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虹、许钧：翻译的定位与翻译价值的把握——关于翻译价值的对谈

摘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全球化背景下的翻译活动越来越呈现出多维度特征，翻译在其路径、形式、方法、内容和功能等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使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不断面临新的挑战，也促使译学界对翻译基本问题进行重新认识与思考。针对译学界近期关于重新定位和定义翻译的探讨以及对翻译的语言服务功能的普遍关注，本文提出，面对翻译在新时代和新技术下的种种变化，翻译界应立足于对翻译本质的把握、立足于对历史事实的考察，科学地为翻译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充分认识翻译的精神属性，从思想传承、文化交流、社会发展、语言创新与服务等多个层面全面认识与把握翻译的价值。

关键词：翻译功能；翻译精神；翻译价值；建构性

一、当前对翻译功能的认识

刘云虹：许老师，您好！在近期关于翻译的探讨中，翻译的重新定位和定义可以说是译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不少学者从翻译本质、翻译理论研究、翻译学科建设、文化外译、翻译批评、翻译职业与翻译技术发展等不同视角对翻译的重新界定展开了深入思考。就像您曾经说过的，对任何学科而言，不断认识自身和理解自身永远是其发展的必然基础和原动力，翻译研究当然也不例外。翻译行为自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毋庸置疑，在新的历史时期，全球化背景下的翻译活动越来越呈现出多维度特征，翻译的路径、形式、方法、内容和功能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使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不断面临新的挑战，也促使译学界对翻译的本质、功能、作用与价值等翻译根本性问题进行重新认识与思考。对此，我们已经展开了相关探讨，今天，我想着重向您请教关于如何定位翻译、如何把握翻译价值的一些问题。

许钧：关于翻译，我们曾就翻译本质、翻译伦理与翻译批评等问题展开了多次讨论。这些问题都是翻译的基本问题。如果对翻译活动没有深刻的理解，那么对翻译及其功能与价值的认识就会发生偏差，相关的翻译思考与翻译研究也就有可能产生偏误。在新的历史时期，翻译的形式与翻译的功用确实发生了很多变化，面对这些变化，我们不仅要对翻译的本质进行深入思考，也要对翻译的功能和作用重新加以认识。在把握翻译本质的基础上，我们今天有机会一起谈谈翻译的功能与翻译的价值问题，我觉得很有必要。

刘云虹：在全球化的历史时期，翻译活动在人类精神生活、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我们尤其注意到两点：一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大力实施，二是信息技术与翻译科技的突飞猛进。如果说前者在翻译观念、翻译方法和翻译标准等层面引发了质疑和争论，那么后者在翻译方式和翻译手段上带来的巨大变革却是显而易见的。当今时代既是全球化时代，也是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机器翻译和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等迅猛发展，翻译和翻译研究既面临机遇，也在某种程度上遭遇着困惑与挑战。2016年9月，谷歌公司发布Google神经网路机器翻译系统，并称该翻译系统能降低80%的翻译错误率且十分接近人类译员的翻译水平。一石激起千层浪，对Alpha Go还记忆犹新的人们不禁对翻译的未来既充满期待又满怀忧虑，有人称之为“翻译界的重大突破”，有人却说：“作为一个翻译，看到这个新闻的此时此刻，我理解了18世纪纺织工人看到蒸汽机时的忧虑和恐惧”，也有网友戏称，“大学没有毕业的外语专业学生开始害怕”等等。尽管这些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网络上的众说纷纭，但我们看到，在信息技术与翻译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翻译与机器、与技术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翻译的语言服务功能也由此被一再凸显并备受关注。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语言服务大会”、“语言服务与全球化论坛”等以语言服务为主题的国际国内重要会议不断召开，中国翻译协会2016年年会同时也是“2016中国语言服务业大会”，第20届世界翻译大会的主题定为“人工翻译与机器翻译——翻译工作者与术语学家的未来”，中国翻译协会也将“翻译能力培训与评估（TICAT）”更改为“语言服务能力培训与评估（LSCAT）”。甚至，有学者提出翻译学的技术转向，认为“翻译学在继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等之后已开始技术转向”，并且提出翻译学技术转向的重要影响包括“重构了翻译学的学科构架”、“给传统的翻译定义造成了冲击”、“为翻译研究也带来了新的视角——语言服务”等（张成智、王华树，2016：104-113），也有学者提出应在翻译的定义中“加入更多科技内涵”，将翻译重新定义为“在科技辅助下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陈善伟，2014：325-326）。随着大数据时代下翻译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以翻译为核心的语言服务业的蓬勃发展，语言服务功能在当前各界对翻译的认识与定位中似乎越来越占据重要甚或主导地位，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许钧：在多个场合，我曾就翻译提出了“何为译”、“为何译”、“译何为”这三大问题。在我看来，其中理解翻译的本质是第一位的，对此，我们已经有过非常深入的对话，就翻译的本质特征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译何为”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在许多人看来，翻译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我认为，只有把握了翻译的本质特征，才有可能对翻译进行定位，对“译何为”问题的认识也才有必要的理论基础。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不一致，将直接导致对翻译之用的认识存在显著差异。实际上，要探讨翻译的作用，既可以是描写性的，也可以是探究性的。描写性的研究侧重于对历史的梳理与总结，而探究性的思考则是从一定的翻译观和翻译价值观出发，对翻译应该具备何种功能、凸显何种价值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就目前而言，在对翻译功能的认识上，一般有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首先是翻译的沟通功能，尤其是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功能。符号的创造、使用与转换是人类存在与思维的一种根本性方式，而任何翻译活动从根本上看都是符号转换行为，经由翻译过程中实现的符号转换性创造，人类的思想疆界才得以拓展，人类各民族、各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发展才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促进思想沟通与文化交流是翻译的根本任务所在。在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翻译的沟通功能，力求通过翻译来促进和实现不同文化间真正双向而平等的交流。其次是翻译的建构功能，翻译因“异”而起，为“异”而生，其缘起和必要性都在于一个“异”字，世界之异、思维之异、语言之异、文化之异，这些根本性的差异既是翻译的障碍所在，同时也构成了翻译创造的可能性与空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在语言层面，还是文化与思想层面，翻译都具有建构性的功能。鲁迅所提倡的翻译“不但在于输入新的内容，也在于输入新的表现法”，瞿秋白所认为的“问题根本不在于‘顺不顺’，而在于‘翻译是否能够帮助现代中国文的发展’”，都揭示和强调了翻译在语言建构上的创造性价值。季羡林先生在谈到翻译的作用时，曾以中华文明的发展为例，进行了非常精辟的阐述：“英国的汤因比说没有任何文明是能永存的。我本人把文化（文明）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问题是，既然任何文化都不能永存，都是一个发展过程，那为什么中华文化竟能成为例外呢？为什么中华文化竟延续不断一直存在到今天呢？我想，这里面是因为翻译在起作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若拿河流来作比较，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长葆青春，万应良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季羡林、许钧，2001：3）他的这段话对我们从文化建构与发展的角度来认识与理解翻译的功能，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最后就是你刚刚提到的翻译的服务功能，在当今时代，翻译的形式、内容与媒介以及对翻译的需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加之语言服务行业自身的快速发展，这一切使得翻译的服务功能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进而也促使译学界进一步深化在翻译学科发展、翻译研究和翻译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思考。我觉得，这无疑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对此，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时代发展给翻译活动带来的变化，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翻译的功能与价值是多方面的，不能顾此失彼，仅仅把翻译定位于“语言服务”的功能。我们一直认为，在中国，翻译地位不高，甚至可以说翻译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我想起了法国哲学家、媒介学者雷吉斯·德布雷的一句话：“功能决定地位，而不是地位决定功能”（德布雷，2016：23）。翻译和翻译者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的功能，而对翻译功能的认识的简单化和工具化倾向，对我们真正评价翻译的价值与地位是非常不利的。至于翻译学的技术转向的观点，姑且不论其合理性有多少，我始终认为，所谓的转向体现了认识翻译和理解翻译的一种视角或途径，不具有排他性和颠覆性，是对翻译研究的某种补充、深化或丰富，所谓的重新定位和定义也不是从根本上对“传统”的彻底否定，而是翻译研究在新时期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

二、翻译定位 ：本质把握与历史观照

刘云虹：正如您曾经说过的，时代在不断发展，我们对翻译的思考也要与时俱进，这一点毋庸置疑。看来，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这不仅在法国哲学家贡巴尼翁那里是一个亟待反思的哲学命题，也是新时期翻译研究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在其新著《译学研究叩问录——对当下译学研究的新观察与新思考》中，张柏然教授对数字时代大背景下的翻译与翻译研究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从本质上来说，本来就没有什么网络翻译、纸质翻译之分，在每次媒介革命过后，只有‘翻译’才是永恒的命名。纷繁芜杂的网络翻译和大数据语言服务，只不过是翻译研究洪流中的具体时代现象，只要还是翻译，就必然共享着翻译的特征，承载着翻译的使命，人们可以据此展开与时俱进的思考，而无需解构传统的翻译定义，另起炉灶地重新定义翻译。”（张柏然、辛红娟，2016：253）谭载喜教授也持类似的观点，在《破除翻译“转向”的迷思》一文中，他认为，翻译研究领域之所以出现形形色色“让人头晕目眩、迷失方向”的“转向”，究其原因，“是因为伴随这些‘转向’的出现，人们往往会对翻译本质产生不正确的理解或解读”，并且明确指出，“无论我们怎样谈论翻译的‘转向’，或试图提出怎样的‘转向’，都必须首先解决有关翻译的最根本问题，那就是：翻译到底是什么？它具有怎样的属性？翻译‘转向’之于翻译本质，到底属于何种关系？等等。不解决这些问题，一切所谓‘转向’都只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谭载喜，2016）似乎可以说，贡巴尼翁所质疑的“对新的迷信”在新时期的翻译研究中也有所显现。在贡巴尼翁看来，现代性的特点之一就是掉转头来否定自身，而这又悖论式地构成现代的一个传统，因此现代既是对传统的否定，也必然是否定的传统。如果说每一代都在与过去决裂，那么决裂本身也就构成了传统，因此，“对新的迷信”就成为现代性的悖论之一。对此，他指出，“从词源学来讲，传统就是对一种模式或一种信仰的传承，是在世代延续更替中的传承：它意味着对某种权威的效忠和对某种根源的忠诚。”（贡巴尼翁，2005：7）这就意味着，所谓对传统的否定都不是也不应是一种彻底的决裂，因为，在任何具有趋新倾向的认识和思想中，都必然存在某种权威的和根源的东西需要坚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认识到，不论时代如何发展，也不论时代发展为翻译活动带来怎样的变化，对翻译本质特征的全面认识与深刻把握应成为一切翻译思考与翻译研究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在新时期，要想对翻译有准确的定位，一方面要重视时代语境的变迁以及翻译在其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另一方面一定要以把握翻译本质为基础，否则，所谓对翻译的重新认识与定位就有可能流于表面，难以真正推动翻译研究的深入和翻译学科的发展。

许钧：你说得很对。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探寻本质和规律，这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根本要义。在我看来，当前语境中，如何深入地理解翻译，如何科学地为翻译定位，其关键仍然在于把握翻译的本质，对翻译的本质属性与特征要有深刻认识。目前对翻译之用的思考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对翻译的工具性定位，将翻译的主要功能和价值定位于工具性和服务性，过于从翻译行业和翻译职业的角度来认识翻译。这不仅不利于我们真正把握与实现翻译的价值、评价翻译的地位，不利于我们把握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创造性，也不利于我们的翻译研究和翻译学科发展。针对这一倾向和可能导致的问题，我认为，对翻译的定位，首先要以翻译观的确立为前提，翻译观就是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对翻译基本特征的把握，它决定着对翻译的理论思考以及翻译过程中的种种选择与价值取向。翻译观不同，对翻译的认识和定位就有差异，对翻译之“用”的评价也会大相径庭。而把握翻译的本质，首先必须对翻译的符号转换性有明确认识，它是翻译活动最根本的特征。就像我曾经谈到的，符号的创造、使用与转换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根本性方式，如果没有符号，人类无法认识自身，也无法认识世界、表达世界与创造世界。这样认识翻译，才有可能真正把握翻译的本质，也才能真正认识到翻译始终是人类语言、文化与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建构性力量，并在此基础上对翻译进行科学的定位。为翻译定位，不仅要立足于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与把握，还必须有一种历史目光，从历史事实出发，考察翻译活动与其赖以进行的历史、社会与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进而辩证地看待翻译的作用与价值。这一点同样非常重要。从翻译历史的进程看，一方面，翻译在对目的语的影响与改造、对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塑造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发现，在翻译的理想目标与翻译活动发挥的实际作用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距，翻译产生反作用和负面影响的例子并不鲜见。就翻译的沟通功能而言，人们期待翻译能够促进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交流、理解与沟通，但历史上却不乏对原著随意删改，甚至视为“文学战利品”而任意宰割的翻译事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罗马在军事上征服希腊之后，在翻译中对希腊的文学作品大加删改，丝毫不顾及原作的完整性，完全将翻译当作一种自我展现和凌驾于他者之上的途径。韦努蒂把翻译最重要的作用归结于“对文化身份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清醒地看到，“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通过对异域文本的改造，翻译可以促使目的语文化形成一种对异域文化的基本态度，而这种态度既可能是“尊重”，也可能是“蔑视”或“仇恨”。甚至，在特定语境下，翻译有时竟充当着强势文化侵略弱势文化的帮凶角色，沦为某种殖民的工具。考察中西方翻译史，可以看到翻译的理想目标与实际作用之间所出现的负面的偏差并非个别现象，尤其在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的作用与反作用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刘云虹：这让我想到，翻译的历史定位以及对翻译之用的思考实际上与翻译伦理息息相关。在我们已经展开的对话中，我曾向您请教过有关翻译伦理的问题。您当时着重指出，在如何警惕和抵抗文化霸权这一当今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下，无论从翻译的沟通与交流的根本属性来看，还是就翻译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历史使命而言，对他者的尊重、对异质性的保留与传达，都是翻译伦理的本质诉求。韦努蒂之所以提出翻译的“差异性伦理”，认为翻译的伦理目标在于拓展对不同于本土语言的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的理解与尊重，原因就在于他明确认识到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通过对文化身份的塑造，翻译对社会产生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并“将在地缘政治关系中强化国家间的同盟、对抗和霸权”。同样，贝尔曼的“尊重他异性的翻译伦理”也是源于他对西方翻译传统中长期存在的“民族中心主义翻译”和“超文本翻译”的深刻反思。可以说，只要处于不对等状态中的各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存在，以“尊重”为核心的翻译伦理诉求就始终存在，也就更需要我们从翻译本质出发、从历史语境出发，对翻译进行一个准确的定位，进而辩证地认识与把握翻译之用。

许钧：是的，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行为，翻译活动反映的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甚至可以说，翻译是主导民族间相互关系的一种重大力量。我在《翻译论》中曾指出，“为翻译定位”这一说法来自尼南贾纳的《为翻译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和殖民语境》一书。在这部著作中，她强调“翻译”一词“并非仅指一种跨语际的过程，而是对一个完整问题系的称谓”（尼南贾纳，2001：122），因为“在后殖民的情境下，翻译的问题系成了引发有关再现、权力以及历史性这诸多问题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场点。”（同上：117）由此，我们看到，尼南贾纳眼中的为翻译定位，不是以规定性的手段简单地说明翻译应该发挥何种作用，而是通过对具体翻译事实的分析，揭示出翻译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远远没有被人们所认识，尤其是翻译所起的负面作用和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应该说，尽管通过对翻译活动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看到翻译就整体而言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但在意识形态和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作用下，翻译有时也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沦为文化霸权或殖民统治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单单从作用的角度认识翻译仍然不够，为翻译定位，我们还应充分认识与把握翻译的价值，建立翻译的价值观。

三、翻译价值的认识与把握

刘云虹：当今时代，在“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需求导向下，在信息技术和翻译科技的助力下，翻译的语言转换和服务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并且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翻译的职业化特征似乎越来越显著，有学者认为当前的时代是翻译的职业化时代，也有学者提出要结合信息时代的特点重新定位与定义翻译职业。这些都是翻译在新时期出现的新变化，不容忽视，那么，针对目前翻译所面临的新形势，我们应该如何科学认识与把握翻译的价值？

许钧：我想，要认识翻译的价值，我们首先必须区分翻译的精神性与物质性，具体而言，在物质方面，可以彰显翻译的语言服务功能与行业特征，就像你刚刚所说，这一点值得关注和重视；在精神方面，则应考虑翻译在社会发展、文化传承与交流、思想创造以及国家建设等方面究竟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体现怎样的价值。我曾提出，翻译具有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和历史性这五方面的根本属性，这五个方面既是对翻译的基本理解，也是对翻译价值的基本认识。具体来说，翻译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它对社会交流与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翻译对社会的推动作用，首先在于翻译促进人类社会从相互阻隔走向相互交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狭隘走向开阔。借助翻译，人类社会不断交流其创造的文明成果，互通有无，彼此促进。翻译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其次在于对民族精神和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精神的塑造和思维的改造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而翻译对于这两者所起的作用往往是直接而深刻的。考察中西方翻译史，这方面的例证非常丰富，鲁迅在他毕生的翻译活动中所竭力追求的，就是通过翻译实现精神的塑造和国人思维方式的改造。翻译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还在于对社会重大政治运动和变革实践的直接影响。翻译的文化价值与人类相互交流的发展需要密不可分。任何一个民族想谋发展，都必须走出自我封闭的窠臼，无论自身的文化多么辉煌、多么伟大，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在不断碰撞，甚至冲突中逐渐相互理解、相互交融。正是翻译，促使了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的拓展，在内涵上的丰富。翻译的语言价值从根本上说就是翻译活动对语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翻译对于语言改造和语言建设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得以体现，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国外如德国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促进了现代德语的诞生；国内如“五四”时期的翻译推动了白话文运动，对现代汉语的形成功不可没。翻译的创造价值体现在社会、文化和语言等多个层面，从社会角度看，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必须以交流为基础，交流有利于思想疆界的拓展，而思想的解放又构成了创造的基础；从文化角度看，翻译中导入的任何“异质”因素，都是激活目的语文化的因子，具有创新的作用；从语言角度看，要实现原作生命的延续与丰富，并真正保留和传达原作的异质性，翻译中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语言的创造性转换。当“本我”意欲打破封闭的自我世界，向“他者”开放，寻求交流并打开新的疆界时，自我向他者的敞开本身就孕育着一种求新求异的创造精神。正是这种创造精神构成了翻译的创造价值的源泉。翻译的历史价值蕴含在翻译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所做出的实际贡献中。考察人类文明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历史的每一次重大进步与发展都离不开翻译，每一次重大的文化复兴都往往以翻译为先锋，都伴随着翻译的高潮。为此，我们要树立翻译的历史价值观，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翻译活动不断丰富的内涵和不断扩大的可能性。从本质上看，翻译的社会性重交流，翻译的文化性重传承，翻译的符号转换性重沟通，翻译的创造性重创造，而翻译的历史性重发展。立足于对翻译本质的把握，我们就不难发现，翻译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这五个方面恰好构成了翻译的本质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也正是翻译精神的体现。

刘云虹：翻译在精神层面的价值确实非常重要。翻译活动涉及并作用于人类社会发展、文化交流和文明传承的方方面面，乃至渗透在人们日常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时时处处，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翻译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的形成、精神世界的建构以及思想文化的丰富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引导和建构意义。尤其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今天，翻译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维护文化多元所具有的特殊价值是我们应予以特别关注和思考的。从历史来看，人类正是在各种文明几千年的相互交流与交融中得以发展的；从现实来看，在当今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中，如何警惕和抵抗文化霸权、谋求各民族的共同发展，这应该说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在讲话中强调世界各民族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如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他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习近平，2014.3）；又如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他指出：“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同时就如何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明确提出了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和科学对待文化传统四项原则（习近平，2014.9）。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先生也曾明确表示：世界的民主与和平有赖于语言的多元与文化的多元。应该看到，在维护语言与文化的多元，进而推动人类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诉求中，翻译因其自身具有的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的精神价值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如何认识翻译、如何把握翻译的本质与翻译的精神，这在当前的历史语境下就更加凸显出具有某种战略意义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许钧：的确如此。无论为翻译定位，还是认识与把握翻译的价值，都要考察翻译是在何种历史、社会与文化语境中展开的，并思考翻译活动在这样的语境中所欲达到的目标。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西、古今关系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重新认识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价值观，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异域文化平等交流并互为丰富，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根本诉求。对翻译界而言，翻译活动与翻译研究的语境也相应地在发生着改变，总的来看，可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与推进，政府和各界越来越关注并重视翻译，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翻译对一个国家的形象建构、文化软实力的增强以及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提升都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另一方面，有不少涉及翻译的重要问题亟待我们关注与思考：翻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进程中应承担怎样的责任？中国文学、文化怎样能够在“走出去”过程中得到真实而有效的传播？如何从中国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平等交流、共同发展这个开放的视野下来认识与理解翻译？如何促使翻译在社会发展、文化建设以及中国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凸显其应有的价值？在当前对翻译价值的认识中，除了我前面提到的对翻译的工具性定位的倾向之外，还有一种倾向也值得注意和警惕，就是对翻译的单向性定位，把翻译活动看作一种单向性的活动，只重输出或只重接受，而没有真正以文化双向平等交流为根本目标来思考相关翻译问题，这一点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并导致了某些狭隘、功利和单向主义的翻译观念与翻译行为。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翻译的交流与沟通作用对两种文化都是非常有益而必要的，双向平等交流，这不仅是翻译文化价值得以实现的保证，更是各种文明真正得以交流互鉴、通过他者之镜认识自身并丰富自身的保证。这些问题、倾向和思考都需要我们在把握翻译本质、考察翻译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形成科学的翻译价值观。

刘云虹：翻译价值观的最终形成，既有赖于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对翻译历史语境的考察，有赖于对翻译目的、翻译过程以及翻译模式和方法的分析与思考，又反过来将有助于我们对翻译路径、翻译模式与方法、翻译原则等涉及翻译的根本性问题进行准确而合理的认识和把握，进而更有效地发挥翻译之用、推进翻译事业的发展。目前，在各界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的普遍关注中，以忠实为原则的翻译观念、翻译方法以及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的价值判断与选择等一系列涉及翻译的根本性问题在翻译界、文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都引发了不小的质疑和争议。某些模糊不清的认识、某些绝对化的观点甚至使翻译的合法性与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拷问。对此，翻译界不应拘泥于对问题或现象的表面化探讨，也不应局限于单纯的文本研究和个案研究，而要从翻译具有的社会、文化和创造等多元价值出发，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异域的他者文化进行平等交流与对话的诉求出发，以历史的目光、发展的立场和开放的视野，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时代语境下的文学对外译介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只有这样，才能杜绝翻译观念与翻译行为的功利主义倾向，也才能真正有效地推进文学的对外译介与文明的交流互鉴。同样，翻译价值观的最终形成，有助于我们准确认识与把握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的种种选择及其意义，进而深化对翻译主体与翻译过程的研究。我曾以林纾、鲁迅和傅雷的翻译为例，对翻译方法的选择与翻译价值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通过分析发现，无论是林纾的“意译”、鲁迅的“直译”，还是傅雷对“以流畅性与可读性为显著特征的译文语体”的运用，三位译者对翻译方法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他们心目中翻译所承载的价值，也就是说，在翻译救国新民、翻译振兴中华民族、翻译重构文化的不同目标与理想下，林纾、傅雷和鲁迅在各自的翻译中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您对傅雷的翻译有非常深入的研究，能否请您就如何认识傅雷的翻译及其价值谈谈看法？

许钧：好的。傅雷的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不仅与他的赤子之心、人文情怀相连，与他的翻译精神相连，更与时代、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我们应从社会、文化和历史等多个方面对傅雷的翻译及其价值加以认识和把握。就社会价值而言，傅雷作为“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始终以开启民众之心、激发民众之情为自己的社会责任，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他之所以选择翻译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完全出于他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出于他希望将激情和光明带给国人的拳拳爱国之心。通过翻译启迪民心、拓展民智、振奋民情，这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影响，对于当时苦闷而迷惘的中国青年有着莫大的激励，其社会价值不可谓不重大。就文化价值而言，首先在于傅雷的翻译对法国文学和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所发挥的不可估量的作用，罗曼·罗兰和巴尔扎克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傅雷的精妙翻译。此外，傅雷翻译的文化价值尤其体现在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美学思想的结合上，在毕生的翻译活动中，傅雷始终以沟通东西方文化为己任，并始终选择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思考东西方文化问题，主张以“化”和“通”的方式融合东西方文化。这种思考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在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的今天，跨文化交流的根本目标是既要保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灵魂，又要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将二者结合起来以创造出与时代相适应的独特的中国新文化。这是傅雷翻译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就历史价值而言，傅雷既是一位翻译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的翻译不仅具有文字和文学的价值，更具有深厚的文化思想价值。傅雷的翻译是与其知识分子的精神、文艺家的追求和思想家的胸怀相契合的，傅雷翻译的价值通过历史文化的空间保存下来并将不断发扬光大，同时也必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得到丰富和拓展。在我看来，要真正理解傅雷和他的翻译，必须对“翻译”这两个字有深入的理解，只有理解了翻译、把握了翻译的多元而重要的价值，才有可能打开一条通路去认识和理解傅雷的翻译以及翻译背后的傅雷。

刘云虹：是的。傅雷的翻译是一笔十分可贵的精神财富，其中凸显出的思想文化价值与时代意义对于我们今天认识翻译、理解翻译都是不可或缺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在21世纪的今天，几千年来人类积累的一切理性知识和实践知识依然是人类创造性前进的重要基础。只有不断发掘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和丰富知识，我们才能更好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开创人类会的未来。”（习近平，2014.9）在人类优秀思想文化和丰富知识的发掘与利用中，以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为本质价值与精神属性的翻译必然任重道远。只有从思想传承、文化交流、社会发展、语言创新与服务等多个层面对翻译的价值加以探讨与把握，才能促使翻译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基金项目：本文是刘云虹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学外译批评研究”（编号：16BYY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云虹，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许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研究方向：翻译学与法国文学。

本文原载《中国翻译》2017年第6期，第54-61页，参考文献从略。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发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