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大部分翻译研究者从事翻译实践的时间相对较少，同样，投身翻译实践的学者，进行理论思考和课题论证的时间也会相对较少，但在张柏然教授身上，这一对矛盾完全不存在。我们知道，1966年，张柏然先生从南京大学外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68-1976年在泰兴农场、连云港陇东中学等地劳动锻炼和教学，1976年回南京大学协助陈嘉教授编《英语常用短语词典》，此后毕生结缘文字、文学。1986年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比较文学、词典学和美国文明史，次年回国创办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于文字，他有着至深的领悟与理解，于文学，他有着浓厚的兴趣和不凡的识见。除去经年累月编纂词典，柏然教授还密切关注美国现代重要小说家约翰·契弗（John Cheever）和英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威廉·萨默赛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不仅是我国较早译介契弗、毛姆作品的译者，还多次在《当代外国文学》等期刊发文评介英美当代文学的艺术特色。可以说，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文字、文学、文化的谙熟与深省。书中每有发问均来自我国翻译界的当下热点，每有回答均来自他毕生经年累月的文字、文学和翻译经验，因而书中的每一次叩问与应答内容都显得充分、详实、严谨、有力。柏然教授结合自身数十年从事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词典编纂和词典学研究的历练对不同的翻译命题加以阐释，或枚举个案、引经据典，而书中涉及不同翻译理论家及不同翻译观点的描述也交代得具体，评价客观而深刻。

该书最令人称道的特点是，论者始终站在“古今沟通、中西融通”的学术高度对我国翻译理论研究道路上的诸多现象和问题进行全面检视，答言高屋建瓴、切中命脉。“我国译论建设应该‘坚持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同上：前言 1）一句奠定了全书的研究高度。“坚持本来”，这是一个根本，表明我们应对本土传统译论拥有充分自信，中国译学理论不应简单沦为西方译论的试验场；“吸收外来”，这是一种博大开放的精神，说明在中西译论比较融通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西方译论话语，为中国译学问题寻找可能的解决路径；“面向未来”，则是一种责任，反映出作者推动我国译学理论研究正向发展的使命感以及著述该书的初衷。在全书论述过程中，作者始终秉承这样的出发点，以融合的视域、发展的眼光对诸多译论命题进行了全新观察和思考。也正因为此，书中所述观点更能令读者深感信服，同时也为中国未来的翻译理论建设指明了继续探索前进的方向。中国翻译理论建设，既是一个时代的宏观命题，也是每一个有责任的翻译工作者需要身体力行的微观实践。《译学研究叩问录》一书集作者多年的翻译研究心得汇聚而成，作者对一系列翻译命题的思考并未囿于老旧传统的认识范围，而是以开放的精神、融合的视域、发展的眼光，既立足本土，亦通观全球，既回望传统，亦着眼现代、放眼未来。与当下国内很多同类研究相比，该书打破了以往相对封闭、断节、零碎式的研究范式，于传统、传承中见新思、新知，为中国翻译理论建设开启了一扇敞亮的未来之窗。

三、新时代翻译研究展望：学科建设与学术使命

在中国，早在1951年，董秋斯先生就在《翻译通讯》上发表了题为《翻译理论建设》的文章，明确提出建立翻译学的主张，详尽论述了研究翻译理论的必要性，标志着我国译学发展史的开端。1972年，美籍荷兰学者詹姆斯·霍姆斯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发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一文，成为西方“翻译学学科的创建宣言”（Gentzler，1993：92），对翻译学的研究目标、研究范围以及学科内的划分提出详细构想。此后，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热潮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自然也影响了改革开放后迫切想要从西方获得学术助推力的中国翻译界。1984年，董宗杰在《翻译通讯》上发表了《发展翻译学，建立专业队伍》一文，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对翻译学的性质与内容进行了简要描述，提出应在有条件的高等学校设置翻译学专业。1987年，谭载喜发表《必须建立翻译学》，分析指出“翻译学是一门与符号学、文艺学、社会学、心理学、信息论、数控论，尤其是语言学等多种学科有着密切联系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综合性科学。”（谭载喜，1987：7）到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研究生教育的不断发展，外语界的翻译研究队伍逐渐成长，翻译研究逐步摆脱了被忽视、被轻视和边缘化的状况，得以与语言学和文学研究鼎足而立，成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三大支柱之一（许钧、穆雷，2009：6）。

中国翻译事业的繁荣和社会对翻译人才不断增长的需求，构成了翻译学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外语学界一批具有宽阔学术视野和强烈学科意识的翻译学者以学术探索为基础，以队伍建设为中心，发扬改革创新的精神，不断推动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中国的翻译学科建设经历了一个从“何为翻译学”“有否翻译学”，到“如何建设翻译学”的发展过程，有过疑惑，有过争鸣，但疑惑促进了艰苦的探索，争鸣导向了积极的建设（许钧，2014：215-216）。新世纪以来，翻译学科更是取得突破性的发展，翻译本科专业、翻译硕士专业学位、二级学科翻译学的自主设置，以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博士后流动站中翻译方向博士生与流动站进站人员的培养和指导，这些成就有目共睹，翻译教学与研究界无不为之感到欣喜。应该说，翻译学之名在体制内被承认已成定局。中国文化走出去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更是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给翻译学科的发展与繁荣带来巨大的机遇和无限的发展空间。但机遇与发展空间，往往也容易成为双刃剑，在促使翻译学人不断拓展翻译研究领域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学科界定与学科定位的焦虑。在新的历史时期，翻译活动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在新的历史际遇中翻译学科该如何走、走向何处的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不少学者呼吁应当重新定义翻译。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学科交叉互涉程度加深，学科边界不断被跨越，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翻译学科正式建立之初，就有不少学者意识到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意识到可以“从语言学、文艺学、交际学、符号学、人类文化学、思维科学、应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的研究和探讨”（穆雷，1991：66）。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并不意味着翻译学科的附属性，作为一门学科的翻译学，是一门并不隶属于任何其他学科（包括语言学）的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作为翻译研究者，我们必须具备翻译研究的独立意识，在注意吸收其他学科对翻译的深刻思考的成果的同时，防止把他们就翻译发表的论说或只言片语当作译学的体系性指南。翻译研究学者应当保持清醒的独立学科意识，对20世纪末期以来的文化翻译研究范式保持警惕，“翻译的文化研究在翻译研究目标下无限扩大翻译研究对象的外延，使其学术边界模糊，从而使翻译研究的学科建构失去可能。可以说，翻译的文化研究使翻译研究跳出语言学窠臼，但由于其与各个学科的紧密联系，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翻译的本体研究，因而无法成为翻译研究的世纪标杆。”（张柏然、辛红娟，2016：167）因此，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认真思考，着力于廓清翻译研究的本体，将目光拉回到翻译活动本身，让理论探索围绕翻译活动展开。

翻译研究本体的回归，首先要明确研究对象，对翻译活动的本质属性有深刻的研究，对翻译学科所承担的学术使命有精准的定位和认识。为此，我们要结合新时期翻译任务和翻译路径的具体特点，对翻译本质、翻译过程、翻译对象、翻译主体、翻译因素、翻译方法、翻译标准、翻译评价、翻译教学等涉及理论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的诸多方面展开进一步探究，彰显翻译研究的系统性与科学性。“翻译学在本质上是一类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目的的价值科学或文化科学。这既是事实性的（实然），也是表达性的（应然）。同时，翻译学的科学特性与文化性格在一般意义上并非相悖，而是有机结合的。它们从不同角度说明翻译活动的特点：前者是从外在的、表层的、规范的方面，而后者则从内在的、深层的、精神的方面来说明。只有历史地认识到翻译学活动这两方面，方可说完整地理解了现代翻译学活动。”（张柏然，2001）正确处理好翻译学科之“实然”与“应然”两方面的关系，是确保翻译学科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的根本保障，为此，我们按照张柏然教授的译学思考指向，追索叩问以下四个方面的时代命题。

首先是如何处理好理论引进与本土化的关系？百余年来，我国各个时期译论的产生与演变无不受到当时某种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严复与梁启超的译论，虽然各自受到英国、日本翻译思想的影响，但似乎未成为主流意识。20世纪50年代后，对我国翻译理论影响较大的主要是苏联翻译理论；无论名家末流，一律拿来作为我们学习的范本。20世纪80年代，大量西方翻译、学术著作引入国门，我国翻译研究界开始密集地引进西方翻译理论，一时间，奈达、纽马克、卡特福德、威尔斯、霍姆斯、霍米·芭芭、德·坎波斯兄弟等各家理论纷纷登场，颇有凌厉夺主之势。这些理论和相关术语很快吸引了不少学者的目光，相关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大量涌现。不可否认，外来的理论对我们的吸引力是很大的，而且很多理论的确具有某种普适的维度。但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理论，如果盲目引进，理论到了我们这里水土不服了，我们利用病态的理论，只能结出畸形的果实。因此，我们在接受外来理论过程中需要保持批判的目光和审慎的态度，历史地考察理论，理顺其来龙去脉，选取真正具有共性的维度，来观照我们的问题，在拓展广度的同时，也拓展理论的深度。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对一批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译学经典进行现代性“还原释读”，从而在本色的意义上展示与西方译学发展不同的中国译学历史过程，汲取西方翻译学的智慧，参照现实文化变迁的需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译学理论和翻译批评、翻译评价体系，使中国翻译学在国际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世界译学和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张柏然、辛红娟，2016：40-42）。

其次是如何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我们国家有悠久的翻译历史和翻译思考的传统，但研究表明我国传统翻译理论和命题基本上来源于古典哲学-美学，几乎所有的译论命题都有其哲学-美学渊源，传统译论在充分享受其美学优势的同时，也把自身的缺陷显露无遗：一是“就美学体系而言，各种译论之间仍存在间断性和非系统性”：二是“（传统译论）虽然抽象地反映了美和翻译艺术，却没有对其中的具体因素和复杂关系作多边探求和立体研讨”；三是“中国传统译论在思维模式上更倾向于从主观的而非客观的、感性的而非理性的、体验的而非分析的角度来品评翻译和译品。”（张柏然、张思洁，1997：29）中国传统译论话语的方式不太符合今日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学术话语方式，所以渐渐失去了话语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完全摒弃两千多年来的翻译理论传统。事实上，“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传统译论脉络能够给我们提供的思考和研究的可能性是不容忽视的。“传统译论要在当今译学建设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做好现代转换，……把其中那些具有普遍意义且与当代译学理论在内涵方面有着共通之处的概念及有着普遍规律性的成分清理出来，赋予其新的思想、意义，使其与当代译学理论融合，成为具有当代意义的译学理论的血肉。”（张柏然、辛红娟，2016：37）

继而是如何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人文学科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理论传承、拓展与深化。受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类型影响，中国传统译论范畴体系及其结构呈渐进式发展样态，后来者在充分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作一些补充工作，除极少数者外，在发展过程中一般没有质的改变，而是逐步丰富、逐步完善。然而，西方译学理论批评家个人建构理论体系的意识非常强烈，后出之理论学说如果不对前面的理论学说构成一种解构、颠覆，便不能算是成功。近些年来，我有一个感受，受改革开放以来引入的形形色色西方翻译理论及其范式更迭影响，我们目前翻译界的各种理论与其说是有机传承、和谐共生，不如说是此消彼长，某一种理论热门了，其它理论似乎就会被冷落甚至被否定。这种状态不仅不利于翻译学科力量的凝练与聚合，反而容易产生过于巨大的理论牵制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学科的健康、良性发展。面对这一古今、中外的继承与发展关系问题，我们“既应充分重视中国传统译论资源的价值意义，创造性地吸收古代译论的理论精华，又必须正确地借鉴西方译论中有价值的观点和方法。”（张柏然、辛红娟，2016：62）也就是说，我们既要对传统译论术语进行现代转换，使之能够转化成为新文化的组成部分，又要对大量涌入的西方译学术语和概念进行本土改造，使其能够适切地解释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汉外转换的翻译事实。要有继承，有借鉴，有批评，有改造，有创新。

最后是如何处理好译入与译出的关系。译入母语的翻译行为在各文化中都属于典型的翻译方式，甚至经常被视为唯一可行的翻译，1976年发布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通过法律保护译者和译作权利及提高译者地位的《内罗毕宣言》中明确指出，“译者应尽可能将作品译入其母语或其有同等掌握程度的语言。”（Lonsdale，1998：64）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说，“只有在译入惯用语言时才有可能译得自然、准确，取得最令人满意的效果。”（Newmark，1988：3）在英美等国，绝大多数人都主张翻译作为一种职业只能是单向的—从外语向母语的。译出行为之所以不被看好，显然是由于译出翻译的性质决定的。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翻译活动出现了新的特点，翻译活动的走向有了新的变化，社会开始特别关注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对外译介和传播，这为我们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赋予了翻译更为重大的使命和责任。我们应该从自己的视角和立场出发争取发出更大的声音，对翻译活动及以此为依托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机制进行探索，提出建议，引导文化交流向更理智、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努力减少误读和误解，化解冲突，导向交流的平等对话和双赢结果（许钧，2017：3）。近年来，“翻译界和文化界对于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与传播或多或少表现出某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功利主义倾向”（刘云虹，2015：1），也因此导致了一些翻译焦躁症和市场决定论。针对这一境况，张柏然教授分析指出，“在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的历史情境下，中国典籍需要翻译界的主动译介，本土文学作品译出研究的力度也亟须增强，以改变外译汉及相关研究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如此才谈得上增强文化自信，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张柏然、辛红娟，2016：77）为了使中华优秀文化能够真正以自身的样态参与到国际文化对话中，我们不仅要主动承担起“译出”的责任，更要有耐心、有信心，相信经过一代代翻译人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构建起具有担当的中国海外话语体系。

张柏然教授（2001）说，“走进二十一世纪的翻译研究要达至‘大成’，关键在于要建立一种渊深宏通、胸襟开放和新锐高效的学术创新体制。”当他从四十余年的教学岗位上荣退后，为了这一翻译学科建设的使命，他丝毫没有放慢译学研究和翻译人才培养的脚步。除了每日伏案继续他深爱的俚语词典编纂工作，他坚持用敏锐的洞见审视目前翻译学界的热点问题，并以最勤勉的态度努力推动翻译界新生代的成长、成材。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翻译服务实业化、翻译硕士专业人才培养热潮等等，无不是他关注的焦点。就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当天早上，《中国社会科学报》与中国社会科学网推出了他与我联合署名的《典籍翻译：立足本土融合中西》一文，呼吁学界全面、清晰认识典籍外译的目的，分析典籍翻译理论的构建原则和典籍翻译批评方法。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用生命的最强音叩问典籍翻译相关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历史语境下，翻译学界如何通过恰当翻译传承中华典籍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如何利用中国古典文论和译学思想资源，同时借鉴西方译论，建设典籍翻译理论？如何通过客观、中肯的翻译批评，提高典籍翻译的质量？……

酉鸡之年，痛失良友，仅以此文为念，致敬张柏然教授毕生对于中国特色翻译研究的坚守与求索。

（文章的撰写，得到辛红娟教授的珍贵帮助，特此表示感谢。）

作者简介

许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学和法国文学。

本文发表于2018年《中国翻译》第3期，第65-73；79页上。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发布于“大民说英语”公众号，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